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郎。《拾舊沙河夢》160。小小爬蟲

巴郎。《拾舊沙河夢》160。小小爬蟲

巴郎長篇自傳《巴郎舊事》第一部：《拾舊沙河夢》 

 

 ***** 夢牽少年時，拾荒百萬字 *****

掬捧沙河那一泓流水，仔細清洗這兩眼昏麻。

常憶起曾經少年英姿，轉瞬間已過六十花甲。

世事如枰棋難料變化，人生似爐鐵反複錘打。

夕照驛道孑然歸去客，回首來路依稀是舊家。

巴郎 記於20191205 - 20201218

 

 

160。小小爬蟲

 

大小官員皆靠邊，舊有體製一掃光。不去造反即保皇，難容逍遙騎中牆。社會陷入無政府，偷窺暗取把印掌。爭奪權力尋私利，卻說冠冕又堂皇。*逍遙派，指界於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間的中間派。

工人沒勁去上工，田野荒蕪無耕農。商家貨架空蕩蕩，學校關門沒學童。飯店做出憶苦飯，飲水思源記心中。階級兄弟一樣窮，攜手並肩求大同。

革命初衷誌不變，誓死保衛黨中央。無論工農兵學商，不事生產革命忙。路線分明革保爭，壁壘森嚴友敵防。忠心赤膽為領袖，青春熱血灑疆場。

這幾段順口詩詞，概括了風雲變幻的1967年。從上海“一月風暴”開始的搶班奪權，二月鎮反，六月反逆流軍隊支左支派，七月武漢百萬雄師事件，由此引發的八九月造反派武力剿滅保守派。一家獨大之後，造反派內部又開始爭權奪利，為搶奪即將成立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席位內爭不休，大打出手，文攻武衛，戰火硝煙綿延至年底，進入1968年，仍方興未艾，勢頭強勁，殊難停止。

 

且說，入夏以來，在領袖授意之下，新貴取代舊老，中央文革再度上台，重新執掌國家至高權力，作為偉大領袖的代言人，作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正確代表，頤指氣使，不可一世。他們驕橫狂妄，隨意解釋領袖的“最新最高指示”，狐假虎威，打擊壓製持不同政見者，唯我獨尊。

其實，中央文革小組，事實上的權力機構，並不象其標榜地那樣，如一塊鐵板，是“一個緊密團結戰鬥的革命集體”，恰恰相反，它是一個各方勢力之間妥協調和的產物，相互掣肘相互牽製，權力分享。

中央文革構成上，即有跟隨領袖多年的心腹“老夫子”陳伯達康生主持全局，大內侍衛汪東興溫玉成，也有文革旗手第一夫人江青及其左膀右臂張春橋姚文元主持日常事務，還有林彪林付統帥的親信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列席，文革新秀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等，以及為平衡各方而挑選的陶鑄王任重劉誌堅謝鏜忠尹達，各大區局的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等。可謂四麵八方，濟濟一堂。

 

文革新秀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為何人？王關戚乃人中翹楚，生逢盛世，進士及第，借文革之勢，如坐直升飛機一樣，榮任中樞要員，一飛衝天，一鳴驚人。他們在文革中呼風喚雨，大展拳腳，一言既出，天下聳聽，是文革一時風雲人物。

王力，文革前曾任中聯部副部長，受命參加中蘇兩黨意識形態的論戰，以參與寫作“九評蘇共”而嶄露頭角，始有名氣。他口才好，頭腦清楚，記憶力強，筆杆子來得，無中生有，妙筆生花，曾經參與寫過一些大文章。1966年，中央文革小組成立，王力進入中央文革，成了江青康生手下幹將，說他是中央文革第一號“筆杆子”，一點也不過分。

關鋒，文革前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這是中央設立的一個高級研究、谘詢、參謀機構。他經常寫作和發表文章，文筆活潑，切合中央方針，而且很有深度。他因此受到重視和重用，調到《紅旗》雜誌，編輯《思想理論動態》，專供領袖參閱。當領袖醞釀發動文革時，關鋒參與起草《五一六通知》，並留在領袖身邊工作。隨後，關鋒進入中央文革小組，成了紅衛兵口中的“中央首長”，他的講話，也被稱為“中央首長指示”了。

戚本禹在王關戚三人中職務最低、資曆最淺，但是，他卻最是活躍，深得領袖信任，掌握了中央辦公廳的重要權力，威勢最盛，文革中被紅衛兵敬稱為“戚大帥”。

戚本禹年輕時，在中南海做機要工作。他學習刻苦，工作認真，對曆史研究很有興趣。他很健談，口若懸河，思維敏銳，喜歡辯論，平時愛寫文章，而且文筆很好。他的文章，模仿領袖的筆法，又帶有些魯迅的風格，很受領袖看重，認為他是深諳曆史的理論家。他由此受到提拔，出任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曆史組組長。領袖十分喜歡研究曆史，對曆史組特別重視。戚本禹能成為曆史組的組長，非同小可，說明他已是有名氣有地位的黨中央理論骨幹曆史權威，騰達有日了。

1966年5月，戚本禹參與起草《五一六通知》，進入中央文革小組，又是領袖和江青兩個人的秘書，實際上掌管著中央機要，成為炙手可熱的焦點人物。各地黨政幹部都知道，今後向領袖匯報工作反映意見，必須要通過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動接近他。戚本禹少年得誌，趾高氣揚，每日象隻盛氣的小公雞，昂首闊步，氣宇軒昂，對那些地方封疆大吏，從不放在眼裏。連賞識他的江青也說：“戚本禹眼睛長在額頭上，朝上看”。

 

王力（中央宣傳組組長）、關鋒（全軍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和戚本禹（中央辦公廳代主任秘書局副局長），在初進中央文革時，原本聲名不顯，附冀末位。但他們才高八鬥，能言善辯，心懷野心，不甘久居人下。

於是在文革早期，三人甘心充當陳康江張的幹將打手，勾結互援，赤膊上陣，大肆攻擊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組員劉誌堅，將他倆打倒並清除出局，從而使自己獲得提升，在中央文革的排名大大提前，掌握了更大的權力。他們利用手上權力和地位，書寫文章，發表講話，大肆鼓吹造反奪權，造成全國局勢動蕩，亂象頻生。

 

1967年7月，謝富治王力率領中央代表團，赴武漢調解當地文革運動中存在的若幹問題。王力趁機借中央名義，明確表態支持工總司，挑動群眾鬥群眾，挑撥鼓動工總司遊行示威，威壓另一派群眾組織百萬雄師。這種以中央名義，煽風點火，支一派壓一派的舉動，激起了百萬雄師的強烈不滿，於是把矛頭指向王力等人，將其圍困，並揚言要進行揪鬥。兩派數十萬人，在武漢三鎮製造摩擦衝突，於20日發生大規模械鬥。

在武漢7-20事件後，王力狼狽逃回北京，不甘罷休，於是移花接木，拉大旗作虎皮，將自己等同於中央文革，將中央文革等同於無產階級司令部，於是堂而皇之的將《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安在了百萬雄師頭上。他振振有詞的指責百萬雄師，圍攻王力自己，就是炮打中央文革，而“誰炮打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就是攻擊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犯下了“惡毒攻擊罪”，十惡不赦。他上下其手，假借中央尚方寶劍，釜底抽薪，解除了中南局書記王任重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的職務，將百萬雄師定性為保守組織予以取締，全國肅然。

 

經此一事，王力更是官運亨通，春風得意，風頭正勁，與關鋒戚本禹一道，鞏固了在中央文革內的地位，隱隱地與陳康江張相對峙，分庭抗禮。

可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王關戚小人得誌，趾高氣揚，招得中央文革強權者的忌憚，明裏暗裏打壓其囂張氣氛。而王關戚利令智昏，一旦嚐到權力的味道，怎能輕易放棄，屈居人下？所以，雙方矛盾逐漸公開化，乃至於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武漢7-20事件，中央高層很是不滿，認為是王力捅的大“漏子”。但王關戚卻不知進退，反而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門，在全國製造“亂”的局麵。

戚本禹積極鼓動並直接指揮首都紅衛兵圍攻中南海，鼓動中南海內的造反派揪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並衝擊朱德住宅。

八一建軍節前，關鋒也起草“八一社論”，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把矛頭對準軍隊，鼓動各地造反派趁勢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槍支彈藥，製造事端，直接打亂了領袖動用解放軍“支左”以穩定全國局勢的部署。

8月份，王力鼓動外交部造反派，火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

這些煽動造反、製造動亂的舉措，導致主政的周恩來總理的極度反感。而造反派火燒英國代辦處，成了壓斷駝背的那最後一根稻草。周總理再也不能忍耐這些倒行逆施，他向領袖進言，認定王關戚是壞人：“這些壞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

 

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其它人，與王關戚的矛盾惡化，到了不可開交的地步，隻得上達天聽。領袖意識到三人的舉動，不過是想從陳康江張處，爭得更多權力，在中央文革這口大鍋中，分得更大一碗羮。這種內部爭鬥，為了權力，你死我活，勢不兩立，在中國革命的曆史進程中，屢屢發生，並不鮮見。

所以，領袖自有應對良策。試想，領袖怎會拋棄跟隨自己多年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將們，而站在這幾個借勢而起的小小秀才無良文人一邊，為其撐腰壯膽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最終領袖斷然下令，隔離審查三人，並解除其在中央文革小組的職位。

一失足成千古恨，釀成苦酒自品嚐。伴隨著其思想上的狂熱理想上的虛妄的破滅，王關戚三人的政治生命，也突然地被終結了。昔日的巨廈華屋，而今土崩瓦解，廟堂之上，不見了風流才子瀟灑倜儻，民眾眼中，卻成了三隻小小爬蟲，不自量力，蚍蜉撼樹，最終落得身敗名裂，萬劫不複。

巴郎 記於2020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