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最近幾個月，在中國互聯網上流傳著曆史人物王洪文的梗圖、事跡、相關討論。王洪文這位已去世30多年、文革時期紅極一時、後來淪為“階下囚”的人物，為什麽在當今中國意外的得到熱捧？他的故事又為何成了互聯網上的“網紅文”呢？
這要從王洪文的身世和經曆說起。王洪文出生在民國一個貧農家庭，共和國成立後成為軍人和工人，長期在工廠做工。“文革”爆發後，王洪文積極參與“造反”活動，成為上海“造反派”領袖，並得到毛澤東青睞，職位一路躥升，一度擔任上海市委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黨中央副主席。毛澤東去世後不久，華國鋒、葉劍英等人發動“懷仁堂事變”，王洪文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四人幫”成員及其黨羽被捕。後來王被判處無期徒刑，直到1992年去世。
在“四人幫”中，江張姚三人文革前即頗有地位和名氣，隻有王洪文是真正的平民出身、早年默默無聞，也沒有勢力依仗。王洪文在文革中走紅、躋身常委、一度成為毛澤東潛在接班人，確實有著非凡的好運，可謂“草根逆襲”。
王洪文在文革中最炙手可熱是在1968-1974年。文革最後兩年，王洪文已遭受中共老幹部的集體排擠和毛澤東的冷遇，不再那麽得誌。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共元老、軍方強人很看不起王洪文，隻是在文革形勢及毛澤東威勢下勉強承認王及“四人幫”當權的狀況。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華國鋒、葉劍英等人10月即發動政變，將失去依靠的王洪文等人拘捕、審判。王洪文淪為“階下囚”後，還遭遇破壞睡眠、噪音擾亂、製造饑餓等酷刑和惡待，身體狀況惡化。王洪文也是“四人幫”中去世最早、死時年齡最小（67歲）的。王洪文被逮捕後遭受酷刑和獄中惡劣待遇，顯然與中共老幹部對其打擊報複有關。
隨著文革結束、王洪文等“四人幫”鋃鐺入獄，中共元老人物紛紛複出，重掌國家權力。不僅鄧小平等人再度成為國家領導人，即便那些退休的高級幹部也在“中顧委”等機構繼續影響國家大政方針。而這些“紅色貴族”的後代們也進入中國各重要機構，在政商各界呼風喚雨、世襲著權力與財富。
當今的中國，經濟發展和物質繁榮下，貧富差距懸殊、官員腐敗嚴重、裙帶關係盤根錯節，階層固化。“有的人生來就在羅馬，有的人生來注定做牛馬”，平民大眾的上升通道越發狹窄、階層躍升困難，麵對許多不公不義。而“北極鯰魚”、“江西周公子”、“故宮大G姐”、“黃楊細鈿”等“紅色貴族”公開炫耀特權和財富事件，更引發了民眾的憤怒，以及後續的無力感。
正是這樣的人物和曆史背景、當今中國的狀況，促成了今日“王洪文熱”的出現。王洪文作為反建製運動文革的旗手，早年家境貧寒、默默無聞做工人，後來青雲直上、一度呼風喚雨、又遭到權貴排擠欺淩，正好成為當今中國草根階層投射自身、寄托感情的對象。
這些草根也很盼望自己像王洪文那樣從平民中脫穎而出掌握國家權力、揚眉吐氣，又憎恨權貴官僚的特權和跋扈。現實中草根們無能為力，但通過寄情王洪文，讓曆史人物演繹自己的命運和愛恨，就能抒發自己的情感、滿足某種虛幻的追求。
“王洪文熱”也和近年中國的“毛澤東熱”和“文革熱”一脈相承。這些熱潮都是當今中下層中國人不滿於現狀，卻又難以改變現實，在政治高壓、經濟拮據、思想空虛、生活困境下，通過對曆史人物和事件的主觀認知和選擇性截取，來“借古喻今”、表達情感，並試圖複製曆史、讓作為草根庶民的自己從被壓抑到揚眉吐氣。
當然，中國現實環境並不允許民眾做出真實的反抗，這也就讓人們更傾向通過互聯網“玩梗”、“彈幕刷屏”、“網絡造神”方式，以網絡代替線下、以虛構代替真實，以抒情代替行動，排解憤懣和表達愛恨。而王洪文的經曆被不少文獻記載，還有關於他的各種軼事秘聞流傳，更吸引大眾關注和對他的進一步形象和故事編排。相對於人們對毛澤東作為帝王崇拜，對王洪文的讚美更多是平民百姓將自身代入，表達“小人物也能翻身、比高官顯貴更純粹和真誠”的情感。
在心理學上，有一個重要概念“移情”，即指一個人將對某人情感轉移到另一人身上，以及將自己的感情投射到與本體無直接關聯的其他事物上。而如今許多中國人對王洪文的追捧和“造梗”，也是一種集體的“移情”，將自己的經曆、情感、訴求，在無法直接表達和實現情況下，通過尋找有某些相似的曆史人物和事件，再加以主觀修飾和選擇性利用，投射到這些人和事上。
如果較真的、就事論事的分析和評價，當今許多中國人讚美王洪文、崇拜毛澤東、支持文革，顯然是不理性的、錯繆的。關於毛澤東和文革的批判，筆者在另外文章已有詳述，因篇幅原因在此不再重複。而關於王洪文，對其美化和寄托也並非合理的。
王洪文因機緣巧合躋身中國領導層，但並無治國理政的才幹。他是作為“根正苗紅”的基層軍人和工人的典型，被推舉成了文革的旗手，與“從農民到副總理”的陳永貴發跡類似。當然王洪文個人也有投機水平、組織起龐大的造反派隊伍，又運氣頗佳，被毛澤東和江青賞識，才得到黨中央副主席的高職。其擔任中央領導期間，沒有做出任何利國利民的成就。毛澤東讓王洪文讀《後漢書·劉盆子傳》，即表達了對其資質平庸、隻可為政治花瓶而難成大業、希望他未來好自為之的暗示。
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多方資料和信息，王洪文在成為文革旗手、國家領導人後，並沒有免於特權侵蝕和腐敗濫權，同樣沉浸於物質享受，連他在上海養的狼狗都有“特供”待遇，其特權享受直到被捕才終結。
雖然王洪文的腐敗數額確實無法與今日巨貪大惡相比，甚至貪占巧克力和罐頭等行為還有些“小氣”，也無紅色權貴那般驕橫跋扈，但這隻是因為文革時國家貧困、無太多可貪，他自己也尚未培植起親信勢力，“非不為也，是不能也”。若再假以時日，文革中的弄潮者們沒有失勢而是大權在握、羽翼豐滿，王洪文及其同類人也會和1949年當權的那些人一樣蛻變為典型的“紅色貴族”。
所以，人們將反對特權、追求平等的思想，寄托到一些草根出身、後來呼風喚雨的人物，以及極端的政治運動，是不理性也不可靠的。這樣的反特權長期看也是無效的，即便打倒了舊的特權者，新的上位者一樣腐敗濫權、壓迫人民。
但從另一麵看，國人對王洪文的追捧和“玩梗”，也有其值得同情理解之處，且在表層的非理性下有著深層的合理性。對於長期缺乏言論自由、沒有足夠民主渠道影響決策、在政治經濟多重不公正下被壓抑的民眾，談論禁忌較少的曆史人物，成為其為數不多可以表達自身情感和訴求、代入自身敘事、解構權威、抒發不滿的方式。
近期中國互聯網上對電影《芳華》的解讀和附會，也是受到“王洪文熱”影響的例子。另外，這幾年中國互聯網上對中共將軍許世友、廣西強人韋國清、柬埔寨前領導人波爾布特等人的評論和惡搞，也有同樣動機。
炒作“王洪文梗”的人們，也並非簡單的崇拜王，而更多是一種戲謔和借代，是對官方敘事的某種反叛，對“成王敗寇”傳統史觀的嘲弄，也半明半暗的譏諷了1949年後由革命者蛻變的特權階層和新貴族、解構了被塑造為“偉光正”形象的知名人物們。
對於草根大眾，其既遭受種種壓迫和不公正，又缺乏足夠的條件以更加正規理性的方式表達和促成改變，所以其通過變通的、詼諧的、非常規的方式表達，也是應當被理解和尊重的。精英有精英的盛宴，庶民有庶民的樂趣，網絡上的喧嘩與對曆史的解構，也是值得被關注的聲音。而且中外建製精英都不乏虛偽和巧言令色，還常常教條和脫離實際，草根的聲音有時倒更加真摯動人、符合現實。
草根大眾的這些觀點和行為，確實帶有民粹主義色彩，但民粹也是一種民主的表現和民意的表達。它不是嚴謹和嚴肅的，卻是緣由複雜、折射了人間疾苦的。執政者、社會精英、各界人士，不應以鄙夷或無動於衷的態度對待民粹浪潮，反而應當正視民粹背後的真實民情和民意，察覺體製弊病、社會危機的存在和嚴重性，真誠的解決問題、緩和社會矛盾，促進平等公正，才可能長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