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與曆史評價,, 一宗賠本生意？ 作者：陳康

 

明代永樂年間的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史上最壯闊的海上行動。七次遠航，船隊數百艘，官兵數萬人，航跡遍及南洋、印度洋與東非海岸。從十五世紀的世界史視野看，這是人類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早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近一個世紀。然而，後世對鄭和下西洋的評價並不一致：有人讚之為“文明的航行”、中國早期的全球化；也有人譏為“炫耀的遠征”、浪費國力的空壯夢。究竟鄭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何在？它留下的曆史遺產，是光榮的還是沉重的？

 

一、政治上的目的：為皇權正名

 

鄭和的航海行動，並非單純的商業或探險計劃，而是明成祖朱棣的政治工程。朱棣以“靖難之役”奪取建文帝的皇位，其政權合法性備受爭議。為了昭告天下“正統在我”，他一方麵北伐蒙古、修《永樂大典》，一方麵命鄭和“宣德化於四夷”。龐大的艦隊以“天朝使節”之名航向海外，讓諸國遣使朝貢，以確認明成祖的國際地位。

 

在當時的中華帝國觀念中，天下是一個層級分明的禮樂秩序。遠航的意義，不在於占地，而在於“示威以德”。明廷借此重建了元朝崩潰後鬆散的國際關係，使“萬國來朝”的局麵再現於永樂盛世。

 

 

二、外交與經濟的目的：擴展朝貢體係

 

鄭和下西洋同時是外交與經濟政策的實踐。明太祖朱元璋曾實行嚴格的“海禁”，禁止民間出海貿易，以防倭患與走私；但海上貿易的需求並未消失。永樂年間改以“朝貢貿易”形式運作，由官府統一管理：外國進貢，明廷回贈厚禮，看似賞賜，實則貿易。

 

鄭和的艦隊攜帶大量絲綢、瓷器、銅錢，換回香料、藥材、象牙、珠寶、胡椒與蘇木，開拓了東南亞與印度洋的貿易圈。他在滿剌加（今馬六甲）扶植親明政權，協助該國抗衡暹羅壓力，使之成為南洋的轉運中心。這不僅鞏固了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也為南洋各國之間建立起一種以明朝為中樞的貿易秩序。

 

然而，從經濟角度看，這場浩大的“朝貢貿易”並非盈利事業。艦隊所耗費的糧餉、人力與造船成本極其龐大——單是一次遠航，糧草、銅錢、絲綢賞賜之數以百萬計，而各國回貢的香料、象牙、珠寶，即使珍貴，也遠不及開支。朝廷的回賜往往數倍於貢品價值，形成“厚往薄來”的結構。

 

換言之，鄭和下西洋雖有貿易名義，卻是“虧本外交”。它的本質更近於一種象征性投資：以巨額國帑換取禮儀與聲望。正因為如此，當永樂、宣德兩朝財政仍充盈時尚能維係；待北方戰事再起、國庫漸空，這種“體麵而昂貴”的遠航便難以為繼。

 

 

三、文明觀念層麵：沒有殖民與掠奪的野心

 

然而，與歐洲後來的海上擴張相比，明朝的航海行動具有截然不同的精神。它並非以掠奪為目的，而是以文化與禮儀為核心的文明外交。

 

明朝並未：

• 占領他國領土；

• 在海外建立殖民地；

• 掠奪資源或奴役人民。

 

鄭和的艦隊帶去的是絲綢、瓷器、書籍與禮儀，不是火炮與軍隊的永久駐紮。從明朝人的觀念來看，他們所信奉的是“四海一家，萬國來朝”的天下理想——以德服人，而非以力取勝。

 

這種行動既展現了中國作為當時世界強國的自信，也反映出東亞傳統中“以禮代兵”的外交哲學。與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的遠航相比，鄭和的航路上沒有殖民掠奪、沒有宗教迫害、沒有奴隸買賣。他在各地建立的是交流與友誼，而非炮台與要塞。

 

因此，鄭和下西洋雖然“賠錢”，卻“賺麵子”。它的回報不在財貨，而在於聲威與文明形象。隻是，這種以象征性榮耀取代實際利益的政策，在封閉的中央集權體製中難以持久。

 

四、曆史轉折：為何盛舉忽止

 

然而，如此壯觀的航海行動，在鄭和死後便戛然而止。宣德年間雖仍有第七次遠航，但之後明廷完全收縮海權。原因有三：

其一，北方蒙古威脅再起，國防支出龐大；

其二，文官集團反對“勞民傷財”的外征，認為“夷人無用，海行無益”；

其三，朝廷財政吃緊，海外貿易收益遠不足以支撐龐大艦隊。

 

於是海禁再起，航道荒廢，造船技術與地理知識逐漸失傳。到了嘉靖以後，中國竟對外洋日漸封閉，終於在近代被西方列強以船堅炮利逼開。

 

五、後世的評價：光榮與遺憾並存

 

鄭和下西洋的曆史評價，橫跨數百年，既有極度讚頌，也有冷靜反省。民族情感層麵，人們視鄭和為中華海洋文明的象征。他證明十五世紀的中國已具世界級造船與航海能力，足以與任何強國競爭，那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刻。

 

但在經濟理性層麵，學者指出，這場浩大的行動缺乏持久的製度支撐。明朝的外交是“恩賜型”的，而非互利型的；朝貢體係過於依賴中央賞賜，缺乏商業自生能力。朝貢國的財富有限，無法形成穩定需求；而明廷的饋贈慷慨，反倒成為財政負擔。換句話說，鄭和的遠航是一場巨額支出的“象征性勝利”，其外交價值遠高於經濟價值。

 

有人認為，這正是中國傳統“天下觀”的局限：重禮儀而輕實利，重威德而輕製度。鄭和下西洋雖光耀一時，卻未建立長久的國際網絡，也未啟動工業化或資本化的海洋經濟。

 

六、當代觀點評價：文明精神的再思

 

今日再看鄭和，人們不隻討論他“航多遠、船多大”，更重視其文化意義。他代表了一種理想：以交流代替征服，以文明取代暴力。在那個歐亞並起、戰爭與掠奪頻仍的時代，鄭和的艦隊不掠奪、不殖民，這本身就是一種道德宣言。

 

但同時，這場“不爭之爭”也反映出明代中國對外世界的矛盾心理：既要宣示天下共主的威德，又不願真正打開市場與製度，結果形成了短暫的海上繁華與漫長的閉關。

 

七、結語(a)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曆史上一場輝煌而矛盾的遠航。它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正名、外交上的拓展、經濟上的交流，也有文明自信的展示。它的成就令人驕傲：在哥倫布啟航前七十年，中國人已遠抵非洲，建立了橫跨三洋的航路；但它的結局亦令人唏噓：因製度與觀念的束縛，這場盛舉未能化為持久的力量，反而成為明代海禁政策的前奏。

 

若以世界史眼光看，鄭和既非侵略者，也非純粹的和平使者；他是權力與理想交織下的曆史人物。他的船隊曾讓香料與絲綢在印度洋上閃光，也讓中國一度伸手觸及世界的邊界。那一段曆史告訴我們：文明的力量，不僅在於能遠航，更在於能持續地與世界對話。

 

結語(b)

文明的遠航，虧本的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