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組合論 第五章 命運機緣論 第二節

二

人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個體，是無法脫離群體而單獨存在的。無論你是否願意，你都必須要承認，在當今社會，任何一個人都不會、也不可能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存活下去。命運中的機緣，從根本意義上說就是人緣，與周圍的人相處如何，與各種圈子的人相處如何。至於官緣、財緣、情緣、事業緣等等，都與人緣分不開，是人緣所結的果實。人緣是一切機緣的核心。人與人之間是講緣分的。親戚朋友是緣，老鄉鄰居是緣，同學、同事、戰友也是緣。緣分二字，讓多少人曾經淚流滿麵；也正因為這兩個字，生活才變得鮮活和美好。你孜孜以求的緣，或許終其一生也得不到，而你不曾期待的緣反而會在你淡泊寧靜中不期而至。甚至一次短暫的聚會，一次偶然的邂逅，一個不經意的回眸，都是上天給我們安排的結緣機會。隻要我們搶抓機遇，善於表現自己，而又理解他人，一見鍾情的緣分就會降臨，你的人生或事業也可能就此與眾不同。

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人要幹成事，幹成重要的事，特別是大事，都離不開他人的幫助與扶植。“借風騰雲”，“借屍還魂”，“借腹懷胎”，“借名釣利”，“借力打力”，“借雞生蛋”，“借風使船”，“借花獻佛”，“借水行舟”,“借箸代籌”等等，無不講究一個“借”字，講究借助外部的力量而求得發展。帆船出海，風箏上天，也無不是好風憑借力。借助於車馬的人，不必自己跑得快，卻能遠行千裏；借助於輪船的人，不必自己善水性，便能渡江河；借助飛機的人，即使自己沒有翅膀，也可以遨嘯藍天……說的都是同一個意思。在當今社會，會借者成，善借者贏，這已成為大眾認可的成功秘訣之一。大人物從來就不是單槍匹馬上陣獨闖，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甚至多個不可或缺的優秀夥伴。優秀夥伴可以把你推向卓越，幫助你脫離瑣碎的困擾，甚至在你犯糊塗的時候把你澆醒。每每翻開那些名人傳記，總能清晰地在別人成功的履曆中看到一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就是這些熟悉或陌生的名字，在關鍵時刻推了一把，扶了一陣，於是才有了一顆又一顆耀眼的星星。

海倫·凱勒剛出生時，是個正常的孩子，能看，能聽，也會咿咿學語。可是，在她19個月大的時候，一場疾病使她變成了又聾又啞又盲的殘疾人。生理的劇變是小海倫所承受不了的，她的性情大變，稍不順心，便會在地上打滾，甚至亂嚷亂叫，簡直成了個小暴君。在她七歲的時候，父母特地聘請了一位家庭教師教她。幸運的是，小海倫遇到了一位偉大的老師——安妮·曼珠菲爾·沙莉文。從此，沙莉文老師充滿愛心又極富耐心地與這個蒙受很大痛苦的小女孩開始了共同的奮鬥。她用愛心和信心作為藥方，喚醒了海倫沉睡的意識力量，使她開始了一場自己與自己的殘酷戰爭。自愛與自信在小海倫心裏產生，她在痛苦孤獨的地獄中自我奮發，將潛意識中巨大的能量發揮出來。沙莉文老師以崇高的情感和洞察心靈的特殊技巧，把這位既聾既啞又盲的小女孩造就成一個充滿幸福、快樂和聞名世界的女作家。海倫·凱勒把認識沙莉文老師這一天，稱為“我平生最重要的日子”。她在《偉大的日子》這篇文章中描述了當日的情景和心靈感受：“我感覺到有腳步向我走來，我以為是媽媽，便向她伸出了手。有個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拉了過去，我被一個人抱住了。這人是來讓我看到這個有聲有色的世界的，更是來愛我的。”“那天我學會了很多字，是些什麽字，我已忘記了。但是我確實記得其中有媽媽、爸爸、姐妹、老師這些字——是這些字讓世界為我開出了花朵，像‘阿隆的棍子上開出了花朵’一樣。在那個新事頻出的日子的晚上，我睡上了自己的小床，重溫起那一天的歡樂，恐怕很難找到一個比我更快樂的孩子。”堅強無畏的海倫，憑著觸覺學會了與外界的溝通。在她十歲時，她的名字已傳遍全美，成為所有殘疾人的楷模。1893年5月8日，是海倫最開心的一天，同時也是電話發明者貝爾博士值得紀念的日子。貝爾博士在這一天成立了著名的國際聾啞人教育基金會，為會址奠基的正是年僅十三歲的海倫。後來，海倫不僅學會了說話，還學會了用打字機寫稿著書。她雖然是位盲人，但讀過的書卻比視力正常的人還要多，而且還寫了七本書。海倫憑借著自己的堅強信念，戰勝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她到歐洲、亞洲、非洲各地巡回演講，喚起人們對殘疾人的廣泛關注，她也因此被《大英百科全書》稱為有史以來殘疾人中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馬克·吐溫評價她是十九世紀中最值得一提的人物。她還榮獲“總統自由勳章”，並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美國十大英雄偶像。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從參加中共“一大”到遵義會議確定他的軍事指揮權和黨內的領導地位，一共有五位人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是陳獨秀、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和王稼詳。

陳獨秀——第一個賞識毛澤東的中共主要領導。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一，但當時隻是一個會議記錄員，並沒有表現出多大的政治能量，也沒選入“一大”中央局；“二大”時毛澤東因為“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誌”，而沒能參加會議；毛澤東真正進入中央高層是在中共“三大”上，由於湖南黨組織和工會工作搞得好，他得到時任總書記陳獨秀的讚揚，陳獨秀在“三大”報告中說：“上海同誌為黨工作太少，北京的同誌由於不了解建黨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難，湖北的同誌沒能及時防止衝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隻有湖南的同誌可以說工作得很好，”對毛澤東的成績做了充分的肯定。毛澤東因此在“三大”中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進入中央局，還擔任了中央局秘書的要職。盡管陳獨秀後來在政治上垮台，但對於毛澤東來說，陳獨秀可以說是第一個賞識毛澤東才幹的黨內高級領導。

朱德——毛澤東最親密的夥伴。朱德對於樹立毛澤東在軍事上的威信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正是有了朱毛的井崗山會師，讓毛澤東創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得以發展壯大。朱毛紅軍在打出威風的同時，也無疑樹立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崇高威望，單就這方麵講，朱德當居首功。朱德是舊軍閥出身，“滇軍四大金剛，朱德第一”，其能征善戰可見一斑。朱德又是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者，遊擊戰術16字秘訣的發明者，他的軍事才能和資曆、威望都是無人企及的。朱毛紅軍離開井崗山南下，將贛南、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從而創建了中共引以為自豪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為毛澤東在政治上積蓄了資本，也為毛澤東當選中華蘇維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打下了基礎。凡此種種，朱德居功至偉。遵義會議上，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朱德始終站在毛澤東一邊，對毛澤東重掌軍權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周恩來——毛澤東複出的關鍵人物。盡管周恩來在“左”傾路線的指揮下，對毛澤東也進行過批評和攻擊，但隨著對革命失敗的反思，他漸漸轉而支持毛澤東的主張。周恩來一直是軍界的領導，掌握著軍權，1932年10月，毛澤東被免去紅一方麵軍總政委職務，取代他的正是周恩來。周恩來還是“中革”軍委副主席，有他的支持，無疑對奠定後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權起了關鍵作用。周恩來還是促成遵義會議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堅決支持毛澤東對第五次反圍剿實行的單純防禦路線所做出的批評，特別指出：“隻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並竭力推薦毛澤東為我黨我軍領袖，為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發揮了特殊作用。周恩來是中共最高領導層中對毛澤東最有力的支持者，他對於毛澤東的複出作用是巨大的。

張聞天——毛澤東權力過渡時期的功臣。張聞天參加遵義會議時的身份是中共政治局三常委之一並兼宣傳部長，地位僅次於博古。毛澤東被免去中華蘇維埃中華人民政府主席後，其位置也由張聞天接替。張聞天的理論素養很高，是大家公認的儒將。對於毛澤東的主張，張聞天總是給予肯定和支持。在長征途中，張聞天逐漸擺脫“左”的束縛，繼而轉向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執筆寫出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提綱，並在會議上作了報告，批評博古的“左”傾路線錯誤。作為中央政治局三常委之一，又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人民政府主席，張聞天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可以說發揮了別人無法替代的作用。遵義會議後，本來毛澤東可以成為中共的掌舵人，但是毛澤東推薦張聞天接替博古，這主要是考慮：一是張聞天是黨內“二號”，由他接替順理成章，大多數人都會支持，利於黨內團結；二是張聞天有共產國際的工作經曆也容易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可以說，選從“左”派中分裂出來又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的張聞天接班，既可以穩定黨內一些不同意見的同誌的情緒，又能實現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當時是最為穩妥的安排。事實上，張聞天也一直將毛澤東放在主角位置上，把毛澤東推向領導舞台，自己則甘當配角，一直到1943年正式卸任。正如張聞天說的：“我隻是形式上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澤東決定。”可以說，張聞天是毛澤東權力得以順利交接的功臣。

王稼祥——毛澤東軍事線路的最早支持者。王稼祥最初也是“左”傾陣營中的一員，他到中央蘇區後，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委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員。1931年贛南會議上，王稼祥也批評過毛澤東的“富農路線”、“右傾機會主義”，但是他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非常認可，他不同意會議解除毛澤東的兵權，堅決主張“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在長征途中，王稼祥因受傷與毛澤東坐擔架同行，二人共商黨和紅軍的前途問題，探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教訓。之後，王稼祥找到張聞天、聶榮臻、周恩來、朱德等人交換意見，主張撤換博古，改由毛澤東領導紅軍，在毛澤東軍事路線的被認可上做了大量工作。遵義會議也是王稼祥最早提議召開的。他向毛澤東說：“前麵快到遵義城了，這樣下去不行，該把李德轟下台了，開個會總結總結。”隨後，王稼祥又找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商量，最終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在遵義會議上，王稼祥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堅決主張紅軍應該由毛澤東指揮。正如毛澤東後來總結的：“他是有功之人，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遵義會議沒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1945年中共“七大”上，王稼祥沒能選進中央委員會，為此毛澤東在《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的選舉問題》的報告中，用了近四分之三的篇幅介紹了王稼祥，說：“如果沒有洛甫（張聞天）和王稼祥兩位同誌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裂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王稼祥由此高票當選中央候補委員。這是毛澤東對這位老戰友的最好的肯定和回報。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某個初夏的一個早晨，巴黎大監獄外的街道冷冷清清，一輛銀灰色“奔馳”急駛而來，吱地一聲停在監獄大門外，門輕輕但迅速地打開，一個瘦高個子、英俊的男子從監獄裏急急走出來，坐上“奔馳”，向城外開去。第二天，巴黎各大報紙都以頭條位置發布了驚人的新聞，醒目的標題寫道：“黑社會大頭目遇赦出獄。”“王妃拯救罪犯”……這個被稱為黑社會大頭目的名叫雷尼·吉裏爾，曾是個危險的罪犯，他打劫珠寶店，搶走價值2000萬美元的金銀珠寶首飾；他為首策劃綁架了女影星列坦希荷芙，以此向影星的丈夫勒索巨款；他還犯有千百起偷盜和搶劫案。因此，他被判終身監禁。他曾經11次越獄逃跑，所以最後關押在著名的巴黎大監獄裏。巴黎大監獄裏關押著法國最重要的罪犯，每年都有許多社會團體、宗教機構到監獄來向罪犯進行教育活動。有一天，摩納哥親王雷尼爾的母親夏洛蒂王妃，代表紅十字會到巴黎監獄巡視。在與罪犯交談中，她對這位大罪犯很有興趣。以後，王妃常到監獄看望吉裏爾。當五十歲的王妃了解到比她少二十歲的吉裏爾的身世以後，竟對他產生了好感，日久情深，兩人竟相愛起來。王妃決心勸吉裏爾改邪歸正，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老實人。於是，王妃利用自己的影響，使吉裏爾得到大赦，並把他從監獄裏接出來，送到巴黎附近一幢豪華的高級公寓裏。但這件事引起巴黎的震動，為了避免閑言碎語，王妃聘用吉裏爾作為她的私人司機。夏洛蒂王妃對這名大罪犯非常好，常常送給他各種各樣的禮物，如漂亮的衣服，珍奇的珠寶，甚至昂貴的跑車。吉裏爾可以在王妃的別墅裏與他共進晚餐，有時，兩人促膝談心到天明。吉裏爾和夏洛蒂王妃的不尋常的羅曼史保持了兩年，而且，他倆的愛情一直保密很好。之後，他們友好分手，吉裏爾在王妃的幫助下，開了一家書店，過著自食其力的生活。回憶自己坎坷的一生，吉裏爾十分感謝夏洛蒂王妃使他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為了報答命運恩人的恩情，他成立了一個基金會，這個基金會專門幫助犯人逐漸走上新生的道路。

命遇貴人，得貴人幫助，是人生一大幸事，更是命運中的重大機緣。我們很多人都渴望成功，夢想成就一番事業，有一番作為，並為之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有些人的的確確將夢想變成了現實，但也有不少人走得很慢，與夢想的距離總有那麽遠，甚至終生可望而不能及。這其中的原因也許是多方麵的，然而能否得到貴人的相助和幫扶，則肯定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緣。海倫·凱勒能戰勝殘疾，創造殘疾人的奇跡，因為有沙莉文老師這個命運貴人；毛澤東之所以能在殘酷的革命戰爭中勝出，成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領導人，最終推翻國民黨統治，創建新中國，離不開陳獨秀、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這批貴人的鼎力相助；巴黎黑社會大頭目吉裏爾遇赦出獄，改邪歸正，不僅過上正常人的生活，而且還做出了一番有益於社會安定和進步的公益事業，無疑全仗夏洛蒂王妃的恩德。由此可見，貴人對我們的人生意義重大，他拉一下，或幫一把，往往事半功倍，甚至瞬間出現戲劇性的轉折。

人生命運中的貴人，既包括權威人物，如手握大權的政治要人，掌握雄厚經濟實力的強人，以及眾望所歸的社會名人；也包括那些無權無錢無名但有較強能力和才智的良師益友。或者說，人們在求生存、謀發展、闖前程的曆程中，凡是能夠助其崛起、促其展誌、使個人命運發生積極的轉折與突破的人物，都可稱之為命運貴人。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中有一個貴人或多個貴人，在關鍵時刻或危難之際能幫自己一把，助一臂之力，大大縮短成功的時間，降低成功的難度，提升成功的速度。我們更希望能夠站在貴人的肩上，伸手打開命運機遇的天窗，從而撥雲見日，直接進入成功的序列和境界。然而，貴人並不是你想親近就可以親近得了的。很多時候，你欣欣然去了，人家並不熱情，甚至拒絕你。優秀的人都有相似的心態，如若你無用，貴人何苦招惹你？雖然很多貴人在發現人才、幫助人才的過程中，並不是非要在以後讓得到幫助的人給予自己什麽好處。但是人在潛意識裏，都希望自己是慧眼獨具，希望自己看上的人才是傑出的，能在其取得成功的時候，自己也沾上點點榮耀。所以，你得修煉出一技這長。這一技之長，可以是智慧，也可以是物質，還可以是令人為之一振的某種潛力。尤其是在遇到貴人為你提供幫助的時候，你自己也必須更加努力。這樣你的閃光點才能照在貴人的身上，你的貴人才會覺得對你的栽培沒有白費，才會更願意幫助你。當今有個很直白的道理，一個人要想成為牛人需要三個條件：一是自己覺得牛，二是別人也覺得你牛，三是覺得你牛的人自己也得牛。這句話裏包含三重意思，一個人要想成功，他自己得先有幾把刷子，這幾把刷子還需要別人看見，看見的這人，還得本身有幾把刷子。

清代愛國民族英雄左宗棠，其一生最輝煌的功績是收複新疆。這是他個人的榮耀和驕傲，更是國家之福。這個農家子弟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命運造化，與他生命中的三位貴人息息相關。或許說，左宗棠的滿腹經綸與偉大人格，吸引了陶澍、林則徐、潘祖蔭三位當朝大臣，他們從不同的層麵提攜和極大地幫助了左宗棠。左宗棠出生於清嘉慶十七年（1812年），字季高，湖南湘陰人。四歲隨祖父在家中讀書，六歲開始攻讀《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九歲開始學作八股文。左宗棠十五歲參加湘陰縣試，名列第一。次年應長沙府試，取中第二名。二十歲時，左宗棠以監生身份參加湖南鄉試，中第十八名。此後六年間，三次赴京會考，均未考中。他決定不再參加會試，何必像範進一樣在考試路上耗盡生命。他要尋找新的報國途徑。二十三歲結婚時，他就在新房自寫一副對聯：“身無半文，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氣吞山河的宣言，是自勉，也是他一生的寫照。1838年，左宗棠赴南京，謁見赫赫有名的老鄉陶澍。陶澍是連任了十多年的兩江總督，是當時經世致用之學的代表人物。此前，他倆有過一段緣分。那是一年前的春天，陶澍回老家安化省親。途經醴陵，下榻的公館門上的一副對聯讓他怦然心動：“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這副對聯，表達了故鄉人對陶澍的敬仰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為得意的一段經曆。走進公館，迎麵一幅山水畫，上有兩句小詩：“一縣好山為公立，兩度淥水俟君清。”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知己！這位花甲之年的封疆大吏，當即提出要見見這詩文作者。左宗棠來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時任淥江書院院長。陶澍推遲行期，與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徹夜長談，共議時政。這是兩代人的聚首，這夜晚不熄的燭光，照亮了沉沉史書。曆史學家把左陶結緣稱作“以詩拜師”：左宗棠提出要做陶澍的學生，陶公愛才，欣然應允。左宗棠來到南京，這個落魄的窮舉人，做了兩江總督府的四品幕僚。陶澍甚至以一代名人之尊，提出與左宗棠結秦晉之好，將年僅五歲的唯一兒子陶桄，許給左宗棠為婿，表明他對左氏才學人品的器重。左宗棠正是由此接觸軍國要務，開始了解夷人的船堅炮利與世界大勢。十年後的一個秋天，民族英雄林則徐途經長沙，指名要見當時在老家隱居讀書的左宗棠。去見林則徐是在夜裏，三十七歲的左宗棠行色匆匆，心情激動，一腳踏空，落入湘江水中。林則徐笑曰：“這就是你的見麵禮？”林則徐在虎門點燃抗英的烈火，被道光皇帝“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一晃幾年，大漠的風沙沒有消磨他一心為國的壯誌。這次朝廷下了赦令，批準他由新疆回歸故裏，沿途各地把他當作凱旋的英雄。現在，林則徐見了左宗棠，眼睛頓時一亮，真是“眾裏尋他千百度”，可以托付大事的人找到了。他將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資料和繪製的地圖全部交給左宗棠，說：“吾老矣，空有禦俄之誌，終無成就之日。數年來留心人才，欲將此重任托付！”年愈花甲的林則徐是用滴血的心說這段話的，好比臨終托孤。臨別，林則徐以一聯相贈：“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左宗棠本就是經天緯地之才，從小就仿效民族英雄，曾以“再世諸葛”自喻，他當然知道這兩句話的份量，從此畢生當作座右銘。林則徐回福建後，身染重病，知道來日不多，命次子聰彝代寫遺書，向鹹豐帝推薦左宗棠，稱其為“絕世奇才”。左宗棠的名字引起了京城的注意。鹹豐九年臘月，翰林院侍讀學士潘祖蔭向鹹豐帝上了一道奏疏，其中說：“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無宗棠也。”潘祖蔭是吳縣才子，後來官至刑部尚書。此時，左宗棠不過是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僚。潘將一個無官無職的幕僚說得這麽重要，身係國家安危，這兩句話，讓左宗棠的名字一夜傳遍全國，成了大眾心目中的英雄。鹹豐帝終於心動，已是暮氣沉沉的朝廷，多麽希望有一點陽剛之氣，左宗棠從此走上了中國政壇……

江澤民在仕途上一直走得很順暢，特別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短短的七年時間裏，多次被提拔重用，最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這一方麵是江澤民本身的素質、才能堪當大任，另一個重要方麵則是得到了兩位貴人的鼎力提攜，這二者缺一不可。江澤民生於1926年，江蘇省揚州市人，1943年起參加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1946年4月加入共產黨，1947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係。上海解放後，江澤民被任命為食品工廠的黨代表，負責抓生產，同時還擔任副工程師、工務科科長兼動力車間主任。不久，食品廠成為益民公司的一部分，改名為“上海益民食品一廠”。整個益民公司隸屬於華東工業部。1949年9月的一天，華東工業部部長汪道涵來工廠視察，他在視察中發現江澤民是一個很有潛力的年輕人。“江澤民充滿了活力”，回憶起他們初次見麵的情景，汪道涵說：“他是黨員，而且給人一種值得信賴的感覺。我覺得他前途無量。”三十四歲的汪道涵和二十三歲的江澤民覺得彼此十分投緣。這層關係後來又得到進一步的加深，因為汪妻就是益民公司的董事長，是江的頂頭上司，汪道涵與江澤民的相識相知也逐慚發展為一種終生不渝的友誼，並改變了兩人的生活。1979年，剛擔任上海市市長的汪道涵找到穀牧，推薦江澤民在新成立的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中擔任高級職務。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穀牧兼任這兩個委員會的主任，而且穀牧在五十年代當過上海市委副書記，他也記起了江澤民，於是任命江澤民為兩個委員會的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成員。1982年，江澤民被任命為電子工業部第一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1983年，進入電子工業部不到一年，又被任命為部長。1985年，汪道涵上海市長任期屆滿，汪道涵卸任之前，向北京力薦江澤民接替他任上海市長，中央采納了他的意見。1989年，江澤民將滿六十三歲，傳統上為退休的高級領導人準備的職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或全國政協副主席，他想徹底改變一下，希望成為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的教授。但就在這個時候，江澤民突然接到書記處的緊急通知，要他立即趕到北京。當他匆忙趕到機場時，發現等他的是一架專機。到達北京南苑機場，來接他的卻是一輛普通的大眾桑塔納轎車，直到此時，才被告知鄧小平將在西山別墅見他……當鄧小平提出由他擔任總書記時，江澤民大為驚訝。他表示了對鄧小平的感謝和對黨的忠誠，保證會做黨要他做的一切。江澤民對這一任命感覺很複雜。當時，他向鄧解釋說，他沒有在中央工作的經驗是一個缺陷，怕擔當不起黨賦予的偉大使命。鄧小平回答道：“我們都支持你。我們將幫助你克服任何困難，你不必擔心。”當晚，江澤民乘飛機回到上海。江澤民還特地去拜訪了汪道涵，征求了他的意見。汪道涵建議他不應該因為個人原因而放棄這個機會，不管前麵是什麽，都應當接受這個重大挑戰。汪道涵的話使江澤民恢複了自信。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了政治局常委，這標誌著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建立。                              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