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郎。《拾舊沙河夢》155。硝煙彌川

巴郎。《拾舊沙河夢》155。硝煙彌川

巴郎長篇自傳《巴郎舊事》第一部：《拾舊沙河夢》 

 

 ***** 夢牽少年時，拾荒百萬字 *****

掬捧沙河那一泓流水，仔細清洗這兩眼昏麻。

常憶起曾經少年英姿，轉瞬間已過六十花甲。

世事如枰棋難料變化，人生似爐鐵反複錘打。

夕照驛道孑然歸去客，回首來路依稀是舊家。

巴郎 記於20191205 - 20201218

 

 

155。硝煙彌川

 

《四川十條》發布，劉張平反複出，又見生天。這兩位50年代宜賓民眾眼中的傳奇英雄，經過與李井泉廖誌高多年的暗鬥明爭，經曆了被批鬥打壓關押而四處求告無門的處境，而今重掌權力，臥薪嚐膽，積幾年來起伏跌宕的經驗教訓，深切感受到權力的重要。

他們的權力來自於中央文革的青睞，所以，劉張以中央文革馬首是瞻，唯命是從，心甘情願地為推行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而奔走效勞，欲將四川作為中央文革的“樣板田”。他們權力欲膨脹，一方麵試圖架空張梁首長，把權力集中到自家兩口子手中，成為川省太上皇，大權在握氣焰熏天; 另一方麵則支派壓派，挑動派性鬥爭，壓製不同意見，使自己主政長治而久安。

 

5月初，當劉張剛出來時，正是蓉城造反派聯合起來，攜手對付保守組織產業軍的時候。此時，八二六派和紅成派正為《四川十條》的發布而興高彩烈，為重見生天而揚眉吐氣。他們把劉張看作為手執中央文革尚方寶劍的欽差大臣，是真真徹徹的自己人，因此，兩派都同聲讚揚和支持劉張主政。劉張本身靠造反起家，他們進入省革籌，應該說對造反派相當有利的。

事實也確是如此。早在4月中，文革旗手江青同誌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軍內外造反派時，講過一句話：“成都、武漢，那是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可以衝一衝”。其內涵是指，當時的成都軍區，是保守組織產業軍的後台; 而武漢軍區，則是保守組織百萬雄師的靠山。兩地軍區，都還在試圖維係傳統舊有秩序，阻礙文革發展的進程。江青同誌的指示，隱略地示意兩地的造反派，去衝擊兩地的頑固保守軍區，揪出“軍內一小撮”，使軍區轉變觀點立場，站到革命造反派一邊來。作為中央文革的心腹，劉張自然是秉承恩主旨意，心領神會，借機公開批評指責時任成都軍區領導，為造反派張目撐腰，慫恿造反派打壓保守組織，這不能不使人疑心成都的川棉武鬥和132廠武鬥是造反派主動進攻的結果。

67年5月，擁護和反對劉張的兩派，在瀘州隆昌等地發生武鬥。情況反映到省革籌，為了鞏固自身權力，打擊異己，劉結挺乘機鼓動：“對立麵不但要打隆昌、內江、自貢、宜賓，還要打成都。”張西挺也趁勢說：“我如果在隆昌，我就有自衛的權利”。在劉張煽動下，擁派勢力於5月6日策劃，調集了10個縣的5000餘名武鬥人員，攻打瀘州納溪合江等地，打死274人。另有1人僥幸死裏逃生：當他的孩子們到停屍房為他收屍時，發現他還有一口氣。此外，文革期間，數以千計的宜賓人在兩派武鬥中，或私刑拷打下傷殘死亡，給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損失。

然而，劉張與造反派的蜜月並不久長。在保守派土崩瓦解之後，造反派失去了對立麵，其內部，由於爭權奪利，立場觀點的不同，形成派係，蓬勃洶湧地開展起派性武鬥來。或許是在其位行其政，從劉張本身的立場上，不可能永遠在這相互對立的兩派中和稀泥搞中庸，不可避免地因為某些舉措而取悅一方而引惡另一方，最後不由自主地置身於派性武鬥的風口浪尖，導致丟官棄職，身敗名裂。

 

據說，成都造反派派性武鬥的起因，是因為《四川十條》中一句話：八二六要和紅衛兵成都部隊這樣的革命群眾組織加強團結，實行革命的大聯合。什麽叫“這樣的革命群眾組織”？依八二六派的解釋，那是指紅成派雖是革命的群眾組織，但它曾一度協助過鎮反，是犯過嚴重錯誤的組織。紅成派當然不接受這樣的解釋，他們認為這段文字，不論是字麵上或是內涵中，都沒有什麽特殊的意義。紅成派認為，八二六派是在咬文嚼字，挖空心思地誹謗貶低對手，從而拔高自己，好在將要成立的省革委中排擠對手，多占席位。兩派後來劍拔弩張，不惜抵死內戰，這段文字也是爭端之一。

既然有了兩派，兩派又互相對立勢如水火，不可共天，那麽，怎麽才能解決這個矛盾呢？依然是偉大旗手江青同誌，為革命造反的兩派指引了一條光輝大道嶄新天地，將群氓們對文革的認知，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67年7月底，麵對全國風起雲湧的派性鬥爭，江青同誌在一次與造反派的座談會上，振臂高呼“文攻武衛”。文攻指口誅筆伐，武衛指用武力捍衛，即是以暴製暴，用革命暴力對付反革命暴力。9月初，江青同誌再次提出這個口號，並由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要求全國人民，認真學習並堅定執行江青同誌的號召。

於是，全國各地紛紛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借用毛主席和馬列著作語錄，割裂馬列主義的思想體係，斷章截句，宣傳“唯我獨革”“唯我獨尊”，使用鬼域伎倆醃臢計謀，攻擊對立麵的群眾組織，掀起文革動亂。

 

從此全國武鬥急劇升級，派係雙方衝擊軍隊、搶掠武器、裝備和軍用物資，致使全國武鬥加劇，不斷升級，流血事件頻繁發生，打砸搶抄成風，交通運輸遭到破壞，造成“全麵內戰”的混亂局麵。

“文攻武衛”的口號，之所以能立刻引起廣泛而熱烈的呼應，對造反派眾來說，雙方自有其相當合理的根據，並不純粹是愚蠢和盲從。文革這筆賬之所以很不容易算得清楚，原因是在它的許多次事件中，都難解難分地交織著正確與錯誤，必須小心地進行剝離，才能將真相暴露出來。不過，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敢於和樂於發動大規模武鬥的一方，要麽仗恃兵力雄，要麽仗恃後台硬；或者是兩者皆可仗恃。

就成都來說，八二六派得到劉張主政的省革籌的力挺，而紅成派則有成都軍區的撐腰，兩派人數多，士氣旺，都有市民支持，可說是勢均力敵，難分高下。尤其重要的是，通過各種關係網絡，兩派在中央，特別是中央文革都有靠山，或明或暗地，或明確地或隱晦地，表態支持一方壓製一方，或今日支持這方明日又支持那方，和稀泥搞調合。地方和中央的噯昧，暗中慫恿和鼓動，卻反倒助長了雙方的氣焰，使其更形囂張，使派性武鬥愈演愈烈，終至不可收拾之地步。

巴郎 記於2020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