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接警報,初三出兵,初四黃袍加身,初五改朝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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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太平年》論大勢：為何亂世的終點，最終指向了這場“不光彩”的兵變？

 

陳橋兵變又稱陳橋驛兵變，是趙匡胤發動的取代後周，建立宋朝的兵變事件，此典故又稱黃袍加身。

959年，周世宗柴榮駕崩，七歲的周恭帝柴宗訓即位。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與禁軍高級將領石守信、王審琦等掌握了軍權。

960年正月初一，傳聞契丹聯合北漢南下攻周（據傳，這是趙匡胤放出的假消息）。宰相範質等未辨真偽，急遣趙匡胤統率諸軍北上禦敵。周軍行至陳橋驛，趙匡胤和趙普等密謀策劃，發動兵變，眾將以黃袍加在趙匡胤身上，擁立他為皇帝。

趙匡胤假意推脫，隨後順水推舟，穿上了黃袍。接著，趙匡胤率軍回師開封，京城守將石守信、王審琦開城迎接趙匡胤入城，脅迫周恭帝禪位。趙匡胤即位後，隨即改國號為“宋”。

這場兵變是早有預謀的。

從正月初一接到警報、初三出兵、初四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到初五回京受禪改朝換代，整個過程在短短四五天內一氣嗬成，環環相扣，遠超一次偶然兵變所能達到的效率。同時，趙匡胤在出征前已通過人事安排，確保了軍隊絕對聽從其指揮。

在眾人唾罵趙匡胤背棄恩人托付，從孤兒寡母手中奪取政權之時，也許有人要問：趙匡胤已經大權在握，即使不進行兵變，不也很好嗎？既不負恩君所托，英名留史，又能夠錦衣玉食，子孫富貴，豈不兩全其美？

此話看起來不錯，但是聯係自唐末以來的五代十國的血腥曆史，就要思考掂量了。

試推演一下，趙匡胤如不進行兵變，結局可能有二：

一是和後周太祖郭威一樣，雖然忠心於皇帝，但是因為功高蓋主，而因小人讒言，被後漢隱帝劉承祐猜忌，最後被迫造反。

二是因為功勳卓著，被小人奸臣誣陷而屈死，如同後來遇害於風波亭的嶽飛。

而考量當時五代十國的軍閥混戰，僅憑這孤兒寡母，若無忠心耿耿而又文武雙全的文臣武將盡力輔佐，後周是很難延續下去的。而且，即使這樣，誰能夠保證這些文臣武將中沒有覬覦皇位，又缺少趙匡胤那樣的雄才大略的人等呢？（如同唐末受信於皇恩又親手葬送唐朝的朱溫）那樣，中原大地仍然會軍閥混戰，百姓塗炭，五代十國不知還要延續多少年。

相比之下，陳橋這樣的兵變也許是一種比較好的結局，沒有造成任何戰亂。

兵變之後，趙匡胤與眾將領約法三章：不得淩辱太後、幼主，不得淩辱大臣，不得掠奪京城。回到京城後，隨即下令：柴榮的7歲幼子被降封為鄭王，其寡母隨之享受俸祿。並且立即約束軍隊紀律，安撫後周舊臣，確保了政權的平待領取穩過渡，展現了其高超的政治謀劃能力。這樣，“陳橋兵變”以近乎“兵不血刃”的方式完成了政權更迭，建立了宋朝，定都開封。否則，即使是郭威模式，兩軍交戰，雖然不會傷及太多的無辜百姓，也要死傷很多將士。

陳橋兵變最重要的意義是，建立了統一的北宋王朝，逐步消滅割據政權，結束了唐朝滅亡後中原地區長達53年的五代十國混戰，首次實現中原核心區域的統一。為宋朝的經濟文化繁榮奠定了基礎。

 

從個人恩怨方麵，趙匡胤也許有負於恩君柴榮的囑托，但是從曆史的潮流，從百萬甚至千萬百姓性命的角度看，趙匡胤的陳橋兵變也許是一個正確的曆史性的選擇。

讀至此處，我們或許會陷入兩難：是該堅持唾罵那個背棄誓言的將領，還是該慶幸那個終結亂世的君主？

曆史的評判，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單選題。真正的思考，或許在於理解這種兩難本身。

它提醒我們：評價任何宏大轉折，都需要警惕單一維度的激情審判。輕易將複雜事件納入“忠奸”的簡單框架，固然快意，卻也容易讓我們錯失曆史深處的複雜邏輯與沉重代價。

那麽，回到最初的問題：趙匡胤與陳橋兵變，是忠是奸，是功是過？陳橋兵變留給我們的不是一道簡單的選擇題，而是一麵鏡子——照見我們如何麵對複雜，如何在情與理、道與勢、個體與全局之間，尋找一種更清醒、也更負責的思考姿態。

讀史的意義之一，或許正在於此：它不斷訓練我們，在評判之前先理解，在憤怒之外看見更多維度。 

這或許比單純唾罵或讚美一個千年古人，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