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 大饑荒中的信陽 (3）

信陽事件（3）：高壓

楊繼繩

在政治高壓、殘酷鬥爭的情況下,說假話成了人們的一種生存本能。潢川縣委委員宿世良、農工部長徐從在傘陂寺公社搞社會主義教育,他們白天在生產隊裏吃不上一頓飯,被迫晚上回公社吃一頓,但不敢說生產隊已經停夥的情況。傘陂寺公社黨委書記莫懷光在下麵工作一天半沒有吃到飯,回公社不敢說下麵的情況。公社黨委第一書記賈新元在信陽事件發生後對省委工作組說:“當時我不是不知道,去年報名服兵役的 200 人當中,體重合格的隻占40%,一天死一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鬥爭很激烈,曾經三次到縣裏反映情況,但因怕戴右傾帽子,走到縣委院裏、門口,返回來了。回來還不得不搞反瞞產私分運動。”公社書記宋士九到傘陂大隊督促征購,這個大隊的隊長對他說:“下麵實在沒有糧食了。”宋書記批評大 隊 長:“你這是右傾思想,你看問題太簡單了!”這個大隊共召開了四次的反瞞產、查漏洞的大會,四個生產隊長都被批判,三個隊長被大會鬥爭,24 個作業組長人人過關,其中 19人被鬥。這個大隊被迫報出藏糧 24 萬斤,但驗收時一顆糧也沒有找到。

1999 年 9 月,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老農民餘文海(他 1958 年曾任生產隊會計)向本書作者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把生產隊幹部集中到張李開會。讓報糧食。不報就集訓、批判、鬥爭、拷打。結果說出這裏有一倉庫穀子,那裏有一倉庫黃豆。報了糧食就要上交,明天幾點鍾送到。為了過關,我們隊也說了假話。第二天我守在隊裏的電話旁,10 點鍾,電話響了,問:糧食送來沒有?我說,正在裝。12 點鍾又來電話;糧食為什麽還沒送到?我說正跑在路上呢!後來又來電話催,我說,我是會計,不知道!晚上又集中開會,不說假話就挨打。怕挨打,多數人都說假話。”

就在大量餓死人的時候,各級幹部並沒有想到救人,而想的還是如何完成征購任務。潢川縣任務完成得不好,省委讓他們寫一個報告。潢川縣委 1959 年 10 月 30 日的報告認為,糧食征購困難的原因,首先是縣委和公社黨委領導思想不夠明確,對糧食問題上兩條道路鬥爭的艱苦性、複雜性和長期性認識不足,對糧食問題是我們同資本主義在農村鬥爭的焦點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黨內外一部分幹部右傾思想成了糧食工作的主要危險,突出表現是不承認大豐收。第三是幹部作風不夠深入,抓得不具體,不細致。這個報告提出要通過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辯論來搞征購。其實,寫這個報告時,潢川縣已經大量餓死人了,報告對此隻字未提。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歡這個報告,並於 11 月 17 日向全省轉發,提出了要組織糧食入庫的新高潮。怎樣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轉發潢川縣委的報告的按語中寫道:

省委認為這個報告很好,提的情況很具體,不僅找到了糧食征購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以反右傾鼓幹勁保衛總路線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了材料準備。潢川縣桃林公社,食堂停夥、社員挨餓不僅沒有放鬆征購,反而更加緊了。縣裏說,下麵有糧食,就是不拿出來,別看白天食堂停夥,晚上吃幹飯,讓各級查漏洞、查隱瞞,見糧就往上送。吳集大隊楊樓生產隊留了 25 斤“泥巴蘇”稻種(水稻的一個品種),也拿去頂征購任務入庫了。縣、公社幾乎每天開電話會議,要進度,搞評比,讓任務完成不好的隊在大會上作檢查。有的大隊書記聽說要開電話會議就嚇得發抖。何陂大隊為了查漏洞、查瞞產,搞車輪戰術,大隊幹部輪流值班,一連開了十天十夜生產隊幹部會,動員,辯論,自報隱藏糧食數量,下去驗收,驗收沒找到糧食就再動員,再辯論,再自報。最後把全大隊所有的草垛都扒了一遍,才搞出了 3000 多斤糧食。

縣社幹部這種態度是上級逼出來的,更是那種政治體製下的必然結果。信陽事件發生後 ,中共潢川縣委在 1960 年 6 月 3 日的檢查中寫道:“我們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計地完成征購任務,保持連續三年潢川在征購工作中的紅旗。在征購任務完成了 60%進展很困難時,地委召開了電話會議,我們排到了倒數第三名,省委宋致和書記在電話會上點了潢川的名。”“ 我們分不清實事求是和右傾機會主義的界限,個人主義思想嚴重,患得患失,不敢說實話,怕把產量報低了,說是否定大躍進、大豐收,怕受批判,怕戴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官員是上級任命的,上級滿意,官運就亨通,上級不滿意,就會丟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級,不顧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為了討好上級,就逼下級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一級逼一級,逼到下麵就不擇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見的手段。

息縣的征購工作也很殘酷。11 月初,在食堂停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況下,強征購、反瞞產仍在繼續進行。公社代理第一書記錢慶懷,在他主持的 10 個大隊中,每天夜裏 12點開匯報會,凡是征購任務完成排在後三名的,當夜進行批鬥。據這個片 8 個大隊統計,被鬥的大隊幹部 22 人,小隊幹部 39 人,作業組長 44 人,當場打死 1 人,打後死去的 7 人 。對講實話的幹部一律扣上“否定成績”、“右傾分子”的帽子,進行無情鬥爭。葉莊大隊黨支部書記劉炳智說沒有糧食,征購任務完不成,當場被鬥,四個人抬起劉的四肢,像“打夯”一樣往地麵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傷。40 年以後,我到息縣采訪,這裏的老農民還記得這位錢書記。老農民說,錢慶懷原來是副書記,公社書記熊永寬到縣裏開會去了,讓錢留下來搜糧食,他帶領十員大將(公社武裝部長等打手),一個大隊一個大隊地搜,有一點糧食就弄走,搜走了上萬斤糧食,因此他有“政績”,由副書記升為代理書記。息縣在反瞞產私分的鬥爭中,對被鬥對象施行了慘無人道的刑罰:捆綁、吊打、揪頭發、炒鹽豆。

我在調查中發現,山東、甘肅在反瞞產中也有這種刑罰。什麽叫炒鹽豆?1999 年,我問了不少河南人和山東人都說不知道。2000 年 8 月,我在甘肅省通渭縣找到了一位被炒過豆子的老幹部,他向我介紹了這個刑罰的情況:執行者有很多人,他們站成一個圓圈,被炒的人(一個或多個)站在中間,四周的人把他們從這邊推到那邊,又從那邊推到這邊,這樣不停地推來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命令他站起來繼續“炒”,直“炒”到站不起來被抬出去。一些有心髒病的人被“炒”死了。四川省把這種刑罰稱為“洗毛芋頭”。

據不完全統計,在反瞞產過程中,息縣全縣共打死、逼死群眾 1065 人,其中當場打死226人,打成重傷以後致死的 360 人,自殺的 479 人。基層幹部被打死 29 人,打殘 46 人。據防胡公社 9 個大隊統計,29 個幹部打死群眾 91 人。大隊支書王心月親自打過 150 多人。副支書朱炳堂手拿皮帶見人就打,打過 44 人,打死人數未查清。大隊團支書王鳳才共打過 36人,據群眾反映,他打死了 16 人,他自己隻承認 3 人。

1959 年冬天,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原稱衛星人民公社)第二任黨委書記郭書誌(第一任書記陳丙寅被上級派遣組成“中國嵖岈山人民公社農業代表團”出訪印度)接任時,糧食已被征購一空,他正發愁沒糧食吃的時候,接到了地委書記路憲文的電話,路書記火冒三丈地吼:“當前糧食問題上兩條道路的鬥爭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豐收是客觀存在的,是事實,不承認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聞名全國、全世界的地方 ,怎麽也發生鬧糧問題?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必須狠狠打擊鬧糧的不法分子。私分瞞產是普遍的,多數是在幹部有組織有領導下進行的,他們藏糧食從天空到地下,從山坡到河溝,從村內到村外,這是造成糧食緊張的主要原因,要開展對觀潮派、秋後算賬派、極右派的鬥爭 ,不要手軟,要狠狠地鬥,狠狠地批,把糧食挖出來。明天,你們遂平縣要組織一個挖糧報喜的高潮,向地委報喜。否則,以違犯黨的組織原則論處。”

在路憲文的命令下,遂平縣委書記蔡中田急忙趕到嵖岈山人民公社,對郭書誌說:“開會,召開三級幹部會,快。”很快,全公社的大隊和生產隊幹部都集中到公社辦公處前的空場上。他們的講話很嚴厲;“我們要下決心、下狠心把糧食挖出來,不留一點死角。該鬥的鬥,該捕的捕,不能手軟,更不能姑息遷就。誰庇護他們,就連他一塊鬥。”接著分組討論,自報糧食。

勝橋大隊黨支部書記高德,在縣裏召開的三天反瞞產私分大會上嚇病了,在家吃了幾天藥剛剛見好。聽到通知他開會,心裏就很緊張。聽說要留下來討論挖糧食,心裏一急,眼前發黑,一頭栽倒地上,口吐白沫,下意識地說:“沒糧食.....真的......沒糧食......”人們七手八腳地把他抬進屋子裏,仍然渾身發抖。一位叫包根的小隊會計,被當作重點突破的對象,對他開展批鬥。包根經不住拳打腳踢,就說生產隊長朱遂平和他本人藏了糧食 500 斤。朱遂平立即就成了批鬥對象。他開始看不起包根的軟弱,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中間。一陣拳打腳踢之後,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頭發拉了起來。有人拿來一條凳子,讓朱用一隻腳站在凳子上麵做“金雞獨立”。沒待朱站好,就有人衝上來一腳踢翻凳子,朱遂平倒在地上。人們衝上去又是一暴打。打過,又讓他做“金雞獨立”。朱被打得血流滿麵,還沒承認藏糧食。

於是,就用一根細麻繩把朱捆了個結實,麻繩勒進肌肉裏,再把繩子搭到樹上,使勁一拉,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一袋煙的功夫,朱遂平滿臉豆大汗珠往下滾,臉呈豬肝色。朱遂平開始求饒:“放了我吧,我說,我全說。”參加會議的生產隊幹部看到這勢頭紛紛交待:這裏藏糧食多少萬斤,那裏藏豆子多少萬斤。三級幹部會大獲全勝。中共遂平縣委立即向信陽地委報喜:三天挖出糧食 45900 多斤。會後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糧,一兩糧食也沒有找到。

1959 年 12 月,已經是餓死人最多的時候了,河南省委還念念不忘征購任務。省委副書記宋致和 12 月 4 日給省委的報告中寫道:農村生產情況很好,“在逐步認清農村階級鬥爭形勢、強調依靠貧農和下中農、發動群眾深入工作後,部分縣(新蔡、上蔡、汝南)的征購進度有較快的進展,完成了任務,而有些征購進度仍然遲緩,至今完成情況很差。”他認為“沒有完成任務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種”,一是大豐收,征購任務不重,能夠完成任務,基層幹部存在思想問題;二是有思想問題,也有工作問題;三是工作努力,但生產差。他認為“凡是大隊和生產隊貧下中農占優勢、掌握了領導權的,既能完成征購任務,也能安排社員生活;凡是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為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富裕中農篡奪了領導權的,瞞產私分嚴重,既不肯完成征購任務,社員生活也沒有很好安排,因為他們瞞產私分的真正目的是要搞垮食堂 。”,不過,宋致和在這個報告中還是拐彎抹角地為農民說了兩句話:“這些地區目前不應該單純地抓糧食征購了,必須全力轉為抓好分配,安排好社員生活,....如果再硬突糧食 征購,就有脫離群眾的危險。”

光山縣城關公社李堰灣大隊,農民的口糧、種子、飼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夥斷炊 。食堂停夥以後,大隊幹部還規定“三大紀律”:不準社員家中冒煙,不準挖野菜,不準外逃。

大隊組織了一個由 12 個人組成的搜查隊,對社員家三天搜查一次。這個大隊 25 個黨員中,有 21 打過人。社員稱大隊辦公室是“閻王殿”。全大隊原有 346 戶,死絕了的有 39 戶,原有人口 1496 人,死亡 555 人,其中,餓死 490 人,打死 55 人,逼死 10 人,遭受毒打的有438人。

中共河南省委事後報告:“全區大隊以上的幹部共有 5 萬人,犯有種種違法亂紀的幹部估計不下 50%,一時打人成風,成千上萬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殘,絕大多數公社、隊設立監獄和勞改隊,亂捕、亂扣成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