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著玉林逛一圈 2——王婆婆，安仁，收租院

《繞著玉林逛一圈 2——王婆婆，安仁，收租院》

作者：馬青

出文具店，看見賣鞋墊的王婆婆坐在店外縫鞋墊，她在成都一環路玉林北街街口做鞋墊、賣鞋墊，有十來年了。
王婆婆說，她是安仁鎮那邊的人，說完這句，又補充道：“劉文彩那兒的！”

我出生於1965年，那年，中共開展為文革鋪路的“四清”運動，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翻過這一年，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吞吐紅色火焰。1965年，正在走向柬埔寨“一號大哥”的殺人惡魔波爾布來中國拜碼頭。雖然，這回沒有見到毛魔，但中國當時的理論權威陳伯達等人給他講述了“中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槍杆子裏出政權”、“堅持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共產國際”等理論。這一年，他還見到康生，康生那套鏟除內奸的“理論”讓他頓時眼睛發亮。

1965年春天，舞劇《白毛女》在第六屆“上海之春”上首演，火爆全國。我在我媽羊水裏傾聽人世時，一準聽到過“北風那個吹”。

1972年，我在3508廠子弟校上小學。我的整個小學期間，文革進入尾聲，但第一次造神運動還在繼續中，在“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和“咱們工人有力量”的嚎叫聲中，孔家店被砸得稀巴爛，鑽研業務被貼上“白專道路”標簽，全國吃瓜群眾盯著“八個樣板戲”看。雖然，說的是“抓革命，促生產”，但革命和生產並非並列，大人們三天兩頭地開會學習，“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買啥都憑票、排隊，吃飽肚子是頭等大事，男男女女都穿灰黑藍，擁有“三轉一響”——收音機、自行車、縫紉機、手表——是生活富足的表現，出身工廠令人自豪，出身於工廠的幹部家庭更令人自豪。有台灣、香港，或者，國外親屬，是倒了八輩子黴。愛情、戀愛、性、荷爾蒙、曲線美這些字眼，在全中國每個犄角旮旯都找不到。當然，高幹書櫃裏，可能找得到。膽子大的家夥傳看手抄本《少女之心》和《第二次握手》，膽子再大點的抱著電子管收音機收聽“敵台”。那段時間，我後來的女友兼精神導師王姐正在雲南當知青，她憑記憶加自己的文筆寫下《安娜•卡列寧娜》的故事梗概。這本手抄本，成為她所在那個知青點的精神食糧。那段時間，大陸和台灣互相空飄、海飄，互相對對方施以宣傳攻勢，同時，鄧麗君紅遍香港和東南亞。不過，時間要繼續前行十來年，她的歌，《海韻》、《千言萬語》、《空港》等等才會橫掃大陸。當時，我是好學生、語文課代表、學習委員、中隊委，年年“三好”，絕不看這些黃色小說，對毛詩詞和毛書法佩服得五體投地。那會兒，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正在柬埔寨血腥屠殺柬埔寨愚民。當然，當時，我不知道。我媽那陣天天拿《參考消息》回家，上麵每每寫到西哈努克親王、波爾布特、紅色高棉，還有，美國入侵越南。《參考消息》上，西哈努克親王和波爾布特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既然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親王和波爾布特自然也就是正義的化身、革命的化身。至於說美國，既然是美帝國主義，既然是紙老虎，既然入侵越南，當然罪惡滔天，且不堪一擊•。

小時候，大人們說蔣介石是蔣該死，說抗戰勝利後，他從峨眉山上下山來摘桃子。說劉文彩是成都大邑縣安仁鎮的大惡霸、大地主，每天喝人奶，一個人用五六個奶媽。他把冷月英丟進水牢，直到下半身腐爛。那時，我無數次地坐我媽廠裏的軍用大卡車去安仁鎮參觀劉文彩莊園。中國人民解放軍3508廠，這幾個紅彤彤的字照亮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我媽是這家軍需被服廠的婦產科醫生，因為家庭成分不好，一輩子沒被她跪拜的黨吸收入黨。拿我媽自己的話說，她比共產黨員還共產黨員。我爸在這家工廠計劃科工作，後來，專職給廠長寫講話稿，雖然，不是廠辦秘書。再後來，我爸調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當編輯。

我暈車，一路嘔吐，但是，為了讓我接受憶苦思甜教育和仇恨教育，我媽一次又一次地把戴著紅領巾、胸懷全世界、夢想解放台灣的我拎上車。我不光跟我媽一起去接受階級鬥爭教育，還同老師同學一起去接受教育。參觀劉文彩莊園的結果是，我心裏種下了對地主階級的恨和對共產黨的愛。“收租院” 裏，小女孩牽著步履蹣跚的爺爺討飯，地主老財趾高氣揚地坐在太師椅上收糧，嬰兒被摔在地上嚎啕大哭，冷月英被扔進水牢……泥塑把地主階級“橫征暴斂”形象逼真地呈現出來。收租、驗租、風穀、過鬥、算賬、逼租、反抗，越看，越恨；越看，越愛；越看，越愚。

後來，才曉得，劉文彩扶困濟貧，修路、辦“文彩中學”，是當地人眼中的“大善人”。1965年6月—10月，四川美術學院教師趙樹桐、王官乙和一群美院學生奉旨創作了這組以謊言為原料堆成的泥塑。直到今天，創作這組作品的大學教授和“人民藝術家們”依然沾沾自喜，以“青春無悔”的自豪心情來回望這段“輝煌歲月”。也許，他們內心深處有一絲自責和悔過，但在場麵上，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我有罪，我愧對安仁鎮的父老鄉親。

2011年，程美信的署名文章“《收租院》是中國美術的恥辱經典”在網上瘋傳。該文說：文革結束後，有關《收租院》的創作真相陸續披露：“為編造《收租院》，四川美院的藝術家們到民間去‘訪貧問苦’，他們走到安仁附近的虹橋村14組（原建興村4組），先找到劉文彩的長工呂忠普，用階級鬥爭的理論來啟發他的仇富心理，讓他說劉文彩的壞話，呂忠普卻實話實說，說了許多劉文彩的好處。那些藝術家們不想聽，生氣地走了……劉文彩的二孫子劉世偉一家，因為家庭成份和‘收租院’逃到四千公裏外的新疆庫爾勒上遊公社獨立大隊落戶，但最終逃不過《收租院》‘牢記血淚仇’的宣傳攻勢，當地農民把他用繩索勒死，連他的老婆和兩個小孩（大的兩歲，小的還在吃奶）也被斧頭劈死。”

2011年3日8日，北京炎黃藝術館展出“新中國美術經典：再現《收租院》”雕塑展。不是從反思、批判、懺悔的角度布展，而是原版再現謊言藝術、暴力藝術。從1965年至2011年，四十六年過去，真相現身，謊言依舊，愚民教育繼續進行。

問婆婆，家裏還有農田沒，婆婆說，都被買了，一畝地三萬，另外，每人賠三十多平方。問婆婆，是不是每人賠三十五平方，婆婆說記不清楚了，反正，三個人，賠了一百零幾平方。問婆婆，哪年被買的，婆婆搖了搖頭說：“記不得了！”

婆婆今年八十二歲，老伴留在安仁。二十多年前，來成都，給他大兒子帶孩子。孫兒長大了，媳婦就想把她勸回老家。“我不走，隨便她咋做臉色！把兒給你帶大了，你就趕我走，沒那麽容易！”婆婆邊縫鞋墊邊氣咻咻地說。

婆婆生了兩個兒、一個女，大兒在成都政府機關上班，大兒媳在醫院工作。婆婆說，最開始時，她一個月拿300元社保工資，後來漲成500元一個月，再漲成900元一個月，今年漲到1800元一個月。一年之中的十個月，她在大兒子家住，另外兩個月在小兒子家住。以前，她每年給5000元給大兒媳婦，現在，社保工資漲了，就每年給6000元。小兒子那邊，以前，每年給1000元，現在，也漲成1200元。“我才不會把社保卡給你得！這樣嘛，我或多或少，總要自己挪點嘛！你說是不是？”婆婆說起自己的小聰明時，很是得意。

婆婆弓著背，牙齒幾乎掉光了。春暖花開時節，婆婆坐街邊納鞋墊，像是風景。但是，冬天和盛夏時，看見她佝僂著腰坐在那兒，我總是心痛。

“這些東西，咋賣呢？”
婆婆拿起鞋墊：“這個十塊，這個十二，這個十六，這個十九。這個十塊的是我進的，買成五元一雙，我賣十元一雙，每雙撿五元。”
“那個鉤針鉤的手機套和卡套呢？”
“這個是幫我女賣的，十元一個。那個是幫我幺兒媳婦賣的，十二和十六元一個。”婆婆挨個回答我的問題。

婆婆的小兒子，以前在工地上做活，一次，遭遇意外，被砸傷頭骨。
“右邊砸傷，左邊走路不利索，要摸著牆邊走。後來，成了殘疾。”
“那，他靠啥養家糊口呢？”
婆婆靠近我，用幾乎耳語的聲音對我說：“他哥幫他買了兩套房子。第一套十五萬，第二套十七萬。他把這兩套房子租出去，一個月有三千元。希得好他哥給他買了兩套房子，不然的話……”
“他咋有錢買房子呢？”
“他被砸了嘛，他哥去找了那家公司嘛，就賠了他一筆錢。”
“賠了三十多萬？”
“沒賠那麽多。兩套房子，他哥幫他出了幾萬，買下來了。兄弟嘛，你說是不是？”

婆婆說，他小兒子靠兩套房子的租金供孩子讀書，前不久，他小兒子的女兒考進旅遊管理局做實習生，每個月1500元，實習結束後，一個月5000元。問王婆婆，是成都市旅遊管理局，還是四川省旅遊管理局，王婆婆說搞不清楚。我說：“她這工作是她爸的哥哥，也就是，你的大兒子給她找的吧？”王婆婆說不是，是她自己考進去的。王婆婆對這個孫女的出路很得意，說：“單位好！以後就搞管理，名字都叫旅遊管理局得嘛！”

旅遊管理局，現如今，一般人進得去？

現在，王婆婆的女兒在安仁老家帶孫兒。王婆婆說，跟著，她女兒也要領社保工資了。“她領社保工資，一個月領得到兩千多不？”
“咋可能呢，我現在才一個月1800元！”
王婆婆女兒的兒子，在安仁做裝飾。

在“中國財稅改革論壇2014•新常態經濟與財稅改革方案實施高端論壇暨天和智庫(北京)經濟研究所專家委員會第二屆年會”上，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發言說，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就是農民。他說：“政府把你的一畝耕地幾萬塊錢拿過來，拍賣時以幾十萬、幾百萬賣出去。一方麵推高了地價和房價，剝奪了城市居民區購房的一部分收入，另外一方麵，直接剝奪了我們的財產性收入。”

農田和農地都被賣了，沒地可種，女人隻有編織點小東西賣。

在婆婆手裏買了個鞋墊，婆婆說，你嘛，就少收你三塊，十六元一雙好了。我說不行，堅持付十九元。婆婆咧嘴笑了，說，好嘛好嘛！謝謝了！

王婆婆的小兒子因為工傷致殘，失去勞動力，獲賠二十多萬。問王婆婆，她小兒子哪年工傷的，王婆婆說：“他出事那年，我孫女9歲，今年21歲了。”
“那就是說，十二年前工傷的？”
“嗯，差不多。”

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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