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得了急症,賈汪醫院治不了,說是上海大醫院可能有辦法。冷醫生給醫院領導請假,坐夜車直奔上海。
丈夫高燒,半昏迷狀態,在妻子的攙扶下踉踉蹌蹌地住進上海瑞金醫院,高燒已經40度,嘴唇上都是剛剛燒出來的水泡,雙眼閉著,躺在病床上,頭下枕著枕頭大小的冰塊,1000CC的大號點滴瓶醒目地吊在空中。冷醫生焦躁不安地與住院醫生交談著丈夫發病的經過和賈汪醫院初步診斷結果。
幾個小時以後,病人開始低聲說,“回家”。
雖然微弱,冷醫生還是聽得真切,他有兩天沒有說話了。再看丈夫,他在努力睜眼睛,手指動了一下。妻子趕緊抓住他的手,安慰他,馬上醫師來查床,再耐心等等。話音未落,丈夫手鬆弛了,頭偏向一邊。冷醫生立即把脈,沒有了脈象。大事不好,住院醫生跑過來用聽診器仔細聽了一會兒,然後無奈地看著冷醫生。其他在班醫師也紛紛過來,做人工呼吸。一切於事無補,人已經走了。最後的診斷是急性腦膜炎。
冷醫生呆掉了。
在賈汪煤礦,盡管她接觸過許多工傷工人,或者職業病病危者,但自己卻從來沒有切身體會,對家屬們號啕大哭也習以為常。直到這一刻才明白什麽叫死,什麽叫人走了,鮮活的人,每天在一起吃飯過日子的人,那個與她分擔撫養孩子責任的人,每天互相述說的親人就這麽悄然地走了,而且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悲痛欲絕,悲痛欲絕!
丈夫臨終前最後一句“回家”竟然成了他的遺言。
是啊,咱們回家,我帶你回家,家裏兩個小兒子還在等著我們回家。
在醫院辦好手續,人推進了太平間,她急忙跑到上海火車站買了兩張夜間從上海發往北京的快車票,途徑徐州,一共12個小時,第二天早上到達。
天擦黑,冷醫生潛伏進太平間,把丈夫的屍體迅速地馱起來,一路小跑,擔驚受怕地,準時上了火車。
這時候是冬天。
醫院宣布死亡之後,冷醫生立即就把丈夫的衣服全部都給他穿好,帽子帶上,圍脖也圍上。
丈夫擠坐在座位角落裏,立著身子,圍巾遮住了臉,帽子拉低,大衣裹嚴實,就像耷拉腦袋睡熟的人。乘務員查票,問這個人怎麽了。冷醫生從容地回答道,醫師給他吃了安眠藥,剛睡著。給,這是他的票。檢票員也沒有多心,剪完票,就再也沒有回來。對過椅子上乘客聽到了解釋,也就不好奇,慢慢地都進入了夢鄉。第二天早上,火車到達徐州,冷醫生把丈夫一隻胳膊放在自己肩上,使勁一拉,整個身子趴伏在她的背上。
出了火車站,距離賈汪煤礦還有35公裏。她不敢冒險搭汽車,就背著丈夫在火車站卸貨點兒,找到一輛回礦的卡車。話也不多說,隻說讓司機幫忙,把他們兩人放在後車廂裏帶回煤礦。
這是1960年,人單純,聽說是一個礦的,而且是醫師,自然樂意幫忙,當然沒有告訴他,這是一具屍體。運到家門口不遠的地方,司機停車,幫忙架下病人,就開走了。
冷醫生再次背上丈夫,步履維艱地挪到家。把屍體在床上放好,她人也癱在了椅子上。
家是哭泣的地方。
這些天的擔驚受怕,回家來的塵埃落定,讓她再也忍不住心中無限的悲傷,抓過一塊毛巾捂在臉上,撕心裂肺地放聲大哭。
天地有情淚狂飆,日月無光暗啜泣,愛夫已駕黃鶴去,空留伊人獨悲傷。
丈夫終於葉落歸根,安葬在自己的家鄉。
她終生沒有再嫁,退休後,兩個兒子把她輪流接到家裏頤養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