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
愛傳統
西方文明的“創世紀”
——原始歐洲“全盤中化”麵麵觀
諸玄識
【西史辨按】：在描述“西方文明”及“現代文明”源頭的現行版世界曆史敘事中，存在兩場驚天動地的“偉大運動”：一場是15-16世紀的文藝複興運動，一場是18世紀的啟蒙運動。然而，這兩場運動卻有著邏輯上的相互矛盾，既然已經曆了文藝複興的洗禮，何必再來一場啟蒙運動？
原來，所謂的文藝複興是19世紀杜撰出來的西方偽史，而啟蒙運動才是曆史事實。基於蒙古西征、鄭和下西洋的影響，西方海盜為尋找中國（東西兩印度）財富，來到了南洋（中國海），逐漸滲透進入中華的國際貿易圈，17世紀被稱為“海上馬車夫”的荷蘭，搬運大量中國產品進入歐洲，形成風靡歐洲的“中國風”；期間還有大批“來華傳教士”，在前後長達三百年的時間內將中國的思想、文化、曆史、科技等搬運回歐洲，形成席卷歐洲的“中國熱”。啟蒙運動從根本上改造歐洲，正是基於這種“中國風”與“中國熱”，使中國文化不僅照亮了曆史歐洲，還進而塑造了現代世界。在啟蒙運動的推動下掀起的法國大革命，徹底滌蕩了歐美舊世界，為其帶來了聞所未聞的文明新概念，形成了世界的現代性。
此後不久，西方中心論為了回避現代文明源於中國文化的曆史事實，不惜偽造曆史，於19世紀杜撰了文藝複興的概念，竭力將西方及世界現代性的中國源頭進行全麵掩蓋，並將其塗抹在偽古希臘-羅馬的身上。
偽史不去，真史不顯。正如林鵬先生在《虛構的古希臘文明》一書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樣：隻有徹底破除西方中心論，將其希臘主義與東方主義一並剪除，才能廓清世界曆史迷霧，彰顯中華文明的光輝！
本文作者長期在海外潛心研究，收集了大量的西文資料,將西方學者揭露西方偽曆史、揭示中國文化影響西方的真相的研究成果歸納、匯總，將中國文化造成西方及世界現代性的方方麵麵，包括啟蒙人文、知性文字、曆史觀念、文化傳統、國家製度、法律體係、科學理論、哲學思辨、文學藝術、實用技術、生活方式等條分縷析、和盤托出，整體呈現在讀者麵前，使我們得見中華文明照亮曆史歐洲與現代世界的大體輪廓。這般學術探討值得大家深究、查證、反思……
【轉載說明】：本文首發於西史辨公眾號，鏈接：https://mp.weixin.qq.com/s/GMXLHmz6YlEKyBjP_gKrgw
前言：原始歐洲被卷入“天下文明”
撇開西方中心論的“宏大敘事”，17世紀以前真實的歐洲究竟是怎麽一個樣子？
原來，近代以前的西方人，就是如哥特/盎撒/日耳曼/斯拉夫等概念所指稱的某種原始部落。對此，西方學者做了如下描述：
英國斯特靈大學教授格倫尼斯（Byron Glennis）說：哥特人是如此原始、野蠻和非文明（primitive,barbaric,uncivilized），以至於“喪失了文化根基”。
愛德華·吉本承認：日耳曼人是文盲、殘暴和野蠻的森林部落。法國漢學家頗節（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進一步說：“我們的高盧和日耳曼祖 先在幾個世紀以前還是森林部落，而中國則早已臻於高度文明。”
上述狀況持續到很晚。美國自然史學家波利昆（Rachel Poliquin）指出：16—17世紀的英國人“被認為是野蠻、暴力和愚鈍，……他們對農業一無所知”。她又說：北方人（即文明前的歐洲人）是“粗魯的、非農業的、無法無天的野蠻人，對文明與進步毫無貢獻”。
文明的標誌之一是國家。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詹納爾（W.J.F.Jenner）指出：“18世紀以前的西方最嚴重的問題，是政治體製的落後；它在這方麵與古代中國根本無法相比，前者的國家結構是部落性的。……按照華夏的標準，普魯士崛起之前（即19世紀初以前）的歐洲製度，都是前國家和原始性的。”
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喬治·弗裏德曼（George Friedman）斷定：“16世紀的歐洲是野蠻的”“西方在18—19世紀才進入文明”。另外，英國哲學家切斯特頓（G.K.Chesterton）於1903年指出：西方文明隻有100餘年的曆史。
關於“文明”（civilization）一詞，紐約大學教授拉裏·沃爾夫（Larry Wolff）說：它是在啟蒙時代的法國首次出現。確切地說，“文明概念”是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才逐漸落實的。而與此同時的東歐仍處於野蠻狀態。
西方文明來自哪裏？密歇根大學教授大衛·波特（David Porter）稱，歐洲近代化即“中國化”，此乃進入“曆史世界主義”（天下文明）之必要性。亦即，威斯康星大學教授斯塔特曼（Alexander Statman）所言：近代人類社會的特點是“中國中心的全球化”（Sinocentric globalization），其內容包括“中國化”之歐洲啟蒙與西方現代性。
在此重申一下拙著《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歐洲“複製中國”》所提出的命題：近代早期，原始性的西方差不多從零開始，100%地吸收或模仿中華文明的各種成分。
概而言之，亙古原始的西方在17—19世紀，其文明創世紀從零開始，幾乎是全盤襲取了中華文明的方方麵麵；隻不過在襲取文明的過程中保留了其上帝選民思想，並以這種選民思想為基礎，以文明成果為利器來戕害他者（亞非拉民族）……這種情形，我們稱之為“文明的怪胎”。
正文：中國賜予西方文明要素舉隅（22種）
西方稟賦隻有“哥特性惡＋耶教原罪”（劣根性），本不具備文明成分。所謂“西方文明”可以稱為文明的要素，基本上全部來自中國。其範圍不僅限於思想文化、物質文明，實際上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對此，本文列舉了22個方麵（如下表所示），並詳細展開，以期收到舉一反三，一窺豹斑之效。
01.啟蒙人文
源自《易經》（蒙以養正，人文化成）。曆史上的定居人類一分為二（兩種模式）：
Ⅰ.以神為本 → 人無作用 → 拜神與救贖（生生滅滅的自然律）→ 原始停滯（中華圈外）
Ⅱ.以人為本 → 人有作為 → 創新與發展（大起大落的周期律）→ 傳統文明（中華圈內）
模式Ⅰ有成千上萬個族群，模式Ⅱ在人口上占世界總數的近一半。後者歸因於客觀上的季風雨區和雨熱同期，再加上文化主體上的“人”的作為。
公元1700年以後，中國以外的人類社會逐漸從模式Ⅰ（神本）轉型為模式Ⅱ（人本），它是以“啟蒙”為機樞的世俗化、文明化。這正如斯塔特曼所說的“中國的世界性啟蒙”和“全球中國化”（Sinicizing the Global）。
以神為本的社會，不存在“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和創造性，怎麽還有發展與文明呢？
像古埃及、巴比倫和蘇美爾等祭司（神權）社會，它們的“文明史”應該和其宇宙觀（自然觀）一樣，也是出於虛妄。實際上，它們都是耶教神話的異質性（新史觀）之拓展。人類社會的真實性宇宙觀（自然觀）源自《易經》，而它在17世紀末開始成為西方傳統與文明的認知基礎。後文詳述。
西方的世俗化與文明化（模式Ⅰ→模式Ⅱ）的關鍵，是儒家戰勝耶教及其神權禁錮（18世紀西歐）。芝加哥大學的漢學家艾愷（Guy Alitto）寫道：
耶穌會士將儒學塑造成“自然神學典範”。……中國是歐洲啟蒙運動的靈感源泉，可以說，孔子是啟蒙運動的“守護神”。……20世紀的漢學家顧立雅（H.G.Creel）認為，孔子是一位理性主義哲學家。這與歐洲啟蒙運動對他的看法是一致的。
波蘭哲學家羅嘉熙（Dawid Rogacz）在其論文《中國創造了近代西方》中指出：“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顯著特點是，中國文化促成‘世俗主義潮流’”；“其先決條件是，中國曆史和儒家倫理對‘聖經時空’的質疑，最終顛覆了耶教神話與神權”。
華盛頓大學的特雷西·彼得森（Tracie Peterson）的論文《中國是如何革命化法國的》寫道：
幾代耶穌會士的大量譯著均讚揚中國哲學與政治，深遠地影響了歐洲公眾；他們質疑神權統治與社會現狀，而最具挑戰性的則是伏爾泰。很諷刺的是，伏爾泰和其他的啟蒙思想家攻擊教會的基本證據，尤其是那些激進的理論，都是在中國的耶穌會士提供並編輯的。耶穌會士索隱派與伏爾泰的直接聯係，幫助他形成關於法蘭西乃至全人類的進步觀念，這首先導致了啟蒙運動對教會的全麵否定。……伏爾泰使“中國成為新法國的典範”，從而激發了法蘭西民族的覺醒和歐洲世俗道德的形成。
02.知性文字
論及“古文字”，其種類繁多，形形色色；但我們認為，除了漢字之外，它們——無論真偽——全都與文明史無關。為什麽？
作為文明媒介或學術工具的文字的內涵，並非“五蘊感知”（常人想法），而是“大千表意”（自然密碼）。後者即漢字所具有的雅言詞匯（通用概念）。它從何緣起？不是語言文字本身，另有玄機。
表意概念的來龍去脈是：緣起於八卦易象，形成於六書造字，實踐於萬年華夏，傳播於重洋泰西，熾盛於五洲漢化——在近現代，好比泛世界的語言文字都下載了“伏羲—倉頡表意軟件”（操作係統）。換句話說，當今各國的官方語言文字都有一個共同內涵，那就是（中文）“表意概念”。如此“全球化”的關鍵是，近代歐洲人通過編纂中式辭書（語言詞典和百科全書），直接或間接從中文“借取含義、借鑒定義”，從而使他們的語言文字進行了更新和升級。
因而可以說，若非伏羲—倉頡發明和發展出“表意概念”，那麽，全人類至今還處於原始社會。17世紀以前的西方正是如此。
法國漢學家雷慕沙（Jean Abel-Rémusat,1788—1832）指出：“漢語書麵語言代表著人類的基本思想，而這是其他任何一種語言（文字）都不能傳達的。”
密歇根大學英語係主任大衛·波特稱：“漢語（漢字）是神聖啟示的密碼，反映完美的理性哲學體係和所有科學的基本原則。”
近代以前，相對於其他所有文字都是部落和教派的感官符號，漢字則是唯一能夠表達思想、傳播知識、譜寫文明和記敘曆史的媒介工具。對此，美國路易斯安那大學教授凱文·科普（Kevin L.Cope）說：“在培根、斯普拉特、威爾金斯、斯威夫特和約翰·韋布等人看來，漢字被視為可以在文化上實現共通的表意文字；亦即，它是一種能夠表達關於英國曆史連續性和複雜思想的符號係統。”
弗朗西斯·培根說：“隻是在中國使用真正的字，……它所表達的，不是字母或土話，而是事物與概念。”對此，阿姆斯特丹大學教授雅普·馬特（Jaap Maat）解釋：“培根把漢字定性為‘真正的字’，因為它直接表達事物和概念。培根所反映的是，漢字即將使西方書麵語言發生革命。”
近代歐洲精英為其“語言漢化”編了一個讓教會可接受的理由，即中文原本是人類始祖所用的“神性語言”，而西方則在“巴別塔之劫”中喪失了它。正因為如此，“萊布尼茨從學術上考慮，（請傳教士）到中國尋找‘前巴別塔語言’；……他試圖通過漢語恢複已絕跡的西方‘通用語言’。”
美國藝術史家費諾羅薩（Ernest F.Fenollosa,1853—1908）雲：“以漢語為楷模，把它當作真正知識的工具；隻有這樣，才能夠彌補我們（西方）可憐的語言抽象能力。”
牛津版《中國品味與英語的主體性》的推介詞稱：“現代英語特性是在18世紀，通過解讀中國的方法而演變出來的。”
質言之，世界史上的文字大致分為兩類：Ⅰ.自然（感官）文字即象形文字和表音文字；Ⅱ.基於前者而升華的智能文字（表意漢字）。後者是唯一的文明媒介。
除了漢字之外，今天世界各國的官方語言（文字）的形成方法，不外乎都是由上述Ⅰ類攝取Ⅱ類“表意概念”。
03.世俗道德
四大發明等中國技術傳入歐洲，導致宗教失控而“人神火並”。幸虧獲得“越洋技術”（指南針、造船術和航海圖等），將火藥部分地轉向海外；否則，西方的內訌愈演愈烈，勢必自相毀滅。
啟蒙運動以前的歐洲既無原創科技，也幾乎不能接受之；因為科技對西方來說，全是負能量（破壞性），而無正能量（建設性），這是由於缺少和諧文化的緣故。
大衛·波特指出：“（17世紀）在三十年戰爭中，血泊吞沒了從波羅的海到萊茵河的大半個歐洲；在英國，宗教衝突導致長期內戰。”“儒家思想在治理與道德上的功效，似乎為歐洲的政治動亂與宗教衝突提供了理性主義的‘解藥’”。亦即，萊布尼茨說：“中華民族的以理性為導向的道德體係，是治療人類罪惡（耶教原罪）的藥方。”
關於近代西方亟需儒家“世俗道德”，愛丁堡大學神學院院長布朗（Stewart Brown）寫道：
通過耶穌會士的翻譯和評論，西方對中國道德的認識不斷增強，從而促進了啟蒙運動。……歐洲精英欽佩中國，因為她是一個在精神上基於非宗教倫理的文明，一個古老、有序、穩定和人道的文明。……華夏在社會倫理上成為歐洲的楷模。……耶穌會士的譯著文本提供了關於古代中國之和諧有序的證據。……精英們讚歎儒家倫理及其家國奉獻的理念。……萊布尼茨關注中國的世俗道德：家庭忠誠、社會平等、相互尊重、社會義務、禮貌待人、良好舉止、性格冷靜、講信修睦和尊重習俗。……他認為，歐洲不僅要學習中國的自然宗教和道德哲學，而且應該請中國人來傳授它們。……對於伏爾泰來說，中國的社會倫理“不依賴於上帝信仰”，而是基於每個人內心的道德法則。
按照教會的說法，人若“脫神還俗”則無惡不作，宛如煉獄傾軋。而啟蒙精英則回答：在“神”之外，人有屬於自己的道德或“宗教”，而且它還能帶來一個有序發展的佳境，那就是儒家倫理！米拉波（Honore-Gabriel Mirabeau,1749—1791）在魁奈葬禮上說：
孔子的整個教義旨在恢複人性最初的光輝和美麗，這是從天上得到的。……他勸告人們要遵循天道，敬畏自然，並且愛人如己，克己複禮；君子不以激情指導行動，而要服從理性，不要做、不要想、不要說任何違背常理常情的事。孔子的教義是如此圓滿和輝煌，以至於在這個真正道德與宗教的王冠上不需要添加任何“神性”。
然而，最終還是像羅素所說：在歐洲“宗教懷疑導致道德懷疑”。既然如此，其社會如何維係？它是通過地緣優勢與海洋霸權向外疏解矛盾，來保持其內部的團隊精神（公民意識）——形式上表現為啟蒙倫理。將來一旦霸權式微，西方又會內訌火並。
但凡從野蠻走向文明，都需要向導和示範。另一方麵，倘若西方之前就有“文明”，那它根本不需要“中國榜樣”。
“馬弗裏克著《中國是歐洲的典範》（Lewis Maverick:China a Model for Europe）……講述了18世紀西方的‘中國夢’，那時，法國乃至全歐洲對中國表現出空前絕後的仰慕。”
《中國與西班牙啟蒙運動》一書稱：“在18世紀，中國應該被視為世界文化的領袖，……西班牙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在文化上都是東方（華夏）的模仿者和衛星國。”
佛羅裏達學院教授哈維（David A. Harvey）的著作《東方智慧：啟蒙運動的中國景觀》寫道：
中國（在知識上）成為近代早期的歐洲“新世界”。……17—18世紀，西方人對中華文明頂禮膜拜：其悠久綿長的曆史、機構和習俗的穩定性，以及統治精英的文雅、智慧和寬容。……中國代表了理性主義的理想國，她的精妙組織和高雅禮儀確保了其社會之和諧與繁榮……他們將中國奉為一代風範、百世之師，旨在終結歐洲本土的無盡禍亂。……批判西方現狀的啟蒙作家們尤其喜歡漢語雅言。（“在17—18的歐洲，廣為人知的書麵漢語所起的作用是完美寫作的典範”）。
在啟蒙時代的歐洲，儒學為開路先鋒，華夏乃軌物範世。斯塔特曼寫道：
中國在啟蒙運動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極為重要。放眼世界，從美洲、阿拉伯、南亞到南太平洋，也曾一度成為歐洲關注的焦點；但是，隻有中國堪稱“一代楷模、百世垂範”——沒有其他地方像中國那樣，被認為是歐洲應該變成的模樣。……歐洲人對中國的迷戀並非偶然，而是常態；它超越了民族和宗教之分歧，而在各個領域都能體現出來：教會從遠東探索“原初神學”，自由主義者利用儒學來挑戰神權，商人們用白銀換取絲綢、繪畫和瓷器，藝術家們掀起了“中國風”。中國的茶和園藝分別提高了歐洲人的生活品味與欣賞能力。然而，中國的文獻傳統則最令人驚歎，包括她的曆史、哲學和宗教（自然神論）。……啟蒙思想家們也曾對其他域外很感興趣：印度、秘魯、墨西哥……；但他們之於中國則是知識性的景仰。……他們是如此向往中國，以至於都覺得歐洲應該“變得像中國一樣”。總而言之，“愛好中國”（Sinophilia）是啟蒙時代的西方所憧憬的世界主義的集中體現。
上述“中國榜樣”在北美也是如此：
萊布尼茨和伏爾泰的“中國觀”——其政治製度和儒家哲學是歐洲效仿的典範——影響了大洋彼岸的富蘭克林及其費城同誌。……中國使他們看到了“北美實現經濟繁榮的前景”……1771年，查爾斯·湯姆森（Charles Thomson）寫道：通過引進舊大陸——主要是中國——的產品，我們這個（即將誕生）新國家一定會有超出預期的進步。我們能否複製中國的工業、生活藝術、農作物和畜牧業方式嗎？果真如此，美國也許有一天就會變得像廣土眾民的中國一樣。
05.中式曆史
中國派生泛西方“曆史”的過程，分為“否定之否定”（正反合）三階段：聖經普世曆史（神本）→啟蒙世界曆史（人本）→現行全球通史（人表神裏）
第一，聖經普世曆史（耶教正統/17世紀）。法國神職學者斯卡利傑（Joseph J.Scaliger,1540—1609）到當時歐洲的中國文化中心荷蘭，利用“三件寶”——中國曆史（朝代/帝王）年表、天幹地支計算方法和西班牙人門多薩著《中華大帝國史》，設計出“聖經編年”；它被用來統攝和經緯整個時空，其中包括泛西方“古典文明”（希臘、羅馬）與“古老文明”（埃及、兩河）。然而，由於聖經普世曆史側重神本神話，而非人文人事，它被啟蒙運動所推翻，但實際上隻是揚棄“神”（保存它的曆史敘事）。
第二，啟蒙世界曆史（反對神學/18世紀）。如果按照創世記，神造眾生時隔千餘年，又發洪水將其滅絕幾盡，那麽，後來的人類則都是其幸存者諾亞的裔嗣。然而，在中國傳教的衛匡國（Martino Martini,1614—1661）返回歐洲時，出版《中國曆史十卷》（1658年）；它昭示：被天文觀測數據所支持的中國曆史始於公元前2952年，早於諾亞洪水約600年。這就拆穿了聖經神話，從而引爆了以推翻耶教神權為要務的啟蒙運動。後者的“世界曆史”則以伏羲為開端，而以中國史料充實西邊的“文明古國”。
第三，現行全球通史（教俗合流/19世紀）。神本派與世俗派之同流合汙，它們達成兩個共識：第一，在傳說中的耶教聖地（中東）“就地取材”，而打造“人類文明的搖籃”——超越中國的幾個“文明古國”（竟然都是神本/祭司性質的）。它是通過“考古學十字軍”來達成的，依然參照中國曆史的紀年標準。第二，歐洲中心主義在其本土係統而全麵地偽造“古典西方”，其代表作即“偽三部曲”：Ⅰ.希臘神話（19世紀上半期）；Ⅱ.雅典古城（開始於1834年）；Ⅲ.文藝複興（開始於兩次鴉片戰爭期間）。
關於啟蒙世界曆史的“西學中源”，斯塔特曼解釋：
歐洲學者從中國古籍中提取資料……用於撰寫泛西方“文明史”。……啟蒙時代“世界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中國曆史文獻。……到1750年代，他們從中國古籍中描繪出一幅（西方版）“人類曆史”的圖景。……我把它稱作“中國範式的世界曆史”。
06.時間概念
在18世紀以前，西方的“時間”與真實自然無關，而來自宣稱“創世”（開天辟地）僅發生在幾千年前的聖經神話。甚至，“中世紀從上到下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和他人的年齡。”
西方時間從何而來？它是近代歐洲人從中國引進的“曆史”的副產品。
美國學者範克利（Edwin Van Kley）說：在17世紀，“中國知識迫使歐洲人逐漸改變他們的‘世界曆史’，以嚐試適應新獲得的中國年表”；最終“通過把中國曆史與（西方）世界曆史相結合……解決了歐洲的時間編年的問題”。對此，比利時漢學家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解釋：
當耶穌會士在17世紀到達中國時，發現中國曆史比《聖經》所描述的更長。隨後，他們翻譯了中國文獻。……後者在18世紀被啟蒙思想家所采用。……於是，中國史料滲透到有關古埃及和巴比倫“知識”的背景中，致使它們發生了重大更新。……另一方麵，歐洲學者被迫重審他們的“傳統編年”，隻好用更早時間的七十士譯本，取代權威的拉丁文譯本來作為“通用聖經”，以契合中國曆史。……但到啟蒙時代，伏爾泰將中國古代當作曆史主軸；其理由是，中華文明比聖經神話更悠久、更可靠。……以上是中國改變歐洲人世界觀（時空觀）的典型例子。……耶穌會士“發現”中國曆史這件事，使歐洲人能夠在地理上和時間上擴充其“普世曆史”。……《聖經》是舊歐洲的基本參考資料，而創世與洪水則是兩個重要的時間參照。……大主教烏雪（James Ussher,1581—1656）製作的“聖經年表”，將創世和洪水的時間分別置於公元前4004年和公元前2348年。……（鑒於後者與伏羲登基時間公元前2952年相矛盾）福修斯主張（Isaac Vossius,1618—1689）采用七十士譯本（聖經），其創世和洪水時間分別是：公元前5622年和公元前3366年。……耶穌會士衛匡國一再強調中國曆史乃真實可信。……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評論：不像古希臘、古羅馬那樣的充滿荒誕神話，中國曆史則是天文數據、天幹地支和天職實錄之三結合，因而是連續、詳實和可靠的。……（由於它顯示華夏民族在洪水湮滅人類之前就已存在）中國曆史對“聖經編年”構成了嚴峻挑戰，甚至要毀掉它。……但無論如何，被傳世文獻和實證方法所支持的中國年表，極大地幫助了歐洲對其“世界編年史”的寫作和編纂。
07.生活方式
大約在1660—1789年間，中國文化與物質文化“再造西方”，其中兩場運動最為顯著：
Ⅰ.啟蒙運動：神本→人本。之前的西方人都是拜神迷信：缺少對宗教或周遭以外的萬事萬物的認知，更沒有“人”的主體性與創造力，故而該社會是原始停滯。
Ⅱ.“中國風”：野人→做人。之前的西方人皆不識字、不識數、不洗澡洗衣，吃人肉好比家常便飯，不存在墓葬，所謂的國王或貴族都是匪徒，其住所極肮髒。
美國《曆史》網站的文章《舊歐洲王室的齷蹉生活》（2019年8月6日）揭露：舊歐洲的國王（女王）“宮殿”充滿著廢棄的食物、人與動物的排泄物、腐爛的屍體及其上的蛆蟲，臭氣熏天。
另據1906年英國教會期刊稱：（16—17世紀）“瑪麗女王、伊麗莎白女王和詹姆士一世（及王室）……都從來不洗臉、洗手和洗衣服，而洗澡則是聞所未聞的。”
一本勞特利奇曆史書（Routledge History）寫道：“近代早期英格蘭的吃人故事是很血腥的。……複仇行為的人相食（部落互噬）。……吃掉屍體部分——在當時的英國是很正常的事。”
“中國風”改變了一切。牛津版《18世紀英國的奢華與快樂》稱：“‘中國’讓西方人想到的，不是淫蕩和放縱，而是和諧與道德。……伏爾泰和百科全書派透過中國物質文化這個棱鏡，認識到人類應該追求優雅和精致。”
聖母大學教授詹森（Lionel M Jensen）說：
到18世紀末，孔子作為“普世聖人”在西方文化中已根深蒂固，……儒家的各種品質和美德也被歐洲人所接受；……中國古人的形象幫助塑造了現代人，尤其是塑造了我們（西方）現代人的自我形象。
英國學者漢考克（Christopher Hancock）寫道：
17—18世紀，西方與中國進行跨文化互動，深遠影響了歐美的人性與社會觀。……那時，從高深高尚的思想到日常日用的器具無不是東方特色。……就像仿製青花瓷一樣，中國元素均被加工和同化。……孔子是“好人品質”的象征。……他的格言將西方人帶入一個開放與學習的境界。……“中國風”壁櫥竟成為社會與文學標識。……女性的生活和性格也都通過中國“中國風”而展現；……（一首詩雲）“瓷器使她靈魂飄蕩；一個杯子，一個盤子，一個碗，點燃她胸中的願望；充滿喜悅，或者打破她的寂寞。”
08.文明原型
歐美文明乃至現代文明世界的來曆，自然有其“古代原型”；然而，其源頭並非如西方中心論所極力標榜的那樣，來自對偽古希臘—羅馬文明的傳承，而是被其極力掩蓋的人類唯一的文明源頭——中華文明。
對此，有西方學者大量的研究為證。例如，關於啟蒙運動的主導思想，美國佐治亞大學教授戴維斯（Walter Davis）說：在18世紀，“宋明理學似乎是許多歐洲知識分子所追捧的自然神倫理的理想原型”。
再如，澳大利亞學者巴特沃斯（Matthew Buttsworth）斷言：“作為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先驅……宋代中國是人類曆史上一個充滿活力、快速增長、技術先進的經濟貿易體，唯一經過“原型工業革命”的社會。”
斯塔特曼指出：伏爾泰稱讚“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培育出所有種類的科學”；“而中國傳統科學則是近現代科技發現的‘古代原型’”。斯塔特曼又說：“對於這位近代歐洲最著名的人（伏爾泰）來說，中國古代的聖人是啟蒙哲學家的原型。……他相信，公元前6世紀的中國哲學應該被18世紀法國知識分子積極研究，因為它提供了歐洲可以效仿的模式。”
關於現代文明的“原型”，美國聖母大學教授阿梅斯托（Felipe Armesto）寫道：
為了確定誰是“第一個現代國家”，西方學術界長期爭論不休：英格蘭、法蘭西、西班牙或尼德蘭，甚至立陶宛？但在許多世紀以前，中國就已在現代性方麵一應俱全，百工熙隆。國家主權、中央政府、複雜精巧的管理層、一元化的行政製度、統一的法律/貨幣/度量衡、便捷的內部交通和由“學優則仕、選賢任能”所構成的文官係統，它使貴族專權和封建割據成為不可能。省級長官代表中央來伸張正義，行使法律，收集賦稅和監督治安；他們都是通過科舉考試而被選出，其內容是儒家經典和策論時政，德行與能力是其升遷的標準。……歸根結底，促成人類社會發生近代轉型的首創因素，大部分都是中國的。加速和擴大交流的紙與印刷皆為中國人所發明。若非他們發明火藥，就不會有“軍事革命”；後者形成了基於熱兵器的武裝力量，一改遊民部落欺淩定居文明之慣例。……近代民族國家的誕生也與軍事革命有關。……工業化必須使用鼓風爐和煤，兩者都源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不能沒有紙幣，這又是西方從中國借鑒的。征服海洋所依靠的是中國的導航儀和造船術。科學實證，這個西方人祝賀他們所具有的衝擊世界的偉大思想，在中國尤為久遠。像科學一樣，金融、商業、交通和軍事——它們革命性地盛行於現代——都應歸功於中國的技術和思想。西方的全球霸權的興起正是如此結果，即中華文明的厚積薄發和其長期積累的科技的擴散。
09. 國家製度
弗朗西斯·福山說：“第一個創造現代國家的是古代中國（秦朝），……此種政治機構不是父權（血緣）組織，而更像一個現代體製。”對此，耶魯大學教授傅正元解釋：
公元前221年，中國在製度上就已具備了現代意義上的發達國家：常備軍、由任命和受薪的官員組成的官僚階層、專門結構和職能的政府機製、中央機關負責的地方行政管理、地方和中央共同發揮作用的法律體係、統一的度量衡係統/水陸交通係統/書麵語言（文字）/稅收和戶籍製度。
美國《聖智學習·比較政治》指出：“早在歐洲人開始思考這件事之前的兩千年，中國就已完善了中央行政的官僚機構。”
歐美列強乃“戰國七雄”之翻版，而其霸權則是放大規模的“戰國”重演。西方是在18—19世紀複製了華夏古製（民族國家），其特點是：一元化、超血緣、強組織、易動員、高效率和應戰型。
歐洲國家形成的前提是：Ⅰ.管理上乃超越血緣而跨越地緣；Ⅱ.語言上乃嵌合表音而嵌入表意。“嵌合表音”即印刷規範字母，“嵌入表意”即攝取漢語概念。
關於第一點（血緣→地緣），它是兩股相反力量的交叉平衡的結果：武力爭勝與文化協和。後者在近代西方即儒家思想，它幫助結束宗教戰爭，並且提供世俗倫理以及人群的妥協性與親和力。
歐洲列強都是何時才形成民族國家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琳達·柯莉（Linda Colley）指出：大不列顛的民族國家形成於1707—1837年間：一半塑造，一半偽造。後者指：支持其“身份認同”的文化根基是虛構的。亦即，斯科特爵士（Sir Peter Scott）的名言：“英國是一個被發明的國家，並不比美國早多少。”
筆者理解以上“發明（英國）國家”，有兩層意思：一是關於18世紀以前的偽曆史：從羅馬不列顛到其後一兩千年的諸王朝；一是關於18世紀以來的真文明。後者指構成英國民族國家的文化基礎，是通過抄襲中國而人為拚湊的。正如大衛·波特所言：“托馬斯·珀西（Thomas Percy,1729—1811）挪用中國文獻（譯本），杜撰出支撐“聯合王國”身份認同的‘盎撒文化傳統’（《英語古詩遺產》）”。
較早“中國化”而獲得大部分文明成分的法蘭西，卻很晚才形成國家（1789—1809年間）。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說：“中國最出色的成就之一是，發展了複雜的政治組織形式，成為人類社會史上最完善者。……請想一下米拉波將1789年之前的法國視為‘一群分裂的缺乏組織的人民！’”
德國在這方麵更是姍姍來遲（19世紀上半期）。黑格爾說：“（歐美）他國都把中國國家製度當作一種理想模式，就是我們（德國）也可以拿它來做模範的”。
至於意大利和俄羅斯，其完成國家建構的時間分別是1870年和19世紀下半期。意大利“文藝複興”是虛構的，俄羅斯文明等於“法國化”。後者實際上是“第二手中國風”。美國亦然——楊百翰大學的一篇論文稱：北美獨立和建國歸功於“第二手中國風”（經濟原因）和“儒家革命者”（指傑斐遜和富蘭克林等）。
10.自由民主
在西方，“自由”最初是針對神權禁錮的，而啟蒙運動爭取自由的前提則為：儒家之“為仁由己”——非宗教的“自力拯救”。
曆史中國原本就屬於民主性質：政治精英遴選於全民，而不被僧侶、貴族、軍人、商賈或皇族所壟斷。國史大師錢穆稱：漢唐社會是“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經濟平等的自由社會。”
《周禮》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意思是說：使人民崇尚道德，從中選拔長官；使人民具備才能，從中選拔幹部。
英國學者切斯特頓（G.K.Chesterton）說：“（曆史上）中國不存在像我們（歐洲）那樣的世襲貴族，如果說她也有等級與特權，那是通過公開考試創造出來的，這是一個由知識精英主導的民主政治。”
中國文化是歐美的自由民主的源泉。東英格蘭大學教授基特森（Peter Kitson）稱：“中國（文化）成為建設自由、人文和現代性的新歐洲的核心。”
啟蒙運動也是“中國文化啟蒙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它是通過儒家民本與華夏科舉起作用的，兩者分別擯棄宗教神權和貴族特權。
紐約大學教授戴維·穆迪（Anthony D.Moody）指出：17—18世紀，“儒教中國儼然是歐洲人的理想社會的典範，孔子本人被奉為啟蒙運動的偶像，……華夏文士政府的模式，幫助西方陶冶成仁人誌士的心靈（啟蒙思想家），他們掀起了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
美國前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1888—1965）稱：“美國的憲政和民主均直接擷取於歐洲，間接來源於中國。”
世界宗教專家埃伍德（Robert S.Ellwood）說：“理想化的儒教國家是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的背景因素。”
德國弗萊堡大學教授尼梅爾（M.Niemeyer）介紹：“正如中國思想影響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政治理論一樣，如此中國式的歐洲政治思想，又被轉化成美國這個新國家的民主製度。”
芝加哥大學教授顧立雅（Herrlee G.Creel,1905—1994）寫道：“……自從法國革命的爆發，人們幾乎忘記了中國對西方民主發展所做的貢獻。……如果說，歐洲人不知道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西方民主，那麽，大部分美國人是知道一些關於他們的民主思想與製度皆來自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傑斐遜被稱為‘北美啟蒙運動的象征’，但那是來自法國啟蒙運動中的孔子哲學！”
此須說明，歐美民主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退化版。因為西方是“通過對外製造非理性，來保持其內部的‘理性’”。進而，西方民主的“奧秘”是：憑借地緣優勢與海洋霸權，將其生存競爭的重心轉到外部世界；由此來造成它的充滿妥協性與團隊性的內部佳境：自由、民主和法治。但若條件改變，一切都會走向反麵。
Ⅰ.（幾百年來）地緣政治優勢｛海洋霸權｝→禍害異族異域｛歐美自由民主｝→世界的光環｛普世價值｝
Ⅱ.（從今往後）地緣優勢逆轉｛霸權受阻｝→內部相爭相害｛西方霍布斯邦｝→本土的烽火｛衝突分裂｝
11.文化傳統
西方並無名副其實的文化傳統。其原本隻有拜神迷信，此外一無所知，如果說有什麽與眾不同之處，那就是文明的反麵、固有的劣根性：哥特性惡＋耶教原罪。此乃當今地球村與生物圈之禍根。幾位教授寫道：
哥特人沒有留下任何文字和藝術，他們的記憶裏僅是擄掠和破壞。……中世紀或哥特時代是個文化荒漠：原始和迷信。……他們是野蠻的和未開化的，以致喪失了文化根基。……“哥特式像病毒一樣在我們的現代文明中複製自己。”換句話說，現代西方文化的實質是“哥特病毒”（Gothic virus）。
那麽，“兩希傳統”又是怎麽回事？近代早期的歐洲人想象：存在著一個“亞當創世智慧”，可惜在大洪水時消失了。然而，耶穌會士和萊布尼茨認定他們在中國發現的《易經》等經典，就是“諾亞方舟遺物”。他們一不做二不休，用《易經》和其他中國古籍來改造舊歐洲的傳說；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終於偽造出“兩希傳統”——“希伯來神學”與“古希臘哲學”。正如英國的坦普爾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所揭示：“歐洲傳統是中國起源”“可以在古代中國的知識與學術中找到‘希臘文明’的種子”！斯塔特曼寫道：
（17世紀）歐洲人相信：上帝在太初就將完美的知識賦予了人類，但後來喪失了。……為了找回它，耶穌會士探尋古代中國思想，將其成果納入關於“西方進步”的研究之中。於是，西方的“過去”（擁有智慧的古代）就變成了異國他鄉。……直到1770—1790年間，一些法國學者還認為，“原科學”被創世始祖開發出來，可惜（遭遇諾亞洪水）而蕩然無存。一群法國學者硬要“找回遺產”，他們在錢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神父的幫助下，從中國古籍中汲取靈感，發現了神秘天書（指《易經》）。……於是，他們在西方發展觀形成的關鍵時刻，得以完善了其宏大理論。
重提一下前文所舉的例子：作為英國文化與文學傳統的奠基作品，《英語古詩遺產》是托馬斯·珀西（Thomas Percy）挪用中國資料偽造的（1765年）。大衛·波特寫道：“珀西在《英語古詩遺產》中發明的英國文學傳統，是對中國模式的複製，卻又掩蓋這一事實。……正如珀西的早期著述中所言，中國（因素）的作用既是複古模型，又是包裝材料。”
西方文明的源泉竟是17世紀的《易經》，歐美的一切皆濫觴於它。萊布尼茨和耶穌會士共識：作為“第一推動力”的《易經》包含了所有的文明元素（包括科學、數學和哲學）。不過，他們硬說中國古經是“諾亞方舟遺物”（亞當創世智慧）
12.知識係統
既真實（非宗教性）、又普遍（非地方性）的係統知識源於《易經》，而西方則直到啟蒙時代（廢神權）才有幸分享它。
在近代早期的歐洲人看來，中國是“宇宙終極知識的來源”和“神啟的邏各斯的知識庫”。
美國銀行家雜誌（1909年）稱：“在許多世紀以前，中國就有了我們所謂的“現代思想”的古代知識庫（Ancient Repository），並且一直在實踐中。”
萊布尼茨認同耶穌會士的這一見解，即“《易經》是真正哲學、數學和邏輯的源泉”。白晉還說：《易經》（易象）“蘊藏了所有人類知識的原型”“概括了算術、音樂、醫學、物理學、天文學和占星術等學科的完美形式”。
劍橋哲學家馬倫本（John Marenbon）的這句話似乎道破玄機：歐洲崛起歸因於兩個“發現”：16世紀在地理上“發現美洲”和17世紀在知識上“發現中國”。
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向英國皇家學會宣布：“中國文明……將為我們（西方）打開一個知識王國”。
耶穌會士“在遠東找到各種西方思想的種子，……（從而）使歐洲意識“去野蠻化”（de-barbarization）”
日本學者西川如見（Nishikawa,1648—1724）說：“明朝後期的中國見證了技術知識的大爆炸（big bang）……，而百科全書的爆炸則發生在萬曆（1573—1620年）中葉。”
維也納大學教授萊納（Georg Lehner）介紹：“來自中國的知識成為歐洲百科全書的源泉，……1700年至1850年間出版的英文、法文和德文百科全書……都是對有關中國知識的濃縮。”
《易經》是古今世界的知識的源頭與源泉。今天的知識體係在古代被原創必須具備七個條件：Ⅰ.通過“啟蒙”將眾生從“神”那裏解放出來；Ⅱ.以“人文化成”來確保非對抗性之“有為”（進取）；Ⅲ.擯棄宗教或神話（虛妄）來認識真實性的自然；Ⅳ.客觀上要求氣候、地貌、物種和風俗皆多樣性；Ⅴ.超越血緣與地緣的思想（天下觀）和組織（大一統）；Ⅵ.天地人（三才）契合而互動帶來發展型農業；Ⅶ.揚棄“象形”和“表音”的表意文字（普遍而抽象的概念）
在17世紀的歐洲，接受或消化來自遠方異域、且是神本反麵的東西，遇到了重重阻礙；“自然神”（自然宗教）就被用來作為緩衝和過渡，旨在使“舶來品”合法化。丹尼·庫克（Daniel Cook）闡述：
萊布尼茨在其暮年寫下《中國自然神學論》。此前，他稱道中國政治與社會和平，優於基督教歐洲。許多啟蒙精英都舉出中國的論據：不信教尤能保持社會道德與政治穩定。而萊布尼茨則認為，古代儒家就是“一神教”——相信“上帝無形、靈魂不朽”的自然神，這是中國達成文明佳境的精神基礎。……他將自己發現的二進位製歸功於《易經》。這樣，萊布尼茨使得包括科學在內的中國古代知識“合法化”了。
於是，才會有《新世界百科全書》所講的情形：在華耶穌會士學會了欣賞這一古老文化的科學成就，並使它在歐洲廣為流傳。孔子學說極大地影響了啟蒙思想家。作為經濟學創始人和亞當·斯密的先驅的魁奈，生前被稱為“歐洲孔子”。歌德亦被譽為“魏瑪的孔子”。
美國鮑登學院教授陶茨指出：“由編譯中國文獻而產生的西方認識論，標誌著現代知識的形成。……19世紀前期的歐洲，各種中國式的新型學科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
13.發展機製
18世紀以前的西方不存在發展（進步）及其觀念。“經濟曆史學家莫基爾(Joel Mokyr)解釋說，直到啟蒙運動時期，歐洲人才有了關於持續改善的想法。……改善或創新的理念及其如何實踐，凡此均緣起於啟蒙運動。……思想史學家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將現代進步觀念與“非宗教的曆史觀”的出現聯係起來，伏爾泰、大衛·休謨和愛德華·吉本的著作都證明了這一點。”
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渴望法國能擁有像中國這樣的發展（模式）：“通過製定公正法律和推廣實用技術，來促進帝國的發展與繁榮”“產業被足夠的發明與發現所支持，並且不斷改進；由致富動機激發，自然資源得到有效開發和利用”。
西方的發展觀（進步觀）從哪裏來的？斯塔特曼回答：
中國科學塑造了歐洲啟蒙運動的標誌性遺產：西方進步的理念。……啟蒙精英從中國汲取靈感，思考有關進步的問題。……伏爾泰將中國哲學作為歐洲發展的向導。……中國成為（近代西方）進步人士和自由思想家的楷模。
再來看發展機製。介紹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格拉赫（Christian Gerlach）編寫的教材《“無為”在歐洲》。這篇論文把傳統中國的經濟思想概括為“無為政治經濟學”（簡稱“無為”），它以儒家為主，道家為輔，而實際上則是兼攝儒釋道的宋明理學之發展觀。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無為”的特質是，尊重和遵循自然規律，服務於民生與厚生。根據格拉赫，在18世紀的法國，魁奈借用免除政府幹預和管製的“無為”這一華夏的經濟思想，開發出他自己的重農學派的自由放任理論。
該書揭示：代表著中國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無為”，在近代歐洲被“同化、轉化”，最終成了主流西方的發展模式與經濟理論。
“無為”在歐洲的傳播與實踐經過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荷蘭（17世紀下半期）。從那裏輸入歐洲的中國文化及物質文化，主要是：Ⅰ.反映“民本民生”的繪圖瓷器（東印度公司）；Ⅱ.體現“厚生營生”的文獻資料（傳教士編譯）。
第二階段在法國（18世紀中後期）。作為歐洲第一個經濟學，重農學派直接複製了來自中國的農業—經貿模式，主要是以“無為”為核心的儒家與道家經濟思想以及宋明理學的“自然神”。
第三階段在瑞士（19世紀上半期）。它將“無為”的重心從農業思想轉移到商業實踐，從而使瑞士成為歐洲第一個“無為示範國家”。作者強調：若非“無為”，歐洲的商業意識則永遠不會成熟。（引者按：之前歐洲的“商業”是海盜式的，美其名曰“重商主義”）。
第四階段在英國和德國（1760—1870年間）。“無為經濟學”衍變：魁奈（自然無為/自由放任）→亞當·斯密→李嘉圖和李斯特（兩端對立）→廢除穀物法（自由貿易）→反對資本傾向和惡果的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14.實用技術
論及世界曆史上的技術，中國是唯一原創地，而西方則基本為零。此話怎講？
技術之有無及其發展之快慢，取決於“人為的生態平衡”；這是因為技術是“雙刃劍”——兼具正能量（造福）與負能量（造禍）。
如何取得技術？在鄭和遠航開始聯通世界之前和之後乃截然不同：
Ⅰ.（之前）囿於區域生態，雙刃劍向內，依靠聖道智慧進行“內卷平衡”，獲得“小技術”（傳統技術/種子技術），承受極嚴重的曆史周期
Ⅱ.（之後）通向全球生態，雙刃劍向外，依靠地緣優勢進行“外展平衡”，獲得“大技術”（現代技術/爆炸技術），承受較緩和的資本周期
為何“爆炸”的地點在彼不在此？那在客觀上歸因於這一點，即在新形成的“全球文明”中哪裏是通衢。確切地說，歐洲凸起為連接東、西半球的要衝（距離美洲最近）。
岡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斷言：18世紀之前的歐洲沒有自己的技術！
福修斯（Isaac Vossius,1618—1689年）讚歎：“在幾乎所有的藝術和科學方麵，中國都比歐洲優越。……在技術發明上也是如此。”再者，“福修斯的這番話，典型地表達了那時的西方人對中國科學的欽佩，即：‘如果任何人要收集所有的發明和生產（方法），現在和過去，質量和數量，都必須去中國；每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加起來，都不如她’！”
1705年，《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笛福說：“正如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樣，中國人是一個古老、智慧、有禮貌和最有創造力的民族，……他們早已發明了我們稱之為‘現代發明’的那些東西。”他又說：“古代中國的知識超過了現代人的全部努力。……所有的我們（西方）引以為傲的發明，都是中國古已有之。……關於中國知識與發明的優異記錄，在許多方麵使英語世界相形見絀。”
羅伯特·坦普爾（Robert Temple）的兩部專著分別冠名以“中國的天才”和“發明的土地”。其中寫道：
中國在很早以前就具備了現代科學的所有元素，隻不過它的豐富知識沒有以現代形式建立而已。……許多在當今世界常用的東西都可以溯源至華夏，諸如紙張、瓷器、鍾表、馬具、煉鋼、石油和天然氣。盡管過去幾個世紀，這些和許多其他的中國發明都被遺忘或掩蓋；但近年來，“中華民族原本就是科學天才”這一點日益受到重視。……古代中國人是無可爭議的發明和發現大師，他們在工程、醫學、技術、數學、科學、戰爭、交通和音樂等方麵，均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從而幫助激發了西方的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
圖解古今科技的奧秘。世界史上（圖左），隻有中華一家能夠原創和發展科技；這是因為：地理環境相對封閉，“雙刃劍”（負能量）全在內部，“有為”而改造自然等於“自我否定”。除非用“道”（智慧）調和天人關係，帶來有限的發展（科技）；否則適得其反——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相抵消。而鄭和遠航開始聯通世界則劃時代的。近現代（圖右），發展之快慢和其規模之大小均取決於地緣優勢，後者隔一段時間就會轉移；故而發展中心改變的趨勢是：19世紀歐洲→20世紀美國→21世紀中國
15.耕作農業
從某種意義上講，西方文明發端於“兩農”——農業革命和重農學派：Ⅰ.基於華夏技術和方法的農業革命，它反過來又奠基了那吸收更多中國因素的工業革命；Ⅱ.基於華夏厚生理論的法國重農學派，它反過來又奠基了那吸收更多中國因素的西方古典經濟學（亞當·斯密）。
舊歐洲基本上沒有農業。正如前文自然曆史學家波利昆所言：16—17世紀的英國人是“野蠻和殘暴”“對農業一無所知”。她又說：北方人（即文明之前的歐洲人）是“粗魯的、非農業的，對文明與進步毫無貢獻”。
羅伯特·坦普爾指出：“18世紀以前的歐洲農業是原始和絕望的，它與兩千多年前的卓越而先進的中國農業，簡直無法相比。”
如此狀況，到18世紀“被中國農業技術徹底改變”。
耶穌會士獲得王禎《農書》和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它們除了介紹農耕技術之外，還有大量農業機械的圖形和說明，從而讓西方能夠較係統地吸收中國農業技術。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教授霍布森認為，從中國引進技術對英國農業革命和工業化都是至關重要的；例如來自中國的移動犁和旋轉繞線機，分別屬於英國農業革命與工業革命的核心成分。
根據李約瑟，1720年代，一台中國的（穀物）風選機被送到法國，引起廣泛關注；稍後，皮埃爾（Pierre Incarville）運回一個中國播種機的模型。還有，一名瑞典人獲得一部中國農業百科全書。進而，李約瑟寫道：
耶穌會士到達明代中國時……驚歎於中國農業的高生產力、巧妙的輪作、精良的提水裝置和其他設備，以及中國農民的理性和勤奮。……保羅·萊瑟(Paul Leser）這位當代偉大的農業技術史家，將18世紀歐洲農業的變革歸因於遠東新思想的注入。……彎曲犁，像許多對於歐洲農業具有重大意義的農具一樣，起源於東亞。中國農業技術的進口刺激了創新，也把發展觀念帶入農業；若非這些基礎技術與思想，後來（西方）的所有發現和改進都是不可想象的。……近代歐洲農業的合理化和集約化都應該是受到中國刺激的結果。……如果沒有18世紀初開始的農業組織和技術的改造，過去兩個世紀的人口增長及其所有隨之而來的發展，幾乎都是不可能的。我甚至認為，我們（西方）現在的文化根基也歸功於東亞。……保羅·萊瑟得出結論：這是東方農業技術的光輝典範使歐洲農民擺脫了長達幾個世紀的停滯狀態，……上述中國因素最終引發了經濟變革與工業革命。
16.生產方式
根據李約瑟的著述，1685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遣6名耶穌會士到中國，執行一項專門的科學使命。出發前，法國科學院列出了他們希望研究的主題清單，包括曆史、地理、科學、動物、植物等知識，以及關於糧食生產、宗教傳統和政治組織的信息。另外，萊布尼茨還要求提供有關金屬、茶葉、紙張、絲綢、瓷器、染料、刀刃（鋼）和玻璃製造的詳細資料。他敦促在華耶穌會士，要特別關注中國的農業、軍事和海軍機械，旨在促進歐洲在這些方麵的變革。萊布尼茨還要求運回中文書籍，多多益善，特別是有關曆史和博物學的書籍。他感歎：“（耶穌會士）為我們帶來非凡的中國發明！”1707年，萊布尼茨寫給北京耶穌會使團一封信，提出應該把中國的動物、機器、模型和學者以及他們對中國農業和工業的書麵記錄，統統送到歐洲。耶穌會士運回了模型和機器以及描述它們的書籍。在那幾十年裏，（許多）船長、大副、乘客和各國東印度公司職員，競相把有價值的中國東西帶回歐洲；其中一些是適合於法國科學院的物品，即自然曆史標本、科技發現資料、觀察、機器圖紙與模型和其他方麵的報告。
被稱為有史以來第一個商業間諜的殷弘緒（François Dentrecolles,1664—1741），以傳教為名待在景德鎮瓷器廠數十年；然後將其各種材料和數據以及管理方法、設計圖和工藝流程，寫成詳細報告，並附上樣品和模型，帶回歐洲。曆史學家羅伯特·芬利（Robert Finlay）對此評論：殷弘緒的“貢獻”是完成了一整套“產業技術轉讓”，使得歐洲能夠拷貝“中國製造”；故而可以說“英國工業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景德鎮”。
英國工業革命的前奏是，通過仿製“中國風”產品而掌握應用技術、工藝流程和管理方法。也可以說，18世紀的英國的“中國風”運動，在生產方式上嬗變出工業革命。正如大衛·波特所言：“中國產品決定性地刺激著英國在仿造與營銷上的創新，這反過來又導致了工業革命。”尤金尼婭進一步指出：
自1750年代起，（英國）“中國風”產品的製造和營銷快速展開。……“中國風”產品不再是英國參與中國中心之全球貿易的標誌，而被當作大不列顛之工業獨創的明證。……到18世紀下半葉，英國性“中國風”越來越多地從消費方式轉換到生產方式。……另一方麵，同樣是通過複製中國的機械技術，來形成製造高檔產品的工業。
圖解：工業革命爆發的曆史背景。鄭和遠航開始聯通世界，這意味著傳統文明在許多方麵都會發生“爆炸”，但其突破口在哪裏呢？當此之際，中華文明嬗變為“地球文明”；其中的西歐區塊由於距離西半球最近，而在地理上凸起為“世界通衢”。這就是新的文明與發展中心“在彼不在此”的主要原因
圖解：1740—1840年間的全球海上貿易。西歐是樞紐，殖民貿易遠大於正常貿易。由此可解釋工業革命的原因。模式1：宋明中國囿於“區域生態”，雙刃劍（負麵性）損傷內部，隻能有較小的發展（科技、產業）。世界聯通後升級為模式2：近代歐洲通向“全球生態”，雙刃劍（負麵性）禍害外部，因而可以最大化發展（科技、產業）。問題的關鍵是：鄭和遠航開始聯通世界之後，歐洲變為“順境”——連接東、西半球的捷徑；中國陷於“逆境”——由於距離彼岸太遠，中國沿海淪為海盜獵物
17.文學藝術
西方文學誕生於18世紀的“中國風”。後者把歐洲本土“遺產”變廢為寶、點石成金。
17世紀的“莎士比亞”（作品/戲劇）被許多人認為是“垃圾”。其中之一是皇家學會主席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
英國作家赫茲利特（William Hazlitt）承認：但丁、荷馬和莎士比亞都是“原始時代的粗俗詩人”。
意大利作家貝蒂涅利（Saverio Bettinelli）說：但丁是個“野蠻時代的拙劣詩的作家；“應該把但丁逐出文學園地”。
按照司各特爵士的說法，德萊頓（John Dryden,1631—1700）之前的西方詩歌——尤其是喬叟和莎士比亞的——都是應被拋棄的“蹩腳詩”。德萊頓在重塑歐洲文學遺產上算是“開風氣之先”。
莎士比亞（1564—1616）在英國，原本是傳說中的野蠻時代的文盲戲子（illiterate actor）。而後由於不列顛島之國運泰通，“原始藝術綻放花朵”；於是，每一時期的文藝精華多冠名“莎士比亞”，百川歸海，一路潮前。
莎士比亞經典出自如此“縱橫中國風”（1765年）：
Ⅰ.縱向三部曲，即約翰遜博士“因果三編”：編譯中國資料→編纂英語詞典→編造經典莎劇。
Ⅱ.橫向三助力，即約翰遜博士“因緣三友”：A.托馬斯·珀西（英語古詩遺產→莎翁詩歌來源）；B.霍勒斯·沃波爾（哥特式→莎士比亞哥特化）；C.大衛·加裏克（導演和主演：中國戲劇→經典莎劇）。
質言之，古今西方所有的“經典古典”“名人名著”都隻不過是基於如此“爆炸”的火花而已，即費諾羅薩所言：“在1660—1740年間，歐洲經曆了有關中國語言、文學和儒家經典知識的首次爆發。”再者，英國作家威廉·波伊（William Boyd）說：“那些極具影響力的耶穌會士的中國著述………構成了18世紀（歐洲）科技爆炸的知識源泉。”
基特森指出：浪漫主義時期（英國/歐洲）的文學創作“都是‘中國化’的寫作”（Sinicizing Romantic writing）“對於那些真正從事文學創作的人來說，無論經過多少媒介，歸根結底都是被中國原創（文學/文獻）驅動的”。
追溯“中國風”帶來西方文學的前提：人文、雅言和審美：
第一，人文。它來自中國文化“啟蒙歐洲”（神本→人本）。這才會有“萬物有靈”（自然之神妙）與“萬物之靈”（人文之精致）。
第二，雅言。它指歐美諸語言文字中所包含的中文“表意”概念。劍橋版《中國與英語文學的現代性》寫道：“18世紀的英文和英語文學都是通過中國文化與曆史來定義的。”“現代英語文學身份主要是被中國（文化/文字）傳統塑造的。”約翰遜博士說：“全部的中國曆史成為（歐洲）浪漫主義的材料。”
第三，審美。牛津版《中國品味與英語的主體性》寫道：“洛夫喬伊（Arthur O.Lovejoy）……將浪漫主義美學追溯到1680年的園藝‘中國風’”；“到18世紀初，‘中國風’成為英國藝術品味和創造力的核心”；“大衛·波特將中國藝術品味當作18世紀歐洲美學的根脈”。
事實上，西方文學濫觴於《好逑傳》。後者幫助托馬斯·珀西創作《英語古詩遺產》（1765年），使他自己成為“世界文學先驅”。幾十年後，歌德則根據珀西的英譯資料（好逑傳/古詩遺產）孵化出德語“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
18.建築設計
鑒於東西方建築風格乃天差地別，我們簡直不敢想象“原來如此”，即：作為主流西方的“哥特式”之由來，並非歐洲譜係，而是18世紀的“中國風”。錢伯斯爵士多次東來取經，霍勒斯·沃波爾三十年仿造；然後是一百多年的修改和普及，吸收越來越多的異國風格；故而之於其原型：漸行漸遠而漸至“佳景”，自成體係而自樹“傳統”。
西方建築之“古典風格”都是在這以後才會有的；否則的話，18世紀的浪漫主義——尤其是“新古典主義”——就應該把其“固有遺產”發揚光大，或者參照它來創造“哥特式”。
關於歐洲建築的中國源流，愛丁堡大學的麥克道爾寫道：
在1753年所寫的一封信中，沃波爾提到在羅克斯頓有幾座較小的中國建築和橋梁，那應該是最早出現在英國的。……1738年，參觀者記錄了在白金漢郡的中國房子。同年，在貝德福德郡的沃本，地產圖上出現了中國房子。1741年，在伯克郡有無名氏創作的一組畫卷，它展示了“中國風”建築特色，包括看起來很怪異的農莊。1750年代流傳一本手冊講到“中國風”的建築設計。……“現在泥瓦匠、木匠和細木工，與中國藝術家和設計師，製定各種方案，去完成如此奇妙的建築改革”。……1750年（在修建草莓山莊的過程中），沃波爾還說“中國廟宇和橋梁帶來了非常令人愉快的清新氣氛”，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築發展的唯一目標。
作為西方“哥特式”的開創者，英國貴族霍勒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 1717—1797）與中國有著特殊的因緣：青年狂熱慕華，中年反目成仇，老年“不忘初心”。確切地說，沃波爾的學問背景是中國的（他在這方麵的啟蒙讀物是杜赫德《中華帝國全誌》），而他的兩個“哥特式”傑作（草莓山莊和哥特小說）則都是使用中國資料的虛構的。
在1740—1760年間，沃波爾按照“中國風”模式修建的草莓山莊，最後才翻然改圖、翻空出奇，而成了“哥特風格”。大衛·波特說：“沃波爾的‘哥特’無疑是中國的。……他卻聲稱‘哥特式’是歐洲的獨特風格，而且更優美。”
英文維基百科稱：“哥特式複興開始於18世紀中葉的英國，19世紀擴及整個歐洲，以教堂和大學的建築為主。”再是，英國建築期刊稱：“大概都是跟隨著草莓山莊這一哥特式的精神成果，英國興建了自然曆史博物館、聖潘克拉斯和最高法院（古典建築），其高潮就是國會大廈，……再後來則是大英博物館和理想的新貝利火車站。”
19.法律體係
美國貝勒大學教授蒙吉洛（David Mungello）指出：耶穌會士白晉、馬若瑟和傅聖澤共識：“伏羲是全人類最早的立法者”“他是所謂的希臘—波斯—希伯來“古代法律”的真正創始人。”
魁奈認為：“在中國，立法與自然法是密切相關的，此乃歐洲的典範。……中國哲學與政法傳統表明，一切都遵循帶來天道秩序的自然神。”魁奈進一步說：“中國的憲法就是自然法或宇宙規律。換句話說，中華帝國的政治與道德憲法是以科學和自然法為基礎的。”
萊布尼茨說：“很難描述中國的法律有多麽美妙：它神奇般地維係著社會秩序與安寧，而使人們免於像其他民族那樣的無窮對抗！”
一位耶穌會士感歎：“倘若中國法律被所有國家采用，那麽，中國將為整個世界提供一個美好的圖景！”法國政治家皮埃爾·波微（Pierre Poivre,1719—1786）也說：“如果中國法律成為普世法律，那麽，全世界都會像中國一樣的繁榮。”
“杜赫德《中華帝國全誌》使中國的政治、法律和哲學成為歐美各國模仿的樣板。”香港大學教授克倫克（Jedidiah Kroncke）寫道：
在耶穌會士於16世紀末首次赴華之前，中國就已擁有源遠流長的法學思想和政法傳統。……萊布尼茨著迷於耶穌會士所介紹的中國法律與其井然有序之社會。……萊布尼茨曾希望中國向歐洲派遣“文化傳教士”。……許多北美革命者（傑斐遜和富蘭克林等）都努力尋找和學習中國法律，並將其用於建設這個新國家（美利堅合眾國）；……後者參照了耶穌會士杜赫德的書《中華帝國全誌》，采用其中的法律、稅製、集中管理和文官製及考試製的內容。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教授芮瑞娜（Lena Rydholm）介紹：1766年，在瑞典產生了西方第一部“信息自由法”，其靈感和論據均來自杜赫德《中華帝國全誌》。後者宣稱“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寫作、新聞和信息自由，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其社會的穩定與富裕”。
法國大革命摧毀神權，而後才會有“人”的世俗法律——不兼容於“神啟、神救、神約”的宗教社會。後者拒絕“人”的主體性和自我管理
法治是個偽命題。此話怎講？人作為一種不斷打破天地和諧的動物，本質上罔顧自然法和世間法。人群建立和服從法律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該社會原本就具有相當的妥協性；後者要求減少人的“無法無天”的生存競爭。如何做到？
徹底窒息（內部）生存競爭的，是未受世俗化影響之前的宗教社會；這就無需法律，況且它也不可能存在——神拯救人，而不允許人自己的立法。據此，出自祭司（神本）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既不可信，也很荒謬。
僅在“適度生存競爭”的世俗社會才有可能存在法律。它分為兩種模式：
Ⅰ.曆史中國：通過“文化精進”（修己安人）產生有道德的良民社群。該社會創建法律來調節有限競爭。法律充其量是“輔助治理”，以至於今人誤以為“人治”。
Ⅱ.現代西方：通過“地緣政治”（禍外和內）產生有秩序的團隊社群。其訣竅是將生存競爭的重心轉到異域，使內部變得“理性”，從而法律既能通行，並且有效。
西方“法治”的前因後果：第一，前因即“三儒”：儒家啟蒙達成世俗化，儒家道德促進公民化，儒家法製作為原範式。
第二，後果即：一旦地緣優勢不再，導致海洋霸權衰落，其生存競爭和各種矛盾皆聚爆於內；西方必將陷於“霍布斯邦”——無法無天，相爭相害，萬民火拚，萬劫不複。
20.科學理論
與西方中心論和西化學者所宣揚的相反：全人類的科技——包括所謂“西方科學”——皆源自華夏，而近代以前的歐洲在這方麵則為零。為什麽？
在鄭和遠航開始聯通世界（全球化）之前與之後迥異：之前由於地理環境相對封閉，“雙刃劍”對內，有為（進取）而改造自然等於“自我否定”（自毀家園）——科技意味著族群自殺。唯有華夏打破這個“怪圈”，而進入“易經序卦”之周期律。正如一位18世紀的法國神父所說：“隻有中國開發出‘人’的曆史的前景，而地球上其他人類的狀況猶如創世之前的‘混沌’。”請看近代以前定居人類的兩種模式：
Ⅰ.人本社會：“道”調和人為與自然 → 發明與發展 → 大起大落的周期律 → 唯一文明
Ⅱ.其他社會：“神”禁錮人及其潛能 → 救贖與迷信 → 生生滅滅的自然律 → 原始停滯
萊布尼茨和耶穌會士共識：《易經》是“一切種類的知識的源泉”，包含了“全部科學的原則”，亦為“普遍性的科學”即“科學之科學”。
關於科學的源頭《易經》及其產生的知識媒介（漢字表意）和思維工具（邏輯體係），尤其是它們如何轉化成西方科學這一情況，蒙吉洛寫道：
白晉說……所有的中國科學以及算術和幾何的基礎，都體現在神性的漢字構造之中；……如果能夠掌握漢字之間存在的邏輯聯係，中文（表意）就可以滿足現代語言文字所需要的概念詞匯了。……萊布尼茨認同，漢語在結構上就具有這樣的邏輯基礎。……（關於科學）白晉認為，易經卦爻概括了中華民族始祖所擁有的各種科學的完美原型，包括算術、音樂、天文學、占星學、醫學和物理學。……他稱讚《易經》是所有中國科學與哲學的源泉，這令歐洲不能望其項背。……白晉還說，伏羲易經是一幅關於算術、表意概念和所有科學原理的濃縮圖，它也是一個完整的形而上學係統。……他解釋：伏羲先天圖反映了科學的一般方法，它結合了三級數字、幾何圖形和靜力學定律，旨在使上帝創世變得合理；……此外，64卦及其384條線代表了天體運行之和諧，它說明了萬物本質及其生滅的原委。……白晉和他的索隱派同仁共識：伏羲並非中國人，而是一個象征性角色（這暗示：伏羲屬於伊甸園/巴別塔/諾亞方舟這樣西方譜係，以便順理成章地將中國科學變成“西方傳統”。——引者）……他們說：該角色在中國叫伏羲，在希伯來叫以諾，在波斯叫瑣羅亞斯德，在古埃及和古希臘叫赫爾墨斯。……白晉1700年致信萊布尼茨，希望上述古老的科學體係能夠得到恢複。……然後，白晉向萊布尼茨詳細介紹了八卦這一所有科學的基礎。……（於是）萊布尼茨計劃編寫一套全新的中國經典注釋和一部相關的辭書。……萊布尼茨相信自己所做的這一切，必將在歐洲重建“普世科學”。
斯塔特曼確認科學之“西學中源”。他說：“啟蒙運動後期的歐洲人熱衷於華夏科學：它首先作為近代發明與發現的前身，再是西方新興科學的仰聞觀止的典範，最終成長為獨特的現代知識。……歐洲人研究中國的科學概念是為了形成自己的科學係統。”
科學發軔於陰陽。耶穌會士錢德明認為“中國的自然哲學可以為歐洲科學指明前進的道路。……而陰陽則是唯一能為我們打開自然寶藏的鑰匙。”
21.哲學思辨
劍橋版《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揭示：在1780年之前，沒有一個歐洲人會聲稱“歐洲（文明）是由其自身創造出來的”。1780年代有何丕變？首先是康德宣布：哲學與科學都是“古希臘”發明的，兩者皆與非高加索人（有色人種）無緣。但事實上，“哲學來自中國”乃先前西方之共識。珀迪和布蘭特主編的《德國啟蒙運動中的中國》寫道：
直到18世紀下半期，所有人都同意“哲學存在於歐洲以外的文化中”。……萊布尼茨把中國視為“哲學之國度”（land of philosophy）。……他還提議，中國應該派“傳教士”到歐洲教習自然哲學（它在那時是“哲學”的代名詞）。……沃爾夫（Christian Wolff）稱中國是“哲學王理想的榜樣”。……（到19世紀）中國哲學源流卻被（康德—黑格爾）種族主義所抹殺。……（然而）一旦說明“中國”在近代歐洲的實際存在，這就意味著把西方哲學之權威置於危險之中。
“希臘哲學”是怎麽來的？即如坦普爾爵士所說：在中國文獻和思想中找到“古希臘文明的種子”！再者，18世紀法國東方學家德金（Joseph de Guignes）承認：“關於‘古代’希臘、羅馬、波斯……的知識都可以到中國古籍中去找。”
在白晉看來，中國古代遺產也是全世界的，它尤其代表著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主義哲學。……《易經》數理學是個開放係統，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包括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主義。……伏羲的“原智慧”存在於後來的“世界哲人”的名下，包括蘇格拉底、畢達哥拉斯學派和柏拉圖主義者。……白晉稱伏羲為“哲學家之王”。……提議所有傳教士協力研究中國古代經典，以恢複伏羲的真正哲學（它被視為在諾亞洪水時丟失的“創世智慧”。——引者）。……萊布尼茨一直在“同化”中國哲學，匯編成他的“自然神學論”。
萊布尼茨還注意到，他正在試圖恢複的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主義，與宋明理學有著相似之處；……他借用耶穌會士龍華民的研究，將太極、理和氣當作“柏拉圖三位一體”。……白晉等人都努力通過中國經典來獲取普世性的古代知識。……龍華民（Niccolò Longobardo,1559—1654）將中國資料整合到西方“古代神智”之中，……把宋明理學注釋當作恢複西方古代智慧的可靠指南。……他推斷，既然畢達哥拉斯在哲學上繼承了瑣羅亞斯德，後者正是伏羲；那麽，畢達哥拉斯的例子就證明了這一點，即中國文獻可以在重建西方古代知識方麵，發揮作用。……龍華民還從宋朝邵雍的數學命理學中找回了畢達哥拉斯的部分理論。
畢達哥拉斯是希臘哲學的“樞紐人物”。《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相關詞條寫道：“第歐根尼·拉爾修的《名哲言行錄》中的畢達哥拉斯是虛構的，一個“半神人物”（semi-divine figure），說‘他’創造了希臘傳統中的所有真理，包括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許多成熟思想。”
西方哲學是“道”的碎片的畸形膨脹。1700年左右，萊布尼茨和耶穌會士共識：“哲學起源於《易經》”“伏羲是哲學創始人”，但他們又將《易經》等中國古籍歸屬於“西方遺產”——來自諾亞方舟。進而，萊布尼茨和耶穌會士基於中國文獻“恢複”兩希傳統（包括希臘哲學）。1780年代，康德等人將哲學源頭篡改為“古希臘”
22.現代性
馬薩諸塞—波士頓大學教授斯洛博達（stacey sloboda）說：“‘中國風’……賦予西方的，是現代性之世界主義。”劍橋版《中國塑造浪漫主義》稱：中國（文化）成為建設自由、人文和現代性的新歐洲的核心。卡羅琳·弗蘭克指出：“中國文化及其表現形式是基於宇宙秩序的，它構成歐洲文化的原始先驅。”
瑞士弗萊堡大學的博爾蒂斯（Heinrich Bortis）著《東方文明與西方的現代性突破》寫道：
機遇在曆史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機遇，或者說是“天意”，無疑是現代性突破發生在歐洲，而非中國的一個關鍵因素，盡管中國在經濟與技術領域決定性地影響了世界曆史。……在過去兩千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不僅是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也是最大的經濟體；她是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組織最好的文明。……鑒於在19世紀中葉之前的幾個世紀裏，東方在經濟與技術上均占優勢；如果沒有東方，西方不可能出現“邁向現代性的突破”這一奇跡。……顯然，在歐洲朝著現代性的突破中，華夏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她的科學技術為英國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而中國文化、政治、思想和製度則促成了法國革命。……換句話說，中國在文化和政治的層麵上，對於西方的現代性突破所做的貢獻是極大的。……17—18世紀，中國（包括“中國風”）給歐洲帶來了近代化的浪潮；盡管在19—20世紀，西方（包括“歐風美雨”）卻摧毀了中國文化。……西方是站在東方的肩上，成功地登頂現代性的。……亞洲無疑為歐洲的現代性突破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在政治、製度、經濟和技術以及農業領域，東方——主要是中國——已經為人類社會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西方是在東方的幫助下，在1800年後取得了領先地位。
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教授韋查德（Anne Witchard）主編《英國現代性與中國》寫道：中國堪稱“歐洲文明的另一麵”有兩層意思：
Ⅰ.中國是一個“懷舊境界”（Site of nostalgia），代表著歐洲人認為原本具有、卻已失去的東西，即真正傳統，包括“亞當語言”——純正的、詩意性的語言文字和它的雅言內涵（表意概念）
Ⅱ.中國是一個“理想境界”（Site of idealism），代表著歐洲正在獲得的從未有過的東西，那就是非宗教的人生與物質文化，還有“漢字密碼”中的雅致生活、藝術審美、女性資質和天下情懷
“換句話說，中國代表著英國及西方所具有的現代性。亦即，戈德史密斯《世界公民》中‘從一個中國紳士的角度顯示，中央王國賦予歐洲人的現代世界主義理想’。”
結論：西方反客為主隻是暫時現象
在中國文化化被天下、開創“全球文明”的過程中，原始、野蠻的歐洲部落社會被卷入其中；後者文明化的過程表現為“中國化”，曆時約三百年（1580s—1880s）左右，其完成標誌為美國采用中國的文官及考試製度。
近代以來，西方之所以能夠占據世界舞台的中央，正是因為它全麵襲取了中國文化的諸要素，極力推行全盤中化，在此過程中發揮其來自北歐海盜好勇鬥狠野性的結果，再加在客觀上，西方地處全球文明的“通衢”（先是歐洲成為連接東、西半球的捷徑，再是北美成為西方禍亂世界的避風港）。然而，地緣政治優勢及其所決定的發展中心都是會轉移的，那就是：19世紀歐洲→20世紀美國→21世紀中國。
然而，西方世界在全盤襲取中華文化內涵的同時，沒有丟掉其上帝選民觀念，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曆史將會站在西方選民的一邊，從而騎在亞非拉殖民地的頭上作威作福，這就是其“西體中用”，唯我獨尊，因此說是一個文明的怪胎。這種文明怪胎好勇鬥狠的做派不能維持長久，眼看著拿破侖帝國被大英帝國取代，轉瞬間大英帝國又受到德意誌帝國的打擊，鷸蚌相爭，結果被美帝國坐收了漁翁之利。接下來美蘇爭霸，蘇聯解體後，美國雖然一國獨大，但好景不長，如今呈現出全麵走向衰敗的景象。
岡德·弗蘭克說：“五千年來，中國一直是世界體係的樞紐”“整個的古今世界經濟都是‘中國中心’（Sinocentric）”“19—20世紀的西方崛起隻是一個短暫插曲”“開始於15世紀的中國‘全球天下’（Sinic world），今天依然存在”。他又說：“發展中心作360°大回環：它於19世紀中葉離開中國，繞地球一圈，於21世紀中葉返回中國。於是，東亞重新主導世界經濟，以至於‘中央王國’再次成為天下中心。”
剔除西方中心論基於上帝選民觀念的雙重標準，堅持與人為善、與鄰為善，撥亂反正，回歸以人為本、以民為本的中國文化大道，與全世界人民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是人類文明持續發展的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