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高處走：小人物的人生與中國記憶（回憶錄連載13）

（接上）

第二章   毛澤東時代的幹部家庭挺有麵子

也許是鞏固政黨的執政基礎的需要，也許是毛澤東對建設國家的低成本管理的考慮，從60-70年代差不多20年的歲月，毛澤東作為共產黨的大家長，運用了獨特的封閉的階級鬥爭理論學說，以及充滿領袖宣傳魅力的《毛澤東選集》，和群眾鬥群眾的運動方式，打造出了一支鐵桿的為國效力的黨的幹部和知識分子隊伍，還是很有水平的。這在當時信息非常封閉的年代，這種攻心為上的實用主義的統治方式，是奏效的，毛澤東看得很準，很有洞察力，很有駕馭百姓的能力。

第一節   毛澤東時代的供給製經濟

誰能想到，從8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以房地產為龍頭的供應鏈產業，徹底打破了毛澤東時代30多年的全民分房製度，進而發生了全民房地產產業的嬗變。

古人說“天下之大，莫非王土”。老實說，房地產開發在沒有私有化之前，中國的“王土”，都是國家所有的，是共產黨的資產。當年國家搞供給製分房製度，想應該來源於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的理論基礎。從60-70年代，在我懂事以後的印象中，我父母得到供給製分房製度的照顧，好像有過四次搬家的機會，每次分房都是一次比一次好，因為父母職位有了變化。

我記得，我父母作為國家幹部，60年代末，分到的房子，是兩間房子沒有廳，大概50平米的樣子，一家六口將就著住；到了70年代初，又換了房子，這回是兩房一廳，70平米左右，有了廁所，有陽台，居住條件好了很多。

我印象最深的是陽台的窗戶是兩層的，有木質鐵紗窗；72年全家下放到一個縣城，分到的房子是三房一廳，90多平米，我們兄弟姐妹，開始有了自己的單獨的房間。最終這套房子，到了90年代，又換了一個更大的，120平米，到了全國開始實行企業貨幣分房的時候，父母依據工齡及職位，掏了一些錢，就把房子買下，房子就完全屬於自己的了。

其實，這個時候的國家還是厚道的。畢竟，工齡和職位，都成為可以變現的資產，一併成為抵扣房款的現錢。

我相信很多與我們一樣的家庭，在哪個年代，都有過供給製分房以及貨幣分房的經歷，家家戶戶都是隨著父母職務的高低，分到的房子也是不一樣的。可見，毛澤東的時代，幹部是國家（黨）的人，自然由國家來統籌包辦一切工作和生活，根據等級製度，什麼人享受什麼待遇，是很清晰的，凡事論功行賞，論職務高低分配資源，還算是基本公平的。

由此可見，從分房製度上，便可窺見共產黨的等級製度是比較森嚴的，一切都按規定辦事的。職務級別的高低，的確和物質享受及政治待遇緊密掛鉤，延續到今天，估計也沒有變過。不過，我相信他是可控的，因為職位有數量和約定，是可以完全控製的。相信財政包袱也是很重的。管理起來，也是不容易的。

不知是哪位大領導，下決心在全國上下搞了貨幣分房的這種符合經濟規律的聰明事情，雖然低價出售，但好歹國家把背了幾十年的包袱甩了出去，不用再背負這個龐大的固定資產，還要計算折舊，現在把現金收上來，好歹是一筆大錢。這是很明智的。這種聰明的做法，比起前蘇聯解體後的休克療法，全國到處廉價變賣國有資產的愚蠢行為，還是兩回事。

聽說現在體製內還有職務分房製度，隻是限製在省部級幹部範圍，好像正省級是300平米，副省級也有240平米，這個住房麵積放在一線城市，如果按照市場價格，也是千萬富翁了。當然，不僅因為工作需要，享受住房如此高規格待遇，還有一攬子諸如家庭保姆、公共醫療及家屬等福利安排，聽說正省級幹部家庭長期是兩個保姆，副省級也有一個保姆，都是國家支付工資，終身為幹部服務終身的。真的令人羨慕。

難怪有體製內的幹部就說“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如果離開了組織，就什麼都不是，這倒是真的”，絕對不允許“吃著黨的飯，還要砸黨的鍋”。這話說得很實在，很到位的。

不過，話說回來，黨的高級幹部，也是國家的重要資產，資產就是有價的。一方大員，領導著至少上千平方公裏的黎民百姓，忙裡忙外，日理萬機，當然應該給與優質的生活待遇才是。

我在想，這麼好的省級幹部福利製度安排，換做誰都會支持國家和政黨才是的。這比起西方靠選票選舉的政客內閣製度，不知道要好多少。所謂“鐵打的營盤”，這些高級領導幹部，應該是黨的這個大營盤的重要組成部分吧！

好像是2001年，我受德國一家大公司的邀請去德國旅行，在法蘭克福國際機場貴賓室，竟然見到德國前總理施密特，一頭白髮，背有點駝，手上拎著黑色一個公文包，和我們同班飛機飛柏林。我當時真的很感慨：想想，一個曾經的德國總理，下台後，竟然連個保鏢及秘書都沒有，完全一個普通人的行頭出行，這也太寒磣了。

後來我又聽說德國前總理施羅德下台後，竟然加入了一間民間基金會，每月拿著固定薪水為人家打工，包括前澳洲總理陸克文等，這是否西方政治人物參政議政，下野後歸隱平民的標配。反差實在太大了。看來，西方國民不是省油的燈，對政客的玩法以及監督，也是毫不含糊啊。

（未完待續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