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架夜航班機離港之後，希思羅機場內的餐廳酒吧也陸續關門謝客。在此過夜的旅客們便開始四處尋找最中意的機場休息區，一時間，原本安靜的航站樓開始喧囂起來，就像群居的小鳥兒們在黃昏前後要花上半個小時嘰嘰喳喳地在樹間尋找搶占最好的棲息處一樣。我決定避開這短暫的紛攘，前往 Sofitel Hotel 裏麵的酒吧去坐一坐。
Sphere Bar 有著令我覺得異常舒適地格局，冥冥中和我總是夢回的那家有幾分神似。一個精致的酒吧可以包容千種靈魂，讓那些聒噪的落寞的亢奮的低落的林林總總都能夠找到安身之處，卻又不互相打擾。這間酒吧很巧妙的用壁爐和牆壁做成了隔斷，每個區域獨立且自成風格。氛圍燈光恰到好處的打在吧台上，把高腳酒杯裏五彩的液體變成一道道各異的流光，而其中總有一道可以和著你的心情一起細細緩緩地流淌。
“Black Label on the rocks and frickles? Goodness, do you mean fried gherkins? Sir, you must be from North America”。服務生用她的倫敦腔一邊替我下單一邊開著玩笑。
“Yes, I am from Canada”，我點頭回應。
背景音樂中，Don Henley 沙啞地嗓音低吟著 “... some dance to remember, some dance to forget …”
“And yes, I have some dance to remember”，我心裏默念。
2007年，我開始在某廠做 computer-aided drug design (CADD)。簡單來說就是用計算機算法，結合機器學習技術去設計藥品成分，用來激活免疫細胞受體蛋白。受體蛋白被激活之後，就會帶著免疫細胞大殺四方去控製目標蛋白的生物活性。
靶向藥品的效力最終取決於它的化學親和力是否能讓藥品成分牢牢吸附在受體蛋白特定的空間節點上。這就需要考慮蛋白質的 tertiary structure 以及它會因為周邊生化環境的變化而受到什麽影響。彼時的硬件算力和高吞吐高並發計算框架遠沒有今日這般成熟，給這樣高維變量的數據集建模，然後在計算機上模擬藥品模型和受體蛋白的交互，是比較複雜也有相當挑戰的。
廠裏特意新成立了一個 R&D 部門專注於 ML-CADD。跨學科的背景加上對技術的癡迷，我很快就把這個部門做的風生水起。誰想職場卻如那人間，有光有影，有陰有晴，有沉有浮。 過了幾年，廠裏高層風向變動。受到政治鬥爭打擊最嚴重的當屬各部門的創新力和堅守正直誠實的勇氣。追逐名利和學術浮誇的氛圍讓我困惑，對事業的熱愛當然還有不菲的薪水又讓我繼續堅持。
Sphere Bar 的服務生這時送來了酒水小食，Don Henley 從副歌的高亢中突然收了節奏，緩緩道來：
“Mirrors on the ceiling / The pink champagne on ice
And she said – We are all just prisoners here, of our own device”
人生的苦惱大多“煩在得失，苦在執著”。所謂糾結，就是當了囚徒，鎖上鐵窗的那個恰恰是你自己。
2010年餘下的日子裏，內耗愈演愈烈。我的部門有錢有權有人，不可避免的成為漩渦中心。每一天不是在爭吵就是在為爭吵做準備。辭職的念頭開始一次次浮現，隻是當時氣盛不願服輸，不願意拱手讓出自己這幾年的經營。事後看來，這種不理智其實已經把我挾裹在 downward spiral 之中，精神襤褸而不自知。
討厭一個自己曾經深愛的人比愛上一個自己曾經討厭的人要來的痛苦，職場也大致如此。
那個夏天，我請了長假，去 yacht club 學帆船也算是散心。在英國讀書時是校隊的 stroke oarsman，一直向往著有一天可以開著帆船在更廣闊的水域裏乘風航行。
一日中午在碼頭邊的 clubhouse 吃飯，聽見有人在後麵喊：
“Hey young man, would you remove your hat?”
我回頭看去，一個體格健壯的中年白人正指著我，我再四下看看，好像隻有我一個人戴著帽子。也許是被壓抑了很久，我的怒火一下就上來了。
“Mind your own f**king business, dumbass”。我懟了回去。
中年人 flipped me off 但是按住了他身邊明顯準備站起身來的同行者。我則轉身回到自己的桌前。
一位 club staff 在一旁目睹了前後，過了一會兒走過來和我小聲說：”Sir, he didn’t mean no harm, it’s a tradition to remove your hat when you enter a sailor’s clubhouse. Though not required, it’s a sign of respect.”
我恍然大悟，開始有點後悔自己的魯莽。 起身給那桌買了單，又多拿了一瓶酒走過去，說道： “I did not know about hats, my apology, this bottle and this table are both on me”。
中年人笑了笑，邀請我和他們一起坐。隨後得知，中年人叫 T, 身邊的三人都是他多年的帆船搭檔，四人都是 Big Pharma 的老兵，現在自己創業。我們的共同語言一下就多了起來。T 是個豪爽的人，比我大一輪，收放有度，精明幹練。交往起來很舒服。
在剩下的假期裏，我幾乎每天下午都和 T 一起在船上。我學會了如何在逆風的時候用 tacking 溯洄而上, 順風的時候用 jibbing 不驕不躁，大浪的時候用 heaving-to 靜觀其變，狂風的時候需 reefing 暫避鋒芒。更多的，我從 T 身上看到了一個水手的氣質，冷靜，堅韌，自信，值得信賴，不言放棄。
2011年夏天，T 打來電話喊我和他組隊參加 Lake Ontario 300 Regatta。這是一段大約總行程600公裏的比賽，會持續航行70 - 80小時左右。從 Mississauga 出發一路向東南，到紐約州的 Oswego 附近，然後往北到 Kingston 千島湖，再往西南折返回 Niagara River，最後往北回到 Mississauga 出發點。一艘船通常四到六人，兩人當值，兩人待命，兩人睡覺，交換輪替。
T 和我一組，因為他最有經驗，我最菜鳥。一起聊天的時候了解到 T 他們的公司現在的業務細節，也談到了對於 Biotech 行業未來的看法。我當時認為 Biotech 不缺科研力量，但是缺乏一個整合的數據服務框架允許這些公司在隱私法規和科研道德的指引下安全合法的獲取，處理，共享他們的業務數據 – 這為我後來去法學院和這輩子都不能償還的 sleeping debt 埋下了伏筆 – 這個數據服務框架，在得到醫院和政府監管部門的 blessing 以後，就有可能做為一個盈利的可定製服務提供給任何需要數據或者願意提供數據的科技企業。當時說的時候侃侃而談，並沒有看見若幹年以後，這個數據服務框架確實成為了公司的 cash cow，而且也有了可觀的社會效益。
T 問起我的近況，我搖搖頭。當時我剛剛做了從廠裏辭職的決定。隻是還沒有想好下一步，所以並沒有多說。我最終還是不能和自己妥協為了工作而工作。性格決定了軌跡，於我來說，在工作中 integrity and grand purpose 是底線，身外物皆可放棄，重新來過亦不足惜。
賽程中一天夜航遇上暴風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風聲很大，半米開外聽不見人說話，完全靠手勢默契合作。我們緊張地變換著帆船的方向，調整風帆高度和角度，盡量減少風浪的衝擊。穿過一個大浪的時候，船頭猛地被掀起，在內艙休息的船員被甩了出來，T 正在船邊配重，一下就被掀下了船，隨即被浪頭拍出去。我不確定 T 在落水的時候是否受傷，立刻按響 MOB 警報去提醒其他的船員降帆減速，然後拉起 life ring，飛身就跳進水裏。就算我深喑水性，在入水的瞬間還是有一些本能的驚慌。在幾分鍾之後看見 T 救生衣上的發光浮標之後，我才定了神，向他遊了過去並把 life ring 勾在他的救生衣上。這時其他的船員已經做了 williamson turn，把船勉強靠過來，放下了懸梯。
暴風雨在下半夜過去， T 和我像兩條鹹魚一樣筋疲力盡地躺在甲板上。安大略湖撤回了它的憤怒，水波微瀾，盡是溫柔。帆船平穩的向下一個標地行進，偶爾驚起成行的水鳥，在月光下像剪影一般從船前掠過。滿天繁星，淡雲疏月，銀河流淌在深藍色的天空，像要把這星辰全都抖落在塵世之間。宏大之氣象，足以把一切世俗裏的紛爭和糾結都碾成粉末，讓人可以專注地品味漂在遠方的未知和希望。
“Look at the Milky Way, how magnificent! Buddy you are a decent man with the right skills, why don’t you join my company and let’s do some greater good?” T 扭頭看著我。
“I will take this journey with you.” 我回答道。
我和 T 和他的朋友們 2010 年第一次在 clubhouse 遇見的那天，誰都沒有想到從一見如故到彼此攜行，從 King St. 上的一間小樓到擁有可以容納數百人的辦公室和 UK / HK 兩處 overseas operation，從 A 輪融資 到 C 輪，我們一起走過了這10年。麵對商場上的 heavy weather and tough water，初心在懷，從容沉浮。
時間已是 UK 的午夜，飲盡了杯中的酒，Sphere Bar 裏依舊身影搖曳。因為時差，我並無睡意，於是又回到了5號航站樓。麵向窗外的位置已經被夜宿機場的旅客占滿了。隱約傳來的鼾聲襯托著航站樓的安靜。我選了一處燈光明亮的 seating area ，那裏稀疏坐了一些還沒有入睡的人。
我左邊斜對麵是一個中年往後的猶太男人，60歲上下，戴著眼鏡，穿著起了褶皺的西服，鼻尖和捧著的報紙幾乎在親密接觸；右邊斜對麵是一對情侶或者夫妻，40左右的白人，穿著上打量不似富裕人家，看起來麵容疲倦，兩人腳邊堆的行李有明顯新近留下的磨損，上麵掛的幾家航司的標簽還沒有撕幹淨，應該是經此轉機，之前已經去了不少地方；和我一排的右邊是一個單身出行的白人女士，30多歲的模樣，馬尾用一支發夾幹淨利落地挽在頭頂，小巧的鼻梁很適合那張略施粉黛的臉，眼神隨意落在窗外，表情有一些茫然。她身邊隻帶了隨身的挎包，多半應該不是出遠門。
對我而言，在這樣不嘈雜且開放的環境裏讀書遠勝過小小的酒店房間，於是拿出了隨身帶的 《Nothing But the Truth》，開始讀了起來。
June 14, 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