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曉峰(香港理工大學)
關鍵詞:天地會;秘密宗教;異姓結拜;李胄桃;青蓮教
從清初開始,清廷意識到異姓結拜對政權的危害,順治末年“凡歃血盟誓,焚表結拜弟兄者,著即正法”。乾隆年間按“謀逆未行”甚至“謀叛罪不分首從例,擬斬立決”,懲治逐漸加重。[1]在福建異姓結拜極為盛行。康熙十九年(1680)福建總督姚啟聖發布禁結社黨告示,內有:“近聞閩省各屬多有窮凶巨棍,自稱大哥,歃血盟神,結拜兄弟。或一夥有百餘人,或一夥有三五百人。”“如敢創立大哥、歃血誓盟、扛幫詐害者,或經訪聞,或被告發,不分首從,一體嚴拿,照新例概置死法。父兄鄰右縱容不舉,從重治罪。”[2]乾隆五十三年(1788)福康安、鄂輝奏:“台灣民刁俗悍,搶劫成風,結會拜盟,尤為惡習。” [3]粵東的民風也大致如此。
清初至清中葉,秘密宗教由北向南、由西向東廣泛傳播。乾隆初年,圓頓教、雞足山大乘教、羅教等匯聚於江西,互相混雜,遂被統稱為“齋教”。[4]因教眾多奉三皈五戒、吃齋念佛,民間甚至官府也很難區分教派。無論出於斂財或反清目的,秘密宗教有從江西南傳的需要,但在異姓結拜秘密盛行的閩粵,秘密宗教需要改變傳教方式。天地會的創立或與這一改變有關。本文根據乾隆嘉慶年間天地會案犯的供詞、會簿和官書文件,分析天地會創立初期是否曾存在秘密宗教特征。
“洪二和尚”,是乾隆末年清廷追查天地會起源時,案犯行義、陳彪等人供出的創會人物。乾隆五十四年(1789),閩浙總督伍拉納、福建巡撫徐肆奏報,天地會是由福建漳浦僧提喜即“洪二和尚”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所倡立。[5]乾隆五十四年乾隆給福康安諭令指:“天地會節經查明起於洪二和尚,今據行義供認伊父提喜即洪二和尚,是提喜為此案傳教正犯,已無疑義。”[6]至嘉慶十一至十六年(1806-1811),江西周達濱、盧盛海、鍾高才與姚必英等人結拜三點會時,“設立從前傳會的萬大哥即洪二和尚牌位” [7],仍對洪二和尚萬提喜加以供奉。
蔡少卿、秦寶琦等根據眾多官書記載,也認為“洪二和尚”即天地會創始人萬提喜。提喜大約生於康熙五十八九年(1719-1720),逝於乾隆四十四年,福建漳浦縣高塘村(今屬雲霄縣東廈鄉)人,俗名鄭開,僧名提喜,又名塗喜,弟兄三人,排行第二,中年出家為僧,號“洪二和尚”。初居寅錢寺,後住持高溪村之觀音亭。天地會《會簿》中《西魯序》提到居住福建雲霄高溪之“始祖”,當指洪二和尚萬提喜。[8]秦寶琦所引《會簿》,即鹹豐同治年間粵中會簿抄本。該會簿內的“素珠牌”圖旁寫有:“飛龍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醜時生。起手不離三,開口不離本。本姓洪,洪花亭是也。始祖居住福建雲霄,高溪,洪太歲。” [9]雲霄、高溪、洪花亭等,是提喜在乾隆二十六年的創會之處,故秦寶琦推測此處的始祖為萬提喜。素珠本是誦佛經時所用的念珠,所以該圖旁的洪太歲應是和尚。故可以推知,洪太歲為始祖洪二和尚萬提喜的化名。
天地會案犯還供有“洪二房和尚”。參加過林爽文起義的楊詠、楊軒二犯,供稱:“小的們聽得嚴煙說及起會的根源,是廣東有個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個姓朱的人起的。洪二房和尚居住後溪鳳花亭,不知是何府何縣地方。”“旋又供稱天地會根源,起於粵東,有和尚洪二房及朱姓人。”傳會林爽文的嚴煙則供:“那起會的朱姓叫朱鼎元,幫助傳會的李姓,實在不知名字。他們兩家傳下一個洪字暗號,所以叫作洪二房。”又供:“同會所稱洪二房和尚並非實有其人,乃暗隱朱、李二姓及萬和尚的總稱。” [10]
乾隆皇帝認定天地會起於“洪二和尚”,間接否定了“洪二房和尚”的存在。實際上,“洪二和尚”指提喜俗家行二,而“洪二房和尚”意為“洪二房”僅是創會者之一。倘若乾隆皇帝嚴旨深究“洪二房和尚”身份,勢必引發各省對朱李二姓和“洪長房”以至三房、四房的追查,眾官員將疲於應付且結局難料。所以,眾官員利用萬提喜俗家行二的巧合,以“洪二和尚”即為萬提喜且是唯一創會人的結論匆匆奏報乾隆,並不再追查朱李二姓和洪三房。
粵中會簿另記有後五房——吳天成、洪大(太)歲、李識弟、桃必達、林永昭。[11]嘉慶十六年(1811)姚大羔本會簿的《水先成》組詩中,列會內五房,依次為長房吳天成、二房洪大歲、三房李色地、四房桃必達、五房林永招。[12]會簿《錦囊傳》中,洪太歲亦排名第二。[13]會簿中多記“洪太歲”為洪二房,再據上文所引官書和供詞中的創會人信息,可以推知,“洪二和尚”和“洪二房和尚”、“洪太歲”,均指向天地會的始祖——萬提喜。
天地會內存在“洪二房”稱謂,隱指創會者不止一人。乾隆末年天地會眾多案犯的供詞中,有朱李二姓、朱洪竹、朱洪德、朱鼎元、洪三房和尚等創會人物。另外,一些案犯還供出以“桃”為名的重要人物,如洪李桃、李九桃(陶)或朱九桃等。這些朱、李、洪姓或姓名中含“桃”字人物均未歸案。乾隆末年的案犯“李胄桃”,又稱李桃、李阿桃,以朱李二姓之“李”為姓,又以“桃”為名。通過分析天地會內與“桃”有關的信息和乾隆末年“捎信案”細節,可辨析李胄桃的真實身份。
乾隆末年天地會案犯多供有“桃”字,或作為姓、名,或用於重要的隱語中。乾隆五十二年(1787)案犯林功裕供,其師林三長稱天地會創會時“有個朱洪德,係食仙桃孕生,年約十五、六歲”。賴阿力供:“有本會頭人洪李桃,年四十多歲,俗家住漳浦縣榕樹腳,向在漳州龍溪縣東門外福連寺做和尚,該犯亦未曾見麵。”林阿俊則稱:“梁阿步勾引入會時,告以頭人係李九陶,是平和縣小溪鄉人。另有洪李桃是和尚,原籍住址亦與賴阿恩所供相符。”[14]乾隆五十七年(1792)福建同安縣人陳蘇老與蘇葉等改立靝????會(天地會)。陳蘇老供:“聞得廣東石城縣高溪寺也有天地會,為首的係洪三房,姓朱名紅竹,又名九桃。本年四月間,在本省深青地方遇見兩個長發大袖和尚,在路談說,故此聽聞。那和尚口音象是廣東人,至洪三房即朱九桃,小的並不認識等語。”“晉江等縣匪徒,複行糾聚,供出洪三房,姓朱名洪竹,又名九桃,在廣東石城縣高溪寺立會”。[15]
天地會內常用“李桃”二字。林爽文之師嚴煙供:“陳彪曾教我兩句口語,三姓結萬李桃紅,九龍生天李朱洪。這就是天地會的根由。”林功裕另供有詩句“三千結拜李桃紅”。[16]乾隆五十六年(1792)郭世勳奏稱:“(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內,詹清真私向詹含輝告知,令其入會,聲言首先傳會之人係李、桃、紅三姓”。[17]另姚本會簿有《二九底》詩句“結萬和同李桃洪,順天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四七底》詩句“三姓結萬李桃洪”。[18]姚本會簿還記有洪四房名為“桃必達”。
桃形圖符也見於很多天地會文件中。乾隆五十七年陳蘇老案的圖印中有二桃形圖符且旁有靝????(天地)二字。[19]陳蘇老案逸犯陳周全於乾隆六十年(1796)台灣起義時,“又刻木印,四角刻‘豎仰攻濟’四字,中為桃形,桃中刻小‘朱’字。” [20]起義軍告示內有“大盟主朱”、“天運乙卯年三月十六日給”字樣。[21]查嘉慶九年(1804)有案犯以“天俯令”代替“天地會”,即以“俯”字代“地”,以“令”代字形相近的“會”。[22]既有“俯”為“地”,則“仰”字應為“天”,又“功(攻)”字與“地”形近、“濟”音近“旗”,故“豎仰功濟”意為“豎天地旗”。所以,陳周全案中的含“朱”字的桃形圖符、“豎功仰濟”暗記、“大盟主朱”等,意為天地會尊奉朱九桃。
捎信案中李胄桃所繪天地會號紙和書信內共有三個桃形圖符,桃內均有“洪”字。[23]另有嘉慶年間周達濱花帖、姚本會簿中,也有繪法相近的桃形圖符。[24]各桃形圖符形式見圖1。
圖1 天地會文件中的桃形圖符[25]
以上桃形圖符的桃尖向下,桃內多有文字(洪、朱等),上部桃梗部位繪有桃葉並多為裂開。桃內有“洪”“朱”,寓意為洪字或朱姓人物由桃孕出,這與楊詠供詞中十五六歲的朱洪德“食仙桃孕生”含義大致相同。
天地會案犯供詞中的“李九陶(桃)”另有出處,為李開化(花) 的異名。雍正五年(1727)翟斌如拒捕奪犯案(山西白蓮教案)中,有官員呈報:“緣翟斌如素習堪輿星卜,妄言惑眾;糾同周三、張鳳錦等,拜陝西潘道人名鳳池為師,並捏稱潘道人欲輔佐李開化,即李九桃,在陝舉事。” [26]
姚本會簿《翳鼓詩》中有“今年李白桃正紅,花開結子遭夜雨”。“盤問房屋”問答辭中,有“左邊桃,右邊李。桃李開花複明時”一句。[27]這兩處不僅桃李並稱,還嵌有“李開花”之名。粵中會簿內有以“桃李劍”為題的神話故事,所載科儀中亦用“桃李劍”。[28]
天地會內的這些含“桃”信息,尤其是天地會內的“李開花”及“李(九)桃”,實際上均源於民間“李開花”傳說,有鮮明的反清色彩。
乾隆五十三年(1788)《兩廣總督孫士毅奏擬天地會許阿協等情折》中,孫士毅詳細奏報了粵東五案。第四案有九犯,“詹清真、呂番他、呂阿吉、呂煙、呂敘、李掇六犯,係詔安人呂河勾引。呂河之師即許阿協案內傳授林功裕之林三長。又已允入會未經結拜者,係李阿被、李阿桃、呂阿滿三犯”。詹清真等六人“應照凶惡棍徒從重改發伊犁”,而李阿桃等,“聞拿緊急,尚未結拜,即與已經入會無殊”。[29]
乾隆五十六年(1791),詹清真與李胄桃(即粵東五案中的李阿桃)再次涉案,即“詹清真於新疆配所托劉照魁捎遞密信案”,本文簡稱為“捎信案”。陝西巡撫秦承恩奏報:“有饒平縣天地會案內遣犯詹清真等托帶家信,該犯未允。詹清真隨給與紙條兩張,聲言到粵時給伊家屬看過,必有重謝。該犯圖利,一並帶上。……詹清真係在喀什噶爾認識,(劉照魁)並無入過天地會之事,所給紙條,妄因誤聽詹清真之言,持作送信憑據,希冀多得謝銀。紙條上話語,因素不識字,故未向詹清真問明屬實等供。”劉照魁後遇李胄桃,“亦將其家信托其一並攜帶”。“據劉照魁供,這紙條兩個,實係詹清真付給,及核對筆跡,與李桃所寄家信相同,是否李桃書給抑係詹清真給與,現在行文喀什噶爾查訊。” [30]號紙由李胄桃所書,且如詹清真所說“紙條內暗號,廣東各處俱知底裏,廣東人入會者甚多。” [31]後劉照魁在陝西渭南被捕獲,隨即捎信案發。
李胄桃交給詹清真的兩張天地會號紙,上寫“結萬扶明李桃洪順天”“順天服明合同”或“順天服明合和同”字樣,見圖2。其書信中另有帶桃形圖符的“服明合同”,見圖1(3)。
圖2 捎信案中查獲的天地會號紙[32]
捎信案中李胄桃的特殊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麵。
李胄桃的兩張號紙內容大致相同(見圖2)。查粵東五案中饒平許阿協供有“順天行道合和同”[35],此句正對應號紙中的“順天服明合和同”。號紙中的二桃形圖符筆畫暢順且一致,似經常練習後所繪。李胄桃書信中另有天地會憑記“服明合同”,見圖1(2),亦有桃形圖符及三圈三點。故可推知,此三處桃形圖符均是名為“服明合同”的合同圖式。八卦教有著名的“十字合同”信條,而八卦教王子重此時與李胄桃同在配所喀什噶爾。大約李胄桃與王子重已有聯絡,在吸收了八卦教信條後,將天地會內“合和同”改為“合同”二字,並繪製了服明合同。
號紙中“結萬扶明李桃洪順天”之前七字,對應嚴煙供出的天地會根由“三姓結萬李桃紅”。桃形圖符內有“洪”字,顯然指“洪”由桃孕生。也就是說,李胄桃親書嵌有其姓名的根由文字,親繪桃形圖符,明指其“孕”出天地會之“洪”。若以李胄桃“已允入會未結拜”地位,已入會的詹清真(監生之子)應視李胄桃書寫含“李桃洪(紅)”號紙和桃形圖符為僭越之舉。恰恰相反,詹清真冒死保存此號紙。若李胄桃以天地會創會人自居,且詹清真亦視李胄桃為創會人之一,則號紙的特別之處就可解釋了。
伍拉納奏:“且嚴煙在部所供,‘三姓結萬李桃紅,九龍升天朱李洪’詩句,得自陳彪口傳,其中藏有姓名,應唯該犯是問。……朱李桃隻見過李少敏一人,其朱鼎元、桃元及馬九龍和尚,提喜傳法時隻說他們都是遠省有法術的,實在不知真假。” [36]伍拉納將詩句所藏姓名,解為李少敏、朱鼎元、桃元、馬九龍等。除李少敏確為案犯外,朱、桃、馬被認定為遠省之人而無法歸案。實際上“李桃”或“李桃紅”更可能是詩句中隱藏的姓名,而供詞中的頭人洪李桃或李九陶(桃)以及案犯李胄桃,最接近根由詩中的“李桃”。
乾隆五十三年供詞中的“洪李桃”年約四十多歲,乾隆五十六年李胄桃之父李錫和妻父呂瓚均已龍鍾。[37]由此推測,李胄桃當時大約四十至五十歲。按供詞中乾隆二十六年有十五六歲的朱姓少年創會,此少年在近三十年後與洪李桃和李胄桃的年齡大致相符。
明人王士性就河南僧俗界限的混淆以及僧人與秘密宗教結社的關係作如下揭示:“中州僧人從來不納度牒,今日削發則為僧,明日長發則為民,任自為之。故白蓮教一興,往往千百為群隨入其中,官府無所查核,為盜者亦每削發變形入比邱(丘)中,事息則回。無論僧行,即不飲酒食肉者百無一人。”[38]也就是說,洪李桃很可能“今日削發則為僧,明日長發則為民”。在粵東五案中李胄桃以俗家“為民”被捕獲後,同案中人不敢如實作供,故其“洪李桃(或李九桃)”的身份得以隱藏。
“朱振興”之名出現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伍拉納奏折中,與乾隆三十五年的福建巡撫溫福奏折中的“平和縣人朱姓”為同一人。[39]案犯蔡烏強曾供稱,他曾受邀欲從詔安往平和與朱振興拜把,顯然此時平和縣確有人化名朱振興,隻是當時除李阿閔(李少敏)外眾犯不知其真實身份和姓名。筆者推測,乾隆三十三年提喜利用本名趙宋的趙明德“複宋”起義失敗後改變策略,拾起秘密宗教的“朱李二姓”信條惑眾起事。李阿閔已於乾隆二十七年拜提喜為師入天地會,其李姓可用,故有平和縣家資富足的“朱振興”與李阿閔擬共同起事,以應“朱李二姓”。後福建巡撫崔應階奏稱:“(李阿閔)捏造朱姓,實無其人。據平和縣解送兩朱振興,俱係安分良民。” [40]平和朱振興未被捕獲,可知朱姓非其本姓,此人很可能就是乾隆五十三年的平和李九陶(桃)。
天地會案犯曾供出朱李二姓、天地會傳自廣東、洪二房和尚與朱姓同起、洪三房和尚、“此會傳自漳浦平和”、朱洪竹或朱洪德、朱鼎元等為創會人、十五六歲少年創會、頭人洪李桃和尚或李九陶(桃),以及陳蘇老所供的洪三房即朱洪竹、朱九桃,等等。這類供詞均非混供,且揭示出一個事實,即乾隆二十六年時萬提喜曾攜十五、六歲少年創會,該少年後被稱作“洪三房”。洪三房為李姓,傳為福建平和縣人。因年幼受萬提喜指使,並常稱兼朱、李二姓,以附會民間傳說或秘密宗教信條。其真名不詳,但常用化名,多以朱、李或洪為姓,以桃為名。乾隆五十三年之前,洪三房以“李九陶(桃)”身份在平和縣秘密傳會。後在廣東饒平被捕獲,以“李阿桃”之名與詹清真同案發配至喀什噶爾,改稱李胄桃。捎信案後,洪三房尚在的信息傳到廣東、福建,陳蘇老借此創“靝????會”,謠稱“朱九桃欲在廣東起事”。李胄桃、朱鼎元、朱洪德、李阿桃、朱九桃、李九陶(桃),甚至洪李桃和李少敏(李阿閔)案中的朱振興,均可能是洪三房的化名。
至於李胄桃的洪三房身份終未暴露的原因,一方麵,天地會內會規嚴明,會眾鑽刀立誓,故無人指認。另一方麵,即使孫士毅等知曉李胄桃為頭人甚至創會人之一,亦不敢與富有反叛意識的天地會對抗,重則激發民變。再者,當時福建廣東同時追查天地會起源,且孫士毅已奏報廣東非天地會起源之地。若嚴訊後李阿桃的創會人身份屬實,勢必出現天地會在廣東已傳會近三十年的推論,主政廣東多年的孫士毅等功不抵過,恐有罷官之虞。
前文論證了洪二房、洪三房實有其人,依常理,其上應有洪長房。姚本會簿以吳天成為長房。粵中會簿的“洪門堂上曆代宗親”所附“後五祖”之首為吳天成,而五房堂號依次為青蓮堂、洪順堂、家後堂、參太堂、宏(洪)化堂,吳天成屬“青蓮堂”。[41]施列格會簿中的五個馬販以“吳天成”為首。[42]嘉慶十一年(1806)劉梅占所存紅布花帖上,萬提喜大哥名字之前列有“吳天成、李色弟、方大洪、張元通、林永招五房大哥”名目。[43]嘉慶十二年(1807),案犯顏超稱,“廣東石城縣丁山腳下,有洪啟勝、蔡德忠、方大洪、吳天成、吳德帝、李色開已糾多人欲行謀反”。 [44]田林本會簿以吳天成為“三房”。[45]由這些信息可以推知,“吳天成”是嘉慶之後天地會內傳說中的始祖之一,多稱長房,且可能與“青蓮”有關。
乾隆末年案犯嚴煙供稱:“天地會名目因人生以天地為本,不過是敬天地的意思。”[46]陳彪為提喜的重要門徒,所以嚴煙收到的陳彪所傳信息尚屬可信,但仍可能出現訛誤。實際上,與嚴煙有關的天地會盟詞及楊詠供詞中的“後溪廟、鳳花亭”,本應為創會地點“高溪廟”“洪(紅)花亭”,故所謂“人生以天地為本”恐非陳彪的原文。漢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對“本”字有解釋:“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 [47]“天地人”,正是“五本”中的前三本。姚本會簿所載票布中有五字——“本天地人神” [48],意為除天地人外,神亦為“本”,而“人神”恰與“人生”音近。故“人生以天地為本”對應的應是“本天地人神”。
姚本會簿載有七首組詩,詩名分別是天本、地本、人本、神本、身本、祖本、洪本,並稱“天、地、人、神、祖就是五本”。[49]因祖本詩和洪本詩與前五首詩的內容重複,再查田林本和粵中會簿有以“天地人神手”為名的五首詩,故會內以“本”為名的組詩應為五首,分別對應“天地人神身(或手)”。因身(手)無法與“天地人神”並稱,故身(手)應另有出處。
在天地會初創的乾隆中後期,吳子祥在江西傳播大乘教(又稱五盤教)。吳子祥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編造大乘、大戒經懺及齋單,並用盤裝果供神,名為“齋盤”,立有天、地、人、神、聖五等名色,取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之義。[50]不過,“五盤”之名並非吳子祥首創,乾隆二十一年(1756)雞足山大乘教內也有“五盤”,稱東西南北中。[51]明末刊印的《佛說皇極結果寶卷》,將“彼岸”按等級分為“雲盤”、“聖盤”、“天盤”、“人盤”、“地盤”,亦為“五盤”。[52]
與其他“五盤”相比,吳子祥所傳的“五盤”在時間和地域上與天地會最為接近,故五本——“天地人神身(手)”應出自五盤教的“天地人神聖”五盤,但“聖”字訛轉為“身”或“手”。吳子祥之徒李淩魁,在嘉慶六年(1801)“憶及《恩本經》內有陰陽語句,遂另立陽盤、陰盤名目,暗藏天地會之意”。李淩魁出自五盤教,必知曉五盤指“天地人神聖”,故所謂“陽盤”和“陰盤”,指五盤中的前兩盤,即“天盤”和“地盤”,而非出自《恩本經》中的陰陽語句。
乾隆五十三年的福康安奏折中稱:“臣等到台灣後,屢將天地會根由訊問賊犯,僅知取煙吃茶俱用三指,說話不離本字等暗號,不能備悉其詳。” [53]這是案犯首次供出天地會內的“開口不離本”暗號,且出自嚴煙、林爽文一脈的天地會。也就是說,乾隆末年官員所知悉的天地會根由與本字暗號,均由嚴煙轉傳,進而說明嚴煙知曉有關天地會起源的很多秘密。由嚴煙轉傳的“開口不離本”與名目出自“人生以天地為本”,可知會名“天地”出自“本”,即“天地人神身(手)”五本中的前二本。
由吳子祥等所倡的五盤教,是“奉行三皈五戒,吃長齋,修煉九節玄功,傳教者以《禮本》開示信眾的宗教”。[54]《禮本》也稱《開示真經》或《敬神禮本》。另吳子祥著有《恩本》。因“五本”與“五盤”同源,故天地會內的“開口不離本”也可解為開口不離“禮本”或“恩本”。
如果早期的天地會仿五盤教,則會眾必對教首吳子祥有所紀念。洪二房為萬提喜和尚,洪三房李胄桃也以“洪李桃”和尚身份傳會,所以被奉為洪長房的“吳天成”也應為和尚。吳子祥奉三皈五戒、吃齋,三皈為奉佛法僧,以民眾的世俗視角,可將吳子祥視同為僧。三人同列五房,說明洪長房的活動年代亦為乾隆中後期,且聲望地位不低於提喜。吳子祥在江西匯合圓頓大乘教、姚門教(羅教)、黃天教等,曾編有《恩本》、《大乘》、《大戒》,後世青蓮教奉其為十祖。吳子祥出生於康熙年間,約乾隆四十九年身故,與提喜的活動年代相近。又洪長房屬天地會內的青蓮堂,亦可知長房與青蓮教有關。嘉慶十一年江西天地會吳文春等結會時所藏符籙,內容以會內暗號為主,但記有“黃廷臣、吳子祥善字號”[55],可知吳子祥在天地會內的特殊地位。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天地會引入五盤教(青蓮教的前身)吳子祥所奉五盤“天地人神聖”,後改稱五本——“天地會神聖”。不過在傳播時,“聖”字轉為音近的“身”或“手”字。五本又衍生出天地會之“天地”會名。天地會還將五盤教開口誦《禮本》或《恩本》的特征,轉為“開口不離本”暗號。以目前的案犯供詞、官書等史料分析,“洪長房”吳子祥並未傳天地會,僅是天地會內遙奉其為長房“吳天成”。
嘉慶十六年(1811)姚本會簿中,有少林寺一百二十八僧征西魯,火燒少林寺,五祖出少林寺等情節。鹹同年間粵中會簿,記有庚辛碑(達宗公和尚塔),會場陳設有袈裟、缽盂、素珠等,且西魯故事中有少林寺、五祖及達摩。[56]總體來看,天地會引入的佛教元素並不多。
嘉慶七年(1802)廣東新會縣鄭嗣韜、林道經等結會案內,記有:“至期齊集,鄭嗣韜用木鬥一個,鬥內插五色紙旗五麵,上寫日月清風令五字。又插劍二口,剪刀、尺各一把,銅鏡一麵,置放桌上。並用黃紙開寫,眾兄弟沐浴,拜請天地日月,各人以洪為姓,患難相扶,拜天為父,拜地為母等字,歃血拜訖。鄭嗣韜持刀在手,口稱:忠心義氣劍前過,不忠不義刀下亡。……並傳授開口不離本,舉手不離三,作為日後相逢暗號。不序年齒,共推鄭嗣韜為大哥,焚化盟詞,飲酒各散。”在嘉慶十一年福建南平添弟會案中,“鄭興名搭起神桌,寫萬和尚牌位,中放米鬥,七星燈,並剪刀、鏡尺、鐵尺、尖刀,及五色布各物,令入會之人從刀下鑽過,立誓相幫,傳授開口不離本,出手不離三,取物吃煙俱用三指向前暗號,並私給李文力舊會簿一本。” [57]這兩例是官書記載的天地會內道教色彩濃厚的入會儀式。姚本會簿內除載有以五色旗、剪刀、秤、尺、鏡、桃、劍等道教器物為名的雜詩外,還有《關聖對》[58]。“關聖”出自“關聖帝君”,指關羽為道教神祇。姚本會簿、粵中會簿等還載有出自關羽經典故事的《五本詩》。《天本詩》“天本團圓,人在其中,三才並立,一體皆同”,可用“桃園三結義”故事來解。《地本詩》中的“身頭露腳”,可解為披甲上陣的赤兔馬。其他詩多描寫關羽和赤兔馬,例如《人本詩》中“個個無糧草,待等一主人”出自“走麥城”故事,《神本詩》中的“神是紅麵臣,魏馬帶吾身”,指關羽受曹操賜赤兔馬,《手本詩》中“手本在掌中,四海一般同。正欲開來看,又怕一陣風”則指關羽在戶外秉燭“夜讀春秋”。[59]粵中會簿繪有會場陳設圖,關羽畫像居中。陳設圖的右上角為一道教圖符,出自關羽的“溫酒斬華雄”故事。[60]此會簿另有關帝廟圖式,上書“敕封真武關帝聖君” [61],即鹹豐同治年間的天地會仍以關羽為道教神祇。會場陳設圖還繪有米鬥、剪刀、鏡尺、桃李劍等道教科儀器物。另詩句和圖畫中多有道教八仙。[62]總之,嘉慶至同治年間天地會內有較多的道教元素,主要體現在關羽崇拜、八仙信仰和會場內的道教器物。
雍正年間曾出現一些異姓結拜特征的秘密會黨,如父母會、子龍會等。與天地會創立大致同一時期,秘密宗教的分支也有稱“會”,如乾隆初年雞足山大乘教東傳到江蘇時,妖僧時濟變名為“三官會”,約乾隆三十三年又有地方會首傳“龍華會”。所以,天地會稱“會”未必與異姓結拜有關。實際上,在早於天地會創立的時期,秘密宗教已經盛行,天地會有條件吸收很多秘密宗教元素。[63]
前文指天地會的“五本”出自五盤教(青蓮教的前身),又將五盤教的“天地人神聖”五盤,轉為“天地人神身(手)”五本,又衍生出會名“天地”和“開口不離本”暗號。嘉慶十六年之前,天地會已奉青蓮教十祖吳子祥(化名吳天成)為長房。
天地會在創立初期深受五盤教的影響,後五盤教演變為青蓮教,天地會則演變為秘密會黨。故天地會與青蓮教實為同源異流。
自乾隆十二年(1747)起,籍隸蘄州、移居江南霍山的馬朝柱便與白雲庵僧正修密謀糾眾起義。他們用“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錦(竹),係明後裔“同李開花在西洋”,“西洋不日起事,興複明朝”作號召,采取歃血結盟、吞符形式組織群眾,“每次拜盟,拿出雙刀擺上,說是祭刀,磕了頭、吃雞血酒,又吃符水”,並“以發辮外圈蓄發為記”。馬朝柱還鑄上刻“太朝軍令”銅印一顆,散發寫有“統掌山河,普安社稷,即受天命,福祿永昌”等字樣的印文、“逆詞”、劄符等。在密謀醞釀過程中,馬朝柱先後糾集和尚多人,十七年(1755)初發動起義,旋即失敗。馬朝柱兔逃,潛匿江南鄱陽湖等地,不知所終。嘉慶十九年(1814)九月間,江西崇義縣鍾體剛等結拜天地會時,設立“祖師馬朝柱牌位”。嘉慶十六年,清政府在廣西東蘭州搜獲天地會重要骨幹姚大羔轉傳的會簿上麵,也提到馬朝柱名字。……根據馬朝柱采用歃血結盟聚眾的組織形式,借用天地會擁戴的精神領袖即朱明後裔朱洪竹幼主和李開花名義發動群眾,製造散發“反清複明”的劄符、“逆詞”和令旗,使用“天運”年號,以及以特殊的發辮作為聯絡印記等充滿天地會色彩的特點,根據某些天地會組織把馬朝柱當作祖師加以供奉,天地會會簿將他的名字作為兄弟問答聯絡暗號的事實,可以肯定,馬朝柱是天地會內之人,他領導的反清鬥爭,屬於天地會起義。[64]
馬朝柱大約生於康熙五十一年(1711)前後。他在部分群眾中被神化成“知道過去未來”的“異人”,說“馬朝柱甚有法術,本事又好”,“他還有把遮天傘、掌天扇,撐起來能騰雲駕霧”。二十歲時,曾夢神告知,前往“萬山九龍洞”取得兵書、寶劍。他在醞釀起義時,甚至編出幼主朱洪錦、李開花等“在四川峨嵋山西洋寨”的輿論。……把上述有關馬朝柱起義的記載,同嚴煙、陳彪供詞相對照,嚴煙所說的在萬提喜傳布天地會之前的另一位天地會首領馬九龍,不是別人,正是馬朝柱。[65]
馬朝柱起義在前,後期創立的天地會有機會利用馬朝柱起義中以下信條。
雍正至乾隆初年,廣東廣西湖北等省以李梅為首的起義中也有朱李二姓。案中有“乃稱交趾有李九葵聚集六十萬兵馬十月裏就到廣西年號歸化劄付從李九葵領來又供有一人生辰八字俱是壬寅今年八歲現在交趾山西陜西福建廣西各省都有劄付又供台灣朱一貴之子朱三太子在交趾小西天已出到巫山有幾十萬人。” [67]此處朱三太子和李九葵似為同一人。又“妄言有李姓王當從西來,稱羅平年號”。秦寶琦引用學者柯毓賢的考證,認為羅平信仰實出自《五公經》,且受明教的影響。[68]而《五公經》在明清秘密宗教內也每多習用,如明清之際,福建閩縣等地多有無為教活動,據《榕城紀聞》稱:“(順治)乙未十二年,無為教興,有《五公經》,言圖讖變亂之事,從之者眾。”又如乾隆年間,官府在傳播羅教案內的吳慕周家所藏經書內,檢出“邪教逆經”《五公尊經》抄本一本、《護道榜文》抄本一本、《紅爐接續》抄本一本,中多“悸逆語句”。 [69]吳慕周案發生在乾隆四十六年的江西,其姓名顯然與吳三桂及其逆號“周”有關,且與馬朝柱起義中吳承雲冒吳三桂子孫的做法相似。所以,李梅起義和馬朝柱起義中同用朱李二姓,後者可能對前者有信條的承繼關係,源頭仍未離秘密宗教。不過因為嚴煙知曉馬朝柱起義故事,所以天地會內的朱李二姓,應視為出自馬朝柱起義。
朱洪錦和李開花在峨眉山西洋寨起事,則訛轉為嚴煙供詞中的“至李姓、朱姓起會,傳說在四川”,乾隆五十八年(1793)範七簿子中的“反清複明,真人出在四川邊”,以及姚本會簿中的“君王房在四川邊”。[70]雖不知馬朝柱、僧正修所倡秘密宗教派別,但李開花出自峨眉山西洋寨的信條大約與雞足山大乘教張保太的再傳弟子劉奇有關,因四川劉奇案內有稱“李開花是皇帝”。[71]
馬朝柱起義首先發生在蘄黃四十八寨之旗座——羅田天堂寨。會簿中往往有“四十八點”一說,例如姚本會簿內記有萬雲龍墓碑上刻十六字:“首識長林詩,開山第一枝,達宗公墓向荅”,四十八點為記。” [73]即十六字每字加三點水,成四十八點水。此與嚴煙供詞中的“四十八個和尚傳教”相合。而“四十八”之數,應出自馬朝柱所在“蘄黃四十八寨”。
天地會案犯和會簿內多提及和尚,例如洪二(房)和尚萬提喜、頭人洪李桃和尚或洪三房和尚、嚴煙供詞中的“分投傳教”的和尚四十八人,以及會簿中的少林寺五祖。萬提喜以及馬朝柱起義中的僧正修、張保太之徒時濟和尚等,則是真實存在的傳會(教)和尚。乾隆朝有律法規定,僧人隻能在四十歲以上收一個徒弟為僧,而萬提喜等和尚收徒多人,且徒眾多為俗家,他們顯然非傳統佛教僧人。這些和尚都應是民間對念佛吃齋、奉三皈五戒之人的附會,而不是在乾隆年間領取度牒的和尚。[74]
乾隆二十八年(1763),方觀承在河北黃天教碧雲寺發現有“逆詞”,另有繳獲三角符三張,其中暗含“大王朱相、朱王複照、日月天下”等字;又有“先天敕劄”一張,內稱“走肖傳於朱家,朱家傳於木子” 等語,其與旬躊印文詞意隱顯雖有不同,而狂悖妖妄實無異致,臣等查旬躊印文其標題指稱普明遺留,而辭中狂吠,屢涉吳逆,事中康熙年間。[75]“吳逆”即康熙十三年(1673)三藩叛亂時的吳三桂。“大王朱相”等十二字,原字上有雨字頭,下有山字底。三張三角符對應十二字,即一個三角符對應四字。嘉慶十三年(1808)廣西天地會案內出現帶雨字頭及三點水的“參太洪化”四字,嘉慶十七年(1812)雲南天地會案內有穴字頭“參太洪化”。[76]道光二十八年(1848)田林本會簿內也有雨字頭和帶三點水“參太洪化”。 [77]鹹同年間粵中會簿的會場陳設圖正中,繪一個三角符,符下有“參太洪化”四字,原字有雨字頭和有三點水。[78]顯然,天地會的三角符和“參太洪化”四字與黃天教有關。至於“參太洪化”的含義,胡珠生推測與朱三太子,和“洪化”年號有關。[79]
秦寶琦認為,提喜在創立天地會之後,最初還沒有明確的反清口號,以致一度曾以“複宋”相號召。但是,宋代距離當時畢竟已遠,號召力不大,所以又把“複宋”改為“複明”,又“盧茂又慮無辭惑眾,捏出趙良明姓名為宋代後裔”。[80]乾隆五十四年伍拉納奏折中,記有“趙明德本名趙宋,於二十八年拜陳彪為師,帶見提喜改名入會。”[81]無論趙良明還是原名趙宋的趙明德,姓名內均藏“複宋”和“複明”意圖,這與黃天教“先天敕劄”中的“走肖傳於朱家”呼應。
黃天教有分支圓頓教,羅祖大乘教與圓頓教結合稱圓頓大乘教。黃天教與羅教又結合為處州無為教,後轉為姚門教。圓頓大乘教與吳子祥姚門教結合改稱大乘教。[82]江西吳子祥是黃天教的重要承繼者,故天地會內的黃天教信條,大約與吳子祥有關。
劉平認為,合同是秘密教門中人上天見無生老母的憑證,一般用布、紙等物做成,有的記熟內容後就燒掉,有的則秘密保存。有些教首為了遮人耳目,有意造作隱語合同。乾隆年間,收元教係統的榮華會、收緣會內廣泛流傳著這樣一段靈文合同:十門有道一口傳,十人共事一子擔,十口合同西江月,開弓射箭到長安。這四句詩也叫“十字合同”,暗指周、李、胡、張四姓。有些教門還依《龍華經》、《皇極金丹九蓮正信皈真還鄉寶卷》的內容,“編造合同暗號”,如乾嘉時期陝西、甘肅一帶的悄悄會,教首王化周、祁全必傳徒時,“二人上坐,眾人跪聽。均於黑夜滅燈,口授三字合同,一係握手為手合同,一係伸舌、卷舌為口合同,一係指心為心合同。凡素不相識之人,見此合同暗號,即是同會。” [83]
劉平文中的收元教,在乾隆五十年左右改名為八卦教。[84]合同為一種憑證,用後焚化或秘密保存。“十字合同”由拆字謎語組成,“三字合同”則含手訣和伸舌卷舌等暗號。這三種合同的共同點是隱秘。如前文所述,李胄桃家信和號紙中還有另一種合同——服明合同,以帶“洪”字的桃形圖符、三圈和三點為特征。顯然,天地會雖借用了秘密宗教的“合同”一詞,但其形式轉化為特殊的桃形圖符。天地會內大量出現的桃字和桃形圖符,尤其是供詞中的頭人李九陶(桃),又源自白蓮教李九桃(李開花的異名),詳見前文。
關於天地會的性質問題,學界通常認為天地會由異姓結拜組織發展而來,例如莊吉發先生曾提出,“天地會就是異姓結拜組織及地方性械鬥規模的擴大”。不過,莊吉發的學生楊文耀在碩士論文中,對天地會的性質提出了疑問。
至於天地會的性質,是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因為自陶成章以來,將會黨定性為異姓結拜組織發展而來的團體已成定論,難以撼動。
……最初,清高宗是把天地會當作秘密宗教來看待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二月初六日,清高宗諭閩浙總督李侍堯等,謂:朕恭閱世宗憲皇帝實錄,從前江西有傳布邪教之案,曾令巡撫裴率(原字帶“彳”)度查辦……但該省毗連閩粵,現在閩省台灣林爽文糾眾滋事一案,即係因天地會邪教名色,煽惑勾結,以致釀成巨案。現據兩廣督臣查奏,粵東即有入其教者。江西與閩省接壤,或由此等邪教輾轉流播,私相傳習,亦未可定。
……“北省則有八卦、大乘諸教;南省則有添弟、邊錢等會,名目雖疏,總根於白蓮教耳”,還是把天地會與秘密宗教混為一談。……懲治結匯樹黨早有專條,如果不是因為天地會與秘密宗教確有相似之處,皇帝和大臣們是不會如此矇混一氣的。
……莊吉發師認為秘密宗教借教義信仰,師徒輾轉傳授,以建立縱向的統屬關係;而秘密會黨的成員則模擬家族血緣製的兄弟關係,彼此以兄弟相稱,並借盟誓規章互相約束,以維持橫向的散漫關係。
不過,就傳播方式而言,會、教之間的區別並不完全適用於天地會,因為從提喜開始,天地會的傳會方式和秘密宗教一樣,是師徒相傳的。[85]
楊文耀的基本觀點,就是天地會與秘密宗教有時難以區分。若天地會仿《三國演義》中桃園三結義,則會眾異姓結拜時不需拜師。《水滸傳》、《說唐》、《台灣外記》中的異姓結拜也是如此。明末福建的“萬姓集團”、康熙年間姚啟聖告示中提及的漳州社黨、雍正年間的父母會等,是真實存在的異姓結拜組織,亦無拜師情節。所以,天地會內師徒遞傳的形式,應承繼自秘密宗教。
乾隆二十六年(1761)初創時,會眾以提喜和尚為師。乾隆三十二年(1767),提喜的徒弟盧茂欲糾眾造反,“一共十人,拜神結盟。以盧茂頗有智量,共推盧茂為大哥,何哲第二,林鹹第三,餘俱照年次為弟兄,同飲香灰酒齊心。”[86]若按天地會創立初期以師徒遞傳,盧茂的此次結盟無拜師情節,故不應是結拜天地會,而是典型的異姓結拜。盧茂起義時參加者達三百人,但未訊出天地會名色,原因應是盧茂並沒有廣泛公開其天地會身份。何哲、林鹹等十人是否加入天地會也無確切記載。
乾隆三十五年(1770)蔡烏強供,“李嗬閔來小的厝裏密向小的說,平和縣有個姓朱的,家資富足,邀小的到平和去和他拜把。……李阿閔複來小的店裏說,那姓朱的要謀取大事,叫他糾人入夥,先搶村莊富戶,再行舉事。……李阿閔原說那姓朱的是明朝後裔。” [87]此處的“拜把”,顯然是異姓結拜,但蔡烏強並未前往平和與朱振興拜把。其下眾犯僅稱“入夥”,未稱拜把。乾隆四十七年(1782)陳彪起意傳會,其族叔陳曲及李摘、嚴煙等入夥[88],很難想象陳彪與新入會的族叔以兄弟相稱,所以此次結會仍是師徒遞傳,且入夥是入會之意,並非異姓結拜。
乾隆五十三年(1788)粵東五案中是否存在異姓結拜,仍需商榷。五案審結後,兩廣總督孫士毅奏:“查例載閩省民人結會樹黨,陰作記認,魚肉鄉民,淩弱暴寡者,不論人數多寡,審實照凶惡棍徒例,發極邊煙瘴充軍等語。” [89]此奏說明孫士毅在判案時引“結會樹黨”例,並未引焚表結拜弟兄例。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大清律時,便將一般歃血結盟、焚表結拜弟兄,同“結會樹黨、陰作記認”這種較成熟的會黨加以區別,但結會樹黨罪行較輕。清律載:“閩省民人除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仍照定例擬以絞候,其有抗官拒捕持械格鬥等情,無論人數多寡,審實各按本罪分別首從擬絞外,若有結會樹黨,陰作記認,魚肉鄉民,淩弱暴寡,審實將為首者照凶惡棍徒例,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為從減一等。”[90]第一案中林功裕供出入會過程:“六月二十四日,林三長叫小的到他書房,用桌子供設香爐,把劍兩把義〔叉〕插地下,叫小的由劍下走過,發誓若觸破事機,死在刀劍之下。”林功裕還供有“兄弟結拜共姓洪”。[91]故第一案內的天地會有一定的異姓結拜特征。其餘四案無兄弟結拜的供述,且孫士毅奏折內未提異姓結拜,更未提罪行極重的焚表結拜。
對嘉慶四年、五年、十年的天地會案犯,閩浙官員仍“查律載左道異端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監侯。又例載邪教案內為從發遣之犯,改發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為奴各等語。”案內仍無異姓結拜字樣。 [92]
不過,林爽文這支天地會內有異姓結拜特征。台灣林爽文起義前後,提喜的再傳弟子嚴煙對林爽文等人說:“凡要入這會,須設立香案,在刀劍下鳴誓。遇有事情,同教之人大家出力,公同幫助。” 嚴煙又供,“凡傳會,在僻靜地方設立香案,排列刀劍,令在刀下鑽過,即傳給會內口號,結為弟兄,連父母妻子不許告知,也不寫帖立簿。” [93]林爽文“時常聽說漳泉兩府設有天地會,邀集多人,立誓結盟,患難相救”。[94]林爽文起義的首領蔣挺供:“我等雖受官職,不論大小,俱稱林爽文為大哥。見他時……並無向他跪拜的。”福康安奏:“林爽文見黨羽附和日眾,自稱盟主,偽號順天,賊夥內稱林爽文為大哥,彼此相稱為兄弟。”[95]而林爽文起義後起獲的天地會盟書誓詞,有“今因廣東省鳳花亭高溪庵、馬溪廟明主傳宗,今夜插(歃)血拜盟,結為同胞兄弟,永無二心。今將同盟姓名開列於左。本原異姓締結,同洪生不共父,義勝同胞共乳,似管、鮑之忠,劉、關、張為義。” [96]此誓詞中,有鳳花亭高溪庵、結為同胞兄弟字樣,是林爽文所入的天地會內存在異姓結拜的確鑿證據。
林爽文起義時,乾隆五十二年(1787)張媽求在福建漳浦結會響應,“蓋有順天將軍字樣偽印”,案內未載異姓結拜情節,後按謀叛定罪。起義失敗後不久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台灣發生謝誌張標複興天地會案,參加過林爽文起義的陳信傳授結會形式。案犯張標供:“陳信借在我家暫住,我見他衣包內有天地會誓章一紙。我問他天地會如何結法,他說要排設香案,在神前宰雞歃血鑽刀,對天立誓,一人有難,大家幫助,如若負盟,刀下亡身。立誓畢,將誓章在神前焚化,吃了血酒,會內的人相見,用左手伸三指朝天做暗號。”眾犯“宰雞歃血鑽刀”,立誓後焚化誓章,其後“推張標做大哥”。此案審結後,官員奏:“查例載:凡異姓人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聚至二十人以上,為首擬絞立決,為從者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等語。” [97]可知此案中結會與異姓結拜在同一儀式中完成,後以焚表結拜弟兄例嚴懲。逸犯黃江珠乾隆五十六年在福建龍溪結天地會,逸犯陳蘇老乾隆五十七年在泉州立“靝????會”[98],逸犯陳光愛在乾隆六十年(1795)台灣鳳山結天地會。陳光愛案中,“至期陳光愛等各帶入會各犯均至烏山後僻處,設立香案,排列牲醴香燭。各犯至埔,均呼陳光愛為大哥,拜天立誓,歃血飲酒而散。” [99]逸犯陳周全參加陳蘇老起義失敗後,於乾隆六十年在台灣彰化傳會並起義。自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起義起,官書中大量出現以異姓結拜為鮮明特征的天地會組織,此後天地會逐漸轉變為影響巨大的秘密會黨。
天地會在創會初期有若幹秘密宗教特征。
目前還無法確認早期天地會是否繼承了秘密宗教內的經卷或彌勒、無生老母信仰,會內是否誦經、持三皈五戒、吃齋。天地會自乾隆二十六年創立後的二三十年內,是一個教義不清、異姓結拜特征不明顯的秘密組織。至林爽文起義時,天地會已顯現異姓結拜特征。起義失敗後,逸犯四出傳會,入會和異姓結拜在同一儀式中完成的實例眾多。隨著秘密宗教特征逐漸淡化,天地會在嘉慶之後轉變為一個異姓結拜特征鮮明的秘密會黨。
[1] 秦寶琦:《中國洪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82頁。
[2] 鄧孔昭:《從康熙前期福建會黨活動的幾條史料談天地會起源》,《清史研究》1993年第 1期,第96-98頁。
[3]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合編:《清史資料叢刊·天地會》(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96頁。以下該刊簡稱《天地會》,並標明卷數。
[4] 周育民:《青蓮教的源流及其與天地會的關係》,《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第107-113頁。
[5] 《天地會》(七),第523-525頁。
[6] 《清實錄乾隆朝實錄》卷1321。
[7] 《天地會》(六),第301,308,310,314,318,326,343頁。
[8] 秦寶琦:《中國洪門史》,第88頁。
[9] 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1圖像第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44頁。
[10] 《天地會》(一),第64、66,97、112頁。
[11] 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2源流第五,第7頁。
[12] 《天地會》(一),第5頁。下文簡稱姚大羔本會簿為“姚本會簿”。
[13] 秦寶琦:《中國洪門史》,第766頁。
[14] 《天地會》(一),第85-87頁。
[15] 《天地會》(五),第455-456頁。
[16] 《天地會》(一),第112、87頁。
[17] 《天地會》(五),第420頁。
[18] 《天地會》(一),第8頁。
[19] 《天地會》(五),第452頁。
[20] 清·姚瑩:《東槎紀略》卷5。
[21] 《天地會》(六),第11頁。
[22] 庾裕良、陳仁華等編:《廣西會黨資料匯編》,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頁。
[23] 《天地會》(五),第413頁。
[24] 《天地會》(六),前附頁;《天地會》(一),第10頁。
[25] 圖1中,(1)是陳蘇老案中的天地會圖記,見《天地會》(五),第452頁。(2)是捎信案中李胄桃書信內的服明合同,見喻鬆青《明清白蓮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頁。(3)是捎信案中李胄桃寫給詹清真的號紙,見《天地會》(五),第413頁。(4)是姚本會簿中的吉凶書信字號圖記,見《天地會》(一),第10頁。(5)是嘉慶十一年江西周達斌等所立花貼中的圖符,見《天地會》(六)前附頁。
對比江西天地會吳文春案中的符籙,周達濱花帖桃形圖符中間的草字,應該是含“洪”的合體字。另天地會(六)所載陳周全起義軍告示複印件,印章不清晰,無法辨認桃形圖符,故未列出。
[26] 中國人民大學編:《康雍乾時期城鄉人民反抗鬥爭資料》,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606頁。
[27] 《天地會》(一),第21,16頁。
[28] 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2源流第五,第8頁。
[29] 《天地會》(一),第120-122頁。
[30] 《天地會》(五),第406、407、413頁。
[31] 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朱批奏折》,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明亮奏折。
[32] 《天地會》(五),第413、452 頁。
[33] 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朱批奏折》,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明亮奏折。
[34] 《天地會》(一),第101頁。
[35] 《天地會》(一),第70頁。
[36] 《天地會》(七),第525頁。
[37] 《天地會》(五),第417頁。
[38] 陳寶良:《明代的秘密社會與天地會的淵源》,史學集刊1994年第1期。
[39] 《天地會》(七),第525頁。
[40] 《清實錄乾隆朝實錄》卷854。
[41] 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1碑亭第二,第1頁;圖像第一,第3-5頁。
[42] 施列格著,薛澄清譯:《天地會研究》,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第61頁。
[43] 《天地會》(一),第61頁。
[44] 《天地會》(七),第208頁。
[45] 庾裕良、陳仁華等編:《廣西會黨資料匯編》,第491頁。
[46] 《天地會》(一),第111頁。
[48] 《天地會》(一),第31頁。
[49] 《天地會》(一),第9頁。
[50] 秦寶琦:《清代青蓮教源流考》,《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5頁。
[51] 秦寶琦:《中國地下社會》,學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頁。
[52] 車錫倫:《中國寶卷漫錄四種》,《文獻》1998年第2期,第163-185頁。
[53] 《天地會》(一),第96頁。
[54] 王見川:《青蓮教道脈源流新論——兼談九祖“黃德輝”》,《清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20-26頁。
[55] 《天地會》(六)前附頁。
[56] 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1圖像第一,第12,20,24頁;卷2源流第五,第1-7頁;卷1碑亭第二,第4頁。
[57] 《天地會》(六),第433,438,187-188頁。
[58] 《天地會》(一),第6,18頁。
[59] 《天地會》(一),第9頁。由於姚本會簿的《五本詩》內容有重複,所以本文所引的部分詩句出自粵中會簿和貴縣修誌局會簿。
[60] 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首。會場陳設圖內的洪門圖符位於右上角,似道教圖符。符內有漢字“?”、“馬”、“長”,為關羽(雲長)斬華雄後“鸞鈴響處,馬到中軍”的場景。圖符外廓似草寫的“追風”二字,追風即赤兔馬。民間的合體字“biang”中,有“月”和“刂”,指關羽的青龍偃月刀。
[61] 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1碑亭第二,第4頁。
[62] 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1圖像第一,第27-31頁。
[63] 學者王大為注意到嘉道時期天地會融入了秘密宗教元素,但未列舉實例。參見王大為著,劉平譯:《兄弟結拜與秘密會黨》,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22-139頁。
[64] 赫治清:《天地會起源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159頁。
[65] 赫治清:《天地會起源研究》,第159-160頁。
[66] 趙世瑜:《“天運”紀年的利用及其本相,兼論明清以來民間教門日常形態》,《南國學術》2017年第3期。
[67] 《欽定四庫全書•世宗憲皇帝朱批諭旨》卷73之一。
[68] 秦寶琦:《天地會根由神話解讀的新思路——評荷蘭學者田海著<天地會的儀式與神話——創造認同>》,《清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152-156頁。
[69] 劉平:《明清“邪教”傳教手段剖析》,《山東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第67-75頁。
[70] 《天地會》(一),第112頁。《天地會》(七),第328頁。《天地會》(一),第8頁。
[71] 《清實錄乾隆朝實錄》卷271。
[72] 《天地會》(一),第97頁;《天地會》(七),第525頁。
[73] 《天地會》(一),第12頁。
[74] 學者赫治清認為萬提喜是似佛非佛的香花僧。參見赫治清《天地會起源研究》,第131頁。
[75] 曹新宇:《明清民間教門的地方化: 鮮為人知的黃天道曆史》,《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25頁。
[76] 《天地會》(七),第209,427頁。
[77] 庾裕良、陳仁華等編:《廣西會黨資料匯編》,第496頁。
[78] 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首。
[79] 胡珠生:《吳三桂疑案辯析——兼論天地會中的吳三桂因素》,《溫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第13-23頁。“洪化”年號為吳三桂之孫所用。
[80] 秦寶琦:《天地會起源“乾隆說”新證——伍拉納、徐嗣曾關於天地會起源的奏折被發現》,《曆史檔案》1986年第1期,第92-100頁。
[81]《天地會》(七),第524頁。
[82] 秦寶琦:《清代青蓮教源頭考》,《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0頁。
[83] 劉平:《清代教門中的“禁忌”現象述略》,中華文史網:http://www.historychina.net/shs/362764.shtml, 2011年10月23 日。
[84] 李尚英:《八卦教的淵源、定名及其與天理教的關係》,《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50-55頁。
[86] 《天地會》(七),第528-529頁。
[87] 《天地會》(七),第536頁。
[88] 《天地會》(七),第524頁。
[89] 《天地會》(一),第121頁。
[90] 秦寶琦,孟超:《清代懲處秘密會黨律例的製定與實施》,《清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109-118頁。
[91] 《天地會》(一),第87,86頁。
[92] 《天地會》(五),第140,143,147,149頁。
[93] 《天地會》(一),第111,97頁.
[94] 秦寶琦:《中國洪門史》,第103頁。
[95] 《天地會》(四),第347,353頁。
[96] 《天地會》(一),第161頁。
[97] 《天地會》(五),第366,382-383,378-379頁。
[98] 《天地會》(五),第452頁。案中的天地會圖印中有“順國源分”四字,“據供順國二字原係仿照林爽文偽號,隻說從台灣根源分來”。
[99] 《天地會》(六),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