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二本日記：施蟄存致沈仲章函

戴望舒二本日記：施蟄存致沈仲章函

沈亞明

 

我曾經有個印象，父親沈仲章就讀北京大學之初，同時結識了戴望舒與施蟄存（還有沈寶基，另議）。後來看了些資料，覺得那不一定。我還一直有個印象，父親與施蟄存伯伯有不少共同的朋友。近來見到些文字，覺得那是一定的。

1984年11月25日，施蟄存寫給我父親一封信，主要談他倆的共同至交——亡友戴望舒。函內三段囑三事。

望舒有二本日記在我這裏，無年份。大約是1940年的，其中記穆麗娟已在上海，徐遲陳鬆夫婦住在望舒家裏，你也住在那裏，樓下是馬師奶。請兄推算一下，這是那[按：哪]一年？
    有幾個問題，另紙寫出，請兄加批注寄回。
    香港將有一個“香港文學”月刊，是中國新聞社支持的。明年三月號將為望舒作紀念，兄能否寫一篇回憶記，說說望舒在港時的生活情況，恐怕你是最詳知的人了，我希望你能寫幾千字。 [按：識讀依翻拍圖片，原件意外流失，望現持有者校勘賜教。]
 

下為讀函筆記，逐項議之。

 

第一事：推算“二本日記”年份

我相信，父親接到施蟄存函，即已推算戴望舒“二本日記”的年份。施函附有電話號碼，父親答複通過書信或電話均有可能。兩家都在上海，施府在愚園路，我家在淮海中路，相距不遠。兩位老人或兩對老夫婦時有走動，所以父親也可能幹脆跑一趟。

言及登門拜訪，略敘該函首尾。施蟄存在函末附言關照：“兄年事高，車擠，千萬不要來看我，有事可通一電話。”而函首陳述，他出院不久，病體未愈，無法出門，“每日伏書案，暫延蟻命”。我想，父親聞此情，會去探望老友。

再者，1980年代在上海安裝私人電話不容易，得憑資格或關係，我家沒有。父親與其走到公用電話站，在嘈雜聲中站著打電話，被催不可占時太久，還不如搭車去施府，安安靜靜坐下麵談，從從容容憶往敘舊。

我倒很希望，當年父親采用書麵形式作答，也希望施蟄存留有紙上記錄。這樣，便可知道據沈仲章推算，那“二本日記”寫於何年，說不定還有其他資料。可是，擔心前輩沒留文字，或者不易尋找梳理。正巧，我在回溯父親與戴望舒的交往，下麵試試以“年份”為題，就施函提及人物和情況，提供點滴信息。

馬師奶即Madam Marty（馬爾蒂夫人），任教於香港大學。家住一棟小洋樓，當地人接受的中文名是“木屋”。如今“林泉居”更為聞名，是因戴望舒作品中多見之故。

那是一棟三層樓房，樓內多家房客，國籍不一。香港淪陷前幾年，那裏住有三戶華人，全盛期共計七人：沈仲章單身，戴望舒一家三口，徐遲一家三口。

據父親所憶事序推測，大概在1938年春，他已入住木屋。最早，是作為一位英籍長住戶的客人。後來，自己租屋。1938年4月2日成立的西南聯大，任命沈仲章為文學院院長助理，所錄香港通郵地址是“木屋”。

據其他資料猜測，約在1939年（需核查，但當晚於沈），戴望舒與穆麗娟帶著女兒遷入木屋。而據徐遲自述，1939年9月初，妻女離港去滬。他退租原寓所，戴家分了一間屋子給他。1940年初春，徐妻陳鬆攜女返港，也來木屋。上曰全盛期，自此起算。

據施蟄存函描述，“穆麗娟已在上海”，可知“二本日記”所記非全盛期。而探討年份，關鍵在於三個人物在港情況。

其一，穆麗娟：日記中她已去上海。初步瀏覽資料，穆麗娟大概在1940年秋冬回滬（一說冬至）。這本非我關注之題，未究細節。

其二，沈仲章：日記中他尚在香港。父親於1941年10月中旬或更晚，出差上海。這個日期關聯不少事件（包括美駐滬領館何時得悉戰局將變，胡適何由催促沈仲章速速去美），還待追蹤考證。僅敘相關日記年份的要點：12月初太平洋戰爭爆發，父親沒能重返木屋。

 

至此暫停，稍議一個或許會引起困擾的問題。曾見專著雲，穆麗娟“1941年冬至後”去上海。若該說成立，那麽既然“二本日記”皆記“穆麗娟已在上海”，寫作時段便需設在1941年冬至以後。於是出了矛盾——那時父親不在港。而了解日記內容的施蟄存卻對沈仲章說：“你也住在那裏”。我疑穆麗娟“1941年冬至後”回滬之說可能有誤，另文商榷。

 

繼續討論日記年份，思路依循穆麗娟1940年秋冬離港。

其三，陳鬆：日記中她住在木屋。已述陳鬆1939年秋初離港前，徐家另有居處。她1940年春初回港，才可能“徐遲陳鬆夫婦住在望舒家”。由此可測，日記年份不應早於1940年。

上文已強調，沈仲章“也住在那裏”，由此可排除1942年。

剩下兩個候選年份，1940年和1941年。考慮1940年秋冬（可能冬至）穆麗娟回滬，該年所餘天數不多。而1941年直至10月沈仲章在港，占了整年大部分時間。對比長度，1941年的可能性高得多。

進而思索，有一本已刊發的戴氏《林泉居日記》，寫於1941年，所記時段為7月底至9月中旬，跨三個月。依此推測，待辨年份的“二本日記”也當涵蓋數月。假如始於1940年秋冬，月日之外，字裏行間很可能會留下跨年之痕，尋跡可助辨識年份。但讀施函，信作者已瀏覽日記，仍未能確定年份。

綜上所述，我認為日記大概寫於1941年。

可惜論證途徑外圍間接，僅供參考。若能對照日記行文與父親之憶，估計不難確證年份，也許還能獲得諸多啟迪。

此外，戴望舒在1941年8月5日的日記中，言及同年“六七兩月”的日記，先寄給了穆麗娟。我好奇，不知迄今一共找到多少本戴望舒日記？是否連貫？有否整理？……

 

第二事：答複“幾個問題”

順上下文理解，問題有關戴望舒。可是，我見到施函時，已無“另紙”。據父親性格推測，他會很快完成任務，“加批注寄回”。不知“另紙”是留在施蟄存處，還是由他轉給了某位戴望舒研究者？

 

第三事：約稿紀念戴望舒

記得我剛學寫字時，父親說過，希望我長大後，把他講的故事寫下來。

可歎我稍長，才開始學“作文”，便碰上有話“不可與外人道”的那十年。關起門來，父親仍對我描述故人往事，繪聲繪色。可是一出門，少不更事的我明白，父親說的不僅不可入文，而且留字會惹禍。

氣氛緩解，恢複高考。我進了大學，為生四年，為師四年。其間父親數次向我提議，退學辭職，助其錄回憶。可我放不下自己的學業，而一留校即參與兩個編書項目，忙得無暇他顧。

我終於辭職，渡洋留學。之前一年，曾花十個月，每個周末請父親口述生平。父親與我都清楚，那隻是拉個大綱，準備不斷補充。父親說著說著，常會插注道，這位或那位值得寫專章，日後細講。

戴望舒正是一位。

我來美半年多，海外學界基本辦妥沈仲章出國事宜。不幸，父親病情惡化……

一晃幾十年。

近年來陸續發現，父親生前曾接多方約稿，除了紀念戴望舒，還有劉半農、劉天華……

讀1984年11月25日施蟄存致沈仲章函，最令我遺憾的是：沒有陪伴父親一起翻看那兩本戴望舒日記，聽這位恐怕是“最詳知的人”，“說說望舒在港時的生活情況”。

【編者按】
作者授權轉發，原刊《澎湃新聞》2018年5月29日“上海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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