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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美主流學術界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
十六年前，英美學界名流傑克·古迪出版了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偷竊的曆史》（The Theft of History，劍橋大學出版社，2006年）。作者自曝家醜，將西方偷竊他國曆史記載、偽造自身“遺產”，從而構建出西方中心“文明譜係”揭示出來公諸於世，引起國際學術界的巨大反響。
該書問世三年之後，就有了中譯本（《偷竊曆史》，張正萍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國際學術界批判西方中心論的力作，在中國學界反倒沒有引起共鳴。這大概有兩個方麵的原因，其一是西方中心論浸染中國學術已成痼疾，其次是翻譯方麵存在嚴重問題，影響了中文讀者對該書意義的理解。換句話說，《偷竊的曆史》的中譯本很成問題。
例如，書中有個小標題是“The invention of Antiquity”，在中譯本中被譯成“古典時代的創造”；這就違背了該書的原意——西方的“古代”是被發明（編造）的。創造曆史與編造偽史意趣相反，這種翻譯的問題，與其說是簡單的誤解誤譯，不如說是有意地曲為回護，意在掩蓋事實真相。
阿姆斯特丹大學的三位曆史學家（M. Brolsma, Robin Bruin, Matthijs Lok）特別對這個小標題做了解釋：
根據傑克·古迪，西方“古代”是歐洲人挪用東方而“發明”的。（其方法是）近代歐洲人將自己的形象投射到“古典世界”，從而將它重塑成他們心目中的理想模式。[1]
《偷竊的曆史》的中心思想是，西方輝煌而浩博的“文明史”是盜剽來的。雖然該書類似於《偷來的遺產：希臘哲學不是希臘人寫的……》（George G. M. James: Stolen Legacy……），[2]但它們的檔次則截然不同：後者被批邊緣之雜說，前者則為主流之宏論。
傑克·古迪（Jack Goody, 1919—2015）：劍橋大學教授、社會人類學家，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榮譽院士，被英國女王授予爵士，亦被法國授予法蘭西藝術與文學司令勳位。
《思考過去》（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稱：“古迪對西方中心論的曆史觀以及‘西方民主’等，都提出了質疑；……並將歐洲宣稱它的諸多最偉大的人類創新，判定為‘盜竊’。”[3]
波茨坦大學的漢娜·夏普（Hannah Sharp）評《偷竊的曆史》：
西方從世界其他地方“偷取曆史”！……有一句名言：“曆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根據古迪，這導致了對曆史的嚴重誤解；因為作為“勝利者”，西方壟斷了迄今為止的“世界曆史”。而歐美學術界承擔這項任務的方式則是，一直以歐洲為中心、並否認非西方世界的成就。……古迪還說，學者們假設民主、資本主義、個人主義、自由甚至浪漫愛情等理念，都是西方品質和遺產；並且，他們因大量編造之而廣受讚譽。但實際上，如此文明要素大抵都是在其他地方被開發的。[4]
“古迪現象”決泄反西方中心論的潮流，它逐漸匯合成“修正派”（Revisionists, 其意為“改正西方中心論”）。加拿大新不倫瑞克大學教授裏卡多·杜申（Ricardo Duchesne）寫道：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世界曆史研究中出現一場強大的運動，帶來了多元文化之轉向。其主旨是，挑戰西方中心論，質疑歐洲的獨特性與卓越性，否定西方崛起歸因於其原創活力和內在動因，而將西方文明的意義邊緣化。進而，在經濟學、人類學、曆史社會學和國際關係等多個學科的知名學者的領導下，新生的“修正派”尋求將多元文化的精神作為世界曆史的主導範式。……“修正派”方興未艾，勢不可擋。一係列極具影響力的作品強調世界曆史的多元性（取代西方“單線史觀”）。該理論的創始人和先鋒是弗蘭克（AndréGunder Frank）。……他指出，歐洲既不是世界貿易體係的創造者，也不是其核心；而西方崛起則隻不過是中國發展起伏的低穀，所衍生出的一個對立麵。〔“中國是現代早期世界體係的主軸”[5]〕。……古迪鄙視任何“歐洲奇跡”。他辯稱，如此“複興”在歐亞大陸各地都能被發現……。曆史社會學家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提出了類似的論點，即西方唯一的特質就是“幸運的機會”。……國際關係學教授霍布森（John Hobson）否定西方的原創性或獨創性，認為西方通過“挪用東方”而崛起。[6]
盡管古迪的幾本書遠談不上徹底否定西方偽史，但他卻在這方麵打開了突破口，一發而不可收拾。下麵進一步介紹《偷竊的曆史》和古迪的其他相關著述、以及受其影響的“修正派”學者在這方麵的拓展或發揮。
二、通行於今的“世界曆史”是西方偷竊來的
古迪及其同人所論的“偷竊的曆史”，可分為五層意思：
第一、複製中國曆史。“古迪在其書中辯稱，西方從東方竊取了曆史觀念。”[7]在此方麵，他本人隻是提了一下，並未展開之。讓我們來看其他學者的相關見解。沒有曆史的西方[8]從中國引進了曆史學，後者是漢學的衍生物。加拿大學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說：“在今天被視為次要學科的漢學，竟在17世紀的歐洲，在形成曆史學、地理學和社會理論……的過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9]
不僅如此，西方“曆史”最初是“複製中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斯蒂曼（Alexander Statman）寫道：
近代歐洲學者依靠非歐洲文本——即中國古代文獻——來撰寫他們自己的“世界曆史”。……法國皇家科學院的教授們通過翻譯，將中國的原始史料服務於（泛西方）文明起源的研究……。他們認為，中國和歐洲在過去就有聯係，因而一方的曆史可以揭示另一方的“曆史”。……到1750年代，歐洲學術界從中國古籍中描繪出一幅（西方版）“人類曆史”的圖景……。[10]
第二、訴諸認知暴力。南非普馬蘭加大學教授古梅德（Vusi Gumede）評述：“古迪的《偷竊的曆史》說的是，西方篡奪了‘世界曆史’，並把它變成一種‘歐洲遊戲’。……古今世界是被西方中心論所描述、排列和概念化的。”[11]
這是西方的“認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美國曆史學家杜讚奇（Prasenjit Duara）指出：
古迪提出了一個有說服力的論點：鑒於歐亞大陸在很久以前就緊密相連，任何重大進展——例如科學/工業革命——都要從整體來看，而不存在“單線進步”。故而，不可執著於歐亞世界中某一地區（西歐或中國）的變革或革命，因為一方的加速變化很快就會影響到另一方。古迪在《偷竊的曆史》中批評，通過一種基於霸權的“認知暴力”，西方學術界將人類社會的共同遺產，大量據為己有。[12]
第三、重新發明過去。弗蘭克說：“到19世紀下半期，不僅整個‘世界曆史’被重寫，‘普世性的社會科學’也誕生了，但它們都是西方中心論的偽造物……。”[13]進而，馬薩諸塞大學教授帕拉斯凱瓦（João M. Paraskeva）寫道：
希臘“文明”，以及隨之而來的世界曆史，都是被重新構想的結果。利用科學手段來捍衛“古希臘”，將它作為“西方種族的童年、青春綻放的藝術、史詩般的成就，以及臻於成熟的智慧”。但它們都是西方霸權的文化產品。……正如古迪所說：“近代歐洲的人文主義和文藝複興必須重新發明其過去。”。[14]
第四、誇大歐洲敘事。古迪認為：“一方麵，西方必須盜取東方曆史來形成它的現代性；另一方麵，它將歐洲‘小事’變成世界‘大事’。”[15]他進一步說：“‘偷盜的曆史’這一標題指的是西方對曆史的操控。……將歐洲（通常是西歐）的地方傳說，加以概念化（形成範式），然後強加給全人類”[16]；“（19世紀）歐洲遵循種族主義的傾向，將自己的故事（當作標準曆史）強加於整個世界。……對於西方種族主義特征的世界曆史與現實之‘宏大敘事’，我們應該采取批判性的立場。”[17]
第五、挪用東方原創。將外來的文明要素（諸如民主、自由、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變成西方的獨特稟賦。下文詳述。
三、挪用東方要素形成西方“文明”及其偽曆史
古迪說：“關於‘文明’（城市化、禮貌）的整體概念，這在（古代）中國已十分顯著……；在如此的曆史情勢下，歐洲竊取了文明進程的理念與形式。”[18]
“古迪指責他們（西方學者）偷走了亞洲人創造曆史的功勞……。”[19]霍布森說：“東方對於西方崛起是至關重要的，那就是，東方思想的傳播和西方對它的挪用。”[20]
西方“文明”有任何原創嗎？羅馬大學教授科特斯塔（Vittorio Cotesta）回答：
一些學者認為，西方基本上沒有原創；它在藝術、科學、政治和經濟等方麵的“發現”，都是從東方（中國等）取得的。……另一方麵，西方也沒有任何新東西。就拿資本主義來說，在其“出口”到西方之前，它已經存在於中國……。古迪在中國等東方發現了馬克斯·韋伯所吹捧的“西方文明的優異特征”：工業生產、市場經濟、家庭結構和浪漫愛情等。[21]
民主與資本主義等都是拜“東學西漸”之所賜予。而西方則貪天功為己有，將它們算作自己的“傳統”！評論者說：
古迪認為西方不公平地宣稱，是它發明了民主、資本主義、浪漫愛情、大學和其他現代性機製。西方不承認這些要素早已存在於其他地區。他批評，現代世界的方方麵麵都是通過西方中心論的棱鏡，來看待，因而被扭曲的。[22]……古迪講述了西方對某些價值觀的侵占，如人文主義和理性，……兩者被說成純屬歐洲起源。他還發現，與西方現代性相關的各種機製……實際上在人類社會中有著更廣泛的地理分布。然而，這些價值觀都被歐洲人盜用了，並作為他們的優秀遺產。[23]
古迪在其書中寫道：“誠然，歐洲近幾百年來取得了許多重大成就，但必須對此加以說明；那就是，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於其他地區——例如中國——的城市文化傳統。”[24]
關於資本主義，加州聖巴巴拉大學教授梅利尚（N. P. Mellichamp）寫道：
早於西方崛起幾百年的世界經濟一體化，乃以中國及南亞為核心，而歐洲則處於外環；由核心區向波斯、西亞和奧斯曼擴張，它們的城市化、基礎設施、商業機構、人口增長和工農業生產率等，皆超過歐洲，直到19世紀初為止。因此，現代性和資本主義的基礎均在東方。……作為一個遲到者，歐洲從東方進口文化及物質文化。[25]
關於民主，“古迪批評西方中心論者，剝奪其他民族的原創權……。例如，他們武斷地將民主歸功於‘古希臘’。”[26]
歐美民主來自中國！美國前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 1888—1965）承認：“美國憲政與民主……直接挹取於歐洲，間接導源於中國”。[27]進而，芝加哥大學教授顧立雅（Herrlee G. Creel, 1905—1994）解釋道：
自從法國革命的爆發（1789年），人們幾乎忘記了中國對西方民主發展所做的貢獻。……如果說歐洲人不知道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西方民主，那麽，大部分美國人是知道一些關於他們的民主思想與製度皆來自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傑斐遜被稱為“北美啟蒙運動的象征”，但那是來自法國啟蒙運動的孔子哲學！[28]
限於本文主題，我們姑且不論西方民主極具負麵性。
四、“古希臘”是近代西方種族主義的新傳統
古迪說：“現代世界創造了古希臘（the modern world created Greece）。”[29]對此，霍布森確認：“今天，我們都認為‘希臘是歐洲文明的誕生地’……；但事實上，歐洲學術界直到18世紀末才提出這一觀點。然而無論如何，‘古希臘’是虛構的。”[30]
埃及學者、法國教授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 1931—2018）批評：“歐洲文明的‘希臘祖譜’這一神話，是西方偽造曆史的產物；它表現為如此一個‘進步曆程’，即從古希臘、古羅馬，經過封建的耶教歐洲，到資本主義的歐美。”[31]
“古希臘變成了理想之境，此乃西方中心論之發明！”[32]伊斯坦布爾大學教授德米爾奇（Mustafa Demirci）指出：
“古希臘”作為歐洲的創始神話，具有獨立的城市、自由的思想環境、人文精神和卓越的理性。但事實上，與上述“信念”相反；在古代世界，希臘社會根本不可能領先於其他地方，反倒是它更落後。……的確，就像伯納爾（Martin Bernal）所表明，為了彰顯自己燦爛的曆史，歐洲人編造了一個“古代傳奇”。……如此西方中心論的“曆史”，正如古迪所說，是對曆史的盜竊。[33]
“古希臘”是近代西方沙文主義與種族主義的作品。德國語言學家哈曼（Harald Haarmann）寫道：
構建作為西方起源的“希臘文明”這一運動，反映了（19世紀）歐洲民族對其文化與知識的投注，但不是對它的真實古代的重建。這種被“古典化”的東西具有如此吸引力，以至於（那時）許多作家、詩人和哲學家們都寧願活在幻想中，也不去了解“希臘傳統”究竟為何物。“他們欣喜若狂地轉向了希臘式的理想，生怕它被任何史實所‘玷汙’。……溫克爾曼、席勒、霍爾德林、黑格爾和尼采從未到過希臘地區。”伯納爾譴責這些構建“古希臘”的人，都是種族主義分子。……古代希臘的形象被歐洲的文化沙文主義所扭曲。[34]
“溫克爾曼的古典理想推動了種族主義。”安易沃（U. M. Anyiwo）寫道：“對他來說，白色人種的歐洲‘希臘理想’具有一種抽象的完美形式”；“溫克爾曼的理論成為當代和後世的種族主義話語，它假設以歐洲為中心的希臘白人是純粹原初人類，而其他種族則是等而下之。”[35]
美國波士頓學院副教授克魯克（K. S. Crooks）進一步說：
近代歐洲重塑“曆史”，將理性、人文、世俗、個人主義和進步觀念等都說成是源自“古希臘”；它對我們理解西方種族主義的文化結構，乃至關重要。……正是在19世紀，歐洲種族主義的主要方向從生物學轉到了語言學（印歐語係），才鞏固了西方中心論。……阿明抨擊西歐的“希臘祖先”這一神話，稱其“構成了西方中心之資本主義的文化緯度。亦即，宣傳希臘理性主義，以證明歐洲獨特性的資本主義的勝利，而使“東方世界”相形見絀。[36]
希臘哲學是一種強加於現代人類的認知暴力。得克薩斯—奧斯汀大學的法洛拉（Toyin Falola）指出：
現代世界通行的哲學知識是由歐美白人編造出來的。西方哲學的故事開始於“古希臘”，被說成是蘊含民主價值；（據說）它在啟蒙運動中喚起了理性和世俗，並在泛世界的資本主義擴張中變得博大。質言之，如此西方中心論的哲學實際上衍生於（近代）種族主義……。西方學術主宰了世界各國的文化，訴諸西方認識論的文化霸權；……亦即，它是一種將現代權力、信仰和知識相結合的認知暴力。[37]
“希臘哲學乃西方中心論之構建（Greek philosophy is a Eurocentric construct）。”[38]帕拉斯凱瓦教授說：“……虛構的獨特而完美的‘古代’希臘哲學，一種被西方中心論包裝和美化的神話，成了一種讓人追求的準信仰。”[39]
五、文藝複興是19世紀帝國主義的偽文化
古迪說：人文主義和文藝複興“重新發明西方過去”，“重新發明亞裏士多德”（reinvent the past/ reinvention of Aristotle）。[40]
然而，文藝複興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發生在何時何地，具有什麽性質？古迪告訴我們：
關於意大利文藝複興，布羅頓質疑：“文藝複興”不是被發明的嗎？旨在建立一個令人信服的神話——歐洲文化優越性。……曆史學家米什萊（Jules Michelet, 1798—1874）在其所著《法國曆史》（1855）的最後一卷中，強調這意味著“發現（非宗教）世界與人類”。在他看來，“文藝複興”與其說是歐洲事件，不如說是法國現象。以類似的方式，瑞士的布克哈特（Burkhardt）和牛津的帕特（Pater）發展了幾乎是民族主義的“文藝複興”——慶祝“有限民主、教會懷疑、文學藝術的力量、以及歐洲文明對外部世界的勝利”。……然而，隨著文藝複興或“重生”被西方侵占和利用，這就支撐了歐洲帝國主義，以證明歐洲宰製全球的正當性。[41]
倫敦瑪麗皇後大學教授布羅頓（Jeremy Brotton）詳述：
在西方文化史上，“文藝複興”已被嚴重誤解……。按照常識，“文藝複興”（Renaissance）指發生在15—16世紀歐洲的藝術與文化革命。但事實上，它問世於在19世紀——米什萊於1855年首次用它來點綴法國曆史；……卻又被瑞士曆史學家布克哈特在其所著《意大利文藝複興的文明》中，所提煉而確立（1860年）。……像米什萊一樣，布克哈特認為，該時期的文化成就預示著“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文學與美學之“重生”。……但問題是，他們的“文藝複興”所反映的僅為他們自己時代（19世紀）的事件；它以歐洲帝國主義、工業擴張和教會衰落為特征，以及藝術家們的浪漫主義之想象。[42]（換言之）……米什萊、布克哈特和帕特創立的文藝複興……看起來更像是19世紀的歐洲理想。他們沒有提供任何關於15世紀前後的曆史記錄。……（實質上）“文藝複興”價值觀乃服務於19世紀的帝國主義。[43]
進而，哈佛大學於2013年6月以“19世紀的意大利文藝複興”為主題，召開了為期三天的研討會[44]；會後出版了論文集（哈佛大學出版社），摘要如下：
佩恩和博佐尼主編的《19世紀的意大利文藝複興》，……指出這一“19世紀重塑的禮物”很成問題。“複興”是曆史懷舊和19世紀潮流的產物，席卷了整個的人文學科，包括曆史、文學、音樂、藝術、建築和收藏（博物館）。它以下列（19世紀）重要人物的作品為標誌，即：安格爾（Ingres, 畫家）、福斯特（EM Forster, 文學家）、吉穆勒（Geymüller, 美術史學家）、希爾德布蘭（Hildebrand, 雕塑家）、米什萊（曆史學家）、布克哈特（曆史學家）、理查森（HH Richardson, 建造師）、裏爾克（Rilke, 詩人）、卡爾杜奇 （Carducci, 詩人）和桑克蒂斯（De Sanctis, 文學評論家）。盡管這些人都認為“意大利文藝複興”是西方的黃金時代，但事實上，它卻是19世紀的結晶。……時至今日，（西方文明）凱旋主義的模式遭遇挑戰……（該書）對“意大利文藝複興”與19世紀的現代性兩者的關聯，進行了考證與修正。[45]
總而言之，所謂的意大利及歐洲“文藝複興”並不存在；它是19世紀的歐洲精英按照他們自己的願景，基於同時代的各種成就，而設計和打造的服務於西方中心與帝國主義的文化樣板。
六、西方興盛與主宰隻是最近出現的暫時現象
古迪介紹：“阿梅斯托（Fernandez Armesto）認為，西方主導世界的地位並不是植根於它的‘傳統’，而且這種主導地位很容易再次轉移到亞洲，就像它早先從亞洲轉移到西方一樣。”[46]（美國聖母大學的曆史學家）阿梅斯托還說，誰是近代化的開創者？是中國（宋朝），而不是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包括意大利）！[47]至於“文藝複興”，那是偽造的，應該在曆史書中將其刪除。[48]
“古迪在其書中列舉了……弗蘭克的見解，……即西方之興盛，隻是上個千年最後四分之一階段的曇花一現。”康涅狄格大學教授貝爾萊昂（Riva Berleant）寫道：“在這整個千年中，亞洲，尤其是中國，占據主導地位。古迪認同弗蘭克的如此說法，……即目前西方與東方在經濟和知識上的差距，不僅是最近才出現的，而且很可能是暫時現象。”[49]
美國人文教育家施蒙斯（Van Jay Symons）寫道：“在《重新定位：亞洲時代的全球經濟》一書中，弗蘭克闡明全球化有著古老的根源，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世界經濟的主軸”；“像弗蘭克一樣，……古迪發現，西方的卓越成就不再被視為其文化的固有和長期特征，而是由於千年來影響亞歐社會的‘鍾擺’的一次擺動”[50]。
古迪在其所著《西方的東方》一書中，提出了“鍾擺論”，即“……推動近幾百年曆史的，是一個偶然或運氣的鍾擺變動。”[51]進而，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教授霍布森闡述“鍾擺論”的實踐，並將它當作“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的一個佐證：
根據古迪……的分析，在500年至1800年間，全球經濟力量的重心（中心）在東西方之間轉移，最終由於資本主義現代性之突破，而開始了西方時代。……（然而）在1800年以前，東方在廣泛性的密集經濟上則處於領先地位，直到“鍾擺”轉到歐洲為止。……正如古迪所言：西方的卓越成就不再被視為其文化之固有和長期特征，而是“鍾擺運動”的結果。……（亦即）西方崛起的故事不能與歐洲社會結構聯係在一起〔因為亞歐大陸是個整體〕。全球力量的重心起先是在東方……，持續到1800年左右。……回顧1100年，中國處於全球密集型生產力的前沿，並在15世紀達到巔峰。而後，隨著歐洲人從事殖民主義擴張，同時加強了與東方的聯係，“鍾擺”開始向西擺動。但直到進入工業化階段，全球密集生產力的重心才轉移到了英國。……西方為何“成功”？理解它的最佳類比則是“400米接力賽”：……如果不是因為東方已經跑完了前四分之三，那麽，英國的衝刺終點則不可能的。[52]
目前，“鍾擺”正在從西方返回東方。蘭德斯（David Landes）說：
雖然歐洲十分幸運，通過工業革命而處於領先地位；但現在輪到亞洲了，亞太時代確實已經到來。正如古迪所寫：“這是一個鍾擺運動，今天仍在繼續；在經濟方麵，東方即將壓倒西方。”……至於人們試圖了解歐洲成功的原因、特別是“歐洲存在、而中國則缺乏的深層原因”；古迪的回答很簡單，即所有的基本要素在中國早已存在。[53]
中國主軸的“曆史鍾擺”在世界聯通之際，向西做了一次“大甩動”，然後返回，於是就有了短暫的“歐美文明”。而今，鍾擺正在離開西方，即將敲響霸權的喪鍾。不過，下一次“擺動”則輪不到西方了，因為那將是“世界大同”。
七、圖解：通過“鍾擺論”深度分析西方興衰的原因
進一步討論世界經濟的重心（中心）轉移的“鍾擺效應”。
首先需要說明：經濟與技術發展在現代乃相對容易，而在古代則絕難——簡直是不可能的。為什麽？
由於蒙古征服與鄭和遠航而開始聯通世界，現代人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態”作為其平衡條件和犧牲代價，來支持他們的大有為、大發展。相比之下，古人囿於“地方性生態”，任何“有為”（進取）都會因改變環境，而麵臨“自我否定”（自毀家園）。唯有中國古人解決了如此“悖論”，那就是：對於自然及萬物，從“契合”轉為“和合”（天人合一之動態平衡），將“化生”變易為“厚生”（人代天工之開物成務）。因此，整個人類社會的經濟與技術發展是被《易經》（易道、天道）啟動的（“第一推動力”）。
第二、經濟與技術發展在時間上遵循“周期律”。經濟與技術發展理論上行進在“易經卦爻”的軌道上，然而，它在實踐中則有極多變數與憂患。僅就其負麵而言，“周期律”發生的基本原因是如此一對矛盾，即發展本身和人口增長的強勁勢頭，與生態容量（空間）的拓展乃非常緩慢。古今世界的“周期律”分為“曆史周期”與“資本周期”：前者囿於國土生態，故而比較致命；後者通向全球生態，故而相對緩和。如果從“長波”來看，資本周期反倒更“致命”：資本主義的擴張達到全球地理極限，則是世界大戰（一戰、二戰）；達到全球生態極限，則是“人與生物圈同歸於盡”。所以，西方的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第三、經濟與技術發展在空間上遵循“擺動律”〔參見上圖〕。這近似於古迪的“鍾擺論”。“擺動”的原因是什麽？亦即經濟與技術發展的重心（中心）發生轉移的原因是什麽？是開拓出更大的“生態容量”。這從兩個方麵來看，一是舊環境已高度緊張，一是新環境乃得天獨厚。例如黃河流域曾是發展重心，然而經過千餘年強烈的人類活動，其生態及社會皆備受壓力，表現為空前嚴重的內憂外患（包括五胡亂華）；所幸長江以南的全麵開發，而使文明（發展重心）在擴大且更好的生態環境中，更上一層樓。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經濟與技術發展的重心轉移（猶如鍾擺的搖動）。
再過幾百年，由於蒙古征服與鄭和遠航而開始聯通世界，它將歐洲變成連接東、西半球的捷徑；因而，歐洲成了“新環境”，技術與思想傳到那裏就會綻放正能量。這算是第二次“大擺動”。另一方麵，“舊環境”（中國），由於她無法將“新環境”納入版圖，不得不承受空前無比的內憂外患，尤其是會淪為“新環境”之崛起者的獵物。既諷刺又悲慘的是，中國固有的經濟與技術的發展機製，在遙遠的西方（新環境）發生了“爆炸性效應”[54]；而中國本身則深受其害，九死一生。
相反於傳統中國盡力維護或恢複和諧，西方的發展伴隨著人與人、人與自然之愈益衝突，以至於發生大蕭條、世界大戰和冷戰。那時的“舊大陸”（歐亞非）極不穩定，動亂不止；相比之下，大洋彼岸的美國則不僅幸免於難，而且還成為人才、科技和資金的匯聚地。這樣，美國就成了全球發展的“新環境”。於是，“鍾擺”就從西歐擺到北美。
21世紀，“鍾擺”從美國擺到中國。為什麽？
美國維持其世界霸權與發展中心的手段是，從兩大洋鉗製“舊大陸”，製造各地動亂，防止大國整合。但由於輸掉幾場戰爭，美國的遏製戰略逐漸失靈。問題是，如果“舊大陸”不亂，美國本土將會大亂；因為西方的本質是，以對外製造“非理性”來保持其內部的“理性”。西方“文明”本身極具毒素，除非宣泄於外，否則聚爆於內。這就是美國正在麵對的危機。而與此同時，中國則成為全球發展的“新環境”，此話怎講？僅就客觀而言，處於最大陸地與最大海洋的接觸部，穩定發展的中國很容易發揮陸權與海權相結合的優勢，這就使單純的海洋國家或霸權在地緣政治上變得不利。
曆史經驗表明，光芒四射的中華文明從19世紀開始受到來自西方的衝擊。西方列強出身海盜蠻族，憑借其好勇鬥狠的作派，不僅滅絕美洲土著、販賣非洲黑奴，還蠶食亞洲、鯨吞印度；不止於此，居然還偷竊了文明中國的曆史與文化！反過來，卻將亞、非、拉各族，甚至中華文明，都一律指稱為蒙昧、未開化、半開化的野蠻民族；唯獨將出身蠻族的自己封為現代文明的代表，高人一等，甚而拋出了所謂“白人至上”之謬論。這不就是如《左傳》所指之“盜憎主人”嗎！
所幸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學術上的撥亂反正將繼續證明，中國文化不僅具有悠久、光輝的曆史過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中國文化今後必將克服作為世界亂源的西方中心論，為全人類的未來指出一條光明大道。
然而問題在於，在當下群魔亂舞的世界裏，西方中心論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毋寧說在思想上人們仍處於無所不在的西方中心論的包圍之中。當務之急是，必須徹底揭露西方偽史的真麵目，一旦人們認清歐美說教的虛偽性及荒誕性，徹底祛除了西方中心論對人們思想的迷惑及視野的遮蔽，才能真正彰顯出中國文化的價值與光輝。
（2022年7月19日）
注釋：
[1] Marjet Brolsma, Robin Jeroen Bruin, Matthijs Lok: Eurocentrism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Memory,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9, Introduction.
[2] George G. M. James: Stolen Legacy: The Greeks Were Not the Authors of Greek Philosophy……, Julian Richardson Associates, 1976.
[3] Adrian Cole, Stephen Ortega: The Thinking P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65.
[4] Hannah Sharp: A Review of Jack Goody’s The Theft of History. sharpspecialspring2017themiddlegroundjournal-org.pdf (wordpress.com)
[5] Methods in World History by Arne Jarrick (Editor)……Nordic Academic Press, 2016, p.186.
[6] Martin Hewson: Multicultural vs. Post-Multicultural World History. A Review Essay on The Uniquenes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by Ricardo Duchesne (Brill, 2011), University of Regina. https://escholarship.org/content/qt82g096mc/qt82g096mc_noSplash_c96c27e231dfe9ee250220fc915c6a3f.pdf?t=pfo3og】
[7] John Marincola: Greek Notions of the Past in the Archaic and Classical Era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0.
[8]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y Eric R. Wolf, ic R. Wol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9] Thijs Weststeijn: The Middle Kingdom in the Low Countries: Si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Netherlands, The Making of the Humanities Vol II, 06-09-12.
[10] Alexander Statman: The First Global Turn: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Enlightenment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ume 30, Number 3, September 2019. https://sts.wisc.edu/wp-content/uploads/sites/328/2021/01/Statman_JWH.pdf]
[11] Gumede, Vusi: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 Africa,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2018, p.29.
[12] Prasenjit Duara: Asia Redux,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3, p.85.
[13]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14.
[14] João M. Paraskeva: Curriculum Epistemicide, Routledge, 2016, p.168.
[15] Melissa Steyn, William Mpofu: Decolonising the Human, NYU Press, 2021, p.230.
[16]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
[17]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3.
[18]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93.
[19] Harry Redner: Beyond Civilizati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3, p.97.
[20] Mathias Risse: On Justice: Philosophy, History, Found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100.
[21] (Vittorio Cotesta) VINCENZO CICCHELLI, Mariella Nocenzi: Global Society, Cosmopolitanism and Human Rights,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p.13.
[22] Justin Jennings: Globalizations and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4.
[23] Nelly Hanna: Ottoman Egypt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World,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14, p.120.
[24]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
[25] N. P. Mellichamp: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Global Mélang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p.202.
[26] Paul Cartledge: Democracy: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36.
[27] Ian S. Markham: A World Religions Reader, John Wiley & Sons, 2009, p.124.
[28] Herrlee Glessner Creel: 《儒家學說與西方民主》，文史哲出版社, 1973, p.18.
[29]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7.
[30] (John Hobson) Gerard Delanty: Europe and Asia Beyond East and West, Taylor & Francis, 2012, p.110.
[31] Marie-Paule Ha: Figuring the East: Segalen, Malraux, Duras, and Barthes, SUNY Press, 1 Jan 2000, p.3.
[32] M. Christine Boyer: The City of Collective Memory, MIT Press, 1996, p.151.
[33] (Mustafa Demirci) Lütfi Sunar: Eurocentrism at the Margins,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20, p.55.
[34] Harald Haarmann: Roots of Ancient Greek Civilization, McFarland, 17 Sept 2014, p.84.
[35] ( A. G. Marin) U. Melissa Anyiwo: Race in the Vampire Narrative, Sense Publishers, 2015, p.15.
[36] Kalpana Seshadri-Crooks: Desiring Whiteness, Routledge, 2002, p.48.
[37] Toyin Falola, Nicole Griffin: Religious Beliefs and Knowledge Systems in Africa, Rowman & Littlefield, 2021, p.7.
[38] Curry Malott: Call to Action, Peter Lang, 2007, p.2.
[39] João M. Paraskeva: Curriculum Epistemicide, Routledge, 2016, p.70.
[40]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5, 100.
[41]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7.
[42] Dr Jeremy Brotton: The Myth of the Renaissance in Europe, 2011-02-17,
http://www.bbc.co.uk/history/british/tudors/renaissance_europe_01.shtml
[43] Jerry Brotton: The Renaissance Bazaar: from the Silk Road to Michelangelo, OUP Oxford, 2003, p.25.
[44] Revision, Revival and Retur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ate: Wednesday, 5 June 2013 - 2:00pm - Friday, 7 June 2013 - 6:00pm http://web-archive.itatti.harvard.edu/content/revision-revival-and-return-italian-renaissance-nineteenth-century
[45] Alina Alexandra Payne, Lina Bolzoni: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the 19th Century: Revision, Revival, and Retur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Officina Libraria, 2018.
[46]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4.
[47]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1492: The Year Our World Bega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09, p.212-213.
[48]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Out of Our Minds: What We Think and How We Came to Think It,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p.200-201.
[49] Riva Berleant: Review of: Goody, Jack, 2006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ublished in the Anthropology Review Database http://wings.buffalo.edu/ARD/ (2011
[50] Van Jay Symons: Asia in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A Case for Asian Studies in Liberal Arts Education, Routledge, 2016, p.100.
[51] David S. Landes: Why Europe and the West? Why Not China? Published by: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07/12/2012.
[52] John M Hobso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99-300，316.
[53] David S. Landes: Why Europe and the West? Why Not China? Published by: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07/12/2012.
[54] “爆炸性效應”？參見斯塔夫裏阿諾斯著《全球通史》中的這段話，即“中世紀千餘年間歐亞大陸上最驚人、最有意義的變化，就是西歐從貧窮落後和默默無聞中崛起。……中國人擁有高度發達的文化、先進的工藝、大規模的商業、以功績為基礎的有效的官僚政治，以及提供社會凝聚力及思想意識基礎之儒家學說。……西歐人卻……拿來了中國的發明，竭盡全力發展它們，並將其用於海外擴張。這種擴張反過來又引致更大的技術進步……。（換言之）中世紀主要的技術發明大多數都出自中國……，（它們）首先對歐洲，然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上冊，第266、29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