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工作模式無法操作？

這種工作模式無法操作？

日前，有位讀者見示一個摘段，有關居延漢簡：

沈仲章《曆險記》說：“（高本漢、伯希和、馬衡、劉複四人）怎樣研究呢？木簡是存放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裏，先進行拍照，印出四份來，各人有一份，大家根據照片考釋文字，各自研究，如有疑難處，則用通信互相請教，定期交換研究結果和論文。”內行一看就知道這種工作模式無法操作。

附言要求：請問問沈亞明，為什麽“這種工作模式無法操作”？

 

第二天，就接到沈亞明的回答，獲允分享於下：

 

謝謝讀者！轉來的整個摘段共131個字符，內嵌摘段103個字符——為方便指稱，暫擬簡稱“外摘”“內摘”分別對應。“外摘”起首10個字符，交代“內摘”出處，最後一句是作者自己的評判。

我能就“內摘”部分，提供更原始的資料，提示沈仲章所言的依據，以及實際“操作”的痕跡……諸如此類也恰合我的溯史興趣。對“外摘”作者的評判，我不是“內行”，不敢說“一看就知道”為什麽，但會根據史實，稍稍分析“操作”方法與進程，供提問者思考。

回溯沈仲章所言“工作模式”

據“外摘”起首，“內摘”源自沈仲章《曆險記》。我估測，應指一份由口述者、筆錄者與整理者三人署名的文章，標題《搶救“居延漢簡”曆險記》。該文以同一標題幾經轉載，每次編輯都會刪縮修改——不清楚“外摘”作者看到的是哪個版本。

拙著《沈仲章與居延漢簡：從北平到天津》（中西書局2023）“引言”解釋（大意）：《曆險記》的整理者胡繡楓了解沈仲章習性，投稿前若請沈仲章審閱，很可能後者會說需再核證……久久擱置。於是，胡繡楓做主投了稿。首刊之後，沈仲章囑我代寫一份勘誤表，不詳交給誰，有否被轉載版本采用。

拙著“引言”也指出，早在2015年，拙文《沈仲章與居延漢簡在北平》（《古今論衡》第28期）已說明，《曆險記》刊發前口述者未作最後審閱。希望此後引用者根據述口研究及書目通則，慎重擇詞。

看來，“外摘”作者還沒見到2015年拙文與2023年拙著。

拙著《沈仲章與居延漢簡：從北平到天津》所公布的口述筆錄稿前部，包含與“內摘”接近的言辭。既然有更原始的資料，摘錄於下，作為討論的基礎更合適：

……達成一個協議：這批東西因爲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現的，是中國的歷史資料，所有權應該屬於中國。發現確是算他們發現，同意他們可以參與研究。因爲他們所提出參加研究的外國學者的確有能力、有水平參加。這不僅是他們自己説，中國人也承認。因爲提出的是兩個大學者，世界公認的漢學家。一個是瑞典人高本漢（Karlgren），一個是法國人伯希和（Pelliot）。這兩人大家佩服。中國方麵也出兩個人：一個是劉復（劉半農），一個是馬衡（馬叔平），當時任故宮博物館館長。四位大學者分居東西半球，怎麽研究呢？木簡存放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裏。先進行拍照。照片印出來後，四個人各人有一份。大家根據照片，考釋文字。各自研究，定期交換研究結果的論著。若有一些字還不認識哩，描下來以後再互相請教。

拙著交代了上述言辭（暫擬簡稱“全摘”）的語境：居延漢簡運到北平後，中外雙方舉行了談判。沈仲章以翻譯兼秘書的身份，參與了談判——也即在現場。沈仲章作為翻譯，他需要聽懂外方與中方的原話；而作為秘書，他可能兼有當場速記並事後小結要點等職責。

應該說，沈仲章所言根據他的直接知識，是相當可靠的第一手資料。目前，尚未看到別的中方參與談判者留下憶述。因此，沈仲章所言也是相當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即便如此，我仍致力尋找佐證。在拙著醞釀期，我接觸到一些瑞典方麵的史料，能與沈仲章所言互補互證。“全摘”提到的若幹具體“工作模式”，最初就是高本漢向赫定提議的。馬悅然翻譯了其師高本漢相關信件的部分段落，也提到劉半農有信致高本漢。我希望與馬悅然拚合核證信息，他表示願意回答我的問題……原計劃是在拙著出版後，另出“補集”，補充這類專題探討。

以上簡述沈仲章所言談判約定的依據，接下來擇取與“工作模式”相關的五個具體環節，探查實際操作的痕跡。須申明，無論上文與下文都僅限提示線索，跟蹤探究是個大課題。

1.“先進行拍照”：

1934年劉半農去世前，沈仲章已協助他拍攝簡牘照片，但主要精力放在實驗。劉半農去世後，沈仲章承擔了簡牘照相任務。在1937年北平淪陷前，已拍攝了數量可觀的照片，並送了一部分樣品到上海，籌劃出版圖冊事宜。

1937年7月底日軍侵占北平，沈仲章把萬餘枚原簡悉數偷運出北大，裝入密封的兩個箱子（亞貢方舟）。1938年初，運入香港大學。由沈仲章在港重新整理拍攝全部簡牘。1940年夏，拍攝了上萬條簡影——完成了預計的拍照任務。

2. “照片印出來後，四個人各人有一份”：

中方所攝第一批照片寄給了外方，即“四個人各人有一份”。其後在北平所攝照片，“印出來後”給了馬衡，但沒寄往海外。應有一套相對齊全的照片，放在北京大學存放簡牘的屋子。采用措辭“相對齊全”是因為，為籌劃印製圖冊事宜，曾選出部分樣品送往上海。此外，有時沈仲章會把唯一的試樣先給馬衡或理事會認可的人，準備自己再補拍。

上麵略過了劉半農，需補：劉半農是理事會的主心骨，把居延漢簡移到北大靠他與校方聯係。沈仲章1927年拜師劉天華，關係親密，早就與劉氏兄弟交往。劉天華將沈仲章推薦給乃兄劉半農，先是從事語言研究。劉半農管事多，忙不過來。沈仲章既能幹也不計較報酬，早就開始協助劉半農處理各類事務，包括科考團理事會事務。

劉半農去世後，簡牘研究由理事會集體領導。理事會請了四位青年學者（勞榦、賀昌群、向達、餘遜），作為馬衡的助手，來北大辨識抄錄文字。馬衡已不在北大任職，主要在家研究。勞、賀、向、餘來北大，“各人初步辨認描摹了一部分，準備再由馬衡審校。如果有看不懂、不認識的字，或者是寫錯的字，由馬衡審訂添補出來[”（沈仲章口述筆錄，拙著第二章）。

對合作課題有經驗者都應明白，偌大的多人項目，應設一個項目經理。但從會議記錄看，多位理事自報分管事項，唯缺專人統籌。於是，生性慣於補缺的沈仲章，作為理事會的唯一幹事，自動承擔了整個項目協調者的職責。再者，“整理（即排比）則為仲章等”（1940年8月25日傅斯年致袁複禮函，並油印同發理事會）。加之沈仲章為了攝影，必須先察看簡牘狀況，考慮采用何時的技術——他在當時，已是最熟悉全部簡牘者之一。

居延漢簡是國寶，保管手續嚴格。除了沈仲章及助手，四位年輕學者每次來，要沈仲章等開門，原則上得在簽到簿上簽名（估測上麵不會有沈仲章的名字，因為他不是訪客——該文獻現存港大，不妨核查）。沈仲章會告訴各人，該看哪一部分。如果已拍了照片，就讓來者“根據照片”研究。如果還沒拍照片，他才把存放簡牘的抽屜拿出來。

以上是北平整理時期，跳到香港整理時期：

1940年，沈仲章在港完成攝簡任務。攝簡經費的名義是編印圖冊，隻能印正份與備份兩套。為盡早恢複中方中斷的識讀程序，沈仲章把備份遞往內地。眾所周知，傅斯年給了勞榦（馬衡似未能見到）。正份留在香港，由沈仲章製版編印圖冊。1941年，已有圖冊樣本。原打算待成批量印出後，由他親自帶幾本到美國交給胡適，相信胡適會轉交外方合作者。

3.“大家根據照片，考釋文字”：

北平淪陷前，中方的“大家”正在這麽做。馬衡離任北大後，已主要根據照片考釋。據傅振倫，北平淪陷後，馬衡全靠北平所攝照片考釋。而中方四個年輕人中，隻有勞榦一人能根據沈仲章香港所攝照片（緣由見上）考釋。

4. “各自研究，定期交換研究結果的論著”：

全麵抗戰開始前，中方各人“各自研究”，還沒有“研究結果的論著”可供“交換”。1941年，沈仲章所編圖冊完成，確是準備作為成果，與外方以及中方所有參與者分享的。因香港戰事爆發，此事擱置。1943年與1944年， 勞榦根據沈仲章在港所攝照片，出版了兩本論著——不詳何時交給外方合作者。

可想而知，外方合作者因無米而難以炊。印象中，有些文章陳述外方合作者未能參與，措辭易導誤解。據聞，大多是受邢義田一篇刊文的影響，表過不議。我認為，學界更該致力的是挖掘直接知情者遺留信息，認真解讀曆史文獻。下麵，試試提供點滴線索：

外方：從赫定著述中，從馬悅然那頭傳下的高本漢遺留文字中，都可看到外方準備參與研究的積極態度。此外，沈仲章在劉半農生前，除了拍照，已協助他處理科考團理事會事務，實際上已是不拿薪水的幹事。劉半農身後，理事會擴大。知道沈仲章是最熟悉一應事務者，要他接受薪水擔任唯一幹事，實際功能就是理事會辦公室。職責包括整理保管理事會檔案，協助或代表理事與外方通訊——沈仲章確實見到海外來信，知道他們希望參與合作。

中方：胡適與傅斯年等人在抗戰年間的信函留有痕跡，擔心如果這批簡牘受損或攝影不能完成，將難以向海外學者交代雲雲。胡適與傅斯年都在劉半農去世後才擔任理事，可見即便談判時不在場的後增理事，也清楚中外合作研究的約定。

1937年，沈仲章在搶救居延漢簡的同時，帶出了一批相關的重要物件。其中，有大量“釋文簽”。根據外方的要求，上麵都清楚地印有“團員貝格滿采集”——“團”指西北科學考查團。當時中外雙方一致同意，居延漢簡這一研究課題屬於該團（1935年赫定離華後，理事會改團名內的“查”為“察”）。

【圖：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保存的居延漢簡釋文簽，謝榮滾提供】

5. “若有一些字還不認識哩，描下來以後再互相請教”：

在現存港大的釋文簽中，可以看到“描下來”的“不認識”的“字”。至於“互相請教”，中方內部曾有。考慮彼時中外通訊情況，可能不容易——但在徹查史料之前，恕不光憑想當然下結論。

綜上所述，“全摘”內沈仲章所言談判約定的“工作模式”，進入了“操作”階段。若看分項體任務與具體方式，有的完成，有的成功，有的受阻……或不詳。

 

分析“無法操作”的“工作模式”

現在，再看“外摘”最後一句：“內行一看就知道這種工作模式無法操作”。必須提醒，該評針對“內摘”——大大短於上錄“全摘”。不過，短有短的好處，便於探究所評“無法操作”的“工作模式”，是整體還是部分。

按一般讀感，“這種工作模式”指“內摘”整體。那麽為什麽，還要區分整體還是部分？因為事實證明，“根據照片考釋文字”的“工作模式”，肯定可以“操作”。

先說居延漢簡實物的情況：北平淪陷後，沈仲章把萬餘枚漢簡從北大偷運出來，幾天後就裝入兩個完全密封的“亞貢方舟”。此後六個月，沒人能看到簡牘實物。“亞貢方舟”運進香港大學，才由他本人開箱。接著，沈仲章重新全部整理，拍攝照片。1940年，再由他親手裝箱，運往美國。一直封存在國會圖書館25年，沒人能根據實物研究。1965年，整批簡牘運到台灣，清點之後又封存，也沒人能根據實物研究。

1943年與1944年，勞榦出版了《居延漢簡釋文》《居延漢簡考證》，是“根據”沈仲章在香港所攝“照片”。而馬衡在抗戰年間的研究，相當大的部份也是“根據”沈仲章在北平所攝“照片”。

故事還沒完：1957年出版的《居延漢簡·圖版之部》，裏麵每一頁圖版都是沈仲章在香港所攝。1959年出版的《居延漢簡甲編》與1980年出版的《居延漢簡甲乙編》所收照片，除極少數之外都是沈仲章在北平與香港所攝。

其後幾十年，對居延漢簡的大量“研究結果和論文”，主要靠上述幾本書（包括日本轉印的《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內所收照片——可見，1931年沈仲章參與的中外談判所約定的“根據照片考釋文字”這一“工作模式”，不僅能夠操作，而且大有成效。

那麽也許，“外摘”作者所評“不可操作”的，是中外學者遠程合作的“工作模式”？

按理想，合作者“各自研究，如有疑難處，則通信互相請教，定期交換研究結果和論文”——應是現代科學研究合作模式之一。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方對考古研究的經驗尚少，高本漢與伯希和可謂“內行”，建議這個工作模式，大概可算前衛之舉。

問題在於，前一環節（照片“印出四份來，各人有一份”）未達理想。我覺得，受阻的主要原因應是戰事加人事，而非中外學者遠程合作的“工作模式無法操作”。不過，“內行”極可能“一看就知道”行內的奧秘。

目前我能回答的，大概就這些。鼓勵提問者繼續思考，一起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