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幗英雄奇女子
—— 憶抗戰中的大姐舒賽
一
1943年春，抗日戰場正處於膠著狀態，豫鄂邊區（新四軍五師）發展至湖北襄河以南，開辟了襄南敵後根據地，在我的家鄉江（陵）潛（江）湖區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江陵縣行政委員會。這時，已離家6年、杳無音訊的大姐，突然回到江陵，任縣公安局局長。
在大姐的引領下，我們全家（父母、二姐、三弟和我）也參加了革命隊伍。父親祝甘亭是當地的“辛亥老人”,早年畢業於保定陸軍部陸軍速成學堂（蔣介石、張群亦此期）①，曾參加武昌起義。後宦遊四川，因憤世嫉俗而返湖北隱退鄉裏，執教私塾。“三三製”的江陵縣行政委員會成立時，父親被選為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其間，曾受命冒險潛入沙市說服辛亥老友、偽保安司令曾尚武暗中與我軍合作②。我因愛好文藝，參加了新四軍五師文工團，二姐和三弟進了邊區隨軍的洪山公學和實驗小學。
大姐舒賽，原名祝振容，生於1917年，比我大12歲。她因不滿當時社會“生男弄璋，生女弄瓦”“望子成龍”等重男輕女思想，在小學自行改名“祝成龍”。大姐上荊州“八中”時，因參加進（棄學從教的大姐） 步學潮， 被勒令休學一年，她便棄學從教。其間，大姐因與同事在校內舉行“九一八”國恥紀念會，又被校方指責有“共黨”嫌疑，她毅然辭職。
1937年初，不滿20歲的大姐求學無路、報國無門，便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由說服父母，獨自赴武漢參加“婦女救國服務團”。“七七事變”後，她又考入湖北省護士訓練班。但在那一年的年底，大姐就“銷聲匿跡”了。
再見大姐時，她已26歲，我對她已有些陌生了。令我不解的是，她一個瘦弱女子，怎麽會當上公安局局長，又改名舒賽？但大姐從不對我們講自己的過去。多年後，從大姐的戰友那裏和曆史檔案中，我才了解到那6年中她的一些傳奇性鬥爭經曆。
原來，大姐離家到武漢後，結識了“八中”同學地下黨員陳鍾萬，在他的引導下，參加了各種抗日進步活動。那年底，陳鍾萬介紹大姐去鄂中敵後黃安縣由方毅同誌主持的七裏坪抗日遊擊訓練班學習。
大姐改名“舒賽”，寓意抗戰是舍身的競賽。結業後，大姐又和馬識途等轉赴應城由陶鑄主持的湯池訓練班學習，曾聆聽董必武、葉劍英、陶鑄、彭康、雍文濤等有關政治、軍事、群眾工作的報告，並接受遊擊戰術訓練。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像長了翅膀的無憂仙子，生活在這美麗而幸福的樂園中。” 後來，馬識途在《紅顏薄命》一文中曾這樣描述大姐：“她已經沒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顧影自憐，笑不啟齒的小姐形象。而是眉宇展開，一臉笑意，談笑風生的革命者了。” ③
二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後，大姐被調到襄樊五戰區由錢俊瑞主持的文委會工作，又改名“祝況”（寓意祝福她牽掛的兩個弟弟）。大姐在襄樊、老河口等地組織“三八歌詠隊”進行抗日宣傳，她唱的一首《丈夫去當兵》曾譽滿全城，後成為姚雪垠短篇小說《春暖花開的時候》中三位“新女性”的原型之一。
就在那一年，大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首次接受中共鄂西北特委組織部李守憲交辦的秘密任務，化裝成報童，去隆中向五戰區部隊的地下黨組織傳送黨內文件。大姐忙中偷閑，還遊覽了童年背誦《出師表》時即向往的武侯祠。
1939年，大姐在有“小延安”之稱的竹溝，受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危拱之的派遣，再改名“司翹”，赴國統區汝南，在地下黨的協助下，組織業餘話劇團和兒童歌舞團，進行抗日宣傳演出，在當地掀起了抗戰熱潮。
年底，竹溝大批幹部轉移到李先念、陳少敏創建的豫鄂邊區，大姐調到邊區的門戶——京（山）安（陸）縣工作。
1940年，大姐被調在縣委鋤奸部（社會部）任秘書，參與創建手槍隊，兼任指導員。大姐在學生時代，曾練習武術，她親自為手槍隊編寫訓練教材，帶領化裝的隊員，神出鬼沒於敵區，懲處漢奸叛徒，抓捕惡霸奸商；曾隻身化裝潛入辛家集、同興店等7個敵偽據點內，發展我軍的內線。
1941年5月，大姐奉命化裝成農婦潛入日寇新占領的安陸縣巡檢司鎮偵察敵情，被坐探告密，不幸被捕。被捕後，她自稱名叫“抗日”，年齡20歲（實齡近24歲，因身體清瘦，有意隱瞞）。日寇要將大姐從安陸武裝押送至應城的特高課。途中，她曾兩次以死抗議日寇的虐待行為。當被押送至當地的府河大橋上時，她突然躍入河中，殘暴的日寇找來船隻，將她撈出，係於船尾，在河水中拖打折磨至奄奄一息。
途經雲夢時，偽縣長吳錫卿（其兄為清末著名革命黨人吳祿貞）念大姐年輕有誌，將她留下親自審訊勸降，警告她去應城特高課（日軍特務機構）必死無疑，勸她歸順，被大姐嚴斥以拒。其後，在日寇的審訊中，大姐針鋒相對，被凶殘的敵人鬆井打得死去活來。大姐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站起來，直至暈死。嚴刑拷打中，日寇凶狠的咆哮聲驚動了隔壁程家的寡母褚考芬，她立刻讓在偽縣府任職的長子程潤銘前去解救，才終止了這場暴行。
大姐寧死不屈，傳遍雲夢各界，許多人通過有同情心的獄警為她送來藥品和食物，程母也讓女兒程碧仙去給她治傷、喂飯。雲夢敵偽未能製服大姐，仍要將她送往應城。
6月初，當大姐被押解到應城日軍的宣撫班（日軍對百姓進行奴化教育和管理的機構）時，被兩名身穿旗袍的女子解救出來。原來，自從大姐被捕後，她的情況就隨時傳到邊區，邊區領導人陳少敏親自部署營救，令應城地下組織要千方百計，打通各種關係，以“青年學生”為名，將她營救出獄。那兩名女子，就是應城的我方人員。
大姐獲救後，並未選擇返回邊區，而是決定再回雲夢開辟地下工作。由於她未暴露真實身份，便以養傷為名，在主動為她作擔保的程家住了下來，又改名“舒守成”。
程母待大姐為義女，程家三個子女敬她如姐妹。大姐首先團結和爭取了在偽縣府任財政科長的程潤銘和偽青年會會長李心垓（其族兄在我區任鄉長）。她學過家政課，會剪裁縫紉，能織一手漂亮的毛線活， 她便請程潤銘和李心垓幫助，在青年會開辦一個“婦女職業訓練班”,招募社會上失業的女青年，公開學習“家政”,暗中宣傳愛國。雲夢人稱大姐為“舒先生”。
從此，大姐便開展了雲夢的地下工作，如建立與邊區聯係的地下交通線；通過程潤銘以邊區繳獲的敵人資產，暗中為邊區籌換食鹽、藥品、紙張等短缺物資；動員進步青年投奔抗日根據地（先後有7人）搜集情報；以及協助應城和武漢的敵工工作等。
三
1941年底，應城敵工組被日寇破壞，大姐被懷疑。日寇欲在新年後對她下手，消息傳到邊區，陳少敏再次下令提前組織營救。在裏應外合的周密安排下，大姐告別了義母，於1942年1月2日淩晨，在學生劉定明的掩護下，離開險境，由我武工隊接應回邊區。陳少敏在《艱苦奮鬥的三年》一文中寫道：“我們的舒賽同誌，在殘暴的敵人用槍托打著她那脆弱的腦殼的時候，還在高聲的喊著：‘中國人不當亡國奴！’‘中國人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中華民族犧牲是光榮的！’”④她號召邊區的同誌特別是女同誌要向舒賽學習。
不久，大姐被破格任命為雲夢縣公安局副局長（正職未到）。她再次回到雲夢，曾指揮手槍隊抓捕當地的偽軍頭目。當日寇得知她就是數月前從他們眼皮底下溜走的“舒先生”時，大為震驚。
有過這一番出生入死的經曆後，大姐才走上通常為男性擔任的保衛工作戰線，並成為抗戰中我軍第一位女公安局長。
在沙市偽保安司令曾尚武已與我軍暗中合作的背景下，為探明江陵縣三區附近的敵偽據點資福寺的敵情，大姐曾化妝為二十三歲的女子假名祝玲瑛去獨闖該鎮探查，曾與日酋千田薰少尉機智地對話後全身而退。不久，此鎮被我軍收複。後來，千田薰感慨道：“那女子就是新四軍的秘密工作人員，很了不起的女性啊，在談話中她思路敏捷，巧妙地轉換話題，沒有露出破綻。……以生命為代價執行任務的祝玲瑛之勇氣和聰慧，讓人無法不產生敬佩之感，這讓我想起了故鄉，連這樣一個二十三歲的女子都來打我們，在中國打仗前景如何？令人悲從中來。” ⑤
大姐任江陵縣公安局局長時，我曾在她身邊住了一段時間。我注意到，公安局的數十人中，大姐是唯一的女性。局裏的主要幹部，是一位年輕的秘書兼偵緝股長的周方琳，和一位人高馬大的手槍隊隊長冷丹墀。其他成員都是個個身強力壯，槍法嫻熟，令敵偽膽寒的手槍隊員。1943年冬，手槍隊曾在周方琳率領下，駕駛小船，偷襲日偽據點岑河口，處決和抓捕出賣前地下黨縣委書記彭祥麟，和拖槍投靠日偽、經常帶領日寇對湖區進行“三光”掃蕩、為湖區群眾所痛恨的“二簡”（簡化軒、簡學美）。隨後，公安局又破獲了震驚邊區的鄂西北特務工作團。敵人對大姐恨之入骨，曾多次對她進行偷襲和投毒。在一次夜審一名主犯時，暗藏的內奸從身後向大姐開槍行刺，因湖區潮濕，子彈瞎火了，她幸免於難。
1944年春，大姐因工作勞累，加之此前曾被捕受刑，得了肺結核病，仍堅持工作。時任地委書記的李守憲強令大姐去住院療養。其間，應城日寇陸軍五十八師團和偽軍第六師數千人，分兵十路，對我區進行地毯式的“掃蕩”。隨軍醫院將行動不便的老弱孕殘病員20餘人，轉移到白鷺湖蘆葦蕩中一個叫紅毛張家台的小島上隱蔽。
島上有七八戶漁民，因是當年賀龍紅二方麵軍的洪湖老蘇區，群眾熱情可靠。但日寇為限製我軍的活動，已將湖區的船隻全部扣押在湖對岸的武家場據點內看守起來，島上隻留有兩條小漁船。在湖區沒有船隻，寸步難行，萬一敵人上島，這支特殊“隊伍”的處境將十分危險。
不久，日寇“掃蕩”到湖對岸，槍聲不斷，火光衝天，大家憂心忡忡。當務之急，必須找到船隻。大姐和兩名孕婦戰友牛洛溎、栗野商量後，說自己是公安局局長，有責任保護大家，她要冒險去虎口奪船，戰友們也勸阻不了。
次日淩晨，大姐將身邊9歲的小弟弟交給同屋戰友陳仲梅：“如果我此去無回，他就托付給你了！”說罷，大姐就帶上18歲的警衛員白薇，一人懷揣一支駁殼槍，登上一條從漁民處借來的小漁船，直奔湖對岸而去。他們來到敵人據點附近被掃蕩的村莊，從村民中了解敵情後，找到5位通水性、敢冒險的船民悄悄地來到武家場的岸邊。隻見被扣押的船隻一字排開，用繩索拴在堤岸內的水塘內，崗樓上有日軍看守。到正午時，敵人正換崗吃飯，放鬆了警戒。在大姐和警衛員的掩護下，5名船員迅速潛入水中，割斷係船的繩索，將5條漁船先後拖上堤岸，推入湖中。
這時，崗樓的敵人發現有人偷船，便開槍射擊，一群日寇也向堤岸衝過來。大姐和警衛員一麵開槍還擊，一麵掩護大家上船撤退。當日寇衝到岸邊時，6條漁船已向湖心飛馳而去，敵人不知虛實，不敢貿然追趕。
傍晚，大姐率領著船隊出人意料地回到了島上。有了船隻，白天他們可以化整為零，上船離島隱蔽於浩瀚的蘆葦蕩中，夜晚再回到島上安歇。從此，大家轉危為安。多年戰友牛洛溎在回憶中寫道：“舒賽當時任社會部長兼公安局長，文武兼備，處事果斷，素以勇敢機智聞名邊區，她是因患肺結核住院治療的。我和栗野望著她那清秀消瘦的麵容，有些遲疑不決，‘怎能讓她拖著病軀去冒險呢？’舒賽看出了我們的心思，她平靜地站起身來，不容置辯地說：‘就這樣定了！’”
在邊區，大姐的傳奇故事不少，其中在男多女少的邊區，仍堅持革命的婚姻應建立在愛情的基礎之上，而獨身６年尚未成家,也是一例。曾任鄂西北特委書記、邊區領導之一的王翰對大姐說：“大家都稱你為‘巾幗英雄’，我還要送你三個字：‘奇女子’！”
①見《保定軍事學堂紀實》中“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名錄”（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
②見《荊楚烽煙》（江陵革命曆史回憶錄第一輯1985年12月）中周方琳文《襄河地委的正確決策》
③見馬識途著《哪樣的時代 那樣的人》（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
④見豫鄂邊區《七七月刊》（1942年6月號）
⑤見日本作家森金千秋著《常德會戰》中“潛入的美女間諜”一節（日本圖書出版社1983），以及薩蘇《新四軍美女特工之謎》2010年5月18日《中國國防報——軍事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