馬青博客
凝聚水珠，點燃火苗，反洗腦。
《從簡筆畫想到》
作者：馬青
四川信息工程大學銀杏酒店管理學院圖書館，借還書崗。從2015年9月開始，我在此處混飯。學生還書，其中有本《簡筆畫》。簡筆畫一下把我拉到1980年代。
那陣，我剛從南充醫學專科學校畢業不久，分配到四川省衛生管理幹部學院，在學報編輯室擔任學報編輯。工作輕鬆，單位離家很近，騎自行車，五分鍾就到。
因為印刷、出版學報要跑印刷廠，就有脫崗借口。常常，上班途中，我騎上我的墨綠色飛鴿26自行車，一溜煙地騎到人民南路去。去幹啥？逛新華書店。
我不去一樓的書店門市，而是直接上書店二樓的內部售書處。飽完眼福，或者，買一兩本書後，再慢悠悠地沿著成都半邊橋街自由市場騎回去上班。路上，要經過西禦街的新聲劇場、清真牛肉館、“美琪”理發店、“老媽火鍋”（後來成為成都市火鍋名牌的“老媽火鍋”，當時，還是很小的鋪麵）、“王胖鴨”……間或，我的忘年交——同事王姐，會和我一起騎車衝出校門，去太升南路買絲巾。那會兒，太升南路還沒有手機、電腦可賣，隻有服裝小販用蛇皮袋從深圳販運回來的絲巾或各種新舊衣服。記得，除了絲巾，我買了一件舊連衣裙，似乎還穿了一段時間。成都人稱“跑單幫”的小販為“竄竄兒”，言語間，帶著明顯的歧視，意指東竄西竄的。殊不知，這幫人率先富起來。
王姐的父親是中共建政前的華西醫大畢業生，1950年代，每月工資一百多，屬於高級知識分子。“文革”中，因被批為“反動學術權威”而自殺，我無緣麵見。她的母親是老師，性格溫和而堅毅，一說話就笑眯眯的。和我一樣，王姐也畢業於國家級重點中學成都市第四中學（後來更名為石室中學）。盡管是尖子生，但趕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她也被洪流裹挾。去支邊前，四中校長王侃親自到她家去，說服她，別去西雙版納。她從小博覽群書，博聞強記，數理化成績好得驚人，是學校數學小組成員。當知青時，她憑著記憶，寫下整本《簡愛》，拿給知青夥伴們傳看。去年，她把這本她手寫的《簡愛》拿給我看，泛黃起皺的稿紙上，字跡剛勁端莊。我很想讓她送給我，但沒好意思說出口。和我大表哥一樣，王姐也是自由主義者，說起“偉大領袖”就咬牙切齒。在我從樹苗長成大樹的過程中，她做了最初的澆水和培土。
有時，我會騎車去人民南路上的四川省圖書館，找我的大表哥。當時，他被四川省委書記魯大東點名批評，說他裏通外國。一個圖書管理員，為何被省長點名？話說，1979年某天，他失眠時，突然福至心靈，想，萬有引力不對，應該是萬有斥力！銀河係那麽多星球，無時無刻不在爆炸，爆炸力是推力，就像，手榴彈爆炸產生推力一樣，是推力把人和蘋果推到地麵上，而不是地心裏麵的引力把人拉在地麵上。他把他的萬有斥力說寄給美國天文學會，美國天文學會邀請他去開年會，被中共郵檢製度發現。結果，美國無緣前往，還成為1983年成都市清除精神汙染的典型人物。
針對清除精神汙染，曾經流行一句順口溜：“精神汙染是個筐，什麽都往裏麵裝”。當時，我大哥就被裝了進去。
我叫我的大表哥為大哥，他是我父親的姐姐的大兒子，也是我的精神教父。我的姑爹（也就是他的父親）是中共地下黨員，奉命潛伏進國民黨軍隊，後來，差點成為成都十二橋烈士。據說，當時他得到一個口信，成功逃生。中共建政後，他的個人成份被劃成偽軍官，雖然，他的情報工作有助於成都“解放”。
盡管，大哥在成都市另外一所名校七中讀書，成績好得一塌糊塗，但因為其父“曆史問題”，被劃為異類學生，繼而，被剝奪考大學的權利和正式分配工作的權利。如果不是“偽軍官”三個字，高中畢業後，他本應被成都市銀行學校錄用。那樣的話，他的人生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了。
大哥一向自由散漫，思想異端，對我價值觀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如果你是老成都，你可能還記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四川省成都市有個長發飄飄的男人騎著自行車東遊西蕩，他，就是我大哥。
那會兒，去找他，無非說幾句話，聽他擺一下龍門陣，打打精神牙祭。從小，我就喜歡聽他神侃，天南地北，抨擊時政、攻擊黨、藐視“偉大領袖”。後來，我對他說，我的“反動”來自於他。他不承認，但卻是事實。不瞞你說，我很小的時候，啃過他的腳趾頭。那時，我還在咿呀學語，他已經長大成人。
有次，他到我家來玩，和我爸爭執起來，我爸說，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他說，工人階級不可能領導一切！當時，我三歲左右，坐在白色蚊帳環繞的我爸媽的大床上玩耍，他已經在四川省圖書館當臨時工了。
大哥時不時地推薦一些書給我看，比如，外國小說《白鯨》、《卡拉馬佐夫兄弟》。我第一眼見到《聖經》，也是在他家。
話說回來。我剛參加工作那段時光，悠閑得照葫蘆畫瓢地畫簡筆畫，沒事就聽交響樂、做布藝、織毛衣。我的閨房裏，牆上滿是我照本宣科畫的簡筆畫，床頭櫃上是交響樂磁帶和日立牌卡式收錄機，竹書櫃上放著我的布藝畫、瓷板畫。那陣，我喜歡看舒婷、顧城、張承誌、張賢亮、黃宗英、蔣子龍、高曉聲、馮驥才、劉索拉、三毛、林清玄，買《走向未來叢書》，看《十月》、《花城》、《當代》、《小說月報》、《報告文學選刊》、《譯林》、《文匯月刊》……那會兒，我尤其喜歡三毛、陳染、劉索拉、黃宗英，特愛看《文匯月刊》上的雜文，還喜歡泰戈爾和勃朗寧夫人的詩。
1985年，我從南充醫學專科學校畢業。在我爸的數次奔跑下，我分到四川省衛生管理幹部學院。去衛幹院報到時，院方讓我去附屬醫院當眼科醫生。但我早就拿定主意，堅決不從醫。為啥？畢業前，在綿陽地區人民醫院實習時，內科住院部某醫生把自己需要的藥開在住院病人頭上，叫我去取。這還不說，我實習的某個內科病房還出了一次醫療事故，直接導致一位二十多歲的女人無故死亡，但院方推卸責任。醫生和醫院如此惡濁，我無法忍受。更何況，原本我就不喜歡學醫。
我爸有句口頭禪：無為而治。就是說，順其自然，絕不幹涉我。我不當醫生，我爸就任由我放棄專業。當然，我讀那所學校太一般，我爸我媽曉得，我憑那個文憑，搞不出個所以然來。如果我讀的是華西醫科大學，我父母會不會在我選擇工作上幹涉我，那還真是個問號。
小學和初中，我都是尖子生，年年當選為“三好學生”，獎狀一大把，門門功課都在97分以上。小學，有次考地理，胖乎乎的地理老師說，誰要是考一百分，我在手板心上給他煎魚。結果，我考了一百分。
我第一批入隊，第一批入團，標準的“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積極參加各項政治活動，相信共產主義天堂，夢想解放台灣、解放全人類。初中畢業，我從成都市第十四中學考進成都市第四中學（就是現在的石室中學）。高二文理科分班，我隨大流，選擇了理科。就我讀文科還是理科的問題，我爸專門去征求我的班主任張老師的意見，張老師說：“馬青當然讀理科了！英語、數學給她拉分！”當時，在大家眼裏，學文科的都是“瘟豬子”（學習成績不好的）。我的文科好，英語、語文手到擒來，數學完全沒問題，但物理、化學聽得雲裏霧裏。
在老師、家長、同學的裹挾下，我迷迷糊糊地讀了理科。這個選擇成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失誤，也成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英明決策。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在漫長的二十來年裏，我、我媽、我爸都深深懊悔我沒學文科。我們一致認為，我要是學文科，不考上北大，也會考上複旦。事實，可能真是如此。給你舉個例，你就知道我所言不虛了。小學時，我所在的502廠子弟校搞了個作文比賽，小學、初中混在一起比，我一舉奪魁。還有，學校搞成語比賽，我也力拔頭籌。我把成語拿來首尾相連，輕易而舉地背下讓同學們瞠目結舌的一長串成語。二三十年後，電視娛樂節目上，才出現成語接龍。
1977年，因為“文革”內戰而中斷十年的高考開始恢複招生。由於招生人數的限製，很長一段時間，考生都“一顆紅心，兩種準備”。“一顆紅心”，是指，為實現現代化而攀登文化科學高峰的革命理想。“兩種準備”，一種是考上全日製大學；另一種，如果考不上，則堅持自學或業餘學習。
1983年，我從成都四中高中畢業，參加一考定終身的高考，考砸了。高考分數385分，物理隻得了35分。那年，本科錄取線是420分。拿到分數那天，我關蚊帳裏痛哭了大半天。
因考前填寫了“服從分配”，被分配到南充醫學專科學校。1982年，揭發醫療亂象的“走廊醫生”蘭越峰畢業於這所學校。當然，她被世人所知，是在很多年以後。
南充醫專完全不是我想象的大學，隻有一棟實驗大樓、一棟教學樓、兩棟宿舍大樓和一個食堂，沒有我曾經設想的人文類公共課和各種社團組織。好在，我大哥隨時來信。在一小段時間的鬱悶後，我走出我的高考滑鐵盧陰影。除了大哥對我的精神安撫，我姐、我媽也隨時給我寫信，同時，我的高中同學也不停地給我來信。那陣，我睡上鋪，我的對麵上鋪上是一位嬌小玲瓏的女生，來自重慶。她父母親都是軍醫，我和她成為密友。南充三年，如果沒有她，可能難過許多。
後來，到了我開始關注公共題材時，我才曉得，好在沒學文，要是學文，我的思維和思想早被黨文化、八股文和各種政治紀律捆綁死了。
我的成長過程中，我的小學語文老師馬老師對我也影響深遠。語文課課本上，講到反潮流小英雄黃帥的時候，馬老師就按下黃帥不講，給我們講魯迅的散文《秋夜》。至今，我還記得馬老師嚴肅地一字一句地念到：“我家門前有兩棵棗樹……”
我就讀的小學，是成都3508廠（也叫502廠）子弟學校。3508廠的全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508廠，該廠是軍需被服廠，上級主管單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廠門口，除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508廠”這幾個字外，還有個大大的紅五星。這個紅五星，伴隨我長大，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讓我自豪無比。每天早上，我媽都會踏著廠裏播放的軍號，一路打著噴嚏，去食堂買稀飯、饅頭。
我上小學時，每周都有勞動課。上勞動課時，馬老師會帶我們去廠裏的農場去幹活，除草、收紅苕之類。有次，勞動間隙，馬老師叫我們爬上一人多高的牆壁，讓我們挨個往下跳，他在下麵，張開雙臂接我們。七十年代，馬老師的教育方式非一般老師所能及。
我父親那個家族的人，全都血氣方剛，包括我爸的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比起我姐來，我血性得多，我直接遺傳了我爸的火爆脾氣。除此之外，馬老師的教育方式也加助了我的勇敢和勇猛。馬老師畢業於成都市西北中學，為人正直，絕不搞弄虛作假那套。哪個同學撒謊了，順走某個同學某個文具了，他會氣得發抖，然後，在黑板上用方方正正的正楷板書：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在省衛幹院上班的四年當中，我的大多數衣服都是我姐給我做，一件衣服上身就不脫，一直穿下去。我姐叫我“盯一件”。那陣，我還不是物質女、購物狂，還沉浸在精神世界裏。
我媽說，我家每年都會用一個人一個月的工資來訂閱期刊雜誌，就是說，每年，我爸會花六十多塊錢訂各種書報，其中，有《參考消息》，也有給我姐訂的《音樂》。
我姐喜歡唱歌，音準好，節奏感強，我喜歡跟著我姐唱，我姐不厭其煩地教我，盡管，在我姐眼裏，我是個“左嗓子”。《乘著歌聲的翅膀》、《重歸蘇蓮托》、《深深的海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所有外國名歌都是我姐教我的。我姐對我的影響，是潤物細無聲。我姐當時有一本歌本，叫《外國通俗歌曲大全（金曲301首）》。我姐看得懂五線譜和簡譜，但隻有會唱的歌，我才哼得出譜子。沒法，在音樂方麵，我就是差一根筋。
我姐生於1959年，趕上1959年——1961年的大饑荒。我姐當過紅衛兵，我曾經無比羨慕她這點。輪到我時，隻有紅小兵當了。後來，紅小兵改叫少先隊員。我媽總是重複描述一個畫麵，畫麵上，我姐對帶她的婆婆說：“婆婆，我餓！”我媽懷她的時候，肚裏缺油水，有次，我媽一口氣吃了兩斤紅苕。
我和我姐中間，還有一個女孩，叫馬蘭。我媽說起我姐馬蘭時，總說她是大眼睛，很漂亮。馬蘭生於1964年，比我大一歲。馬蘭滿月時，是寒冬臘月，我媽背著她去我奶奶家，路上受涼，從感冒演變成急性肺炎。我媽是502廠衛生科的婦產科醫生，她的同事中間，有個J姓中醫師。我媽請J醫師給馬蘭開了一副中藥，結果，中藥沒把肺炎治好，我媽眼睜睜地看著我姐馬蘭死了。
我媽我爸對我百般寵愛，尤其是我媽，一輩子都把我放手心裏捧著。可能，我姐馬蘭的死是他們對我嗬護有加的最根本的原因。
我媽也喜歡唱歌，即使現在，八十六歲了，還時不時地哼歌。我媽唱的歌當然是紅歌，《十送紅軍》、《洪湖水浪打浪》、《在太行山上》、《保衛黃河》之類。在紅歌和外國歌曲的旋律中，我逐漸長大。音樂和詩歌是相通的，如果你想寫詩，多聽音樂。
我媽1953年參軍，當了三年兵，在部隊醫院做助產士。後來，穿著軍裝到了成都軍需被服廠502廠。在廠合唱隊，我媽認識我爸。
我媽是沒入黨的黨員，甚至，拿她自己的話說，比黨員還黨員。到了晚年，就順理成章地成了馬列主義老太太。我們家相冊裏有一張照片，照片上，我站著，我媽下蹲，我媽捧著紅寶書指給我看。我斜著眼睛，皺著眉頭，看樣子，也就四歲不到。我媽從我懂事起，就給我憶苦思甜，說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解放前白色恐怖，解放後勞動人民翻身作主人。現在，我媽說共產主義確實是烏托邦，不可能實現，但改革開放好，穿的、用的、耍的比三十年前不知好了多少倍，中共慢慢在改，好日子還在後頭。一帶一路更是好，你好我好大家好，連美英法學者都給中國點讚。
我媽是資深愛國者，床頭插著小紅旗，看見衛星發射、奧運會奪冠、“自主創新”、國家超級工程就亢奮。她老人家是我們家的新聞主播，國家政策如數家珍。啥子土地流轉、社保異地結算、博士生漲工資、兩個一百年戰略決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調結構轉方式、供給側改革、一帶一路，等等。我媽唯一痛恨的是毛魔，說他是大流氓、十惡不赦，奸淫女人，整死無數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她對毛屠夫的憤恨，主要來源於她看的《炎黃春秋》。我媽時常歎息，再年輕十歲就好了，就可以看到更美好的未來了。我媽常勸我：政府一直在改，你慢慢看，會好起來的！少在網上東說西說，看問題要全麵，要辯證地看。秦火火一出事，我媽就緊張。薛蠻子上央視認罪時，我媽也緊張。我媽說，現在言論自由，不像以前，稍不注意，就是現行反革命罪，但還是要注意分寸，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不要亂說，不要亂轉帖，別造謠、信謠、傳謠，弄不好，整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帽子來戴起。
在我媽勸我的過程中，雅安蘆山地震了，官方公布：200多萬人受災，196人遇難，21人失蹤，13484人受傷。天津港爆炸了，官方公布：事故總遇難人數為173人。昆明發生“暴恐案”了，官方公布：31人死亡，141人受傷，其中，40人重傷。訪民徐純合被佩槍警察一槍斃命了，大學生魏則西被醫死了，牙醫陳仲偉被砍死了，抓嫖警察盧紅奎被電死了，環保專家雷洋被足療死了。當然，我媽不認為這些事件和一黨專政有關。
我姐和我媽不一樣，不老是勸我，對我說了幾次“過自己的日子”後，見我我行我素，不可救藥，就閉嘴不說了。我姐夫認為，中國這麽大，隻有共產黨才管得好。我前夫是毛粉，對毛屠夫佩服得五體投地。一說起毛，我們就會一陣大吵。我兒子從小受愛國主義、反智主義教育，直到二十歲左右，看見五星紅旗升起，還忍不住地冒淚。在看我發帖的過程中，他總是不由自主地，經常說我負麵情緒多、隻看陰暗麵。
我在我們家，是“一小撮”。好在，我還有個大哥，可以推心置腹。
我父親進入502廠、參加工作之前，是成都綢緞鋪的學徒工。“解放”給了他重新做人的機會。在我姑爹、姑媽的影響下，他練字、看書，參加工作，當上縫紉工後，也抄抄寫寫的。慢慢，當上工人通訊員，再從工人提幹，進了計劃科。後來，成為廠長禦用筆杆子。八十年代初，四川人民出版社把我父親調去做文藝編室的編輯。從“解放”初，到我父親搞編輯工作，這中間，我父親寫了很多他自鳴得意的短篇小說、中篇小說、曲藝、雜文。從“建立新中國”、“抗美援朝”、“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文革”、“打倒四人幫”，到“改革開放”， 我父親都一路歌功頌德。因為種種原因，他在廠裏未能入黨，直到去了出版社後幾年，方才如願。並且，後來成為四川文藝出版社文藝編室黨支部書記。我父親晚年喜歡看《炎黃春秋》，他多次明確表示，讚成多黨製。但在讚成多黨製的同時，他又寫打油詩，喊共產黨萬歲。
因為我父親喜歡舞文弄墨，所以，我家書香、墨香、畫香不斷，這種藝術氛圍直接把我送進詩的王國。從小，我就在明信片上看李少言的版畫，長大點後，看郭沫若的詩畫集《百花齊放》，看《萊蒙托夫詩選》、《普希金詩選》、《泰戈爾詩選》。齊白石、徐悲鴻的畫我是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後來更名為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明信片上看到的。我翻來覆去地看那兩套明信片。
在四川省衛生管理幹部學院工作那四年，是我這輩子最輕鬆的四年。睡覺之前，我會在巴赫、肖邦、門德爾鬆、舒伯特、李斯特、柴可夫斯基……之間，挑出一盤磁帶來聽。或者，看幾頁書，再閉眼。一去單位上班，同一個辦公室的王姐就喜歡我得不得了，青妹青妹的不離口，還接二連三地給我介紹男朋友。她騎鳳凰28，我騎飛鴿26，我們一前一後，或者，並肩騎行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上。目的地：去介紹人約定的地方見麵。我的前夫就是在無數見麵後，最後出場的。
我是六零後，“文革”前夕出生。二十歲左右，正好趕上八十年代思潮，經曆了“科學的春天”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接受了西方自由主義洗禮。從那時開始，直到2009年，我是標準的文藝女青年，喜歡看小資刊物，比如，《萬象》、《書城》、《藝術世界》、《三聯生活周刊》，聽藍調、搖滾、民謠、美國鄉村音樂，追看藝術電影。2009年，我開始轉型，關注起公共題材。再後來，著手寫“反詩”，逐漸奔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一小撮”。
讀小學時，某天，我的語文老師馬老師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在紙上畫了兩條路，一條直路，一條斜路。馬老師咬緊嘴唇，神情嚴肅地說：“馬青，同學們都說你驕傲！這是兩條路，你走哪一條！”沒想到，後來，我確實走上了一條斜路，不僅斜，還斜得無可救藥，直到，和眾人反向而行。
王姐後來離開大陸，雖然痛恨當局，但她主張漸進改良。她說：“成都變化好大啊！二環路高架橋，一轉眼，就修起了！不得不承認，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好處！”看了全國那麽多城市，她覺得，成都的現代化程度是數一數二的。她說，中國人口太多，亂不得，亂了還是小老百姓遭殃。
馬老師和我大表哥也都主張漸進改良，但我覺得漸進改良早就沒戲了，1989年6月，追碾平民、學生的黨衛軍坦克宣告漸進改良壽終正寢。我是沉船派，主張推牆、沉船。終於，幾十年後，我徹徹底底地走向斜路，從共產主義接班人變成共產主義掘墓人。
2014年5月4日,“習一尊”到北京大學溜達，對萬般激動的大學生說：“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而青年又處在價值觀形成和確立的時期,抓好這一時期的價值觀養成十分重要。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樣,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錯了,剩餘的扣子都會扣錯。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
我的第一顆扣子扣得端端正正的，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新中國，但最後，我還是從乖乖女、文藝女青年變成自由主義者、“反黨反社會主義”者，舉起飛刀，甩向我曾經戴著紅領巾宣誓熱愛的中國共產黨。
我從小就靦腆，見了生人總是臉紅。我媽我爸可能萬萬想不到，我會變成鋼鐵俠。後來，我二表哥（標準毛粉、自幹五）當著我媽我爸的麵說，是我大表哥影響了我，把我帶往資產階級泥坑。聽了這話，我大表哥當著眾人的麵，傷傷心心哭了一場。
其實，我之所以變成這樣，主要和我曾經的靈魂伴侶有關。關於他，以後再講。
附圖簡筆畫是我前幾天的依葫蘆畫瓢。希望哪天沉船成功，我可以有時間畫畫。
我媽對我的擔心不無道理，雖然，我從未想過我會因為轉發某個帖子犯法。要出事，也出在我自己的文字上，咋可能因為轉發呢？問題是，我還真就因為轉發被專政了。
2016年5月4日第一稿 於郫縣犀浦紅光
2016年5月17日第二稿 於郫縣犀浦紅光
謝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