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間聾啞學校——啟喑學館

 

       1924 年12月1日，美國時代周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花生》的文章。是這樣寫的：

       “在經濟上，南部花生種植園主很難感謝阿奇迪肯·湯普森（Archdeacon Thompson）或美國長老會駐華傳教士梅理士博士。三十五年前，這兩位先生引入了四誇脫的美國花生。其中一半分給了兩名中國農民，作為中國花生產量的基礎。其中一名農民吃掉了他的花生而並沒有種在地裏，而另一名農民則種植並不斷繁育花生，直到如今山東半島每年生產1800萬蒲式耳（一蒲式耳約合27公斤）的花生。中國的花生產量現在甚至超過了美國。……”

     在煙台大事記（1861-1880）裏有這是樣的一段記錄：“1862年…是年，美國傳教士梅理士抵登州，將所帶大花生種250克交教徒楊得來試種，後逐步傳開。” 

     因此， 梅理士博士（Charles Rogers Mills，1829-1895）也被稱為“山東大花生之父”。 

  梅理士於 1856年自神學院畢業後隨即被按立為牧師。同年8月20日，梅理士與羅絲·麥克馬斯特（Rose Anna McMaster）小姐結婚；10月1日即偕新婚妻子乘船啟程來中國，於次年2月到達上海，從此開始了他在中國長達39年的傳教生涯。 

    梅理士夫婦因故於1862年轉赴山東登州（今蓬萊市）宣教。經過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梅理士牧師在登州建立起興旺的教會，擁有一所男子高等學府，一所男中和一所女中，一座醫院，一所啟喑學校。而啟喑學校的創立，則與梅理士的聾啞兒子有著直接關係。 

    梅夫人於1874年初在登州染病逝世，身後留下了4個年幼的孩子，其中的一個兒子3歲時不幸因病致聾。梅夫人病逝前，留下遺囑希望聾兒能夠受到特殊教育，也希望那些中國聾兒們都能夠受到同樣的教育。 

     梅理士目睹自己兒子的不幸和痛苦，亦深切認識到教育聾啞兒童的重要性，遂萌發出開辦聾啞學校的念頭。當時中國並沒有聾啞教育，他隻好先將兒子送到美國紐約州羅徹斯特（Rochester）聾啞學校接受教育，在那裏結識了該校教師安妮特·湯普森（Annette E. Thompson，1852-1929）小姐。因著孩子的緣故，湯普森與梅理士通信多年而生愛意，她認為梅理士“為了他所愛的中國人民，無私地奉獻出了一切。”出於共同的信仰追求，以及對聾啞教育的熱愛，湯普森小姐毅然接受了梅理士的邀請，獻身於中國宣教，於1884年來到煙台，經郭顯德牧師（Rev. Hunter Corbett，1835-1920）證婚與梅理士結為伉儷，取中文名為梅耐德，之後便來到登州。 

      1887年登州啟喑學館正式創立，梅理士自任館長，梅耐德擔任教員，另外還聘請了一位懂英語的中國人擔任助教。這是山東乃至中國的第一所聾啞學校，比中國第一所官立學校——保定聾啞學校，早了22年。

     登州啟喑學館創立後舉步維艱。當地百姓對此不理解。因為當時大部分百姓的正常子女尚且都讀不起書，哪有人想到讓聾啞兒童受教育？而傳教士辦學教育聾啞人，更難免引起人們諸多疑慮。因此，登州啟喑學館開辦後，盡管不收學費，衣食全由校方供給，但入學者卻寥寥無幾，在整個登州時期，總共也隻有4個人入學。當時的辦學經費，由梅理士博士所屬差會美國基督教北長老會撥發。 

      1895年6月21日，梅理士博士因長期辛勤勞苦而積勞成疾，安息且葬於登州。梅理士博士病逝後，美國北長老會差會不再供給經費，學館暫時停辦。

     為了恢複辦學，梅耐德不顧喪夫之痛，四處奔走，多方求助。當施耐德計劃重新複學之際，唯一的女兒又因病離世。這重重的打擊，並沒有使她放棄自己的信念，她克服種種困難，在其母校——羅徹斯特聾啞學校的慷慨支持之下，梅耐德心裏重新燃起信心和希望。於1898年將學校遷至煙台，租賃旅館成立了“煙台啟喑學館”。一年之後，梅耐德在英美傳教士和美國國內聾啞學校的支持下，在煙台“中國內地會”子弟學校之側，置地約十七華畝，籌備興建一座具有中國建築風格的新校舍和校園。同時，梅耐德邀請其在美國衛生部工作的外甥女葛愛德（Anita E. Carter）來煙台。葛愛德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工作，於1906年來到煙台。起初僅有男生部，又先後增設女生部和師範部，為各地培養師資。曆經幾十年的艱難奔波，最終建起了中國第一所男女混讀全日製正規的聾啞學校。 

     梅耐德親率師生造訪十多個城市，大力宣傳、推廣啟喑教育的思想，吸引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民間的關注，結果促使清政府製定了試辦啟喑學校的計劃，各教會學校也選派正常學生到煙台啟喑學校接受訓練，作為開設這類學校的師資儲備。至1919年，中國開辦的8所聾啞學校中的7所學校與煙台啟喑有密切關係，或由啟喑的畢業生，或由原教工創辦。 

      1923年，梅耐德光榮退休，本擬終老中國。一年後梅耐德回學校看望學生們時寫了一封公開信，是這樣結尾的：“我把中國的聾啞人工作作為一份遺產留給你們，希望你們能夠繼承下去！”

      1927年，梅耐德在局勢混亂的情況下痛苦至極地被迫離開她深愛的中國，那個已經成為她生命中難以忘卻的記憶，她在煙台結了婚，生下了三個孩子，又不舍地送走了深愛的丈夫和唯一的愛女。她曆盡千辛萬苦創建並發展了中國的第一所聾啞學校，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的聾啞教育事業。梅耐德也被稱為“中國聾啞教育的先驅”。

 

      1929年4月19日，梅耐德在芝加哥安息。

     無論是梅理士博士，還是梅耐德女士，都讓我想起了許地山先生的著名散文《落花生》裏麵的一段文字： 

 

父親說：“花生的好處很多，有一樣最可貴：它的果實埋在地裏，不像桃子、石榴、蘋果那樣，把鮮紅嫩綠的果實高高地掛在枝頭上，使人一見就生愛慕之心。你們看它矮矮地長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來它有沒有果實，必須挖起來才知道。”

……

父親接下去說：“所以你們要像花生一樣，它雖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我說：“那麽，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隻講體麵，而對別人沒有好處的人。”

父親說：“對。這是我對你們的希望。”

 

我還想到了一段經文，是提摩太後書4: 7，似乎就是在表揚那些不畏艱險的宣教士的：

 

“那美好的仗，我打過了；當跑的路，我跑完了；所信的道，我持守住了。”

 

致敬????????????那些為神努力作工的好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