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前的12月初,我參加了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翻出幾年前寫的文章,紀念這個改變我人生的時刻。
參加過陝西高考的同學一定都記得,1977年陝西省的高考作文題目是“難忘的一天”。40年過去了,當年的答卷雖然已無法找尋,但我至今還記得我所寫的作文內容,因為我寫的是自己親身經曆的高考報名的那一天。那的確是難忘的一天,以致於今天想起來仍然曆曆在目,總是令我十分激動。
我初二那年夏天,文化革命爆發了。學校開始停課鬧革命,我和同學們被迫離開了課堂。兩年後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運動的裹挾下,到寶雞縣晁峪公社下鄉。晁峪是秦嶺山脈72條山溝的最西麵一條。我去的南岔則是晁峪溝最深處的一個大隊。沿著晁峪河走上20餘裏,架子車路的盡頭,再爬上山坡就是我們的家。現在南岔已經退耕還林,百姓已全部搬離,飛播育林後的山區林木繁密蔥鬱,是寶雞人休閑避暑的好去處。當時我們生產隊十七戶人家分散在五六個山頭,農田也散落在山坡上,幾乎所有的田地坡度都超過三四十度。沒有電,自來水。出門就爬山,出工全靠背。知青戶還要自己砍柴,磨麵,生活艱苦而乏味。農村的缺醫少藥更是不堪。臨行前做醫生的媽媽在我的行囊裏放了一些常用藥和一本《赤腳醫生手冊》。希望有點小病我們可以自己對付。下鄉不久的一個半夜,有人急切的拍打我們的窗欞,叫到:”學生,我家小娃發高燒,有的藥嗎?” 我問清病情,就從窗縫裏遞出去半片APC。第二天早起床後,做早飯的同學大叫蔣大夫,原來小兒退燒,病家送了半碗土蜂蜜作答謝。這是我最早獲得的'醫生'的稱號。為了符合這個稱號,回西安在媽媽醫院學習針灸。那時講的就是“一根銀針治百病”。絕不是矯情,第一針就是紮在自己身上的。回隊後工餘有空就翻看醫書,練紮針,後來就是給老鄉紮針。山裏老寒腿多,針灸止痛效果確實是真不錯。再後來,隊裏還送我去了三個月的赤腳醫生培訓班。《赤腳醫生手冊》都翻爛了,多少有了點兒醫學基礎了。當醫生也就成了自己的理想。
下鄉兩年後招工離開農村,進了一個小廠當電焊工。盡管我工作吃苦耐勞,學習努力,在那個時代,上大學可謂癡人說夢。一是廠小鮮有大學名額,二來即使有名額,也輪不到我這種黑五類家庭出身人啊! 十年來,上大學隻是夢想。高玉寶的“我要讀書”隻能時時在心裏回響。直到1977年10月的一天,中央台廣播了恢複高考的通知,我心情萬分激動,心想可盼到這一天了。
可當我看到報紙,剛剛激動的心又涼了半截。翻來翻去的琢磨條文,我發現自己又一次被“杠杠”擋在門外。因為報考條例規定,報考者包括:25歲以下的高中畢業或相當高中畢業的年輕人,以及老三屆高中生。當時本人已經26歲,且文革前隻是初中生。顯然不符合報考條件中的任何一條。老高中的姐姐和文革中高中畢業的妹妹都符合條件。她們就積極準備起來。開始我隻是旁觀者,不久我就不由自主地加入複習的行列。我是一邊複習準備應考,一邊積極爭取參加高考的資格。
那些日子裏,天天聽新聞看報紙,後來總算在字裏行間總算找到同等學曆這一條,多少給了我參加高考的理論依據。我僥幸自己可以報名了。對於考試我還多少有點信心。還在插隊的時候,除了學醫之外,我就開始學習高中的數理。這絕不是我有什麽先見之明,隻是因為有興趣。我出身知識分子家庭,長在大學校園裏,上的是大學的附中。愛讀書,愛科學,尊重知識是入骨進髓的。在那個讀書無用的年代,就是讀書伴隨我渡過那些無望且辛勞的日子。好在農村時我身邊有老高二姐姐和她的同學,每個人都可以當我的老師,不懂就問。那時每天晚上,我們幾個圍坐在昏暗的煤油燈下讀書,不顧一天的勞累直到夜深。第二天早上起來鼻孔都被煤油煙熏黑了。記得冷天常常洗過的腳又凍得冰涼。我們的燈油用得飛快,幾乎每周都要到十裏外的段家磨小店去買。常請下山辦事的農民為我們捎帶,村民們非常奇怪知青難道喝燈油嗎?
另外我還有一個好爸爸,他是大學教授。盡管他沒有權力也沒有後門,卻能把中學數理化講的頭頭是道。複雜的東西講得深入淺出。我在學校從來沒學過化學,他看我在翻一本有關元素周期表的小冊子。他就像講故事一樣開了頭,“一天門捷列夫做了一個夢......”然後就這元素周期表開始講電子層的規律,原子量,化學價。我一下子對化學就開了竅,自學起來如魚得水。由於我在寶雞工作,我和爸爸的通信中有著整篇問題和答疑。也許是他太了解我這學生的程度,太熟悉這個學生的能力,答疑總是極有針對性,這樣的高效學習真是讓我受益匪淺。
堅持自學也給我帶來壓力,工廠宿舍的其他姑娘都在聊天織毛衣。我就像個另類。自學給我帶來麻煩,我被批判為大學迷,也受過被驅出夜校教室的屈辱。不過讀書帶來樂趣是無窮的。對大學的渴望使我決不甘心放棄這次機會。複習中我們姊妹也是你追我趕,相互切磋,爸爸無疑是總教練,鄰家的叔叔阿姨也來會送參考資料或答疑。從得知高考的消息到12月9日高考隻有短短兩個月,我們白天上班,晚上幾乎天天談論的都是複習做題。用姐姐的話,當年我們全家是運動員,教練員,觀戰的一齊上陣。
再來說說那難忘的一天吧!當時我剛剛調到西安一家著名大慶企業,在廠衛生所做以工代幹的護士工作。文革剛剛結束,許多做法還是很“左”的。我報名後,在廠裏一級一級批,始終沒有拿到正式的報名表。
那是1977年深秋的一天,記得是個星期一。由於周末值班,我正在家裏補休。大概上午十點多,衛生所的李大夫氣喘籲籲地找到我家,通知我廠部終於同意我報考了。正式的報名表已經發到所裏,而且當天下午廠裏就要將報名表集中送到上級機關。聽到這個消息,看著滿頭大汗的李大夫,我真不知應該說什麽好。要知道他是騎車從十幾公裏以外的廠裏趕來的。送走了李大夫,我正準備回廠,在門口又遇到匆匆走來的周叔叔。他也是來通知我同一個消息的。周家住在我家樓上,周叔叔的愛人謝老師是我們廠裏的工程師,她打電話到周叔叔的辦公室,周叔叔又趕回來告訴我。要知道40年前,不但沒有現在普及的手機,幾乎沒有人家裝有私家電話,要想及時傳遞消息,其困難是現在的人很難想象的。
後來才知道,衛生所的同誌們幾乎打了一上午的電話,想盡了一切可以想到的辦法才將消息及時通知到我。當我趕到衛生所時,大家才鬆了口氣。由於眾人的幫助,我終於取得了這個盼望已久的公平競爭的機會。
離開學校11年後,我再次坐在教室裏參加作文高考,寫的就是這“難忘的一天”。依稀記得有這樣一句:“如此多的人熱心幫助一個普通的考生,可見恢複高考製度是多麽深入人心。”我相信不僅是因為我的文筆,同時還有這個純樸感人的故事,使我贏得了高分,為我進大學鋪平了道路。通過自學的高中數理化也成就了我,如願以償地考入西安醫學院。順理成章地實現了多年的理想,當了醫生。我的姐姐妹妹也同時雙雙考入西安交大,相差近七歲的三姐妹成了同年貢生,成為交大一時的佳話。
之後,當醫生,讀碩士,出國,讀博士,當醫生,搞研究,一路走來。回首40年,幸運也好,成功也好,一切源於那一場高考。但是我的中學同學77級上大學的還是屈指可數。多少年來我都慶幸自己緊緊抓住了這個機會。人們都說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的。我知道這次成功來自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堅持。但是有的同學比我聰明比我更努力,但隻是運氣沒有我好。試想如果那天沒人來通知我,我會與77年高考失之交臂,我的一生可能完全不同。1977年高考的重大意義和社會影響,40年後已得到高度認可。對我來說,這是人生的轉折點,從此我登上了一列駛向醫學科學殿堂的列車。在此我要感謝所有送我登上這趟列車的人們,我的父母和姐妹,同事和朋友,老師和同學。
握手!
謝謝信息。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曾經和一個人對話。
我說:如果從1949年到現在,某個村莊還未能擺脫貧困狀態,那就證明那裏的自然條件根本就不適合人類生存,那就應該把那裏的農民遷出來,搬到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把那個村莊的土地退還給大自然和野生動植物,劃為國家森林,永遠禁止種糧食,永遠禁止建居民區。
那個人說話很難聽,說:“你出錢?”
很高興知道,我說了那些話以後,沒到十年,那個夢想就在中國變成現實。
【飛播育林後的山區林木繁密蔥鬱,是寶雞人休閑避暑的好去處。】
真好!這正是我那時的夢想。
對於我們這一代,77年高考確實意義重大,它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人生。!由於所在市當年作為全省的高考試點,我作為下鄉知青參加高考是1977年11月16-17日。從這個意義上,也羨慕你當時多了“寶貴”的一個月準備衝刺時間。
讚!
退耕還林發生在哪年?
太好了!
這是我多年的理想:中國農村所有坡度超過三十度的農田都應該退耕還林。
農民移到平地能過上容易得多的生活。
水土不再流失。
森林能把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吸收進去,減慢全球變暖。
野生動物有家園。
這是四贏的舉措。
另外,所有坡度超過三十度的山地都應該禁止開荒種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