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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出了個蔣經國
中國出了個蔣經國 文/楊恒均
六十年代，一位美國議員到台灣對蔣經國說，要反攻大陸的話，得趁早。理由是任何年輕人被共產黨教育十年，一輩子就都是“頑固的共黨分子”了。言下之意收回大陸也收不回人心。蔣經國聽到此語，回頭對助手調皮地眨眨眼，因為他本人就是在當時共產主義的大本營蘇聯被洗腦了整整十二年。
究其一生，蔣經國身上的馬克思主義氣味與社會主義思想還真是很濃的。他常常一身布衣深入民間，訪寒問苦，這在軍裝筆挺的國民黨精英中還真是少見的；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像他父親那輩一樣對共產黨表現出應有的“刻骨仇恨”，他早期對台灣的改革，和他莫斯科老同學鄧小平在中國大陸所做的幾乎一模一樣。這都讓他成為國民黨中的異類，經常遭到非議甚至攻擊。當他選定的接班人李登輝被情治機關發現早期曾參加共產黨組織時，他揮揮手表示“就這樣了”。
蔣經國被譽為台灣現代化的推手，雖然是獨裁者，但卻把自己變成了最後一個獨裁者。當然，他並不是沒有爭議的，我接觸的一些民進黨人士就對他執政幾十年裏鎮壓異議人士耿耿於懷。國民黨撤到台灣後到蔣經國去世的38年間，處死了4500人左右。看到1949年北京開國大典城樓上站的那些“投共叛變”的國民黨人，撤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瘋狂獵殺“潛伏”的共黨分子，似乎不難理解，而這個工作就是由蔣經國執行的，其中不乏濫殺與借機殺害異議分子。
這波獵殺過去後，蔣經國對待異議分子的態度有所改變，從不殺到不流血，到大度包容允許競爭到開放報禁、黨禁，不過，直到他死之前不久，台灣關押追求民主人士的行動都沒有停止。推崇蔣經國沒錯，但不能過分美化曆史，否則會看不清未來的。
重溫蔣經國曆史，我最想搞清楚的是，他在死之前鬆開緊握權力的雙手，兌現他們父子承諾了大半個世紀的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到底是他從始至終的“宏圖大計”呢，還是在各方勢力逼迫之下的“萬不得已”？如果是前者，是什麽阻止他拖了幾十年？如果是後者，又是哪些力量促使他臨死之前硬是從一位獨裁者搖身一變而成為中華民族曆史上最偉大的民主先行者之一？
雖然有不少身邊人回憶蔣經國一生中多次提到世界潮流，談到民主是台灣必走之路，但我仔細查看並對比了一下，如果僅僅從留下來的文字看，他對西方民主的論述甚至還沒有毛澤東當年鬧革命時候說的深入和激動人心。而他在台灣實際掌權後的所作所為，包括對異議分子、黨外人士的讓步與妥協，也大多是從“保黨”的立場出發的，他可能到死都並沒有認為這些力量會取代國民黨——更不用說接受西方的靠選票完成“政黨輪替”的理念了。
而蔣經國無論是集中力量發展經濟，還是後來開始重視人權，逐步民主化，當時最主要的目的是用來對付台灣最大的敵人——對岸的共黨政權。他曾經用台灣取得的經濟成績在國際社會上贏得了對大陸的第一波戰役，而當大陸也改革開放，尤其是中美建交後，他預感大陸的經濟在鄧小平領導之下遲早會發展起來，於是又生出了用“民主”來擊敗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繼續保持“民主台灣”在美國等世界發達國家眼中的優勢地位。
這樣看來，蔣經國在口頭承認民主潮流不可逆轉之時，更多的是把民主當成了一種生存的工具與對付中共的武器。更有意思的是，他打內心深處意識到，獨裁者沒有好下場，誰能領導“國家”走向民主，誰就是偉人。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怪異的現象，他對那些要求解除報禁、黨禁的異議人士絕不留情，而最後卻由他親自動手實現了異議人士的願望。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五十年代當局嚴厲判處《自由中國》主編雷震十年徒刑，而翻開雷震當時的主張，發現幾乎原封不動被蔣經國後來一一實現。這可能是我說的“最聰明”的獨裁者：他們獨裁一生，享盡榮華富貴與無限的權力，卻在最後反手一擊，硬是把自己弄成了曆史偉人——曆史上這樣的人並不多，絕頂聰明的蔣經國就是其中之一。台灣可以搞民主，但絕不是通過你推翻我的威權統治來實現民主，而是我自己通過威權的手段，最後實現民主。獨裁在我，民主還是我。
這恐怕也是蔣經國爭議最大的地方吧。因為那些反對他的人可以說，台灣早就應該民主了，正是因為蔣經國的倒行逆施，才從雷震的五十年代（甚至早至大陸時期）硬是拖到了九十年代。這就扯出了我們必須思考的第二個問題：一個獨裁或者威權統治下的國家，什麽時候實現民主更合適？
支持蔣經國的人大多認為，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台灣允許反對黨、容忍更高層級選舉的條件根本不存在，如果貿然實行民主，台灣本省人甚至台獨勢力肯定會（依仗人多而）上台，最終引發戰爭甚至導致台灣滅亡，也有認為台灣當時的經濟也不夠發達……經過經濟大發展，尤其是威權統治下幾十年逐步完善的法治和一步一步擴大的有限自由，蔣經國不是遏製了台灣民主的發展，而是控製、引導和培養了一個成熟的台灣民主。
如果細讀蔣經國時代的曆史，上麵的觀點不無道理。你會發現，貫穿蔣經國時代，他在人權、自由和民主上每走一步，幾乎都受到了那些要維護“蔣家王朝”的國民黨強大勢力的阻擾。很多時候，是下麵的那些國民黨右派試圖壓製、鎮壓民主力量，而蔣經國卻借助強大的權威逼迫他們“改弦易轍”。有好幾個場合都讓我聯想到，如果蔣經國沒有借助警特和他父親建立了如此強大的權威，他根本不可能走到最後，很可能被更保守更頑固的勢力趕下台。
蔣經國對國民黨內反對他的那些力量尤其是頑固勢力，一向不輕饒，說流放就流放，從不後悔，可對於那些追求民主的人士包括民進黨彭敏明等，總是耐心爭取，試圖把他們納於體製內（謝天謝地，他們大多拒絕了），同他一起共同改革，碎步走向民主。說到這裏，連西方人也承認，深得儒家精髓的台灣，無論是蔣經國，還是那些反對他的人，都采取了某種不走極端的“中庸”之道。那些極端反對民主的當權者，還有那些試圖使用極端手段實現民主的反對派，都被蔣經國收拾了，留下的溫和獨裁與溫和民主派最終推動了亞洲最平和的民主轉型。
當然，沒有台灣民間的民主力量和黨內的開明派，我相信蔣經國絕對不會主動鬆開權力，台灣前赴後繼的民主力量，促成、迫使了蔣經國兌現半個世紀前的承諾。這並不能減低蔣經國的曆史功績，哪一個獨裁者沒有來自黨內外與民間的強大民主力量的衝擊？但有幾個會像蔣經國一樣悟出並踐行“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麽時候不去用它”的道理？又有哪個緊抓槍杆子與筆杆子的強大的獨裁者麵對弱小的街頭群眾時會說出“抓人解決不了問題”的話？
雖然沒有多少文獻描寫蔣經國的內心世界，但整整有十幾年時間裏，他都麵臨這樣的困境：他有意走向自由開放，實行法治，一步一步走向台灣式的民主，可隻要他稍微鬆開一點權力，自由派與本土聲音就大了起來，而矛頭幾乎都是針對他的。翻開蔣經國最後要走前放開報禁之後忽然出現的那幾十份報紙吧，幾乎每一份都在批評、攻擊中國五千年曆史上第一次完全允許放開報禁的蔣經國……
這就是試圖改革的獨裁者的困境！稍微不好，你可能下野，可能成為戈爾巴喬夫，甚至可能成為被釘在恥辱柱上的失敗者。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獨裁者寧肯繼續緊握權力，不見棺材不落淚，或者走回頭路，效仿曆史上那些“最成功的獨裁者”。而中國的蔣經國，卻選擇了另外一條路，哪怕那是在他死之前不久才做出最關鍵最重要的選擇。這就是蔣經國的最大意義。
當然我能理解在台灣，蔣經國的意義可能會越來越小，畢竟那裏有整整一代為民主付出了血和淚的普通人，可對於中國和整個世界來說，蔣經國的意義不可小覷：為民主自由打拚甚至犧牲生命的受壓迫民眾並不少見，可為民主而最終站出來推動和平轉型的獨裁者幾乎是鳳毛麟角的——中國出了一位，他就是蔣經國！
中國出了個蔣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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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是中真正的偉人！一個可以放下一切的統治者！
1987年12月25日，蔣經國坐輪椅參加行憲紀念日大會，此時他已不能說話，“總統致辭”由“國大”秘書長何宜武宣讀。會場秩序一片混亂，台下的民進黨籍代表頭纏布條，高舉橫幅大聲抗議、喧嘩。
麵龐浮腫的蔣經國離場前，默默地凝望著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這是蔣經國留給世人的最後一個鏡頭。
19天後，蔣經國病逝。當天，台灣全島鮮花銷售一空，成千上萬的台灣人自發街頭列隊向蔣經國致哀。
但曆史變革仍以巨大的慣性繼續向前。
1991年4月，台灣“國民大會臨時會”召開，製訂“憲法增修條文”，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1992年5月，“陰謀內亂罪”和“言論內亂罪”被廢止。
1994年，台灣“省長”直選，讓台灣人民每人一票選舉“省長”。
1996年，台灣舉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總統”民選。
台灣的民主改革，是蔣經國生前偉大的政治舉措，在改革之前，他不畏懼國民黨內的反對勢力，也不擔心放開黨禁報禁之後會導致天下大亂，乃至不擔心國民黨丟掉政權。若不是有偉人的心胸氣魄、誰敢冒此政治風險？
當國民黨內許多人向蔣經國提出質疑，國民黨大佬、“國策顧問”沈昌煥對蔣經國說：“這樣做，國民黨將來可能失去政權的！”
蔣經國卻淡淡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他的聲音不大，語氣輕微，但這一句話，如同萬鈞雷霆，振聾發聵。
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權在握、唯我獨尊，死後卻身敗名裂、家人不保；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締造曆史的偉人，死後其頭上的光環卻日漸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時風光無限，其實隻不過是曆史上的匆匆過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動了曆史的進程，死後其曆史作用日益彰顯，是當之無愧的曆史偉人。蔣經國，應該就是這樣一個偉大人物。
按說，蔣經國是靠父親才一步一步走上權力頂峰，並非中國人傳統觀念中的“創業之君”。在二十世紀蔣家還搞過“世襲製”，蔣經國能做個“守成庸主”就不錯了，離“曆史偉人”相距甚遠。
而在蔣經國離世十幾年之後，他卻成了海峽兩岸為大多數人所公認的“曆史偉人”。馬英九在蔣經國逝世十五周年的時候寫過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說，“15年來，在‘誰對台灣貢獻最大?’的民調中，蔣經國始終高居第一。”台灣《天下》雜誌的民調也顯示，蔣經國在去世十幾年後依然被民眾視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
蔣經國的一生，曆經風雨坎坷，在俄國14年，他做過苦工，從做粗工開始，做過翻砂工，用鐵錘把鐵板錘平。蔣經國在俄國集體農場耕過田，做過衛生管理員，專門負責掃廁所。斯大林還把他充軍到西伯利亞，在烏拉爾地方做礦工，工作強度大，但是卻經常吃不飽，如果工作沒有做好，還會挨皮鞭。蔣經國在俄國曾經身無分文，還討過飯。有一回，蔣經國發覺一家餐館後麵的水溝裏，漂著一層油水，他餓得頭暈，想辦法把這水溝裏的油水刮起來，用一隻罐子裝好，再找東西來燒，就吃煮熱的“油水”填肚子。天降大雪，夜裏冷得出奇，蔣經國找到一個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間挖個洞，蹲縮在桶裏，度過漫漫 寒夜。
1927年間，他申請加入蘇聯紅軍，被派到駐紮莫斯科的第一師，曾進入列寧格勒中央紅軍軍事政治研究院；也當過莫斯科電機工廠學徒工，在烏拉爾金礦場當礦工後，又當過烏拉爾重機械製造廠技師、助理廠長、《重工業日報》的主編。
30多年後，當老蔣把國民黨的大權交給他後，他一身素色夾克外套、鴨舌便帽、舊長褲、布鞋的裝扮，與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亞、當工人、當農夫的形象，似有前後輝映、異曲同工之妙。
做為一代偉人，蔣經國的偉大之處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清廉：蔣經國的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擊貪腐，四是整飾政風。1944年8月1日他離開縣長任上（這是他的第一個正式職務）時說：“我在縣長任內，未曾為我私人取用分文，動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電信費用，皆應在本人薪餉下扣除，不得在公費項下開支”；到台灣後，他外出視察，餓了直接到小飯館買個盒飯就吃；帶家人看電影，跟一般人一樣排隊買票；一生從未置產，以至於沒有積蓄。
蔣經國不許家人包括夫人與孩子，從事任何經商活動；他的夫人從不幹政，更不幫助任何人說情收取好處，其低調、樸素到令人同情的程度；蔣經國去世後，蔣夫人靠政府補發的20個月俸額為生，1992年俄羅斯一名官員以私人身份抵台訪問，問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回答說：“我沒有錢，怎麽回去？”自1937年離開俄國後蔣方良再也沒有回到那片生養她的土地。
蔣經國任“行政院長”，第一次主持“行政院會”就通過公務員10項革新，製定《貪汙治罪條例》，規範公務員的行為，被視為不近人情；情治首長周中峰、葉翔之等人均為蔣寵信，一次蔣出其不意到周、葉家中做客，發現居家擺設奢華，門前車水馬龍，二話不說，旋即將周、葉二人調職，以肅官腐；嚴懲親表弟時任人事行政局局長的王正誼；不畏立、監委龐大的政治影響力，把十多位監委、立委移送法辦。
由於蔣經國的清廉與嚴懲貪官，他統治時期的台灣政風全麵刷新，他全麵執掌政權後的整個執政團隊，“部長”以上官員沒人貪腐，堪比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清廉使蔣經國獲得了巨大的道德威望，也在統治集團內部具有了絕對的道義權威與一言九鼎的獨尊地位，當黨內部分大老害怕民主引發混亂時，他一錘定音解除“戒嚴”施行民主，因為他及他的家人不怕民主後被人民清算，也不怕國民黨在民主後被人民清算。
為政：蔣經國為政是全心為民嘔心瀝血，為政方式是深入民眾從無官僚。在江西贛南，他推行新政，一身布衣下鄉，打擊煙、賭、娼成效顯著；在上海整頓金融敢於碰硬（抓了孔祥熙的兒子，被老子幹預下放了，無奈發表申明向百姓謝罪），最終與孔宋權貴結怨；到台灣當政後一直重視物價，每天必看柴米油鹽糖及麵粉物價；李國鼎（財政部長）以一句“政府施政應圖利人民”而打動蔣經國，一生不喜歡李但仍充分授權，使李為台灣經濟作出傑出貢獻。
有一年石油價格上漲，行政院長俞國華將石油價格上調兩元，蔣經國看電視報道後立即約見俞國華，指示俞僅能微調一元。雙方為此事發生爭執，俞以政府保本為由，力主不能調回。蔣說：“一個失去民心的政府還保什麽本！如果你不執行這項政策，回去好了！因為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人民對政府信任的問題！”
親民：在贛南，蔣經國經常短衣草履，上山下鄉，走村串戶，與百姓民眾任意交談；當時有人統計，蔣經國上任專員的第一年，在贛南11個縣轉了三圈，甚至能夠說出轄區內有多少橋梁和水利工程名稱；在贛南期間，平均每年下鄉200次；1950年代初，在台灣帶領退伍士兵築路，渴了嘴對著水龍頭喝生水，餓了隨手抓個饅頭就吃，在架在絕壁的竹梯上爬上爬下；1978年到1981年，蔣經國下鄉197次，與民同樂155天；為考察一條建設中的公路進山21次；1980年永安礦難挨家挨戶慰問；到煤礦參觀，接受礦上保衛人員搜身；晚年因經常下鄉探訪民情，回台北後告訴侍從人員“腿疾日趨嚴重，腳像針刺一樣”，侍從人員婉勸他減少下鄉行程，蔣說：“算了，待在辦公室還是一樣痛，以後不要再講了！”
蔣經國可以與任何人握手，永遠滿麵笑容，永遠與民同樂，永遠低調、樸素，永遠吃穿隨意。國民黨能夠在民主化之後沒有被人民拋棄，就在於國民黨享有了蔣經國為民、親民累積的政治遺產！
胸懷：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訪問美國，遭康奈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生黃文雄刺殺未遂，事後蔣經國不僅未見任何惱怒，反而要求與刺客見麵，並建議美國放了刺客；美麗島事件爆發後，警方秉持蔣經國的旨意高度克製，以至於衝突中警方183人受傷，其中傷勢較重者達47人，群眾僅有40多人受傷，對峙中還是警方先退場。事後，形成了國人皆曰可殺的輿論，蔣經國親自主導處理，無一人判死刑，僅施明德1人被判無期，其他均判14年以下有期徒刑；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時，情治部門呈上名單抓人，蔣經國未批且平靜地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麽時候不去用它。”
民主就是妥協，妥協需要胸懷，尤其需要手握大權的專製統治者具有妥協甚至容忍不同政見、政敵的廣闊胸懷，蔣經國顯示了這樣的胸懷。蔣經國的胸懷除了體現在與自己部屬存在政見分歧時能夠容忍與接納外，還體現在反對派的應對上。正是這胸懷給台灣民主力量的穩步成長提供了寬鬆的政治氛圍，也使“戒嚴”解除時沒有出現政治能量的突然釋放導致的社會失控，民主變革的平靜、理性世所罕見。
政績：蔣經國實際主持台灣工作近20年，在這20年裏，台灣的經濟以難以想象的水平發展：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1952-1959年為6.9%，1960-1969達到10%，1971-1980年達到9.4%，1981-1990年達到8.1%，從1951-1989年38年間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55倍；人平均所得，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從136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從1970年到蔣經國離世的1989年已達7518美元，從1951-1989年38年間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多；失業率長期在2%左右；更令人稱道的是，在經濟如此快速發展過程中，台灣的貧富差距卻並沒有迅速擴大，蔣經國主政年代，台灣社會始終未出現貧富分化的情形。在幾乎整個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台灣的基尼係數一直低於0.3，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會之一，更是經濟迅速發展階段貧富差距擴大控製在最小範疇的地區。
後記：傳記作者漆高儒對蔣經國有一個很好的評價：蔣經國是一個勤勞的人，是一個親兵親民的人，他和百姓群眾很接近，他是一個認識時代的人。蔣經國惟其是一個勤勞簡樸的人，才可以締造台灣經濟奇跡的成果；惟其是一個親兵親民的人，才有台人對他的感念與肯定；惟其和百姓群眾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為才能貼近民意；也惟其是一個認識時代的人，他解除黨禁、報禁，繼之又解除“戒嚴”，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實現了民主在台灣的和平著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