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人物

大陸移居香港新移民。老話說“井底之蛙”,在內地我隻看到碗口大的天。來到香港,有了比較,才知世界如此精彩。我隻說自己想說的話,不代表任何人。我希望中國好,期望中國有大的智慧,處理好國際關係,學會算大賬,不賭一時之快,能成就大事,令海外的中國人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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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高處走:小人物的人生與中國記憶(回憶錄連載8)

(2023-02-15 18:51:36) 下一個

(接上)

第四節   無產階級感情大過親人感情的荒唐年代

自我懂事開始,特別是小學時期的60年代後期,毛澤東思想瀰漫於社會每個層麵,不要說大人白天工作積極,晚上政治學習,忙得不得了,即便是小孩,去學校讀書,每天背誦毛澤東語錄是少不了的,到處都充滿著濃厚的政治氣氛。

我記得,我母親60年代中期就加入了共產黨,而我父親還是非黨員幹部,政治地位明顯比我母親要低。母親經常參加黨組織生活會,知道很多事情,而我父親下了班就回家照顧我們,看得出是有些自卑的。母親是家裡的主心骨,說話一言九鼎,家裡很多事情都是母親說了算。

我有時不大理解。記得有一次我問過母親:你的條件(指家庭出身)不比父親好,為何你可以入黨,而父親不行呢?我母親告訴我,當年因為對共產黨充滿了嚮往,覺得這個黨很好,才有了加入黨組織的強烈意願,她為此犧牲了很大的親情,比如自己的父母以及兄弟姊妹。

我父親事後告訴我,說母親當年為了入黨,是寫了保證書的,並公宣佈跟地主家庭的父親徹底決裂後,黨組織才批準她的入黨申請的。也是付出了親情的代價的。

我在想,我母親當年入黨的心也是夠大的。也許她當時對共產黨充滿了嚮往,著了魔似的,也許是她的真心。換做是我,如果麵對親情和入黨,兩者要選其一,我可能會選擇親情。因為,我無法與親人斷絕關係。

聽說當年的毛澤東時代,有些人物為了對黨效忠,竟然可以大義滅親,告發自己的父(母)親以及親人,搞到親人受難甚至被繩之以法。我相信毛澤東時代絕對有這種事情的。

哪是一個怎樣的年代?

相信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組織,一定做了很多常人難以理解的攻心的事情。不然,今天的很多具有兒女情長的人,怎麼可能理解共產黨的初衷,怎麼可能搞得懂真正的共產黨的事情。

我父親經常跟我們說,母親的黨性很強,工作很講原則,也不怕得罪人。很多時候,母親在家跟父親說話時,也是一副居高臨下的架勢,很少容得下父親說一點不同的意見,為了工作觀點,夫妻時常吵架,也是經常的事情。父親為此沒少鬱悶過,煩惱過。

我清楚記得,為了早日入黨,我父親工作是很賣力的,晚上都不回家吃飯,母親也給父親不少的壓力,也許是為了麵子。最終父親如願以償,在80年代初加入了共產黨,還當上了一個科室的小科長,有了一些權力。母親才感到比較得意。

要知道,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如果是黨員的國家幹部,手上有點權力,還是很神氣的。比如招工,比如轉正,比如入黨,比如上學。因為幹部職權可以幫到家庭,幫到子女,幫到親人,而這些都是在職權範圍內的事情,至多是吃一頓飯,就能關照和得到解決,這也是當時所謂的“不正之風”。

哪有今天的有點權力的國家幹部,膽子這麼大,為了子女,為了物質生活,以及個人名和利,敢於以身試法,“抓到算你的,沒抓到是我的”。老實說,哪個年代,很少有這麼大膽子的幹部。難道這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元化領導”的結果嗎?

我記得70年代後期,隨著中國政策的變化,很多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都陸續回到城市,回到父母身邊,像我姐姐和我的二哥,之前上山下鄉,後來搞到指標都進廠當了工人。

由於父母的職權關係,姐姐和哥哥,都選了有技術的好工種,怎麼說,絕對是父母關照的結果。哪個年代,這種的事情就是一個招呼,不需要送禮送錢,至多是吃餐飯而已,所謂官官相護,幹部之間,都是互相關照。中國就是一個講人情的國家,這是不爭的事實。

這無疑是毛澤東時代延續下來的國家對幹部的一種特權,資源高度集中,必然滋生以權謀私,儘管有腐敗,有搞特殊化,但總是少數,可以控製,一定是好過資源普濟眾生的。

這是否就是毛澤東時代,國家採取的以特權換取黨心的一種權益之計。這種幹部管理方式,在信息封閉,思想高度監管的年代,是很成功的。畢竟資源是有限的,能夠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與8億國人相比,還是低成本的運作。這的確是精明的管治方式。

我相信哪個年代很多幹部子弟,多多少少都得到過父母的人脈關照。俗話說,萬丈高樓平地起,沒有第一步,哪來第二步。任何人的發達,賺錢也好,當官也罷,都離不開這個基本規律的。

在哪個年代,父母是否黨員和幹部社會地位高低,老婆家庭的地位,對子女的幫助,對親人的關照,都是最直接的。不說別人,從我父母身上,我相信大多數國家幹部,作為政治待遇的既得利益者,多少得到共產黨的政治好處,這幫人對這個黨是有真感情的。

我在香港生活了13年,開始接觸到開放世界的不同說法,才有了東西方價值觀的初淺的比較。回想起當年兒時和青少年時代,以及一路過來的成長經歷,似乎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有點荒唐,但當年的中國社會就是這樣,誰也無法否定。

當年之所以有人喊出“爹親娘親,不如黨的恩情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我相信是真的。那時的人,基本上“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毛選書。國家是封閉的,信息是閉塞的。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沒有信息比較,隻有小道消息以及撲風捉影的事,人雲亦雲,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聽說60-70年代,美元與人民幣的兌換價是1:2.5,但能夠換到美元的人,卻是很少很少的,沒有多少意義。可見是兩碼事。

雖然眼下說這種事後諸葛亮的話已經沒有意義。但不可否認的是,今天的各級幹部,各類體製內的人,是越發在乎家庭和親人,在乎得到實際利益的多少。這隻能說明社會進步了,人類又回到樸素的原點。但在我父母哪個荒誕的年代,階級感情超越親人感情,的確是存在的,你不得不佩服哪個時代的玩法是管用的。是否感覺有點今日北朝鮮的味道?

老實說,中國幾千年都是典型的人情社會,凡事講沒有原則的關照,講失去公平的官官相護,講各打五十大板的中庸之道,一朝君主一朝臣,打一派拉一派,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這也許是中國人的核心文化。但我認為,東方社會,人治再好,文化再棒,都不如西方社會的規則、製度和約束來得簡單,直接,更加公平。

我隻是有些感慨:

今天的國家公務員,對政黨的這種樸素感情似乎已經蕩然無存,更多的人在乎親情和人情。這其實是政黨的一個很大的損失。也許是社會開放了,進步了,人們都奔著優質生活去。共產黨員也是人,也有老婆孩子,也有七情六慾,甚至比普通人更加高人一等,慾望更加高,一點也不出奇。

真是此一時彼一時。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大課題。

(未完待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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