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的中心是中國反美蘇圍堵 西方的勝利是一場虛假的勝利 （之一）

 冷戰的中心是中國反美蘇圍堵   西方的勝利是一場虛假的勝利 （之一）                            作者：聖勞倫斯河評論，2024年11月1日

 摘要：本文對冷戰提出了兩條主線平行和二個中心的新觀點。一條主線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假對峙；另一條主線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與蘇聯暗中勾結和以中國為代表的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真對峙。一個中心是美蘇假對抗，另一個中心其實是真正的中心是中國反美、蘇聯合圍堵。中國打贏了援越抗法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援越抗美戰爭以及中越邊境自衛還擊戰，成功爆炸了原子彈，衝破了美蘇圍堵。西方冷戰的勝利是一場虛假的勝利。兩條主線和二個中心以及關於冷戰結局的新觀點顛覆了冷戰的主流敘事。

 一、冷戰的開始

1944年10月9日，在二戰結束前，英國首相丘吉爾參加第四次莫斯科會議，正式會議前，丘吉爾首先建議英國與蘇聯在東南歐、尤其是巴爾幹半島劃定勢力範圍。丘吉爾手寫了一張小紙條遞給斯大林，上麵標注著：羅馬尼亞，蘇聯：90%，英國：10%；希臘，蘇聯;10%，英國：90%；匈牙利，蘇聯：50%，英國：50%；南斯拉夫，蘇聯：50%，英國：50%；保加利亞，蘇聯：75%，英國：25%。這就是英美與蘇聯戰後歐洲勢力範圍劃分的雛形，後來經過適當修改和擴大，在1945年2月4日-2月11日的雅爾塔會議上由美蘇英三方最終確認，並在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的波茨坦會議上進一步解決了德國分治問題。二戰結束後，1946年3月5日，英國首相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城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反蘇聯、反共產主義的“鐵幕”演說，攻擊蘇聯“擴張”，宣稱“從波羅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得裏亞海邊的裏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蘇聯對“鐵幕”以東的中歐、東歐國家進行日益增強的高壓控製。對蘇聯的擴張，不能采取“綏靖政策”。美國正高踞於世界權力的頂峰，應擔負起未來的責任。主張英、美結成同盟，英語民族國家聯合起來，製止蘇聯的“侵略”。丘吉爾的“鐵幕”演說拉開了冷戰的序幕。丘吉爾在演說中把冷戰的原因歸於蘇聯的擴張，然而，可笑的是，丘吉爾演說中所說的“鐵幕”不正是丘吉爾自己二戰結束前親手與蘇美巨頭一起劃定的嗎？冷戰更像是英、蘇、美三國巨頭二戰結束前共同策劃的一場大陰謀。

曾幾何時，那是1943年11月29日下午，在德黑蘭會議期間，丘吉爾親手將斯大林格勒之劍贈送給斯大林，關係何等親密！1947年7月17日，柏林郊外波茨坦會議，杜魯門、丘吉爾、斯大林三人笑逐顏開，疑似共濟會握手禮。那些曆史的瞬間不會因為後來的風暴而湮滅。

丘吉爾“鐵幕”演說前還有一個對冷戰而言十分重要的曆史事件——凱南的“長電文”，發生在1946年2月22日，凱南在其從莫斯科發出的1.2萬字的“長電文”中論證了蘇聯政權在二戰結束之後的擴張主義傾向，提出美國應采取相應的遏製戰略。筆者認為，凱南“長電文”事件因為太超越常規而有美國的陰謀之嫌。

史學界一般將冷戰的開始時間定為1947年3月12日，當時正值希臘內戰，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該日發表《國情谘文》，主張：“自由人民正在抵抗少數武裝分子或外來勢力征服之意圖，美國政策必須支持他們。”杜魯門認為，極權主義裹挾自由人民，形成對於國際和平與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他因此要求國會援助土耳其和希臘政府，撥款4億美元，防止當地落入共產黨手中。”這是杜魯門主義正式形成的起點。曆史學家們一般認為，杜魯門主義是在美國總統杜魯門任期內形成的美國對外政策，成為二戰後美國的對外政策核心，而這個核心的核心是美國在世界各地援助反共政權，並建立一整套針對蘇聯的全球軍事聯盟。但是，筆者認為，在中共於1949年在中國大陸奪取政權前後時間美國對外政策的重點已經發生改變，美國的主要目標已經從蘇聯轉向中國，即杜魯門主義在初期和後來的內涵是不同的。美國為了加強對戰後西歐的控製以及自身經濟的發展，以“馬歇爾計劃”援助西歐國家。美國也大力發展軍備，擴展核武器儲備，因此，杜魯門主義標誌冷戰的真正開始。

二、冷戰的原因

表麵上看，冷戰的開始——杜魯門主義受到了凱南“長電文”和丘吉爾“鐵幕演說”的影響，是對二戰後蘇聯在東歐初步形成的勢力範圍的一種反應，盡管這個勢力範圍當時還沒有轉化成“赤色”——共產主義，但可能馬上轉化成“赤色”。其實，二戰後的國際態勢不是自然形成的，早在1927年，斯大林對一個美國工人代表團說：“在國際革命繼續發展的過程中，將會出現二個世界規模的中心：一個是社會主義中心，吸引著所有傾向於發展社會主義的國際；一個是資本主義中心，集結著那些希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國際。這二個中心之間為了爭奪世界經濟主導權的鬥爭將會決定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命運。”斯大林是共濟會員，斯大林道出了共濟會的二個中心戰略，二個中心一旦形成，世界將形成二個陣營的對抗，可能是冷戰，也可能是熱戰，也可能是冷戰與熱戰的混合，這種混合可能以冷戰為主，也可能以熱戰為主，隻是那時還不能確定對抗的具體形式。國際共產主義在二戰通過反法西斯戰爭獲得了迅猛發展，二戰促成了二個中心的形成，而這也是共濟會早有的戰略規劃。1903年在沙俄首度出版的《錫安長老會議紀要》紀要3寫明“支持共產主義”。過去幾十年一直流傳的美國共濟會33級大師Albert Pike於1871年8月15日在寫給意大利光明會領袖 Giuseppe Mazzini的信中預言(或計劃）三次世界大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預言已經應驗，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預言中說“於二次大戰期間，國際共產主義必須變得足夠強大，以平衡基督宗教，然後對其進行約束和控製，直到我們需要它來應對最後的社會大災難時為止。”Albert  Pike的預言（或計劃）已經隱含了冷戰的發生和結局。國際共產主義在二戰中隨著蘇軍解放東歐而蔓延到東歐，形成一道丘吉爾所稱的“鐵幕”，接下來就必然要與西方的基督教世界發生對抗。

三、冷戰的轉向

冷戰開始的標誌——杜魯門主義最初的主要目標是蘇聯及其東歐勢力範圍，當然也反對其他國家或地區出現的共產主義。美國於1947年7月正式推出“馬歇爾計劃”，對西歐國家實行經濟援助，以加強對西歐國家的控製。蘇聯拒絕加入“馬歇爾計劃”，東歐諸國也就不能加入“馬歇爾計劃”，為了反擊“馬歇爾計劃”，蘇聯於同年推出“莫洛托夫計劃”，對東歐6國實行經濟援助，以加強對東歐的控製。由此，東西二個陣營開始成型。

1947年9月22-27日，在斯大林和鐵托的倡議下（鐵托分別於1945年和1946年6月向斯大林建議），在蘇聯的主導下，由南、保、羅、匈、波、蘇、法、捷、意9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波蘭舉行會議成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沒有邀請中國共產黨參加，日丹諾夫代表斯大林向9國共產黨會議所作的報告對中國和希臘內戰隻字不提。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成立加強了蘇聯對東歐國家和部分西歐國家共產黨組織的控製，強化了“鐵幕”，蘇聯下令東歐國家向左轉，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總部最初設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但是，由於鐵托表現出的“獨立性”，南共與蘇共發生衝突，導致1948年6月南斯拉夫被開除出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南斯拉夫被開除出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比較蹊蹺，這裏可能掩藏一個很大的曆史真相，南共與蘇共的衝突應該隻是表麵現象，從鐵托的政治生涯(加入蘇聯布爾什維克、聚俄羅斯妻子、參加莫斯科保衛戰、共產國際工作等）、蘇聯對解放南斯拉夫的巨大幫助、斯大林在當時各國共產黨的巨大威望和斯大林與鐵托的私人關係(一度傳鐵托為斯大林接班人），鐵托是一個莫斯科派、蘇聯代理人，鐵托無論如何不可能違抗斯大林的意誌，即使鐵托真的違抗斯大林意誌，斯大林可以輕而易舉推翻鐵托而找一個新的代理人。南斯拉夫是位於巴爾幹半島、控製亞得裏亞海灣、25.58萬平方公裏的國土麵積和約2千萬人口的地區大國，在最初形成的蘇聯東歐集團國家中處於重要地位，沒有斯大林默許，南斯拉夫是不會脫離蘇聯陣營的。南斯拉夫一脫離蘇聯的掌控，那道“鐵幕”還是一道嚴密的“鐵幕”嗎？蘇聯的屏障就出現缺口，所以，南斯拉夫脫離蘇聯陣營是假脫離。我推測南斯拉夫脫離蘇聯陣營的真正原因與中國的戰局發展和蘇聯對冷戰的重新布局有關。1947年7月，毛澤東領導的中共軍隊開始從戰略防禦轉為戰略反攻，到1948年6月，一年間又殲滅了國民黨約160萬軍隊，東北全境接近解放(隻剩下幾座大城市等待最後一擊），中共已經占據國內戰局主導地位，奪取政權已露出一線曙光。中共奪取政權將打破二戰後形成的國際格局，這是共濟會和美、蘇、英三國巨頭沒有預料到的。這一段時間蘇、美、英密切關注中國內戰的變化，並且對冷戰的布局重新作出調整。如果中共奪取中國政權，那國際共產主義力量將大大加強，東西方力量的天平將發生傾斜，所以，共濟會權衡，有必要讓南斯拉夫從蘇聯的勢力範圍脫離出來(當然是表麵的），以減弱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另一個考慮，是準備讓南斯拉夫在冷戰中領導世界第三勢力，冷戰形成東西方二個陣營，還有至少一半多國家將不屬於這二個陣營，而屬於中間勢力，共濟會需要掌控，以免中間勢力國家隨便跟中共的中國跑。1961年鐵托牽頭在貝爾格萊德成立不結盟運動，到2012年有120個國家包括世界55%的人口加入，可見，鐵托在冷戰中通過影響第三勢力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他的曆史地位被低估。還有一點，南斯拉夫脫離蘇聯陣營後，不僅弱化了蘇聯的鐵幕，反而在南歐對地中海形成了一道保護屏障，那裏有一個剛剛誕生的重要國家——以色列。

一個關鍵點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共與東歐等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組織不同，自從遵義會議毛澤東開始在中共掌權，中共開始脫離蘇聯的掌控。當時沒有人想到，這是一個影響未來半個多世紀世界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共濟會希望國際共產主義在二戰中發展壯大，但是關鍵是各國共產黨組織應在共濟會的控製之下，具體就是通過蘇共來掌控。因為，隻有在蘇共的掌控之下，共濟會才能控製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走向，即需要時讓它興旺，不需要時讓它蓑退。由於毛澤東的民族獨立傾向，斯大林對毛澤東持懷疑態度，對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不是全力支持，有時甚至表現出壓製。斯大林希望中國在蔣介石國民黨的控製之下，一個原因是美、蘇、英三巨頭對二戰後的勢力範圍劃分，蔣介石控製的中國屬於美國的資本主義陣營。二戰結束後斯大林讓毛澤東與蔣介石和談，希望中共加入國民黨政府。斯大林希望中共隻是中國境內一股牽製蔣介石政府的力量，既可讓蘇聯從中國牟利，也維持與美英的勢力範圍劃分，而不是希望中共奪取中國政權。二戰臨近結束時，斯大林從蔣介石手中拿走了外蒙古，逼蔣介石同意外蒙古獨立（而實際上由蘇聯控製）。如果蔣介石後來不丟掉政權，東北鐵路和大連旅順港在蘇聯的掌控之下，東北不能完全獨立，新疆可能繼續被蘇聯蠶食，印度勢力可能進入西藏。蔣介石丟掉外蒙使中國的抗戰勝利大打折扣，成為中國的千古之恨。蔣介石領導中國將同時受到美蘇幹預，中國難以獲得真正獨立。

與中國戰局有關的另一個國家是芬蘭，芬蘭作為二戰的戰敗國被蘇聯控製，蘇聯完全可以也應該將芬蘭劃歸蘇聯勢力範圍，但是，斯大林卻允許芬蘭中立、允許芬蘭共產黨被削弱。芬蘭隻拿一部分領土給蘇聯換得了芬蘭中立不會是曆史的真相，因為當時芬蘭根本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蘇聯要形成一道完整的屏障，應該將鐵幕的北端延伸到芬蘭，讓芬蘭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由於中共在中國的節節勝利，共濟會為了削弱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讓芬蘭中立，這樣理解更合乎當時的情況。

1949年6月21月至8月14日，在中共即將宣布建立新中國前夕，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秘密訪問莫斯科，斯大林在會見劉少奇時表示：“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後，西方的社會民主運動停滯下來，革命中心由西方轉移到了東方，而現在又轉移到了中國和東亞。”斯大林主動提出了中蘇二國進行國際分工的建議，“希望中國今後多擔負些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方麵的幫助”“你們多做東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作，在這方麵多多發揮你們的作用和影響。我們對西方多承擔些義務，多做些工作。”“你們應當履行對東亞各國革命所承擔的責任。”斯大林的上述談話反映了冷戰的轉向，冷戰表麵上仍是美蘇二個集團的對抗，但其重心將轉移到中國和東亞，因為隨著世界革命中心的轉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共產主義的圍堵將把重心轉移到中國和東亞。毛澤東讓劉少奇帶去了即將建立的新中國對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所以，新中國即將加入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但是，毛澤東至死都不知道斯大林已經著手與杜魯門悄悄聯合對即將到來的新中國進行遏製和圍堵，因為斯大林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精神領袖的形象和在表麵上對中共的支持與合作，使毛澤東很難懷疑斯大林會暗中坑害中國。斯大林的中蘇分工論是一個陷阱，目的是讓新中國卷入即將到來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以及為世界各地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背上沉重負擔，否則，斯大林不會讓出世界一半的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給毛澤東。

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宣告新中國成立，打破了二戰後的國際格局，共濟會對冷戰的規劃不得不作出重大修改，冷戰的主線變為二條1，一條是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以蘇聯為首的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假對峙；一條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暗中與蘇聯勾結對以新中國為代表的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真對峙。前者表現為冷戰，後者表現為熱戰。冷戰的中心也從一個變為二個，一個是美蘇對抗的假中心，一個是中國反美蘇聯合圍堵的真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