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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中傑。
趙敏恒這個名字，現在已不大有人知道了，即使在他從業的新聞界。但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卻是個名氣很大的新聞記者，他的影響並不限於中國，而且名揚國際新聞界。趙敏恒1904年生於南京，青年時考入清華留美官費學堂，與吳國楨、孫立人、梁實秋、羅隆基、梅汝王敖等同班，後赴美攻讀新聞學。趙敏恒之所以能產生國際影響，並不全在他供職於外國通訊社的職務便利——先是擔任美國美聯社駐南京代表並兼任英國路透社駐南京特派記者，後則升任路透社中國分社社長——更重要的是因為他的新聞敏感性特別強，善於捕捉重大新聞，率先報道，因而產生轟動效應。1934年6月9日上午，國民政府突然收到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領事須磨彌吉郎的照會：日本副領事、42歲的藏本英明於前一天在南京鼓樓陰陽營62號住宅失蹤。日方一麵聲稱這是一起重大事件，要求南京當局迅速查明此事；一麵下令停泊在下關江麵上的日本軍艦退去炮衣，瞄準市區，進行武力威脅，戰爭頗有一觸即發之勢。幸好南京警察廳偵緝隊次日就在明孝陵東北山中一座破廟裏將藏本英明找到，但藏本絕口不談出走的原因，蔣介石政府又下令各通訊社和各報社不得報道這一消息，以免刺激日本。趙敏恒從警官趙士瑞處了解到具體情況，就假扮青年會代表去慰問藏本，藏本大為感動，遂向他傾訴了許多心裏話。原來藏本在中國工作多年，屢受排擠，不能升遷，因而覺得人生無味，決計自殺。趙敏恒不顧政府禁令，立即將談話寫成新聞稿，通過外國新聞社發表出去，使日本政府狼狽不堪。為此，日本外務省情報局局長在東京記者招待會上指名大罵趙敏恒是“中國最惡毒的宣傳員”。但這一罵，卻反而擴大了趙敏恒在國際新聞界的影響。1936年12月12日上午9時，趙敏恒在家裏突然接到中央社的一個電話。電話裏沒頭沒腦地發問：西安有沒有電報？路透社有沒有駐西安的記者？放下電話後，趙敏恒覺得對方問得離奇，決定順著這條線索去尋找西安方麵的新聞。他馬上打電話給交通局，詢問到西安的通車情況。得到的回答是：“隴海路隻通到華陰。”這樣，他就斷定西安方麵肯定有情況。他知道此時蔣介石在西安，就保衛工作而言，決不會把整個西安封鎖起來的。根據原先對國內情況和各派力量的了解，他馬上意識到，一定是當地東北軍發生兵變，扣留了蔣介石，所以才會封鎖了整個西安。他在核實了一些情況之後，果斷地向路透總社發電，報道了西安兵變的消息。他成為第一個向全世界發布這一重大新聞的記者。1943年10月，趙敏恒以路透社特派員身份參加訪英團，途經埃及、葡萄牙飛赴倫敦。到達埃及首都開羅時，偶然在街上碰到蔣介石的侍衛長，他知道此人是緊隨蔣介石身邊的，不可能獨自遠行，所以立刻判斷出，蔣介石此時一定也在開羅。於是他就留下來繼續尋找線索。恰好這時蘇聯塔斯社記者羅果夫也在開羅，他問羅果夫蘇聯方麵有什麽情況？羅果夫告訴他，這裏有許多蘇聯軍政要員。他判斷，斯大林也到了開羅。於是，再通過美聯社和路透社的關係，打聽羅斯福和邱吉爾的消息，知道他們此時都不在國內。這種種跡象都說明：開羅正在舉行同盟國首腦會議，而且一定是決定戰爭進程和世界命運的會議。於是他立刻寫好新聞稿，準備通過郵局發往英國，但被告知：上級有令，一律不準往外發送新聞稿。這一通知，再加上沿途見到開羅市內軍警戒備森嚴，使他更加堅信自己的判斷確定無疑。於是他立即飛往葡萄牙，在裏斯本用加急電報向路透社總社發送了開羅會議的消息。有趣的是，在路透社向全世界發布開羅會議的新聞稿之後，蒙在鼓裏的英國外交部，還指責路透社亂發消息。而美聯社關於開羅會議的報道，則比路透社整整遲了14個小時。因為開羅會議報道的特殊成績，趙敏恒獲得了金煙盒獎。這是路透社內的最高獎項，煙盒上刻有受獎者的名字，據說全社隻有十多人得到過這種金煙盒。同時，也因這個報道，趙敏恒被提升為路透社遠東司司長。趙敏恒能從細微處發掘出重大新聞，但他不是一架新聞報道的機器，更不是為了飯碗而盲從的馴服工具，他是一個有愛國心，有正義感的熱血記者。抗戰時期，趙敏恒救亡熱情高漲，奔忙於各個戰區之間，向路透社發送了大量的抗戰消息，準確而且及時。他不管黨派之爭，隻要有利於抗戰的，一律加以宣傳。所以他不顧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所施加的壓力，報道了八路軍、新四軍的對日抗戰，而且還及時報道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趙敏恒拿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新聞學碩士學位，他信奉的是新聞自由原則，追求的是新聞的真實性，不願意將新聞報道置於某種政治利益的要求之下。上海解放前夕，像趙敏恒這類知名文化人，都存在一個去留問題。趙敏恒是名記者，人脈廣泛，要他去的人很多。國民黨軍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三次催他到台灣去，說機票都已訂好了；宋美齡也派她的留美同學張藹真來找謝蘭鬱，勸他們到台灣去；聯合國總部也邀請他去做新聞官員。但趙敏恒也有不少左派朋友，田漢夫人安娥是謝蘭鬱的好友，田漢挽留他說：“共產黨是了解你的，你不要走！”並說他已將趙敏恒的事向周恩來匯報過，周恩來也歡迎他留下，並答應在北京安排工作。當年在重慶時，周恩來曾多次宴請趙敏恒，表示感謝他對八路軍新四軍抗戰業績的報道，尤其是對皖南事變真相的報道。這時，趙敏恒和謝蘭鬱目睹國民黨政權的日益腐敗，對他們也徹底失望了，他們最後選擇了留下。但沒有想到的是，他卻被送進了設在蘇州的華東革命大學，那裏的主要功課是交代曆史問題，接受思想改造。“畢業”以後，也沒有再分配他從事報紙工作。還是複旦大學陳望道校長愛才，請趙敏恒到複旦新聞係教書，擔任新聞采訪和寫作教研室主任。趙敏恒在重慶時期就是複旦新聞係兼職教授，現在回到複旦做專任教授，倒也輕車熟路，得心應手。但不久，趙敏恒還是出事了。倒不是因他率先發布了什麽新聞，而是由於“曆史問題”。那是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之後，緊接著就全麵展開了“肅反運動”，即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趙敏恒因其曾供職於外國通訊社，被作為“國際間諜”、“特嫌分子”，捉將進去了。謝蘭鬱到處為夫鳴冤叫屈，她有充分的理由：趙敏恒不過是受雇於外國通訊社，而路透社又是個民間組織，他隻不過做些公開的新聞報道，怎麽就成為“帝國主義特務”了呢？這呼叫似乎產生了一些效果。1956年強調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時，一位領導人在做報告時，承認肅反運動中有些人搞錯了，其中就舉了趙敏恒的例子。家人和朋友都高興了一陣子，但從此就沒有下文。原來市委書記柯慶施不同意改正，因為他預料政治風向馬上就要轉變，所以趙敏恒的案子就拖著，到1960年，還是判了8年徒刑。而且謝蘭鬱也因“為夫鳴冤”，而被她所在的上海第六十中學打成右派分子，發配到青浦去勞動改造，直到1961年才摘去帽子。趙敏恒被捕，謝蘭鬱下鄉改造，這一家人的困境可想而知。住房是日益縮小，不斷搬家，從複旦築莊38號樓上樓下一套日式房子，一直搬到複旦農場的工棚小屋。工棚的四壁是用竹條編的，從裏麵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麵的田野和建築工地的情景，當然也就四麵透風了；家庭經濟也陷入困境，隻好變賣舊物勉強度日，甚至把路透社的獎品金煙盒也變賣掉了。趙敏恒判刑後，即押赴江西新餘礦山勞動。在離開上海前，謝蘭鬱帶著兒子趙維承到提籃橋監獄去見他一麵。隻見趙敏恒的頭發全白了，健壯的身體變得十分消瘦。謝蘭鬱問道：“要不要上訴？”趙敏恒說；“不要上訴了，沒有用的。”他摸了摸兒子的頭說：“維承這麽大了！”他感到一種欣慰。停了一會，他又說：“原來我們以為自己什麽都懂，其實是什麽都不懂。要好好學習呀！”趙敏恒的刑期從1955年被捕之日算起，還有兩年就要滿期，家人在等著他的歸來。但是想不到，等來的卻是他的死訊。1961年1月6日，他病死在勞改礦山裏，時年57歲。謝蘭鬱、趙維承母子二人到達江西新餘後，扒在一輛油罐車後麵顛簸了兩小時，才到達那座礦山。她們看到的隻是一口薄皮棺材。據說是因跌跤出血，感染了破傷風菌，中毒身亡。謝蘭鬱提出要開棺見屍，不同意。她再提出要找與趙敏恒一起勞動的犯人談話，也被拒絕了。這時，已經懂事了的兒子趕快對母親說：“算了罷，不要再提要求了，弄不好，我們自己也回不去了！”謝蘭鬱隻好作罷，母子二人隻帶回一條羊毛被，作為趙敏恒的遺物，留作紀念。後來連趙敏恒的屍骨也找不到了，他似乎永遠在國人的視線中消失。但路透社並沒有忘記這位為本社立過功勳的記者。文化大革命後期，路透社社長訪問中國時，曾向周恩來提出要見趙敏恒。最後隻好派了兩名幹部到上海，由裏弄幹部陪著訪問了趙敏恒家屬。上世紀90年代，路透社駐中國首席代表白爾傑還是找上門來了。這時，謝蘭鬱已死，白爾傑就對趙維承說，路透社有一筆基金，專門用來給社員家屬解決困難之用的，他受本社遠東司人事部長的委托，送給趙敏恒家屬兩千英鎊。這對一個貧困家庭來說，當然是一筆大款項了。趙敏恒的案子，是直到1982年才獲得平反，上海中級人民法院做出結論說：“對所謂‘特嫌’問題，與事實不符，應予否定。” 其實，趙敏恒不是特務的事，早在1956年就已查清了。問題就在於政治需要介入了法律審判，使法律失卻了獨立判案的能力。趙敏恒的記者業績將會作為新聞采訪和寫作史上的範例，供新聞從業者學習，而他本身的遭遇，也將成為法製史上的一個案例，給後人留下深刻的教訓！有免費群——文章最後有二維碼；有付費群、寫作群和沙龍群——加微信分別注明付費、寫作、沙龍；有寫作群——討論交流寫作技巧，嚐試撰寫各種文章、回憶錄等，免費編輯發表。
橫渠四句”是空洞的廢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