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鳳翰：敵後抗戰國軍作戰次數是中共402倍

劉鳳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有多篇文章論及。他的《抗戰時期中共軍事的擴張(一)》(國史館館刊，複刊第十期，1991年6月出版)和《抗戰時期中共軍事的擴張(二)》(國史館館刊，複刊第十一期，1991年12月出版)主旨在探討中共在抗戰期間軍事的擴張，也就是中共軍力的評估，此處所指的軍力隻涵蓋正統軍與地方雜軍，不包括民兵和地方武工隊。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軍隊除了在正麵戰場與侵華日軍展開了22次大會戰、若幹次中小戰役外，還在敵後采取遊擊戰術打擊日軍。據統計，1938年，國軍參加遊擊戰的數量在60萬左右。

到了1941年，國軍遊擊隊的人數是中共軍隊（連同遊擊隊）總數的2.63倍，槍支是中共軍隊的4倍。

國民政府正式確定敵後遊擊戰是在1937年太原保衛戰前後。

1937年9月國民黨河北守軍在涿縣戰敗，退守山西，部分軍隊奉命留在敵後開展遊擊戰。

在當年國民黨在武漢召開的軍事會議上，軍委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更進一步建議，在戰術上應采遊擊戰與正規戰配合，加強敵後遊擊，擴大麵的占領，爭取淪陷區民眾，擾襲敵人，使敵局促於點線之占領。

同時，打擊偽組織，由軍事戰發展為政治戰、經濟戰，再逐漸變為全麵戰、總體戰，以收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之效。

白的建議為蔣介石采納，並在此後的作戰計劃中明確提出。

事實上，參與國軍遊擊戰的除了奉命留在敵後的正規軍，還有由國軍軍官、地方軍人、國民黨黨務人員所領導的民間武裝部隊。

這些武裝部隊一直活躍在敵後，打擊並牽製日軍。

1940年前後，國民黨敵後遊擊戰到達鼎盛時期，建立了一批抗日根據地，華北有太行山、中條山、呂梁山、恒山根據地，華東華中有沂照山區根據地、浙西根據地、皖東皖北根據地、大別山根據地、鄂東根據地、大雲山九宮山廬山根據地，華南有海南根據地。

全部兵力約100萬左右。

▲駐紮在山西中條山的國民黨敵後抗日部隊

此後國軍遊擊隊雖曾遭遇挫折，但資料顯示，抗戰遊擊區除冀察、魯蘇戰區到抗戰後期不複存在外，山西遊擊區、豫鄂皖遊擊區、浙西遊擊區、海南遊擊區等，則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

在八年抗戰中，國軍遊擊隊除配合正麵戰場大型會戰和戰役外，還有一些比較典型的遊擊作戰的戰例，如鄭氏祠伏擊戰、突襲南澳島、呂梁山圍殲戰、攻占黃梅、鄂東反掃蕩、馬當夜襲戰等。

1938年5月，湖北省第二行政區專員兼保安司令程汝佳令遊擊第5大隊、保安第8團的兩個營，配合第172師的兩個營，在鄭氏祠左右的高山占領陣地，伏擊日軍。經過一天激戰，國軍遊擊部隊最終殲敵400餘人，活捉6人，繳獲槍支彈藥若幹。

同年7月15日，國軍第157師一部突襲粵東的南澳島，一度得手，然而戰至8月末，600餘突擊隊員僅剩20餘人生還，南澳縣長洪之政殉職。此役殲滅日軍200餘名。

1939年2月，日軍出動2萬餘兵力進攻呂梁山北部根據地，閻錫山令第61軍於黑龍關圍殲頑敵，第19軍向中陽、離石公路之敵發起襲擊。此役消滅日軍2000餘人。

5月初，日軍以飛機10多架、軍艦16艘、汽艇數十艘，配合陸軍向湖北大通一帶掃蕩。

5月19日，第21軍軍長陳萬仞指揮部隊與敵激戰10餘天，將掃蕩之敵逼下長江。此役，擊沉汽艇20餘艘，斃敵900多人。

7月11日，鄂東遊擊隊集中主力圍攻黃梅縣城，擊斃日軍140多名，並奪取了縣城。

1940年秋，國軍第21軍147師組織了6個突擊隊，夜襲馬當要塞，斃敵150多人，焚毀了彈藥庫，並將要塞內的日軍大炮掉過頭來，對準江中的日軍艦船開火，擊沉、擊傷敵艦船多艘。此次夜襲戰，147師部隊沒有一人傷亡，此為抗戰史上一大奇跡。

在大別山區阻擊日軍的國軍官兵

在與侵華日軍的戰鬥中，國軍敵後遊擊部隊曾取得了很大的戰果。1938年初，趁日軍主力東調參加徐州會戰之機，山西國軍向留守日軍展開了猛烈攻勢，將其打得狼狽不堪，日軍各部彈藥、糧食均告缺乏，隻能以貓狗充饑。

1940年4月，日軍發動棗宜會戰，李品仙隨即指揮大別山區的國軍對日軍發起攻勢，參戰部隊給予日軍的交通線以嚴重破壞，並趁虛襲擊了安慶，同時還對武漢發起了佯攻，有力配合了國軍在主戰場的軍事行動。

1941年9月，中日第二次長沙會戰期間，鄂豫皖遊擊區的國軍奉命襲擊日軍的側後，以配合保衛長沙的戰鬥。

在這次攻勢中，李品仙指揮部隊對平漢鐵路兩側和沿長江一線的日軍據點進行了猛烈攻擊，迫使日軍不得不調動3個師團的兵力予以應對，從而大大減輕了長沙守軍的正麵壓力。

正在與日軍作戰的國軍官兵

除了在多次戰役中有力地配合各戰區主力部隊作戰外，國軍敵後遊擊部隊還曾擊斃過多位日軍高級將領，有力的打擊了侵華日軍的士氣。

譬如，1941年2月5日，駐廣東省中山縣的國民革命軍挺進第三縱隊擊斃了日本海軍大將大角岑生；1942年12月8日，駐大別山區的國軍第138師擊落了日本第11軍司令官塚田攻大將的座機，塚田攻一行人等悉數斃命；1945年3月17日，駐浙東的國軍遊擊隊打死了日本海軍第四特遣隊司令山縣正鄉中將。

▲塚田攻

而在敵後戰場殉國的國軍將官，亦達數百人，軍階較高的有：東北挺進軍騎兵第6師中將師長劉桂五、東北遊擊隊總司令中將唐聚五、第5戰區第2路遊擊司令中將劉震東、蘇魯戰區政治部主任中將周複、第34軍暫編45師少將師長王風山、第98軍中將軍長武士敏、第51軍114師中將師長方叔洪等。

可以說，國軍遊擊隊的存在，有效地起到了配合國民黨正麵戰場、支持長期抗戰、牽製日軍並困擾其後方、協助國民政府恢複淪陷區政權、使淪陷區民心得到維係的作用。這再一次戳穿了中共宣傳的惟有中共抗戰（遊擊戰）的謊言。

劉鳳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有多篇文章論及。他的《抗戰時期中共軍事的擴張(一)》(國史館館刊，複刊第十期，1991年6月出版)和《抗戰時期中共軍事的擴張(二)》(國史館館刊，複刊第十一期，1991年12月出版)主旨在探討中共在抗戰期間軍事的擴張，也就是中共軍力的評估，此處所指的軍力隻涵蓋正統軍與地方雜軍，不包括民兵和地方武工隊。

對正麵戰場與敵後戰場的軍力進行對比分析，對遊擊隊問題、國共合作問題、中共抗戰策略等進行評析。

他的《論抗戰期間國軍遊擊隊與敵後戰場》(《近代中國》第90期，1992年8月1日出版)一文通過對抗戰初中共軍事實況，抗戰期間國軍遊擊隊來源、人數、武器、戰鬥序列與各戰區演變及國軍遊擊隊作戰統計等的論述，認為不但正麵戰場是國軍作戰敵後戰場絕大部分也是國軍作戰，中共隻是渾水摸魚，大力發展自己。國軍敵後遊擊隊在發展過程中受到日軍的強力摧殘。

▲晉西南的國民黨軍遊擊區

劉鳳翰的《正麵戰場與敵後戰場之分析》(香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提交論文)一文指出，抗戰期間，國軍的數量與共軍相比一直占絕對優勢，敵後戰場國軍留下的正規軍建立的遊擊隊，是共軍遊擊隊的2.6倍，槍支數為4倍，作戰次數為402倍，共軍遊而不擊，渾水摸魚，到處掠奪民間武裝力量，壯大自己。正麵戰場共軍除參加太原會戰及平型關擊破日本一個運輸隊(百餘人)外，其他皆國軍所為。

劉鳳翰的文章《抗戰對中國的軍事衝擊(上)》(《近代中國》第130期，1999年4月25日出版)和《抗戰對中國的軍事衝擊(下)》(《近代中國》第131期，1999年6月25日出版)介紹了由於抗戰的需要，中國軍隊發展、分化的情況，包括國軍、遊擊隊、偽軍、共軍的消長狀況。

張存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的文章《菲律賓華僑抗日遊擊隊研究》(台灣中華軍史學會主辦紀念七七抗戰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認為，菲律賓華僑於抗日期間組建六支遊擊隊，除了一支為中共黨係外，其餘皆為國民黨係。

陳存恭(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論毛澤東的抗而不戰》(台灣中華軍史學會主辦紀念七七抗戰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一文指出，毛澤東認為蔣中正的威脅大過於日本，抵製與國民黨的合作，提出獨立自主山地遊擊戰策略，對日軍抗而不戰，可稱之為毛式統戰，雖然在黨內軍中都受到反對，然而這些反抗毛策略的黨軍要員及不可預測的因素，卻幫助毛策略的成功。

許秀容(國史館征校處征集科科長)的《中共統戰策略與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民國二十六一二十八年)》(台灣中華軍史學會主辦紀念七七抗戰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討論民國二十六年展開對日作戰，太原淪陷之後，臨汾成為抗戰前線，閻錫山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學，不料卻成為中共運用統一戰線壯大實力的場所，直至二十八年底新軍叛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