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日軍從虹口海軍司令部沿著天通庵路,進攻駐守的國軍,“淞滬抗戰”因此 打響。日軍停在黃浦江的巡洋艦“出雲號”等軍艦炮擊了國軍陣地,停在東海的航母也派轟炸機襲擊。
下午六點多,我父親接到醫院的電話,立刻趕去探望後腦勺中彈片的祖父。據護士稱,剛到醫院時,祖父十分清醒,他顫抖地寫下我父親的名字,和新閘路的地址,但上了手術台後,醫生剛把嵌在後腦勺的彈片一拔,祖父“啊”的叫了一聲,便是不治。估計是呼吸中樞延腦部位中彈,彈片一拔,鮮血噴出,呼吸驟停,於是去了。身為長子的父親青年喪父,自己剛剛高中畢業,一個弟弟,三個妹妹,和自己的母親,一家六口要生活,祖父的喪事要料理,經濟上的壓力山大,他隻能求親告友,四處奔波。一個弟弟,托人情進了店鋪當學徒,祖母以其手工藝貼補家用,大妹去一家小學幹些雜活,我父親則做過多種工作,但這家仇國恨未敢遺忘,他把他父親腦部拔出的七扭八歪的彈片一直收藏在家裏,直到他2007年去世前還讓我看看,征求我的意見是否保留下去。
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看見他身著軍裝的照片,以及1942年4月20日,21日,22日護送杜立特航空隊轟炸東京返航後,迫降在天目山,衢州附近的飛行員。然而,在這以後的許多年中,他從未提起過一個字,或許是這為了保護家人,怕給家人麻煩,以至於他去世後,我才在書櫥的隔層裏翻出了這些發黃的舊照,一把匕首,一架日本軍用望遠鏡,一張通行證,一張緬甸密支那,騰衝的地圖,似乎都在無言地訴說那些故事。
我在父親去世後的2007年11月,回到美國後,曾經認真尋找過杜立特轟炸東京的故事,因為我在國內的36年中,從上到下,無人提及此事。不知道當年在浙江沿海地區,天目山區,衢州附近,以及在去湖南衡陽機場的路上,有過那樣的驚心動魄,犧牲過二十萬民眾的往事。我為父親的苦衷而悲哀,在那是非顛倒的時代,一切根據政治需要,事實真相,不足掛齒。這也是我們那代人,隻知道中流砥柱的平型關大捷,不知道台兒莊,萬家嶺,騰衝,保山戰役,衡陽戰役,不知道中途島戰役,瓜島戰役,硫磺島戰役,塞班島戰役,更不知道多少日本的甲級軍團被美軍報銷,在中國戰場毀滅。
文革的1966年6月,我和鄰家毛毛中在雨天,撿到一大包裝有各種勳章,一把折斷的中正劍的布袋。我猜想或許是五原路“模範村”的哪位國軍將領遺屬,為了保命,而把這包燙手山芋,仍在汾陽路的小花園裏,我隻能希望這位遺屬一切安好,或許她象嶽陽路胡秋原特地探望的那位老太一樣,終身一人。或許,他們文革後,也舉家遷往美國了,在異鄉安度晚年。
秋陽,落葉,青草地,美國阿靈頓國家公墓的軍樂響起,2023年11月3日,一名無親無友的士兵,82年前的1941年在菲律賓戰俘營中死去的大衛惠普爾,在離家82年後,終於回家,安息於他獻身的國土。奉獻無大小,犧牲不問軍銜。“Going home,Goning home. I’m yes going home. “ 一縷披著軍魂的淚雨,悄然而下。
Doolittle Raid 彰顯了美國飛行員和中國軍民的堅毅和視死如歸的家國情懷。 美軍12架飛機的機組人員在浙贛上空棄機跳傘。 落在中國境內的飛行員,有5人死亡、8人被日軍俘虜、62人被中國軍民所救。 因此引發日軍的浙贛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