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與太太吳昭文 (左)，數十載風雨同舟，夫唱婦隨樂融融。(曾慧燕攝)
世有伯樂，而後有千裏馬。唐德剛著作等身，何其幸運，他遇到生命中的兩位“文壇伯樂”，一為台灣《傳記文學》發行人劉紹唐(已故)，一為香港名報人胡菊人(現居加拿大溫哥華)，由於他們的慧眼和“容忍”，唐德剛的書出了一本又一本。
唐德剛一直以“事忙人懶”自嘲，別人想出書，求爺爺告奶奶還未必如願，唐德剛幸運碰到賞識他的劉紹唐和胡菊人，每次他都是十分被動地出書，“拖拉”成了他的老毛病，數本叫好叫座的書，都是“千呼萬喚始出來”。
就拿他的《中國之惑》一書的出版過程來說，此書本應在1988年就上市，胡菊人編排、打字、校樣，親自包辦一切，當“萬事俱備”後，為了尊重作者，送唐德剛一觀校樣，而他卻一拖兩年，最後還是原封不動寄還給胡菊人，“為此我自己也無法原諒自己，真要向菊人伉儷磕頭才對。”
唐德剛與胡菊人相知相識30多年。1950年代末，在胡適策動下，他們十多位學者針對時艱，為宣傳民主，提倡新學，在紐約辦了三年的中文月刊《海外論壇》(雷震稱它為《自由中國》海外姊妹刊物)。胡菊人當時是《海外論壇》社在香港編輯發行的總代理，與唐德剛時常魚雁相通，情同手足。
《海外論壇》停刊後，唐德剛擱筆20年，在劉紹唐和胡菊人力邀下，才“重操舊業、再作馮婦”。
胡菊人是因接編《明報月刊》，與唐恢復聯繫。因唐完成《李宗仁回憶錄》的中文底稿後，由於李宗仁1965年夏自美國“潛逃”回中國大陸，中英文兩稿被哥倫比亞大學查封十多年，才將原稿發還唐德剛，允許他覓書商出版。
“菊人這時正主編《明報月刊》而譽滿海外。他得到有關李稿的消息後，乃爭取該稿的首印權和連載權。我們雙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當局則因此稿部頭太大、複印困難，遲遲未能交出。在我兩人都有點失望的情況下，我們也時時提起《海外論壇》的往事。菊人說，暫時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單獨替『明月』寫寫稿子嘛。”
這是1976年春末，也是無巧不成書，唐德剛有位在圖書館工作的朋友，送他一本大陸文革時代官方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分上下兩卷，約百餘萬言。
“這本書太精彩了。它所記載的才是貨真價實的『毛澤東思想』，它所規劃的才是具有原來麵目、亂頭粗服的土老頭兒毛澤東。”
這年暑假，他攜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攜此書為唯一“度假書”。當妻女外出購物、玩樂或夜晚就寢後，他就“陪毛主席娓娓而談”。從紐約到渥太華，再從渥太華回到紐約，他把這本百萬言的“禁書”細細咀嚼後，習慣支配他寫點劄記，一動筆，不得了，用他的話來說，“也變成老毛的文革─收不了場。”一口氣寫了6萬5000字。
“寫了這一大堆垃圾幹什麽呢？靈機一動，小胡(菊人)不是要我寫稿子嗎？這不是稿子嗎？”他給胡菊人寄稿時附了一封信：“這是一大包垃圾，但其中或有點可用的材料──有『新聞價值』嘛。足下可選用則選用之，不可用則拿去抹抹桌子，丟掉它。”
寄出不久，他就收到胡菊人回信，表示全部採用，在《明報月刊》連載半年，至1977年4月，才由《李宗仁回憶錄》接班，逐月連載兩年又因故暫停。
轉眼十來年過去，國事滄桑多變，胡菊人亦自《明報月刊》轉往《中報》，後來再自行創辦《百姓》半月刊。胡菊人提議把他當年評毛澤東思想的書評，配上若幹近作出版成書，由時任《百姓》半月刊主筆陸鏗作序，《中國之惑》一書由此而來。
唐德剛行文特色是以文學家的風格及體裁寫作史學論著。與他交誼甚篤的陸鏗說：“德剛史識、史德兼備，見解異於流俗，文學修養深厚，文風獨具一格。”
胡菊人說，讀唐德剛的文章，“感到像是讀曆史一樣，然而又不像是讀曆史，卻像是觀劇一樣。”他又指出，“由於唐德剛的文筆有文學筆底，寫得靈活，因而讓讀者不忍停下來，這就是文學筆法的功勞。”
唐德剛則稱他的作品為“發憤之作”，自言得力於“數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潤，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而為文”。
先看德剛 後看胡適
唐德剛以文學家的風格及體裁寫作史學論著，《史學與紅學》和《書緣與人緣》是他的兩本近作。(曾慧燕攝)
1970年代的海外史學界，風行“先看德剛，後看胡適”之說。自唐德剛的《胡適口述自傳》問世以來，他為此書每一章寫的“註釋”，產生“買櫝還珠”的奇特現象，傳與註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甚至有人認為，就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而言，註釋部分的份量還遠遠在傳文之上。
唐德剛之所以成為《傳記文學》的文膽和劉紹唐的摯友，皆因一個愛其才，一個敬其識。劉紹唐每每提起這位“才氣型的史學家”就讚不絕口：“現在像這樣史學造詣一流又有文采捷才的作者真是越來越難得了。”
多少年來，劉紹唐一直要為唐德剛出一套《唐氏四書》(此前劉已為他出版三本書)，他卻一拖再拖，劉紹唐卻是唐德剛多本著作的催生者。
最初唐德剛一支生花妙筆“塵封”20多年後，自認為已不會用中文寫作。劉紹唐以“欲擒故縱”的方法，要他將早期用英文寫的《胡適自傳》翻譯成中文。
唐德剛說：“這項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幹的。但劉紹唐說：胡適是位曆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師，別人把他的英文自傳譯糟了，你不好說，同時對你也不大好。”唐德剛仔細一想，劉紹唐言之有理，但內心仍然很矛盾，“因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翻譯自己的著作上。”
不過，在劉紹唐好說歹說、軟硬兼施的勸說下，唐德剛還是勉為其難一翻兩年，“竟然變成劉傳記『野史館』內的『野史作家』了。”
他出版《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也是多得素有“文化大護法”之稱的台灣企業家陳宏正的鼎力相助。唐德剛說：“陳宏正知道我是一個頗招物議的『胡適小門生』，因而極力勸我把零星舊作拚起來出書。他甚至主動把拙作搜出若幹篇，編好目錄，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弄得我惶愧不盡。”
可是，當兩書編排妥當、打出清樣、出版社刊出“新書預告”後，唐德剛的“老毛病”又發作了。他把出版樣品帶回美國，一擱經年。“紹唐知我拖拉的個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則是個著重效率的現代企業家，他對我催書則函電交馳，有些對我過譽的讀者，看見預告後，也寫了熱情洋溢的催書信函，讀之令我臉紅。”
最後，唐德剛值赴中國訪問之機，把沉重的樣稿揹到北京、沈陽和承德避暑山莊，然後再揹回台北，原封不動還給劉紹唐。
唐德剛對他的“被動出書”另有一套“學說”。他說，古今中外，名儒碩彥插架琳琅，“我掌握過幾家學說呢？在此十年千變的大時代中，不斷觀察，不斷思考，不斷摸索，不斷讀書的求答案心情，數十年未敢稍輟。既然尚在摸索中，『藏之名山』大可不必，自出選集更是犯不著。“
不過，也有例外一次，他的《胡適口述自傳》由英文譯成中文，交《傳記文學》出版時，劉紹唐請他寫篇“短序”，正好碰上他“舊情噴發期”，“發而為文一發不可收”，最後洋洋灑灑數十萬言，《胡適雜憶》由此而來。
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教授夏誌清即因《胡適雜憶》一書，稱唐德剛為“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
口述曆史 功在千秋
1957年，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韋慕庭在哥大設立中國名人口述曆史計劃，最早擬定的受訪者包括孔祥熙、陳立夫、胡適、李宗仁和顧維鈞五人，唐德剛因緣際會，成為中國名人口述曆史的先行者，並堅持做了十多年，原因是“完全上了癮”。
口述曆史是一種搶救曆史的行動，也被看作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之舉。唐德剛認為，曆史最可貴的是真實，由那些曆史親曆者親口講述自己的曆史，這就保持了最高真實性，“因為那才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曆史。“
期間，他先後訪問胡適、李宗仁、顧維鈞等人，費盡心血翻閱大量口述曆史資料，錄製百餘盤錄音帶。他說：“口述曆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人記的曆史，口述部分隻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
口述曆史與一般史料有何不同？他說：“口述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無對證的。”例如他替胡適寫口述曆史，胡的口述是50%，另外50%的內容要自己找材枓加以印證補充。
再如李宗仁的口述曆史，也大概隻有15%是他口述，85%是唐德剛從圖書館、報紙等方麵資料補充考證而成。
唐德剛很早就與胡適結下“師生緣”。胡適年少就“暴得大名”，大半生榮華富貴，得意非凡。但1950代是他一生最低潮、最失意時期，其時他已從一個叱吒風雲的“聖人”，淪為窮愁潦倒的寓公。那時大陸批胡適思想風頭火勢，台灣當局也把他扔在天之一隅靠養老金生活，唐德剛在胡適最孤獨、最需要的時候出現在他身邊。
唐德剛形容，“胡先生那時同我的關係，是一個窮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關係。這兩個老幼乞丐的關係，不是馬融絳帳，或程門立雪的關係，而是一同箕坐草窩。“這種“關門單傳”的聞道方式，使他深得“胡學”精髓。
唐德剛以身為胡適的“小門生”為榮。他雖然沒有正式拿過胡適的學分，卻單獨上過“胡適學”的課在一千小時以上，“這是胡適所有的學生中前所未有的事。這一點我感到師恩獨厚一做了胡老師收山的小門生。“
唐德剛讀了很多胡適的書，是胡適“不疑處有疑”的治學方法最佳詮釋者，雖然他對胡適禮敬甚重，但他客觀評價說：“人無完人，樹無九枝。胡適是人不是神，怎能十全十美。”所以他常常質疑胡適的論斷，自稱“三七論” ，即對胡適學說三分接受，七分懷疑，為此曾被文壇耆老蘇雪林罵他“猶大” ，唐德剛不以為忤，還滿有風度表示，他不願跟“蘇阿姨”頂嘴，“讓她罵兩句，出口老人氣，對健康也是有好處的。”
李宗仁回憶錄 好事多磨
自1958年春起至1965年夏，唐德剛為前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做口述曆史，前後長達七載。他最大的感受是“教拳容易改拳難” ，要幫助一位老將軍寫曆史，實在費煞苦心。“而《李宗仁回憶錄》一波三折的出版過程，更讓唐德剛欲哭無淚。
在為李宗仁口述曆史的過程中，為了尊重史實，大凡李宗仁說的與史實不符的地方，唐德剛大刀闊斧全給他砍掉，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寫而補充之。“最初我『箍』得太多了，他老人家多少有點悻悻然。我為著慢慢地說服他，便帶了些《護國軍紀實》一類的史籍，和民國初年出版的報章雜誌給他看。我甚至把《民國史演義》也借給他讀。這部演義雖是小說，但是全書大綱節目，倒是按照史實寫的。李先生對這種書也頗感興趣，也有意閱讀。我為他再解釋那些是‘信史’可用，那些是‘稗官’要刪。”
李宗仁對唐德剛糾正的謬誤，經常辯稱“有書為證” ，而他提供的書，卻是唐人街中國書店買的“野史”。唐德剛對李宗仁 說︰“寫曆史也如帶兵打仗，打仗要靠正確的‘軍事情報’，情報不正確，是會打敗仗的。寫曆史也要有正確的‘學術情報’，情報不正確，寫出的曆史就要惹行家 訕笑了。”
唐德剛經常犧牲個人休息時間，做完正式訪問後，就陪李宗仁、郭德潔夫婦天南地北聊到深夜，這算是他們“無記錄的談話”，這個辦法是唐德剛從訪問胡適得來的經驗。“因為這些不經意之談，往往卻沙裏藏金，其史料價值，大於正式訪問。”
在這些輕鬆談話後的兩三天內，唐則獨坐研究室，廣集史料，參照筆記，搜索枯腸，一口氣寫成兩三萬言長文，送交李宗仁認可增刪。他與李氏的合作前後長達六、七年，花了無數心血，才完成這兩本中英文回憶錄，它們也是哥大中國口述曆史學部唯一完工付梓的兩部書。
唐德剛當時在哥大以助教授身分，兼該校中文圖書部主任，他自嘲是“隱姓埋名的天朝棄民”，日以繼夜的為大學做了許多無名無利的苦工。而他與幾位同事的薪金，“屬於當時哥大最低層的一級。“
不過，唐德剛覺得自己肩負的是“搶救珍貴曆史資料，記錄曆史真相”的任務，在某種意義上，他是抱著民族責任感和愛國熱情去搶救一係列珍貴的曆史片斷，這正是驅使他不惜工本、不計較報酬的為李宗仁等人記錄曆史的動力。
李宗仁那時已心存“不如歸去”之意，他不知唐德剛後來已“受調離職”，仍不時找他吃飯聊天，討論修改出版英文回憶錄 的事。他希望在動身返大陸前，把回憶錄做一了結，所以不時催唐德剛加油。唐既是中英文稿唯一的執筆人，總覺得不能拂袖不管，加之他視李宗仁為前輩，“我倆都是中國傳統孕育的中國知識分子，關於『無酬之工』，我連『暗示』也不敢微露。”
唐利用休息時間，漏夜趕工，以不負所望。“所幸那時精力旺盛，有時整夜打字，直至紅日當窗，我才假寐片刻，便要趕往哥大上班了。”
李宗仁回憶錄終於殺青後，唐德剛本已為他與哥大出版部擬訂合約，誰知節外生枝，出版部主持人因婚姻問題請假，一時無法返校簽約，李宗仁夫婦等不及他回來，於1965年7月悄然離美，取道蘇黎世回大陸“投共”，成為當時轟動國際的大新聞。
“為山九仞，功虧一簧。”這部回憶錄錯過出版時機後，封存哥大15年。唐德剛盛年執筆，披肝瀝膽，前後22年，至兩鬢披霜，閱盡興亡，此書英文稿終於1977年6月在英、美兩國同時出版，哥大口述曆史學部原主持人韋慕庭與何廉在合撰的導言中鄭重指出，“本書是一位曆史製造者和一位曆史學家的合著。”唐德剛回想20多年的曲折遭遇，“不禁捧書泣下” ，並“嗟歎其命也夫！”
為顧維鈞作口述曆史
唐德剛認識“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職業外交家”顧維鈞，進而成為顧氏助手，也是由他的老本行“口述曆史”開始。最初哥 大“中國口述曆史部”隻有夏連蔭、唐德剛兩名全職研究員，顧在1960年初參加“口述曆史”後，校方本來指定夏連蔭任訪問，但她在訪問顧的童年事跡後， 就輟工不幹了。
唐德剛那時在哥大工作繁重，但“顧維鈞”這三個字，對他的誘惑力太大了。“搞中國近代史怎能和顧維鈞失之交臂呢？““顧總長”的傳奇故事，唐德剛還是小孩子時就聽得多了，那時他覺得這位“鐵獅子胡同的顧總長”，是多麽遙不可及，如今近在眼前，何能放過？
顧維鈞對唐德剛的“接班”，歡喜不盡，因唐對民國曆史如數家珍，對“直係”、“皖係”更是倒背如流。唐熟知稗官野史，顧講上文他已知下文，不用多費唇舌解釋。
唐德剛還糾正顧的錯誤，有次顧氏把“金佛郎案”當中一段故事張冠李戴了，唐說他錯了，顧不服，堅持說“事如昨日”，唐乃把顧當年自己簽署的文件，再次反證，顧才服輸。
顧維鈞對唐德剛顯然頗為賞識，他那時出任海牙國際法庭大法官，每年回紐約度假三數月，每次回紐約前，總是先寫信告訴哥大當局，盼能借調他這位唐博士繼續做助手”。
唐德剛指出，顧維鈞那時在冠蓋雲集的華盛頓外交圈中，是一位最年輕英俊，可能也是最有風度和才華的外交官，更是白宮主人早期的忘年交，出盡鋒頭。雖然顧搞的是“弱國外交” ，但他個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份量，往往超過他代表的政府。“檢討起來，顧氏一生的成就，讀曆史的人，或許會惋惜他『事非其主』，為其才華抱不平。”
與張學良一段交情
唐德剛與張學良將軍也有一段異於常人的交情。他說︰“做口述曆史一直是張學良最重要的願望，他是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直接創造了曆史，有太多的事件經曆需要記錄下來。“張學良是在看了唐德剛寫的《李宗仁回憶錄》後，決定讓他來做這件事。“記得當時我在台北，星雲法師請我寫一本中國南北朝時期的一位慧深和尚遊曆美洲的書。張學良派人從紐約打電話打到佛光山找到我，說張學良想請我吃飯，在台北來來飯店，那天張學良戴了個墨鏡和禮帽，見到我時，他起身脫帽說“我看了你寫的《李宗仁回憶錄》，寫的好。我還看了你寫的關於我的另一篇文章，寫的頂刮刮。”
就在那次宴會上，張學良表示想請唐為他寫回憶錄。後來，大概在1991年5月底，張學良到紐約時，住在他的紅顏知己貝太太家。有一天，他應邀到唐德剛家吃飯，也談起口述曆史的事，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完成，唐德剛至今仍覺得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他認為，像張學良、李宗仁、胡適、陳立夫和宋子文這些人物，“都是民國史上，極重要的曆史製造者。曆史家應乘此千載難逢的機會，找出這類人物在中國曆史演進過程中成長的經過，把他們與整個民國史做平行的研究。“
唐德剛深有感觸地說︰“作為一個流落海外的華裔史學工作者，眼底手頭所見，是一些琳琅滿目的中華無價之寶，眼睜睜地看逐漸流失，內心所發生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遺恨、惋惜之情交織，而又無能為力，心理上的孤獨之感，真非親曆者所能體會於萬一也。如果這些有價值的活資料，在 我們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地保存下來，那麽很可能就會丟失，那就是我們這一代史學家的失職。”
(原載“世界周刊”2004年11月4日）
附：史學家唐德剛 病逝舊金山
【北美世界日報記者曾慧燕紐約2009/10/29報導】
兩岸三地知名的曆史學家唐德剛，2009年10月26日深夜11時20分，因腎衰竭在舊金山佛利蒙家中病逝，享年90歲。家屬訂11月8日在舊金山灣區為其舉行火葬。
唐德剛妻子吳昭文28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唐德剛近年罹患老年失智和腎病，但拒絕接受洗腎，臨終前沒有遭受任何痛苦，“走得非常平靜”，甚至沒有住院“插管”，算是“無疾而終”。
總部位於紐約的“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會長禤福煇表示，該會由唐德剛1991年創立，會員們對唐德剛的去世，均感悲痛哀悼。唐德剛一生致力中國近代史和口述曆史研究，他們希望繼續唐德剛的未竟之業。 禤福煇表示，唐德剛夫婦定居新澤西州多年，因健康、氣候問題，加上其子女均在加州，直到今年（2009年）5月才遷往加州。
臨搬家前，唐德剛將全部藏書共計124箱書，委託發起“贈書中國計劃”的退休華裔學者馬大任捐贈安徽大學。
唐德剛1920年8月生於安徽合肥，人在異邦，仍心係故園，關心家鄉教育事業，故將藏書悉數捐出。
唐德剛夫婦育有一子一女，長子光儀是建築師，女兒光佩是電腦工程師，還有男女孫各一。
唐德剛幼承庭訓，國學根底深厚。在重慶中央大學曆史係畢業後，在省立安徽學院任教。抗戰勝利後，考取自費留美，負笈哥倫比亞大學曆史係，1959年獲哥大博士學位。先後任教哥大和紐約市立大學，並兼任紐大亞洲史學係主任。
在史學方麵，唐德剛有兩大重要貢獻：一是口述史，二是關於中國近代演變的“曆史三峽”說。唐德剛在紐約創建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訪問經曆抗戰時期的老人，是他積極推廣口述史研究的貢獻之一。
大病初癒的唐德剛，仍好學不倦，“日夜進修不暇”，日常借助放大鏡讀書治史。(曾慧燕攝於2004年2004年3月22日)
左起：崔蓉芝、唐德剛、曾慧燕（攝於1989年7月28日）
訪問結束後，唐德剛主動提出要與曾慧燕合影。（吳鏗章攝影）
陳立夫 (左)是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名人口述曆史計畫最早擬定的五位受訪者之一，唐德剛 (右)因緣際會 ，成為口述曆史的先行者。圖為1989年11月兩人在紐約合影。(唐德剛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