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起義開始獲得成功,蘇聯領事匆忙去祝賀,但隻有三天,起義就被鎮壓下去,這回,蘇聯被動了。
見搜狐《蘇聯情報人員在廣州:孫中山聯俄有原因》
1927年,蘇聯外交官喋血廣州 王昕波 徐元宮 對於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周恩來曾分析說:共產國際的缺點和錯誤,特別是中期的缺點和錯誤,概括地說是:一般號召不與各國實踐相結合,具體布置代替了原則指導,變成了幹涉各國黨的內部事務1927年12月11日,莫斯科策動、指導並積極參與的廣州起義的失敗,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是否起義,曾存在嚴重分歧 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領導人與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及蘇聯軍事顧問密商南昌起義具體事宜,蘇聯軍事顧問布留赫爾(即中國人熟悉的加倫將軍筆者注)當時就設計好了南昌起義軍的去向和前途南下廣東,占領出海口,以便獲取蘇聯援助,恢複廣東革命根據地,建立革命政府,準備第二次北伐。這一設想得到了莫斯科的讚同。 應當說,斯大林從一開始就對廣州暴動寄予厚望。1927年8月11日,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中央作出決定:認為有必要滿足烏拉爾斯 基(即上文的布留赫爾筆者注)同誌打算裝備大約一個軍的請求。為此目的撥給15000支步槍、1000萬發子彈、30挺機關槍和4門山炮,帶 2000發炮彈9月1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在三周內準備好向中國派遣兩名高級軍事人員和10名中級軍事人員。 可是,兩萬多人的南昌起義軍到達廣東潮汕地區時,已損失十之八九。10月12日,中共中央不得不指示南方局和廣東省委:中央認為葉(挺)、賀(龍)既已潰敗,在最短時間暴動奪取廣東全省政權的計劃,暫時已經不可能,廣州暴動的計劃應即停止。 此 時,共產國際代表諾伊曼受莫斯科派遣抵達香港。10月15日,在他的影響下中共南方局和廣東省委聯席會議通過了《通告第十四號》:既然我們廣東的暴動完 全是獨立的行動,當然決不能因葉、賀軍隊之失敗而取消之,工農運動的高潮非特不因東江軍事失敗而低落,實際上更形高漲。11月29日,諾伊曼給聯共 (布)中央政治局匯報說,工人們情緒激昂,市內除警察外隻有三個團,其中在特別獨立團裏,共產黨支部很強大,我們正在組織大罷工,懇請莫斯 科立即向廣州發出指示。 但當時的蘇聯駐廣州領事波赫瓦林斯基堅決反對立即起義。同一天,他給莫斯科發去密電稱:立即舉行暴動的方針是錯誤的,因為黨沒有力量在廣州奪取和建立政權,舉行暴動除了無謂的殘殺外隻會導致消除現時的改革派 莫斯科明確同意暴動計劃 1927 年12月9日,莫斯科兩次收到諾伊曼的密電:堅決請求立即給我們指示,我認為暴動時機已完全成熟;如果我們收不到對今天這份電報的答複,我們就於星 期一清晨發動。鑒於此,斯大林於次日致電諾伊曼:鑒於群眾中存在一定的情緒和當地比較有利的形勢,不反對你們的意見,建議行動要有信心要堅決。 莫斯科不僅明確表示同意廣州暴動計劃,而且以實際行動支持。早在1927年8月5日發送給布留赫爾的密電中,莫斯科就指出我們不憐惜錢,我們已經給您寄去 了,但是在上海被截留了。上文表明,莫斯科曾決定對廣州起義提供人員方麵的幫助。當時的媒體報道也表明,蘇聯軍事顧問曾直接參與了廣州起義。1927年 12月13日北京《晨報》報道說:當混戰時,有俄人十餘名參加指揮,市內青年團男女學生,亦提新式駁殼加入作戰。 暴動期間曾擔任廣東省委軍委負責人的聶榮臻在1978年回憶說:暴動的決定雖然是省委會議通過的,但實際上策劃的靈魂是德國人威爾曼(是共產國際派來指導暴動的代表,一共派來三個,有一個叫何錫思,是位蘇聯將軍,在背後指揮,沒有出麵,廣州起義失敗後,國民黨抄了蘇聯領事館,何錫思被捕後犧牲了。另一個名字記不起來了)。這個人是不講具體條件的十足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者。聶榮臻這裏所說的威爾曼,就是諾伊曼;何錫思,是指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副領事哈西斯。 蘇聯外交官暴屍街頭 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廣州起義軍本應及時撤出廣州,然而,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和命令下,起義軍一度試圖固守廣州城,從而錯過了及時撤退的良機。後來當反動軍隊集結反撲時,起義軍匆忙撤退,又未及將撤退命令傳達到所有單位,致使不少單位根本就不知道撤退的命令。最終,起義失敗,5700多人遇難,蘇聯駐廣州領事館也遭衝擊。 1927年12月13日晚上8時左右,蘇聯駐廣州領事館被包圍, 館 內所有人員都遭逮捕。據蘇聯領事波赫瓦林斯基事後回憶,領事館外交官烏科洛夫、伊萬諾夫、馬卡羅夫、波波夫等人在被殺害之前,還曾受到侮辱,每個人的身 上都被綁了一個牌子,上麵寫著:俄國共產黨分子,任何人都可以隨意處治他。一路上盡向他們投擲東西,打他們,用小刀刺他們,往他們身上吐唾沫。他們就這樣走了一俄裏半,來到了公安局大樓前。在那裏的廣場上,他們的痛苦終於結束了他們被槍殺了。屍體很長時間都沒有被移走。此外,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副領事哈西斯也慘遭殺害。 |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寫到過這時的廣州:全市火光燭天,屍體狼藉。市民均被迫以紅巾係頸,表示擁護紅軍,否則格殺勿論。張發奎匆忙前往肇慶,急令黃琪翔回師平亂,黃氏乃率部反穗。張、黃二人以共黨在後方搗亂,破壞其一統兩廣的大計,憤恨之餘,遂也恣意殺戮。下令凡見頸係紅巾的,即格殺勿論。人民分不出孰為紅軍,孰為第四軍,隻知有紅巾亦死,無紅巾亦死。一時廣州全市全城鬼哭狼嚎,無故人民被殺的不計其數。大火數日不絕,精華悉被焚毀,實為民國成立以來鮮有的浩劫。
- 見《舊事照片:1927年廣州起義後的慘狀 》
廣州起義完全由蘇聯派遣特務指揮,廣州領事館出錢出武器,領事館人員甚至赤膊上陣,親自手持武器進攻。
如此喪心病狂,在一個主權國家進行武裝顛覆,出錢出武器,還親自赤膊上陣,舉世罕見!
也正因為此,中華民國政府,在蘇聯領事館策劃參與暴動,人贓俱全的情況下,將蘇俄共匪領事館的人員執行槍決,以告慰被蘇俄及中共偽政權聯手殺害的廣州人民的在天之靈。
不過仁慈的中國人民,還是留下了蘇聯駐廣州總領事波赫瓦林斯基的一條狗命,讓他回去向其主子斯大林報告事情經過。
廣州五位蘇聯外交官伏法
廣州的蘇聯領事館被搜查,當時總領事波赫瓦林斯基這樣回憶:我們已經到了食堂,一個值班的中國人從院子跑進來告訴大家,我們已經被士兵包圍。我讓同誌們不要動,自己迅速跑上樓,那裏可從陽台看清我們使館麵對著的兩條街。天色已經很暗,但是擠滿武裝士兵。我腦子閃過,看來要發生我們預料不到的危險。我飛快跑回樓下告訴同誌們,並對波波夫喊一聲,要他燒掉先前準備好的秘密國家文件,又讓其他人到樓上我的辦公室去,自己則同上麵提到姓婁的中國人(他有大門的鑰匙)一起來到院子大門邊。柵欄大門旁的武裝士兵殺氣騰騰,懂英語的婁給我翻譯,說他們要求打開大門。我試圖和軍官說話,他們對我是野蠻的嚎叫、對準我的毛瑟槍和打開大門的命令。估計文件已燒掉,我才讓婁開門。結果,領事館全體人員,包括家屬小孩全被逮捕,受到中國軍閥的粗暴侮辱。12月14日,五位工作人員哈西斯(副領事)、烏科洛夫、波波夫、伊萬諾夫、馬卡洛夫被槍決,整個廣州還散發明信片大小的照片,上麵題字:1927年12月14日被槍斃的5名俄國人。這一天,中國政府宣布與蘇聯斷交,領事一律取消,理由是他們支持了廣州起義,引起了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地群眾的強烈抗議。以後,蘇聯代大使齊爾內赫等人員撤回國,抗議中國衝入蘇聯大使館。集中在武漢的蘇聯顧問140人集體回國。直至1932年12月才複交。
上述見《中國新聞網:蘇聯情報人員在廣州:孫中山聯俄有原因》
廣州起義,或稱廣州暴動、廣州共禍[1][2],是1927年中國國民黨實行武力清黨之後,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12月在廣州發動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武裝舉事,也是瞿秋白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策動的三次暴動之一,而前兩次分別是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
1927年4月,武漢國民政府下令通緝張太雷、蔡和森等人。[3]
1927年下半年,由於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活動遭到嚴重挫敗,斯大林的中國政策受到托洛茨基的批評,於是,斯大林指示中國共產黨陸續發動了一係列武裝暴動,希望在一些省份奪取政權,以此證明其中國政策的正確。雖然8月的南昌暴動和9月湖南、廣東、江西、湖北等省的秋收暴動都歸於失敗。共產國際仍然計劃在某一個省份發動新的、更大規模的武裝暴動。當南昌暴動部隊向南撤退時,共產國際計劃在廣州發動暴動,配合南昌暴動部隊佔領廣州,在廣州建立蘇維埃政權。10月,葉挺、賀龍的部隊潰敗後,廣州暴動的計劃一度準備停止,但在11月10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實行全國武裝總暴動,在一省或幾省奪取政權;其中蘇兆征、羅亦農、羅乃曼(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共同製定廣州暴動計劃,並在廣州成立秘密行動總部。[4]
1927年4月寧漢分裂後,張發奎任總指揮的第二方麵軍支持武漢的汪精衛政府,其中秘書長高語罕、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和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都是公開的共產黨員,而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則是秘密的共產黨員[5]。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實行分共後,在第二方麵軍內,葉挺策動第二十軍軍長賀龍投向共產黨,發動南昌暴動;第二方麵軍忠於張發奎的餘部則南下追擊向廣東潮汕撤退的葉挺、賀龍,進入廣州。
張發奎部隊中,教導團團長葉劍英和特務營營長梁秉樞都是地下共產黨員,教導團1500多人中有200多名共產黨員[6],因此教導團和特務營的一個連深受左傾情緒影響。而第四軍軍長黃琪翔本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張發奎與桂係的廣東省主席李濟深不睦,11月17日,乘李濟深離粵,張發奎、第四軍軍長黃琪翔在廣州發動政變,驅逐桂係黃紹竑,稱為廣州張黃事變。
11月18日,即張黃事變的次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通過《廣東工作計劃決議案》11點綱領(中央通告十六號[7]),要求以張太雷為首的廣東省委籌備廣州兵變和政治總罷工,奪取政權[6]。11月26日,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五人革命委員會(在廣州3人),張太雷任主席,另外兩人是廣州市委書記黃平、工會領袖周文雍。總司令葉挺和楊殷直到暴動前夕才由香港秘密潛入廣州。11月28日,共產國際代表德國人海因茨紐曼和格哈特愛斯拉到達廣州,策劃在廣州實施新的暴動,帶來活動經費200餘萬美元[8]。同日,教導團開始召集組長聯席會議,12月4日,教導團舉行全體黨員大會,大力開展政治宣傳,激動群眾的革命情緒,並且調查各連的反動分子[9]。
12月初,張發奎、黃琪翔的主力離開廣州,對付桂係,負責廣州市內防務的隻有教導團(1500人、槍1300支)、第四軍特務營(有計劃改編為警衛團,無槍枝),以及廣州市公安局的警察保安隊,另外工人赤衛隊有2000人,持有手槍數十杆,炸彈150枚。
暴動原定在13日舉行,但是在12月9日由於發生爆炸事件,暴動被提前到11日舉行。這也使得原定前來增援的農會無法到達。
12月11日(星期日)淩晨2時,張太雷、葉挺、徐光英、曹幹延和梁道夫(楊達夫),趁廣州周邊發生戰事,張發奎、黃琪翔派兵迎戰,城防空虛時,來到葉劍英教導團,進行部署,殺死代理團長朱勉芳,拘禁四、五十名反動分子。
黃錦輝和楊殷率領敢死隊到北校場第四軍教導團的駐地,配合教導團在淩晨3時30分,攻打位於維新路(今廣州起義路)的廣州市公安局,釋放政治犯。到天亮前,教導團、特務營一部共2000餘人以及大約2000名工人赤衛隊參加了暴動,打敗沙河燕塘一帶的炮兵,大部分廣州城已經被攻佔,但是第四軍軍部、十二師師部和仰忠街軍械處始終未能攻下,於是放火焚燒[9],造成大批平民死傷。控製全城後,共軍隨即大舉捕殺四月清黨時鎮壓他們的人員。
不過河南(海珠區)仍在李福林手中,而沙麵英法租界也未受波及。張發奎、黃琪翔及廣東省主席陳公博均於11日晨逃往河南李福林(第五軍)駐地。張發奎請托一位商人譚禮庭出麵,得以進入沙麵英租界拍發無線電報,調動外圍部隊回援廣州敉平暴動[5]。
暴動的領導人包括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等人。共產國際代表和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官員直接參與了軍事行動,公開開著領事館的汽車,插著紅旗穿過街市[10][11]。
12月12日上午,兩軍在廣州北郊激戰,當地的紳商紛紛組織民團對抗共軍。越秀山一度被張軍奪去,又被共軍奪回。下午,於廣州豐寧路(人民路)西瓜園廣場上主持「廣州工農兵擁護蘇維埃政府大會」,廣州蘇維埃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張太雷任代理主席(主席蘇兆征,因病)及人民海陸軍委員,並公佈另外9名蘇維埃政府要員名單[5]:
12日,張發奎調各地軍隊反攻,上午已進佔觀音山(越秀山)。民團與薛嶽的新兵,由觀音山進城,衝鋒到厚祥街。經過激戰,共軍一度奪回觀音山,下午,張太雷和共產國際代表紐曼乘車赴觀音山指揮,途經中大北門附近遇民團(廣東機器工會工人糾察隊)狙擊,張及司機死在車中,紐曼逃脫[12]。
後張發奎部隊陸續抵達廣州,從四麵攻入市內。於是在廣州發生激烈的巷戰。至當日夜,共軍支撐不住,決定棄城。12月13日,張發奎部隊奪回廣州,中共軍隊殘部1000餘人逃出廣州,經花縣至海、陸豐地區,工人赤衛隊留下殿後。13日下午,張軍粉碎赤衛隊的抵抗,完全控製廣州。紐曼也逃走,蘇聯駐廣州副領事郝西史等5人則在被捕後遊街並被槍斃。郝史在試圖乘領事館汽車前往蘇維埃總部時被捕,隨身攜帶手榴彈。蘇聯領事館遭到搜查,領事鮑裏斯伯克瓦利斯基夫婦遭到逮捕,由於駐廣州領事團的說服,領事夫婦才未被處死,在年底被驅逐出境[13]。
廣州暴動的過程中,先是暴動工人為報復四月清黨時鎮壓他們的人士,因而展開捕殺,並焚燒房屋造成死傷。暴動失敗後,廣州市政府又大肆搜捕暴動人員,許多工人受害。雙方死亡人數在兩萬人以上[14]。關於死亡人數,中共方麵認為包括5700多名中國人、100多名朝鮮人和5名蘇聯人[6]。
死亡的暴動人員埋葬在東郊,即今日廣州市中心區中山三路的廣州起義烈士陵園,與其周圍繁華喧囂的商業氣氛形成強烈的對比。
12月14日,國民政府指責蘇聯是廣州起義的幕後黑手,宣布與蘇聯斷交,並驅逐各地蘇聯僑民,關閉上海、漢口、長沙蘇聯領事館。蘇聯則聲稱並不承認國民政府,各地領事館仍對北京政府發生關係,國民政府無權如此(其實在張作霖搜查後,蘇聯代辦已離開北京使館)。至此,1923年至1927年間國民黨的聯俄政策徹底結束。
廣州暴動之後,張發奎、黃琪翔被認為負有責任,被迫將廣州交給桂係,北上江西,歸蔣介石節製;而汪精衛也受到壓力,被迫出洋前往法國,暫時退出政治舞台。
廣州暴動在時間上恰與蘇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吻合,斯大林就在這次大會上徹底擊敗托洛茨基。因此托洛茨基評論廣州起義是斯大林派多數在中國造成一個勝利的假象,以掩蓋俄國反對派在肉體上的消滅[15],參加起義的廣州工人英勇無比,作出了最大的犧牲,而領導層的冒險主義已不是什麽錯誤,而是不折不扣的犯罪[16]。
1928年6月,共產國際將大約100名中共代表秘密運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舉行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將廣州暴動的失敗歸咎於當時小資產階級出身(被認為具有妥協性和狂熱性)的中共領導人瞿秋白犯了左傾盲動的錯誤[17],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改由工人階級出身的向忠發領導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