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
愛傳統
譬如所謂與中國“先秦”同期的幾百萬字的《亞裏士多德全集》之類，卷、冊、章、節如何編訂？
我們聽說過中國古人有“韋編三絕”，那麽西方是片裝、簡裝，折疊裝，還是線裝書？
我們經常看到的是1357號、2468號羊皮卷、莎草紙等等，如何保持其“書寫材料”的前後“物理關係”以達到“邏輯嚴密”和“科學精確”？
還有曆史流傳如何“有序”和“可持續”，譬如斷句，譬如羅馬數字的千、萬級數如何編書頁號（999：CMXCVIII）？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之、乎、者、也，卷、冊、章、節，箱、櫥、櫃、庫是“物理關係”的曆史流傳…
拚音字母與“語義流轉”的穩定性問題，正如從未統一的歐洲“地方口音”？我們知道除了漢字本身的形、音、義分合外，還有支持大學的“小學”：《爾雅》、《說文解字》、《字典》，校、釋、譯、注，訓詁學、考據學、版本學…
蘇格拉底的“希臘口音”，拉丁文的“羅馬口音”，英語的“愛爾蘭口音”、“非洲口音”、“印度口音”，不會影響拚音文字“轉譯”之間的“邏輯嚴密”嗎？
有沒有類似於“錯簡”之類的“錯皮”、“錯草”問題影響“科學精確”呢？
1、卷冊
泥塊（版）不易保存（土坯房、土城牆），我們用龜甲、骨頭（皮毛也被淘汰），所以發明了陶器、瓷器，然後有了銅器、鐵器，然後又有木頭、竹片、石刻，又有了絲帛、紙張……
轉：中國先民把字寫在身邊的各種器物上，寫在懸崖上，寫在石頭上，為了記錄文字幾乎用遍了身邊所有的材料（神奇的是，恰恰沒有羊皮）。動物骨頭 甲骨文 牛骨 鹿頭骨 龜甲，銅器，金器，銀器，竹子，木頭，石頭，玉器，泥巴，陶器，絲織物上，恰好就沒有寫在羊皮上的（或者曾經也是有的，但是沒能流傳下來）。
（當年反擊“古史辨”的，“古希臘”也要拿出“足夠體量”的寶來證明自己）
王國維：“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 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並認為“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塚所出，而各地零星發現 之金石書籍，於學術之大有關係者，尚不予焉。”
2、筆墨
鄒建論道：
通過鞣酸溶液與硫酸亞鐵（銅）混合製成的墨水，腐蝕性極強。所以你以為西方人19世紀之前用鵝毛筆是因為漂亮嗎？用金屬筆頭幾天就被腐蝕壞了。看看用這種墨水的19世紀文獻，不僅一般的紙張被腐蝕透了，連羊皮紙都受不了。
直到20世紀，美國才發明了用石油製碳做成碳素墨水。
而我們中國早在2000多年前就學會了用鬆煙製墨。
幾千年了，用我們的墨水照樣清晰亮麗如新。
所以你們想想看，所謂保存了五六千年的莎草紙文獻，那不是扯淡嗎？西方連沒有腐蝕性的墨水都不會製造，他那個墨水是怎麽來的？很顯然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用了碳素墨水以後才搞出來的。
所以，超過200年的西方文獻，如果沒有被腐蝕，那就是現代偽造的。
3、紙印
陳平：
何新講《希臘偽史考》，有一個理由是有道理的。別的考古細節我不知道。但是我們做科學的非常重視書寫的材料。咱們都知道文言文非常簡練，對不對？為什麽文言文非常簡練？因為古代文字寫在竹簡或者絲帛上。竹簡很重，絲帛非常貴，所以惜字如金。等到紙可以大量生產的時候，宋元小說才得以把文學細節描寫出來。何新說，當年古希臘的文獻是寫在羊皮紙或者埃及紙草上。我去埃及，看到紙草是一種植物，壓出來的，不是像中國的紙是各種各樣便宜材料合成的。紙草非常少，今天的紙草畫也比紙貴的多。柏拉圖、亞裏斯多德不可能在希臘時代寫出上百萬字的著作，那得用多少紙草或羊皮？哪裏能保存？隻可能是文藝複興時期的意大利銀行家雇人編造的。
4、考據
韓少功：現代漢語再認識
學英語的同學可能知道，英語的詞匯量相當大，把全世界各種英語的單詞加起來，大約五十萬。剛才徐葆耕老師說我英語好，隻能使我大大的慚愧。五十萬單詞！誰還敢吹牛皮說自己的英語好？你們考TOEFL，考GRE，也就是兩三萬單詞吧？《紐約時報》統計，最近每年都有一到兩萬英語新單詞出現，每年都可以編出一本新增詞典。你學得過來嗎？記得過來嗎？相比之下，漢語的用字非常儉省。聯合國用五種文字印製文件，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中國掃盲標準是認一千五百個字。一個中學生掌握兩千多字，讀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不成問題。像我這樣的作家寫了十幾本書，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個人若是不記住三萬英語單詞，《時代》周刊就讀不順，更不要說去讀文學作品了。漢語的長處是可以以字組詞，創造一個新概念，一般不用創造新字。
1552年1月，返回印度的沙勿略告訴羅耀拉：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口頭語言有很大不同，所以說話不能相通。認識中國文字的日本人可以理解中國人的書麵文字，但不能說……中國文字有許多種，每個字意為一個事物。所以日本人學習漢字時，在寫完後，要添補這個詞語的意思。幾個漢字組成詞語時，也是通過這一方法用日語讀。雖然是同一個文字，日本人讀此字時用日本語，中國人就用中國語。因此，雖然說話時不能互通，但書寫時僅憑文字就能互相理解。他們的口頭語言不同，但文字意義相同，雙方都能理解。”
多明我會士克魯士在1556年由澳門前往廣東，克魯士《中國誌》：
“他們（交趾支那）的文字跟中國一樣，語言各異，他們互通文字，但彼此不懂對方的話。不要認為我在騙人，中國因語言有多種，以致很多人彼此不懂對方的話，但的確認得對方的文字，日本島的居民也一樣，他們認識中國文字，語言則不同。”
在陸若漢作於1620年前後的《日本教會史》中：
還發明了另一種組合方法，它是以這些單純的文字為基礎，在拚合成字。對於金屬、木、草、魚、獸、石等事物材料的不同種類，他們也使用相同方法，先挑選表示某一種類的文組，再在這字的旁邊加上其他文字，用兩個文字創造出來表示該種類屬性的一個字。不同文字組合可以表明這些文字的意義，蘊含其中的特性及其強調、巧妙而科學的詞源說明。因為它不僅能夠凸現包含在文字中的事物意義，還使它的詞源一目了然。
在中國，學習文字的同時還可以學到包含在文字中的其他眾多特性，例如自然知識、道德學問和修辭技巧。正因為如此，雖然沒有與世界上其他所有賢者進行過交往，也沒有保存他們的教誨，但在另一個世界的盡頭，使用這種文字的各個民族才能還是充滿活力。總之，中國人、日本人以及朝鮮人的那種敏銳才能，不得不歸功於這種文字的使用。此外，由於這種文字是用近乎自然的方法表示事物的記號，所以它能喚起了有關該事物部分特性的深刻記憶。即使忘掉了，隻要一看到文字，就可以通過某一字形與其他字形的組合結構，記憶起它的意義。
諸史：
按照文字演化規律，楔形文字在成熟前，必然有著漫長的演化期才對，猶如中國文字一般。然而詭異的是，無數頂尖專家掘地三尺，探索了數百年之久，至今卻沒能找到楔形文字的起源蹤跡。
對於西亞地區的陶器符號，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亞係教授、《西亞考古史》作者、亞述學家拱玉書指出：“陶器符號在西亞沒有影響楔形文字的起源，就目前所知，楔形文字的起源和陶器符號沒有關係。”
易曉輝：“莎草紙”為什麽不是紙
“莎草紙”不是紙的三個原因
第一，不符合紙的定義。
“莎草紙”是不是紙，要看紙的定義怎麽講。我們平常對紙的理解，主要有兩個視角：
從使用功能的角度，凡是能書寫的薄片材料，人們常習慣以“紙”相稱。除了現代所用的紙，還有莎草紙、羊皮紙、樹皮紙、貝葉，甚至縑帛、簡牘也被認為是紙的原型……因此從功能上來看，紙的概念似乎沒有邊際，太寬泛了。簡單理解沒啥問題，但學術討論則需要有明確的邊界，能寫字的東西多了去了，不能什麽都是紙。要將紙和其他書寫材料相區分，就涉及紙的材料和工藝概念。
從材料和工藝角度，紙的概念就比較具體。這部分內容其實前人早就研究過，我們直接拿來即可。
1963年版《美國百科全書》：
從水的懸浮液中撈在簾上形成由植物纖維交結成氈的薄片。
美國紙史專家亨特（Dard Hunter）的定義：
在平的多孔模具上由成漿的植物纖維形成的黏結起來的薄片狀物質。
“亨老爺子”怕自己沒講清楚，又解釋說：
作為真正的紙，此薄片必須由打成漿的植物纖維製成，使每個細絲成為單獨的纖維個體，再將纖維與水混合，利用篩狀的簾將纖維從水中提起，形成薄層，水從簾的小孔流出，在簾的表麵留 著交織成片的纖維。此相互交織的纖維的薄層就是紙。
還有我國著名紙史專家潘吉星先生的定義：
傳統上所謂的紙，指植物纖維原料經機械、化學作用製成純度較大的分散纖維，與水配成漿液，使漿液流經多孔模具簾濾去水，纖維在簾的表麵形成濕的薄層，幹燥後形成具有一定強度的由纖維素靠氫鍵締合而交結成的片狀物，用作書寫、印刷和包裝等用途的材料。
前人對紙定義的描述，基本說清了紙的準確概念。當然這些定義有些長，我們不妨稍微劃下重點：
重點一是植物纖維。麻皮竹草這些植物原料沒問題，但羊皮、蠶絲等動物原料就不能算，從化學成分上看，植物纖維的主體是纖維素，有豐富的羥基，能形成氫鍵，這是造紙的化學基礎。羥基和氫鍵可以簡單理解為植物纖維自帶粘鉤，不用膠就能粘在一起。其他纖維不具備這一特性，無法成為典型的紙。
重點二是把纖維完全打散。通過物理、化學或者生物的方法去除原料中的雜質，將纖維提取出來，成為分散的單根纖維。這一步非常關鍵，莎草紙、樹皮紙雖然是植物纖維，但沒有將纖維完全打散，因此也不能稱為紙。
重點三是纖維重新聚合。借助水的作用讓纖維分散均勻，然後再將水濾去，使纖維交結形成薄片，幹燥後纖維間依靠“粘鉤”粘在一起，形成氫鍵結合，具備一定強度。這跟重點一相互呼應。所以有些無紡布之類，依靠膠把纖維粘在一起，不是自粘，就不能算紙。
重點四是滿足書寫印刷等使用要求。從這四個重點來看，成為一張紙，並不是簡單的事情。先得把植物纖維完全分散開，然後再讓它們重新聚成薄片，彼此間還必須依靠自帶的粘鉤連在一起。缺少任何一個要素，便不是真正的紙。
這是從概念層麵解釋“莎草紙”為什麽不是紙。僅僅把莎草莖稈剖成薄片，橫豎擺在一起，拿石頭砸成一張薄片，沒有把纖維完全打散後再重新聚合，纖維之間的粘連主要依靠莖稈中的澱粉及膠質物，工藝層麵上與紙張的基本要素都不符合。
所以，未經千錘百煉、水深火熱、粉身碎骨後再濾水重生，是無法成為一張紙的。
第二，與紙無淵源。
“莎草紙”不是紙，還在於二者沒有任何淵源，不存在傳承關係。
雖然在工藝和概念上不能算紙，但也有一些學者將“莎草紙”看作紙的“前身”“原型”，給人的感覺好像紙是由“莎草紙”“樹皮紙”這些比較原始的“紙”演化而來。
這類觀點大多是從功能角度出發，並沒有嚴格考證紙的工藝概念，“莎草紙”跟中國紙原本就是毫不相幹的兩種東西，相隔十萬八千裏，八竿子打不著，沒有任何關聯。
雖然習慣上叫它“莎草紙”，雖然英文中paper由papyrus而來，但名稱上的相互借用隻不過是人們認知過程中的概念投射，改變不了二者在淵源上毫不相幹的事實。一個由古埃及人發明，一個是由漢代中國人發明，井水無關河水，不應混為一談。
既然不符合紙的定義，跟紙也無淵源，為什麽還叫“莎草紙”呢？其實“莎草紙”隻是人們的習慣性叫法，有前輩專家認為應該叫“莎草片”，個人覺得是比較貼切的。
第三，被紙徹底取代。
兩種原本毫不相幹的書寫材料，隨著商品的流通和技術的傳播，最終在阿拉伯世界相遇。當造紙術在8世紀經由波斯傳至巴格達，阿拔斯王朝迅速拋棄 了昂貴的莎草片，將紙張指定為書寫公文的材料。
公元900年前後造紙術傳至埃及，開羅建立了非洲第一家造紙廠。很快莎草片就被紙張替代，然後迅速消亡。這 種替代是如此徹底，以至於出土的兩封9世紀末的阿拉伯文書信中，竟不約而同附有這樣一句話：“此信用莎草片書寫，請原諒。”因為沒能用紙張書寫而表示歉意，可見書寫載體正常已由紙張代替。
10世紀以後，莎草片的製作技術徹底失傳，古人如何製作莎草片，從此成為一個謎。今天埃及製作莎草片的方法，是由一位埃及工程師在1962 年複原。至於這方法與古人是否一致，似乎難以考證了，成品看上去相差不大，權當它們是差不多的吧。
莎草片的劣勢
盡管從外觀上看，莎草片與紙張有一些相似，都是以植物原料製成的薄片狀書寫材料。但由於製作工藝不同，二者的特性有很大差別。跟紙張“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相比，莎草片的劣勢非常明顯。
脆硬。由於製造過程未去除植物組織中的果膠、澱粉、木質素這些帶有粘結性的雜質，莎草片質感非常脆硬，沒辦法像紙一樣自由折疊，隻能卷起來存放，並不十分方便。而且大量的果膠質、木質素還會加速莎草片老化，尤其在潮濕環境中保存，老化脆化速度非常快，老化的莎草紙很容易被壓碎或抻碎。那些存世的古代莎草片，一般保存環境都非常幹燥，才得以留存。
內卷。莎草片的另一個毛病是內卷，它的內卷是自然內卷，卷起來就攤不直 的那種。這種特性與莎草片的結構有關。製作莎草片時，先把莎草莖稈剖成長條 狀的薄片，將薄片在板上橫著鋪一層，再在上麵豎著鋪一層，然後用木槌慢慢 砸，把兩層薄片砸到一起，一張莎草片就做成了。連經緯編織的過程都沒有，感覺比編草席還簡單。植物纖維原料有個特性，在幹濕變化時，縱向尺寸一般較穩定，橫向伸縮相對明顯。因此莎草紙在幹燥之後，與薄片平行的方向上會產生收縮應力，形成頑固性的內卷趨勢。這跟成年人的身材非常相似，豎向尺寸基本不會變，變化的隻是橫向規格。一旦卷起來，就很難再恢複平整，甚至越卷越緊。用莎草片書寫的長卷，閱讀時常要用兩手一直抻著，一旦鬆手，就迅速卷起，老化後的莎草片還要當心展開時被掰碎，非常不方便。
昂貴。莎草片製作過程比較簡單，按理說應該很便宜。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由於莎草產地單一，隻生長於尼羅河三角洲。其他地方如阿拉伯、希臘等地想買，山高路遠獨一份，肯定便宜不了。莎草片貿易為埃及換回大量黃金，托勒密五世還曾斷供帕加馬莎草片，以施製裁。斷供的結果是促使帕加馬的羊皮紙興起，後來羊皮紙還傳至埃及，搶占莎草片的市場……對於書寫材料而言， 昂貴是非常致命的，大家都用不起，自然會被更經濟的材料取代，莎草片、羊皮卷，莫不如此。
篡改。莎草片中植物膠質含量很高，寫上去的墨跡無法向內部滲透，隻能浮聚於表麵。所以寫錯的字可以輕易用海綿擦掉，或用舌頭舔掉。據說羅馬帝國曾盛行吟詩比賽，參賽者將詩句抄寫在莎草片上，互相PK，失敗的詩人要把自己的詩句用舌頭舔幹淨，稱之為“舔詩”，是一種巨大的恥辱。莎草片的這一特性導致書寫其上的文字很容易被擦掉或偽造，阿拉伯著名曆史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Chaldun）認為這也是莎草片被紙張迅速取代的重要原因。紙張的吸收性更好，寫上的墨跡不易篡改，天然更適合於書寫行政和法律文書，以及各類商貿往來的票據。
中國的“莎草紙”
盡管莎草片被紙張替代，但其在此之前的曆史卻也足夠輝煌。它比中國的造紙術早了差不多有3000 年，在如此遠古的時代就發明了這麽輕便的書寫材料，也是相當厲害的。在幾千年時間裏，莎草紙有沒有可能傳到中國呢？從現有資料來看，似乎並沒有這方麵的證據。的確，從埃及到中國的距離，實在是太難為古人了。不過有意思的是，中國曆史上倒是有與莎草片類似的書寫材料——蒲草片。
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陝西涇陽高家堡一處距今3100年前的商周戈國墓葬 中，發現一疊青銅器的襯墊物，經分析為縱橫交錯排列的蒲草片，與莎草片的結構非常相似。
唐代徐堅的《初學記》中還曾記載過這個蒲草片：
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裁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係，貧者無之，或用蒲寫者，則路溫舒截蒲是也。
提到西漢的路溫舒沒錢，用蒲草寫字，在《漢書·路溫舒傳》中也提過這件事兒：
溫舒取澤中蒲，裁以為牒，編用寫書。
看來漢代除了用簡牘縑帛，蒲草片也是一種經濟的選擇。結合戈國墓的考古年代，這種蒲草片的曆史甚至能上溯到商周時期，盡管隻是作為青銅器的襯墊物，未發現有書寫文字，但還是讓人對這種材料的曆史產生遐想。埃及人用莎草製作莎草片，中國也有蒲草製作的蒲草片，大家英雄所“造”略同？
遺憾的是，戈國墓出土的蒲草片似乎並未引起多大關注，也未見有後續的深入研究，甚至連資料都非常少。
臨海波
隻有古代中國用鬆煙墨，西域有流傳
現代中國的墨也基本不用鬆煙墨了的
因為產量的問題所以 “劣幣驅逐良幣”
以後恐怕會趨同，都無法長久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