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屆
一代人的光陰故事、苦難輝煌與現實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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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號
張鳴,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長在北大荒。做過農工,獸醫,初學農業機械,後涉曆史。1994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研究生;1996年畢業後留校任教。教授、博士生導師。現已退休。
對於近代史的
“怨婦潑婦情婦”心態
作者:張 鳴
我們為什麽要學曆史?我的一個朋友曾提過一個很好的比喻:一天早上你起來突然失憶了,忘記自己是誰了,想想看你今後該怎麽生活——你誰都不認識,這意味著忘掉了自己的曆史。曆史看起來好像沒什麽用,但實際上我們是離不開它的。其實對於一個民族,無論是其整體還是個人,記憶都是不可或缺的,曆史就是民族的記憶。很多人現在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處於失憶狀態,所以一直安放不好自己的位置,在曆史長河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 關於中國近代史的課,大學本科都在開,但是名義上講的是曆史,實際上卻不是當成曆史課開的,而是按ZZ課開的, 即使在曆史係也是如此。這種課的主要目的是想給大家灌輸一種世界觀,一種意識形態,所以它其實是一個觀念史。所謂史實,是被要求服從某種觀念的。如果我們今天從一個常人的是非和真偽角度來看,這樣的曆史就是W史。上這種政治課的時候,大家都興趣不大,經常睡覺或者看小說。但別看上課的時候不以為然,其實你還是或多或少會受它影響,一到在網上談某些事情的時候,隻要涉及曆史,就不知不覺地把這套東西搬出來了。也就是說,我們會鄙視一個假的東西,但是我們依然依賴這個假的東西。這就令人很困惑。 我國的近代史,有一個範文瀾、胡繩的基本模式。這種模式通常有兩條線索, 其中一條是帝國主義侵略論——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總是侵略、欺負中國。 強調這樣一條脈絡,由此證明我們這個民族是苦難深重的,同時說明我們的落後是因為別人侵略、欺負我們造成的。另一條線索就是革命線索——三大革命高潮,從太平天國、義和團然後到辛亥革命,總之就是一個反抗、革命的過程。這樣一段悲慘的近代史,一段總是折騰的曆史,很容易使我們忽略從晚清以來這麽多豐富的變化,不知道該怎麽走後麵的路,不知道為什麽要改革、要開放,為什麽還要學洋人那一套東西。 事實上,如果我們不知道近代中國是怎樣融入世界的,或者完全無視這個過程,而隻強調我們一直在革命,那麽我們就不會明白為什麽要放下革命搞建設,不會明白為什麽要重新開放。結果也就隻能是我們重來,再重來,重新開始鼓噪革命,重新開始鼓噪排外。可是這樣一來, 我們會回到哪兒去呢?我們處在這樣 一個過程之中,麵臨著這樣的困惑。注[1]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創始人即是範文瀾先生,其所著《中國近代史(上冊)》 為近代史研究提出了“四段論”: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乃第一階段,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為第二階段,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為第三階段,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為第四階段。他認為第一階段包含反帝反封建兩個矛盾,以反封建矛盾為主;第二 階段包括國內民族鬥爭和反帝兩個矛盾, 而反帝矛盾突出;第三階段以反帝為主要矛盾;第四階段以反封建為主要矛盾。而胡繩先生則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 著有《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從鴉片 戰爭到五四運動》,後一本書對於中國近 代史研究影響深遠,一版再版。胡繩始終堅持他在探討中國近代史發展規律時所使用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和方法,堅持他在表述中國曆史發展規律時所提出的一係列重要論斷。
[2] 餘英時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了以《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為題的演講,指出中國近代史就是一個不斷激進化的過程。從頑固保守的倭仁之流到曾左李張的師夷長技以製夷,我們走過至少三十年;從改良破產、戊戌政變 到革命救國以至辛亥革命軍起,我們花了十三年;從民主自由到“五四”打倒孔家店,我們隻花了短短八年……激進的革命情懷爆發的頻率越來越高,力度越來越強。參見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載《錢穆與中國文化》, 209頁,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
以往我們對於中國近代史有三種慣常的態度。在此,請允許我打個不嚴謹的比方。第一種是怨婦心態,凡事以哭鬧為主,就是覺得你們總欺負我們,你們從頭到尾都欺負我們,我們冤得要死,我們苦大仇深,比竇娥還冤。總是在哭,總是在鬧。不僅哭鬧,還時不時要掀起衣襟給人看:我這傷疤就是當初你弄的。 圓明園那幾個水龍頭能賣出天價來, 就是因為這種心態在作怪。那幾個水龍頭怎麽可能是英法聯軍搶走的呢?當時圓明園珍寶如山,英法聯軍會搶這幾個按照西方的模式做出來的噴頭嗎?它們十有八九是在這個園子廢了以後,被中國人弄到外邊賣掉的。賣出去也就是當個擺設,當時仨瓜不值倆棗,現在卻賣給華人,賣到幾千萬,可見國人這種怨婦心態已經根深蒂固。第二種是潑婦心態,凡事講打,打不過我撓。我要反抗,把整個近代史寫成僅僅是反抗的曆史,這個反抗的過程雖然可歌可泣,但畢竟沒打過什麽勝仗,充其量就是撓人一把,還撓不到臉上。但是我們覺得很好,還很推崇,因而創造出很多神話。如果當時鬥爭真有這麽波瀾壯闊,那英國人根本進不來,我們也就根本不會有這段被稱為半殖民地的曆史。 第三種是情婦心態。它跟前麵兩種心態正相反,在它看來,殖民曆史也是好曆史,不殖民我們怎麽進步?但是被殖民的過程實際上是很屈辱的,不論在哪個國家都是如此,尤其對這個民族的上層精英來說。如果這些上層精英曾受過本民族悠久文化傳統的熏陶,他們就會感到更悲哀。 但是情婦心態把這一層抹掉了——就覺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給被殖民國家帶來文明,卻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奪和奴役。 這種心態,其實有點變態。 “三婦”心態實際是我們國人對待近代曆史比較常見的心態。有人說,這好像都不大對頭啊,我們到底應該怎樣看待曆史和外來者呢?我說,我們能不能別在曆史和外國人麵前當婦人。你可以將其當做朋友,也可以視為敵人,隻要自己別像婦人一樣就成。關於心態問題,我覺得是在看待近代史的時候首先需要思考的問題。 所謂近代史,如果按中國傳統史學來說,就是晚清史。中國傳統史學,是朝代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這樣的。如果按世界史的劃分來說,晚清史隻能算是中國近代史。我們怎麽看待近代史,或者說怎麽看待我們的晚清史,這個曆史過程到底意味著什麽,這是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在我看來,晚清曆史的本質就是西方把中國拖入它們的世界體係的過程。西方有個世界體係,我們有一個天下體係, 或者叫朝貢體係。但是我們這個天下體係 (朝貢體係)是內斂的,是內縮的。就是說,並不是我去打了天下,征服了某塊殖民地,然後建立起一個朝貢體係讓其他人來服從我,而基本上是用一種文化的、一 種以德服人的方式讓周邊國家來仰慕我的文化,然後向我進貢;或者以大國之威, 讓周邊國家向我朝貢。有的朝代也會打一 下,占了地方,不是當殖民地,而是直接占領。但往往控製不住,朝代末期又退了出來。在這個天下體係裏,我呢,是中心,但並不知道世界周邊有多遠。朝貢體係就像一個圓,這個圓的中心是中國,而外延有多大不知道,多大都可以。你來不來我不管:你來朝貢,那是你向慕王化; 如果你不來呢,隨你的便。顯然,這樣一 個體係不是向外輸出的體係。但是西方自十八世紀威斯特伐利亞體係建立之後呢, 實際便形成了一個輸出型的體係。它不斷地把這個體係向外輸出,把它所遇到的, 能殖民的就殖民,不能殖民的也要把其納入自己的體係中來。在這兩種體係的碰撞中,我們的天下體係顯然崩潰了。 我們幹不過人家,就得聽人家的。中國人開始是被動接受,人家兵臨城下,我們捏著鼻子忍受;後來有點主動性了,逐漸產生了解人家的欲望,開始學習《萬國 公法》。我們在1860年開始設置同文館的時候,主要學習的就是《萬國公法》。我們開始想了解這個世界體係是怎麽回事 ——所謂的《萬國公法》,其實就是西方那個世界體係的規則。 開放口岸也是如此:開始是人家逼著我們開放,這次開放一些,下次再開放一些,後來我們就自己主動開放了。學習亦是如此:開始是被動學習,然後是半推半就、中體西用,最後是全麵地學習。到了辛亥革命的時候就是全麵地學習。不光是西學東漸,而且是西俗東漸。如果注意看一下那個時候的報紙,就會發現當時所有西洋的東西都被冠以“文明”兩個字。西式禮帽是文明帽,手杖是文明棍,自行車是文明車,連火柴都是文明火。話劇是文明戲,我們的京劇叫舊戲。凡是西洋的東西都意味著文明,都意味著是需要我們學習的。這說明什麽呢?說明我們這個時候已經心悅誠服地被拖入了這個體係——我們認賬了。為何會這樣?因為西方世界迎合了人類創造和追求財富的需求,一旦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普及開來,會產生一種內在的驅動力驅使人們去進入它們的世界。這就是一個近代史的過程。可能在我們今天看來,西方的世界體係不見得是什麽好事情。它是在工業革命過程中建立的,跟工業革命息息相關。如果按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的說法,其實西方的發展道路是一個偶然,但是這個偶然卻造出了大事。為什麽呢?因為工業革命創造出一個新工商文明,而現代工商文明這樣一個潘多拉之匣被打開後,世界就變了。這個地球上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得跟著走。 我覺得這個文明可能是不好的,它對資源掠奪和榨取得太厲害,對環境破壞得太快。就像《莊子》裏那個故事,說是一個老頭在澆園子,園裏有一口淺井,老頭每天拿個瓦罐跳到井裏,打一罐水然後爬上來澆。子貢問他為什麽不弄個桔槔(就是杠杆),那樣多方便。老人說他知道那個東西,但是他不用。為什麽要用那玩意兒呢?它是機械,人用了機械就起機心了,就想著怎麽取巧,從此天下就不得安寧了。 其實道理就是如此,一旦把這個大工業文明喚出來之後,人們就天天想著怎麽取巧——我們去發明創造,翻著花樣地想著怎樣去榨取資源——人類幾萬年的曆史都沒有弄出這麽些事來,但這幾百年就都實現了,而且後麵會怎麽樣,人類還不知道。但是世界一旦進入這個軌道,潘多拉匣子一旦打開後,就回不去了。你想進去也罷,不想進也罷,都回不去了。你看這世界哪個地方還沒有進入這個體係?哪個地方還沒有受到工業文明的汙染?哪地方還是桃花源?沒有辦法。你隻能在這個文明的基礎之上,想一點補救的辦法。 比如出現了土壤板結、農藥汙染問題,我們隻能在工業文明基礎之上想辦法發明一種汙染較小的農藥,以及使土地板結程度較低的化肥。我們隻能在這個基礎之上往前走,不可能回去了。人類都不可能逃脫這個被工業化的命運,抗拒它是沒有用的。西方的發展道路或西方的世界給我們帶來這個東西,世界的命運已定,已然逃不過去了。所謂中國的反抗史就是抗拒史,其中抗拒最激烈的就是義和團,他們把西方的一切都排斥掉了,把所有沾洋邊兒的東西全部幹掉。從街上抓來一個長得像學生的人,搜搜包,如果發現裏麵有一張洋紙, 那麽那個人的腦袋就沒了。有一支鉛筆也不行,鋼筆更不行。當時他們盲目排外, 排斥一切。而這樣做換來的是一個很悲慘的結果,我們被迫簽訂了《辛醜條約》。 根據條約規定,外國可以在中國北京駐軍,從山海關到天津一線,中國軍隊不能駐軍,外國軍隊卻可以。天津也是如此。 後來中國人要在這一帶駐軍,隻能把軍隊服裝換成警服,以警察部隊的名義進駐。 不僅如此,中國還賠了人家四億五千萬兩白銀。 這種抵抗是無效的,不僅中國的抵抗無效,其它地方,諸如奧斯曼帝國和非洲祖魯人的抵抗也是無效的。任何地方的這種抵抗都是無效的,因為這是大勢所趨。 “潘多拉的匣子”一旦被打開,這個世界和人類的命運就已經被注定了。在西方的工業文明沒有出來之前,我們可能有很多種選擇。比如,我們可能還在慢慢地走,出門還騎驢。進京趕考的人給老婆寫封信,估計她三個月以後才能收到。過去的風俗, 長久以來都這樣,或許現在某些地方還是這樣。因為中國兩千多年大體進步不大, 拿秦朝和清朝比的話,我們的進步有限, 尤其是技術進步有限。有人可能說,秦朝 燒不出瓷器來,清朝可以燒出許多花樣的 瓷器來。但秦朝的陶罐子也能頂用,一樣 可以煮飯、打水。還有馬車,秦始皇那個時代的馬車,跟現在我們看到的馬車沒什麽本質區別,除了現在的馬車是膠皮輪子而已,進步非常有限。 那個時候好不好呢?女性可能差點, 隻能待在家裏,不能出去上學,婚姻大事都由別人做主,看上誰也不能直接嫁給他,除非你是卓文君。男性可能感覺還好,如果有本事就出來,考個秀才、中個舉人很爽的。很多人覺得我們在接受西方文明的過程中失去了一些東西。現在人們普遍活得比較緊張,文明越往後發展,人們越緊張,也就沒有閑暇去想其他的。一些有錢的讀書人閑下來,就會想現在的生活太沒意思、太乏味了,過去的日子多好啊,田園詩一樣的生活。吟吟詩,喝喝酒,談談風月,一天到晚沒什麽緊張事, 一覺睡到自然醒,多舒服啊。人們會懷念這樣的生活。實際上我們人類很難,作為人,很難有一種狀態是感覺非常好的。當我們回頭看曆史的時候就會發現,既然我們不可能逃脫這個命運,那麽我們的感慨,我們的憤慨,或者我們的不滿意都隻能是一種牢騷而已。那麽我們幹嗎要這麽折騰呢?這樣想來,心情就會好一點,就會平和。我們可以設想,有沒有可能擺脫這條道路? 其實曆史上很多人都在思考,是不是可以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路。這個想法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國人一直都想走一條特色道路,一直都在想。 我們最早學日本。看上西方直接學西方就行了,幹嗎學日本呢?日本納入西方是後來的事情,當時還不算西方呢。我們之所以學日本,是因為覺得日本好,學日本是捷徑。我們認為日本學西方是學了一條捷徑,我們如果直接學捷徑就更捷徑了。什麽叫捷徑呢?就是抄小路。人家這麽走,我們抄小路,抄近道,趕上去,走到前麵去。後來我們又學俄國了,也是想抄近路。學俄國實際上也是學西方,看上去俄國人抄小路突然之間就富強了,就厲害了,就變成蘇聯可以跟美國人抗衡了。 其實中間有一段時間我們還想學美國,辛亥革命以後成立了臨時政府,那就是美國模式。為什麽學美國呢?因為當時我們認為美國是最先進的,我們把最先進的直接拿來用就行了。抄近路學人家,是想把那些貌似是捷徑的東西學過來,這本質上就是想走一條中國自己的特色道路。這條道路無論怎樣,還是離不開工業文明。也就是說,無論怎麽講中國特色,都不能回到孔子時代老牛破車的道路上去,都不能回避工業文明自搞一套。沙特是一個神權國家,但是它也接受西方文明。有時候接受得比較過分,一些大阿訇們會生氣抗議。國王一看大阿訇們抗議了,就悄悄令手下把大阿訇坐的高級轎車全部收走,封上封條。大阿訇們出來一看車被收了,就問為什麽。得到的回答是:你們反對西方工業文明,而汽車那些玩意就是西方工業文明的產物, 所以你們不能坐。大阿訇們想,不坐高級轎車,靠腿走路太難受了。於是之後再開會時,就同意了一些條例。也就是說,即使今天再保守的人,有一個問題也是能夠想通的:他絕對會享受西方文明的成果, 有小車就不坐大車,有電梯絕對不會爬樓梯,如果爬一定是為了減肥。 我們現在能不能摸索出一條全新的路?我覺得很不容易,因為我們很難走出這個大框架,很難走出來一條跟這完全不一樣的道路。走自己的路,說說容易,做起來難。 還有,中國人能不能不挨打?毛澤東說了,中國人學西方,但是為什麽先生老打學生? 的確,他們老打我們。但是回過頭來看,那個時候的中國人如果不挨打,能去向西方學習嗎?說實在話,我們走到今天也可以說是被打出來的。不挨打就學西方,日本人做到了。佩裏艦隊去了,一看日本人沒什麽大船,就遞上條約訂城下之盟,日本琢磨琢磨就軟了,就同意開放 ——日本的開放不是從明治維新時開始的,而是從幕府時代就開放了。還沒打, 日本就開放了,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往前學。但是中國人做不到,這可能跟國民性或民族性有關。不挨打,就很難學人家, 被打得很慘,才學得好一點。比如,在 1901年之後,那次被打得最慘,慈禧太後和光緒帝都從皇宮裏逃了。大熱天的,太後那麽大歲數了,化裝成農婦,坐著騾車,一路風餐露宿,還穿越苞米地,一身痱子,兩天兩夜連水都喝不上一口——這下可受苦了。所以我說帝王之尊得挨點餓,挨過餓後,施政、做事什麽的就好一點。總這麽養尊處優的話,根本沒法進步。 改革開放之後我們發現,日本的傳統其實維護得很好,西方看東方很多方麵是看日本。日本的曆史和古代文化都不如我們悠久,但是為什麽它在西方受到的評價那麽高?就是因為它走出來了,它成功了。你現在成功了,人家才會重視你的過去。如果你現在什麽也不是,那麽你的過去就是一堆垃圾。就是你想發揚國粹、弘揚傳統,都沒機會。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對待曆史,不能走出曆史,那麽我們過去的曆史就什麽都不是。 今天我們應該怎樣看這段曆史,又該怎麽去做?很顯然,我們需要冷靜地審視過去,不能再當怨婦、潑婦、情婦。冷靜地審視過去,然後去看待我們的未來,盡早學得聰明些,不要總在一個坑裏反複折騰、反複跌倒。如果我們不能很正確地看待這段曆史,就很難吸取教訓,很難避免過去的悲劇。我們必須從心理上走出我們的中世紀,才有前途,過去的輝煌曆史才有價值。本文摘自張鳴《重說中國近代史》,中國致公出版社2012年出版張鳴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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