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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就是最大的作為-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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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1930年生於南京，江蘇武進人。中國經濟學家，任職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學界泰鬥 ，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本文發表於2010年。
最近在中央黨校辦的省部級領導幹部關於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研討班上，胡總書記在講話中連用了50次“加快”這個詞，說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可見問題的緊迫性。
財政政策兩難――
出路在轉變增長方式
這次金融危機讓我們意識到增長的模式如果不改變，將導致整個金融體係變得脆弱。
依靠投資、出口來支撐的增長方式會造成內部需求不足、儲蓄率過高、投資率過高，從而引發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資產泡沫，以至於通貨膨脹，讓經濟體係中充滿了虛擬的資產，最終由流動性泛濫變成流動性的極度短缺，出現所謂資產負債表的危機，就是資產方和資本負債方不對應了。
政府用什麽辦法來克服危機呢?
一是財政政策，一是貨幣政策。
用救濟的方法去增加需求，把這個窟窿補起來，把已經消失的信用，用政府信用去代替，維持經濟的運轉。
但這是一種短期的解決辦法，不能長期維持，相反在某種情況下還會重新創造爆發二次危機的可能性，因為它用了大量政府發出的貨幣去支撐市場，金融體係中又會積累起更多的虛擬財富。
去年下半年，我們就看到這種兩難的狀況，去年貨幣增長了30%左右，物質財富的創造充其量也就是10%，大量的貨幣沒有對應的物質財富。
但是撤下來經濟就會極速地往下走，因為盤子已經很大了；如果繼續往上加，泡沫又會形成。
麵對兩難的狀況，出路在哪裏呢?
出路就在於轉變這種經濟發展或者叫經濟增長的方式。
經濟增長中是靠哪些生產要素來支撐呢?
過去我們主要是靠資本，還有自然資源，就是土地這個要素支撐的，現在要轉到靠就業、靠人力資本支撐。
在經濟增長主要靠資本、土地的情況下，社會總收入主要是分配給了資本和土地的所有者，首先是政府，土地是屬於國家的，最主要的資本所有者還是政府；其次是富人，越富的人，他的消費傾向越低，大量的錢拿去投資了。
所以靠這兩種收入，我們消費是上不去的。
我們的消費主要應該靠增加普通勞動者和專業人員的收入，這就應該增加我們生產增長中的技術含量、知識含量，從而增加對專業人員的需求，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轉變方式難點――
體製性障礙太多
回顧1959年，蘇聯曾說15年超過美國，到了1965年，他們GDP的差距縮小了，但是技術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卻拉大了。
經過討論發現問題就出在增長方式上，當時增長的唯一來源就是投資。
而西方國家的增長，在二次產業革命以後發生了改變，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資本論》中就說到靠資源投入這種增長叫做外延式或者粗放式的增長；而靠效率提高的增長，叫做內涵式的增長，或者叫集約式的增長。
蘇聯為什麽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就提出轉變，但是一直到1991年蘇聯瓦解，始終沒轉過來呢？
其根本的問題在體製，計劃經濟體製一定是搞粗放的，改不過來的。
改革開放開始以後，我們提出20年翻兩番，到了世紀末回頭一看，翻兩番是超額完成了，但是效率沒有提高，還是靠投土地、資源，最終需求不足，要越來越多的依靠出口。
所以，1995年 《關於製訂第九個五年計劃建議》裏提出實現兩個根本轉變，就是從粗放的增長方式轉變為集約的增長方式，還有就是體製的轉變。
第二個根本轉變是第一個根本轉變的基礎，但是執行狀況不好，沒有轉過來。
相反，到了21世紀初期，反而來了一次大規模投資來提高增長率的高潮。
因此，2006年 《十一五規劃》對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途徑做了進一步的明確規定，比如說要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提高製造業、發展所謂現代先進製造業等。
但是全國執行情況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如深圳、蘇錫常很不錯，深圳華為、中興等企業走在了世界前列，蘇南地區在金融危機來了以後，受到的影響就比較小;而從全國範圍來看並不好，根本的問題還是體製性障礙太多，創新和創業的環境亟待改善。
體製性的障礙，我歸納為四點：第一點就是政府支配資源數量大，力量強，而不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比如最重要的土地資源和信貸資源；第二點就是對於政績，好像主要的標誌就是GDP；第三點是財政體製，包括收入來源和支出；第四點是市場化的改革，上遊產品、原材料的價格等不是由市場去配置，而是被行政扭曲了或者直接用行政配置，促成資源的大量浪費，政績工程遍地開花。
這個體製如果轉不過來，不管用多少政治號召、道德上的說教去打動，作用都不大。
轉型主要途徑――
改造製造業培育新產業
那麽，要如何做呢？
我認為其中兩條最重要，第一是改造現在我們的加工製造業。
我國經濟中比重占得最大的就是製造業，這在世界上幾乎沒有的。
台灣宏基的創始人施振榮在1992年提出的一個口號，叫做“像微笑曲線，兩端延伸”。
台灣地區以前做代工，跟大陸現在加工製造業大體上是相同的，但是後來不行了，他們就靠這個尋求出路。
中間是簡單的組裝、加工，盈利性很差，賺錢在兩頭，前端附加值比較高的是研發、設計等，後端是品牌營銷、渠道管理、售後服務，售後服務一直到金融服務了。
台灣地區信息產業企業大致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完成了這個轉型。
如今，我們靠便宜的勞動力，已經跟鄰國沒有競爭力了，因為他們比我們還要窮，勞動力更加便宜，我們發展了30年，農民工生活需要改善，所以一定要轉型。
另外一條是要培育我們的新興產業，我們的加工製造業的基礎雄厚，產業鏈相當完整，完全有條件培育自己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拳頭產業，完全有可能在國際的技術標準的製定上有一席之地。
比如三網融合、移動標準、ICD、電動汽車等，另外還有新能源的問題、煤的綜合利用問題等，都需要大家努力。
需要特別警惕――
“開倒車”是沒有出路的
消除體製性障礙需要建立有利於創新、創業的經濟體製、社會體製、政治體製，比如說平等對待各種不同所有製經濟，營造法製環境等。
我們調查到很多地方有保護本地企業、用壟斷壓製創業企業等現象，有人說《反壟斷法》不能夠反壟斷，要反造成了壞的後果的壟斷，說國有企業壟斷好啊，掙錢是國有、國家力量。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怪圈，因為壟斷會造成尋租和腐敗的蔓延，然後再把罪過加在市場改革身上，說要加強行政的幹預、國家的壟斷再來杜絕。
而越是這樣，這個尋租的條件就越加具備，腐敗就越製止不了，因為到處都是有尋租的可能性，法不責眾。
這個倒退是絕沒有出路的。
另外在習慣上，我們一要搞科學技術競爭，就是政府主導和規劃，政府調配人力、物力、財力、公關，有了發明以後，政府再讓什麽企業來把它產業化，這不利於我們的產業轉型。
政府需要對技術創新和新產品有傾斜性的政策，跟市場的力量要形成合力，而不是對著幹。
因此，政府應該提供良好的環境，另外還可提供共用性的技術。
以前日本在趕超的時候，用了“PPP”的方式，叫公共單位和私營單位的夥伴關係，如日本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趕超，幾家大的電器製造商入股，政府通常是對應的入股，開發以後，這個東西變成一個商品，全社會都可以用。
後來美國用的也是這種辦法，我國台灣地區用得比較好的是它的工研院。
還有政府可以對新產品從公共開支中給予補助，但是應該補助給消費者，而不是補助給定點的廠，是由消費者去選擇哪一個產品好。
政府需要做到有所不為。
第一就是不違法設立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還有就是不指定技術路線。
各種產業它都有技術路線，有爭論的，領導最好不要去製定技術路線，這個風險很大，日本吃了很大的虧，因為技術的可能性很難百分之百看得準。
因此，有很多事情需要研究，這關係到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關係到我們能不能夠真正地走出危機，需要我們大家來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