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5年開始了學生生涯,這一屆的學生基本是五七年下半年和五八年上半年出生的孩子。由於學生太多,正規學校已經滿員,我被送到了一所“民辦小學”,就是臨時建立起來的學校。老師是現招的,校舍是一個居民大雜院中央的倉庫。
記不清過了多久,學校遷到了一個有兩間教室的小院裏。又不知過了多久,全班遷到了一個名字很漂亮的學校,叫做芙蓉山小學。兩年後全班再轉到了洮南路小學,並在那裏完成了小學教育,那是1972年。在這所小學裏沒學多少文化知識,但卻啟蒙了體育愛好,一直受益到今天,深感慶幸。順便說一句,那位愛打籃球和乒乓球的班主任老師居然敢在課堂上以講課的方式係列講完了手抄本《一隻繡花鞋》,現在想想都替他後怕。
1972年三月初進入了中學。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以後,國家似乎要回歸正常。那時的政治課講的是偉大領袖1966年8月寫給他太太江青的一封信(後來有人認定那封信出自張春橋和康生之手),裏麵講了很多典故和曆史故事。其他各科包括英語也都恢複了正常教學。到七三年暑假前,學校把期末考試的所有成績發了大榜。那個大榜對本人的鼓勵怎麽形容都不過分。
然而好景不長。隨後幾年不停的政治折騰徹底打爛了學校的教學秩序。學生不用讀書考試,那大把的時間總得找點事幹。因為一進校在學校運動會上跑了個400米第二名,得以進入學校田徑隊,並參加過市中學生運動會。一年後又轉入排球隊。那時我很瘦,一位老師說我瘦得不像個運動員。另一位老師幹脆說我瘦得像個舊社會的孩子,而且身高也不再長了,一年多以後便離開了排球隊。其實在這之前我已經被招進了學校的“團委紅代會宣傳組”,開始了舞文弄墨的勾當。
那時候學校的領導醉心於半工半讀的教育革命,每年會有幾個月的時間送我們到工廠裏學工,還會有大約兩周時間到農村收麥子或秋收。到工廠學工的時候,我會負責一塊工廠裏牆上的黑板,編輯抄寫同學們投稿的文章和詩歌,歌頌革命形勢一片大好。學農的時候會出版油印的《學農快報》,一個人收稿改稿,排版,刻蠟紙並印刷,一天出一期。回到學校後負責學校大門口的黑板報和牆報,有時興起還出版油印的小冊子,一直到1976年的秋天。
1976年是十分詭異的一年。1月8號周恩來,7月1號張聞天以及7月9號朱德的去世,加上7月28號的唐山大地震,似乎完成了對某一件大事的鋪墊。這件大事就是9月9號他老人家的離去。我那時剛剛讀完《三國演義》,羅貫中在書中那些關於天人感應,每有大事天象必異的封建迷信描寫對我有很深的影響。我深信並暗暗期盼會有重大的變化發生。
1976年10月,我們正在山東農村學農秋收。有一天語文老師在廁所裏跟我說:“中央抓人了,抓了四個大的四個小的。”
國家似乎又一次要回歸正常。1977年春節過後,學校裏另一位語文老師(校語文教研組主任)介紹我到夜校去蹭詩歌創作的課。授課者是區文化館的專業作家,是一位小有名氣的詩人,與那位老師是好朋友。我作為不交學費的旁聽生與正式學員一起上課,還到工廠體驗過生活,留下了一段難忘的記憶。
1977年夏天,沒有畢業典禮,也沒有任何儀式就結束了中學的生活。其實在那年夏天,人們已經到處在談論關於高考的話題。
我是注定要下鄉的對象,因為我哥哥已經在城裏就業。之所以沒隨八月那批大部隊下鄉插隊,就是想在城裏參加高考。十月中旬的一天,我的一個同學拿來一封他在北京的高幹親戚寫的信,告知中央已確定大學恢複高考,要他早做準備。又過了沒幾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搞好大學招生是全國人民的希望》,正式確認高考屬實。
那時候真是歡呼雀躍啊。上學由我不由爹!
我當時的情況是語文有把握,數學也可以。在整個五年半的中學期間,班主任是同一位數學老師沒換過。在荒唐的1973至1976年間,我們不學工不學農的時候,也經常是到學校上一堂數學課就放學。那可是個良心活,直到現在都讓我想起那位敬業的數學老師而心存感激。76年到77年,我們居然還學了三角函數和平麵解析幾何,以至於進入大學以後可以順利對接微積分,從而省出時間惡補英語和其他課程,這是後話。
中學基本沒學過物理,但幸運的是我借到一本譯自蘇聯的物理習題集,那可是一本好書。通讀一遍並把習題做完,把講解看完理解以後,感覺可以應付考試了。化學則是把那幾年學校裏的教科書找出來自學了一遍,也感覺問題不大。那時候各個中學都開辦高考輔導班。參加了兩次輔導班模擬考之後,信心大增,確定了考理科不考文科。那時候就是想上大學,也不知道自己適合於幹什麽。大約在11月10日,報紙刊登了《山東省1977年高等學校、中等專業學校招生簡章》並公布了高考報名時間是11月20-24日。但是,也就在這個時候,一盆涼水澆了下來:凡屬於應下鄉插隊人員,不得在市區參加高考!
這有點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感覺。經多方打探,結論都是斬釘截鐵:不下鄉,沒高考!
當時的知識青年下鄉插隊要成批進行。八月走了一批,今年不可能再走。一時間心情沮喪到了極點。
11月19日這一天,我和同學看了晚場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剛回到家,父親要我趕緊準備好複習資料,明天早上有車到廠裏接我下鄉插隊。
70年代中後期,山東省的知識青年都是隨父母的工作單位到省內農村插隊落戶。父親工作單位屬於無線電儀表局,局裏有幾位領導家裏有情況與我相同的子女,他們以最快的速度組織了一次應考青年下鄉插隊。可能為了把事情做得好看一些,領導們順道也通知了一下局裏的所屬工廠。父親聽到消息後,一點沒猶豫,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自作主張馬上到廠裏知青辦為我報了名,又到局裏拿到批文,然後到公安局為我遷出戶口,再送到廠裏知青辦。這一圈跑下來需要相當的體力。
第二天早晨,在工廠門口我搭上了儀表局奔赴山東掖縣的大巴車。車上已有三位知青,他們似乎原先就認識。中午過後,大巴到達掖縣縣城的儀表局知青辦。那三位下車後,大巴把我送到了六十裏以外一個叫梁郭公社張官李大隊的小村莊。後來聽說那三位在縣城裏報名拿了準考證後,第二天就原車返回了。
我插隊這個知情點位於村子北頭,是1975年為迎接知識青年由一個廢棄的小學改建而成。一排四間教室和對麵兩間房子(一間廚房)以及紅磚牆圍成了一個小院子。我被分配到了東端房間門口的床位。知青點有二十幾位知青,兩位住在廚房隔壁的女知青負責準備一日三餐。
第二天我到公社報名拿準考證的時候,見到了公社教育組組長,他家就在張官李大隊。他向我推薦了村頭聯中一位姓周的老師,是複旦大學畢業生。後來我到聯中拜訪過他幾次,受益匪淺。最後一次拜訪是在考試的前一天,他介紹了一些應考的基本常識,比如先做有把握的題,不要在不懂的題上浪費太多時間,每道題都應該有答案,合理猜測是知識積累的表現等等。事後證明,他對考題的難度和政治考題的預測都十分準確。進入大學後,我曾經去信向周老師致謝。幾十年來,要寫這篇短文才第一次想起這位令人尊重的老師,卻怎麽也想不起他的名字,隻記得他身穿深藍色寬條絨棉衣,戴一副寬邊眼鏡和說話不緊不慢的神態。到晚上睡覺時想起他的名字中似乎有個棟字,而他的姓也不生僻。第二天早晨一覺醒來,他的名字突然就蹦了出來,感覺很神奇。衷心祝願周老師在後來的歲月中施展出了他的才華並且正在幸福地安度他的晚年。
考場設在苗家公社中學,距張官李村將近5公裏。考試的兩天我都是騎自行車載著知青點的一位女知青趕赴考點。12月9日上午考語文,隻有作文,題目是“難忘的一天”。距終點還有30分鍾的時候,監考老師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大鍾標識著時間,並說了五個字:“還有半小時”。到剩10分鍾的時候,他把兩個表針變化了位置後,還是五個字:“還剩十分鍾”。時間到了以後,隻聽他咳嗽一聲然後大喝:“抄起手來”!所有考生都停止了寫字端坐在那裏,等著監考老師來收走考卷。
下午考理化,物理和化學試題在一張考卷上,總共100分。題目從頭做到尾,基本沒什麽大障礙。會答的都答了,不會的也都猜了。等到監考老師大喊“操起手來”(掖縣話把抄喊成操)時,我已經仔細檢查了兩遍,自我感覺良好。
第二天上午考政治,通篇就是默寫。現在還能想起來的大題有“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路線”等等。答完後仔細檢查了兩遍,提前交卷離開了考場。
下午考數學遇上點麻煩。開篇第一題是一道絕對值概念題,要求二次根號內(3-x)^2的值。這個結果是|3-x|(絕對值)就對了,好像我還展開討論了x< = 3和x>3的情況。做完這道題,心情放鬆了不少。一路下去,感覺挺順。做完全部試題後,心情有些浮躁,不像前幾門那麽沉得住氣。臨到考試時間還有10分鍾的時候,突然發現最後一道砌一排豬圈求最大麵積的大題中,我少砌了一堵豬圈牆。題裏要求砌一排m個邊長axb的矩形豬圈,牆的總長度應該是(2ma)+(m+1)b而不是(2ma+mb)。慌亂之中趕緊修改答案,到“操起手來”的時候也沒弄完。因害怕違規就袖著手眼睜睜看著老師把沒答完的卷子收走了。從那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裏經常做噩夢被一聲掖縣口音的“操起手來”驚醒。
高考以後,開始了真正的知青生活。在考試之前,廠裏曾經有車給我捎來了生活用品,包括我一個從小一起長大的小夥伴的媽媽為我連夜趕製的一床大厚棉被。這床棉被後來伴隨著我度過了回城讀大學,到北京讀研究生和教書時住單身宿舍的那些寒冷的夜晚。
大約到78年1月,接到了體檢通知。村裏的婦女主任(那位公社教育組長的太太)送來通知的時候,告訴我鄰村聯中一位老師也接到了體檢通知,他可以帶我到縣醫院體檢。
二月初,廠裏派車來接知青回城過年。返城後沒幾天,我哥哥接到了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的錄取通知書。至此,原來一直讓我擔心的一件事 -— 政審,應該也不是問題了。過完春節,回到知青點後,教育組長夫婦來知青點給我送來了我的第一誌願山東海洋學院(現中國海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從此一頭紮進了化學世界,先後在海洋化學,物理化學(不是兩個學科啦。物理化學是以物理的方法研究化學,是四大基礎化學之一),有機化學和藥物化學學習工作了45年,直到兩年前退休。
回首往事,我自認自己很幸運。盡管在人生最重要的成長時期,從頭到尾經曆了那瘋狂的十年,卻遇到了幾位在瘋狂年代裏堅持職業操守的好老師,居然能在1977年考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所以常懷感恩之心。明年將是我們這屆學子參加高考的第50個年頭。謹以此文紀念那段改變我們命運的難忘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