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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 | 為什麽對地下黨要降級安排，控製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商業深度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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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關於如何處理南京市委領導的地下黨，毛澤東有過一個十六個字方針：“降級安排，控製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經拿這十六個字問過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2003年謝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無感慨地說：“怕不止是南京，是對全國地下黨的。”本文摘自2006年12月7日傅國湧的博客，原題為《“降級安排，控製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另一個鮮為人知的十六字方針》。
1949年5月14日，上海國民黨槍殺3名地下共產黨員
以前，我們都曾聽說過，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前，對於潛伏在“國統區”的地下黨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在國民黨要害部門和軍隊將領中就有按照這一方針長期埋伏的精幹，在1949年政權易手前夕紛紛倒戈，顯示出這一方針的威力。香港新近出版圖書更是爆出驚人史料，包括衛立煌、張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內的國民黨高層人物都是“紅色代理人”。雖然，對於這幾個人是否真的是臥底，現在還存有爭議，不能定論。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黨確實在國民黨的心髒裏埋得很深，從早期的錢壯飛到後來的郭汝槐、劉斐等人，他們在隱蔽戰線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成為打敗國民黨的一張張有力王牌。如果單是從謀略上說，上述十六字方針真的是十分高明。
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位老先生寫的文章《有關地下黨的另一個16字方針》（我至今不知道這位老先生的名字，以下就稱他為“作者”）（編者按：經傅國湧後來查證，這位老先生為穆廣仁，新華社原副總編輯），很是吃驚，1949年5月，“百萬雄師過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戰場的勝負決定的，但潛伏在南京的地下黨在各方麵所做的工作，毫無疑問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軍事征戰。然而，當大局已定，勝利已不可逆轉時，中共中央關於如何處理南京市委領導的地下黨，有過一個十六個字方針：“降級安排，控製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經拿這十六個字問過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2003年謝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無感慨地說：“怕不止是南京，是對全國地下黨的。”但他沒有見過這個文件。
1949年以後的曆史事實早已明白無誤地證明，這十六字方針並不是針對一時（“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剛“解放”的城市）的一種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地下黨員，從得勝的紅色陣營中暗地裏逐步排擠、清除出去的一個總戰略。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麽自反胡風、反右以來一直到“文革”，接連不斷的一係列政治運動當中，受害者曆來不限於黨外的民主人士和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大量昔年在“國統區”參加地下黨的熱血青年，都成了打擊對象。這十六字方針，就可以看作是破解這一曆史謎團的鑰匙之一。
對於那些曾為紅色政權的創立甘冒生命危險的老人而言，這個“解放後”的十六字方針帶給他們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個多世紀，麵對聞所未聞的這十六個字，他們心中自然充滿了疑惑與痛苦。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黃昏苦苦追尋這個十六字方針的來源，力圖找到一個確切的答案。在尋找這十六字方針來源時，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歲，身體多病，風燭殘年，已不能執筆寫信，隻能在電話裏回答他的問題。他從“微弱而有點破碎”的聲音中得知，大約二十幾年前，當M的右派結論得到改正，從下放的雲南偏遠農村返回昆明後，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誌，告訴了M這十六字方針，那人還親口表示，自己曾親眼看到過這十六字方針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記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線索嘎然中斷，但他相信這個方針的文件一定存在，而且一般的黨史檔案室中不會有。
作者從另一位友人S那裏又聽說，複旦大學有一位老人，上個世紀50年代在安全部門工作過，那裏的人曾告知這十六字方針。他就此事和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交換過意見，李普先生說，從這16個字的文風、氣勢看，是毛澤東的作品，從毛對知識分子一貫的偏見，從“解放”後發動的曆次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來看，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遠謀大略的，是從全局的大政策考慮的。別人沒有這個資格、也沒有這個膽略發出這樣的指示。
李普先生的分析後來得到了證實，答案終於找到了。作者從一位曾從事南京黨史研究的人那裏了解到，一位原江蘇省安全廳的負責人在查閱檔案時發現，確有這樣一個文件。當時是康生向毛澤東提出報告，說許多地下黨存在嚴重問題，南京、福建、廣西、雲南是重點，請示毛應如何處置。毛的批示就是這十六個字：“降級安排，控製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這個批示當時的下發範圍極小，隻發給了大軍區的負責人。所以，長期以來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都未聽說過。有了這十六字方針，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黨的老資格女革命家，在和橫渡長江的大軍會師後，在新成立的劉伯承、宋任窮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雖然還安排了一個組織部長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評，離開南京，先到上海、後到杭州工作，這正是十六字方針中的“降級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她被劃為“極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漢（時為浙江省長）雙雙墜網，成為著名的“沙陳”集團之首，是當年黨內職位最高的大右派。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對南京地下黨展開了整黨，理由是地下黨“組織不純，反革命混進來了；許多新黨員是在國民黨大勢已去的時候發展入黨的，其‘動機不一，成分複雜’。”陳修良對此不服，曾和上級有過激烈的爭論，因此而挨批。在9月17日的黨支部書記和排以上黨員大會上，鄧小平做過一次報告，題為《忠誠與老實》，表示對南京地下黨的整黨是必要的，是中央批準的，南京黨組織不同意，不認真執行，是“無組織無紀律”。鄧在報告中強調，革命勝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軍，地下黨有功勞，但是第三位的。報告中嚴厲批評了南京地下黨的同誌對解放軍不服氣的情緒。（這次整黨有100多個黨員受到“停止黨籍”的處分。）
對於南京發生的情況，當時一定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了匯報，這才有康生向毛請示對南京等地下黨的處理方針，才有了十六字批示，但這決不是毛個人一時心血來潮信筆寫下的，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從鄧小平的報告看，中共高層領導當時完全認同這十六字方針，而且後來也是執行了這個方針。
1945年，在陝北的窯洞裏，毛澤東還沒有預見到四年後即可登上天安門城樓，但他在“七大”的口頭報告中就已明確地告訴全黨：“開國以後，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銳先生當年就聽到過這個傳達。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來起草、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黨內指示為：“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公開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檔案館編）第十六冊收入了這一文件。
1949年以後，全國各大城市許許多多大學生、知識分子出身的地下黨員，以他們血淚人生見證了這一切，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他們中的多數人幾乎都未能逃脫“降級安排，控製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運（隻有個別幸運者例外），從“潘漢年案”、“胡風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們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們在上世紀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對國民黨獨裁的學生運動中成長起來，即使他們有幸熬過“文革”的長夜，他們一生中的大好時光也已耗盡，曆史留給他們的隻有一聲深長而無奈的歎息。
2） https://mp.weixin.qq.com/s/zK-vKdrO5qyczwjqluI-AQ
諜戰以後怎麽辦？楊奎鬆《建國史研究》（第一卷）劄記
(一）扣人心弦的諜戰英雄
近些年，諜戰題材的影視劇一派熱鬧，新劇層出不窮，好劇令人回味無窮，遠有《暗算》、《黎明之前》、《潛伏》，近有《懸崖》、《零下三十八度》、《叛逆者》等，還有《暗夜深海》、《千裏江山圖》，讓人翹首以盼。
諜戰題材之所以在中國影視劇市場走紅，應該是兩個要素，第一，政治正確性，打的對象是日寇、汪偽、國民黨，絕對紅彤彤，無人敢嚼舌頭，容易過審；第二，藝術表現有空間，編劇玩情節優先，演員玩扮酷，懸念盡管多多設置，讓人心跳就對了。
好看歸好看，有一個問題也許與觀眾無關，但作為一個來自於現實的故事，可以稍稍追究的是，諜戰以後怎麽辦？即是說，勝利以後怎麽辦？單獨的個人故事並無多大意義，但還是可以窺見一些普遍性的問題。
2009年出品的《身份的證明》（毛衛寧導演，張涵予飾主要人物瞿皓明），提供了一個有局限性的範本。劇中，瞿皓明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第92軍情報處副處長。而其真實身份是解放軍二野川南情報員。在戰爭的重要關頭，瞿皓明在勸國民黨韓司令投降時，做了大量工作，但由於韓司令最終飲彈自殺，瞿皓明的功績無人知曉。更要命的是，他唯一的領導楊劍峰犧牲；自己唯一的助手劉傑又去了台灣，能甄別他身份的人證、物證都沒有了。於是，在革命勝利時，瞿皓明隻能以起義人員的身份進入勞改所，此後四十七年曆經磨難。後來，瞿皓明獲得了一個維修鍾表的生機，他與葉玉瑤結為夫妻，並生有一子一女。後來，自己的女兒要參軍入伍，“特嫌”的身份最終沒能讓女兒實現她的理想。當然，最後還是大團圓的結局，隻是四十七年的磨難不可挽回。
2017年出品的《風箏》（柳雲龍導演並主演），劇中，鄭耀先是一名受黨委派潛伏在國民黨軍統內部的共產黨情報員，代號“風箏”。鄭耀先的命運亦十分虐心，長期被追殺，又遭遇了妻離子散、戰友犧牲的苦痛，因為唯一的上線聯絡人去世，他成為“斷線”的風箏，不斷遭受誤解和冤屈，幾經生死，曆盡風雨。對他來說，情報員本身就意味著犧牲，而一個人能有資格為國家犧牲，就是對自身價值的最好證明。
如果說，電視劇裏的故事乃是通過誤會來展開情節，似乎，沒有誤會的存在，地下黨員勝利以後當然應該是燦爛如桃花盛開。但是，閱讀楊奎鬆先生的《建國史研究》，發現情況比電視劇還要複雜，“建政時期發生對地下黨幹部集體不信任，乃至於排斥的情況，均在所難免。”
2010年，上海畫家李斌創作了一幅油畫《424晴空萬裏·南京1949》。畫麵上：升旗的戰士成為背景。一位身著白色旗袍的女性，與一位解放軍指揮官握著手，站在總統府頂樓的最前端。這幅畫起源於李斌在網上看到的一些黨史研究文章，主要結論是，南京城不是打下來的。身著白色旗袍的女性，是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書記陳修良。1946年，她是中共派到南京的第九任最高領導人，前八任大多犧牲了。由於南京地下黨的及時聯係，陳修良發動2000名地下黨員、2000名南京警察與近萬名群眾配合，解放軍幾個小時便渡過長江，順利接管南京。
（二）勝利以後：“降級安排，控製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光鮮故事的另一麵由楊奎鬆《建國史研究》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披露：
據身為南京地下黨幹部的穆廣仁回憶，1949年5月，南京剛剛解放，新成立的南京市委就得到了關於南京地下黨組織嚴重不純的情報。據此，南京市委上報中共華東局，一方麵提出應馬上進行組織整頓，一方麵請示對這些在解放南京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同時政治背景又極為複雜的南京地下黨幹部應如何安排適當工作。中共華東局不能自作主張，故經曾做過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副書記康生上報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隨即下達指示，除同意馬上進行整黨以外，並提出具體辦法為：“降級安排，控製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受此影響，1949年7月新任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曾專門發布過一個如何對待本地地下黨問題的指示。指示在高度肯定湖南省地下黨過去的光榮鬥爭曆史，告誠對地下黨必須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和組織清理。對他們的任用，要盡量利用他們熟悉情況和群眾關係多的特點，一般不宜留在機關，有能力者一般也隻應配置在各種副職上，確實德才適合又為工作上不可缺少的幹部，“應視作特殊情況，經過黨委研究提交上級批準後，可以分配負責工作”。
由於南下幹部對地下黨人員不習慣、不信任，南京地下黨人員亦發生對南下幹部“不滿不受領導等等”情況。針對這種情況，二野政委鄧小平於1949年9月17日在南京市黨的支部書記和排以上黨員大會上專門作了題為《忠誠與老實》的報告，一方麵動員整黨，一方麵對地下黨人員加強教育和引導。他除了強調對南京地下黨進行整頓是黨中央批準的，是極為必要的以 外，突出強調了一個觀點，即地下黨沒有什麽可以驕傲的，革命勝利一是靠黨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軍；地下黨有功勞，但是第三位的。
各新區整黨開始後，大批地下黨組織被解散，黨員被停止黨籍。南京100多地下黨員受到“停止黨籍”的處分。地下黨出身的團市委的書記、副書記均被撤換、調離。書記改由三野的一位團政委擔任，組織部長也換成部隊調來的團級幹部。此後還曾從南京軍區政治部青年部調來一位長於唱歌跳舞的女幹部擔任團市委副書記。整黨完成後，那位團政委調往上海另就高位，南京市團委書記仍舊不用文化水平較高且熟悉地方情況的本地幹部，而是又從蘇北調來了一位營級幹部接續此位。
中共各大區對幾乎所有新占領區中的地下黨及其相關武裝力量，如廣東黨組織、雲南地下黨、湖南地下黨、福建地下黨、南昌地下黨、滇桂黔邊縱隊、海南島瓊崖縱隊以及地下隱蔽人員等等，不論其個人事實上有無問題，幾乎都被認定為組織“嚴重不純”,有的還不予承認。一些發生問題或被懷疑有問題的地下黨組織的骨幹，幹脆被打為“匪特分子”或“惡霸地主”集團，慘遭判刑或槍斃。建國初中共黨內第一大特嫌案，即上海市市委書記潘漢年、公安局局長揚帆為首的“反革命案件”的發生，亦是在此種情況下造成的一起重大冤案。
（三）藝術敘述代替不了現實政治
對於今天的影視觀眾來說，很難去理解曆史上對待地下黨成員使用的不那麽信任的做法，覺得地下黨員，特別是深入虎穴的特工，終日行走於刀鋒之上，大智大勇，出生入死，立下奇功，應該在勝利後得到更高的獎賞和更高級別的使用（當然事實上也有相當一些人得到了如此待遇，如熊向輝），怎麽能“降級安排，控製使用”呢？須知，你這是來自於影視劇的感受，藝術敘述是上帝的全能視角敘述，一切都是透明的，連主人公的內心獨白都是向你公開的。
可是，對於後來的審查幹部工作來說，地下人員的一切都是被遮蔽的——隻有送出來的情報是貨真價實的，比如，一個潛伏在軍統內的中共特工，怎麽可能設想他的一切言行都是符合共產黨員標準呢？在每一次打擊革命力量的行動中，你都可以出工不出力嗎？這些事，在未來的審查幹部中都會成為講不清楚的事情，都會成為影響使用的潛在依據。曆史就是曆史，用一句話來說，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全部展開的曆史是多麵的，充滿諸多複雜性，慢慢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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