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2023年10月10日，我來到教廷駐德國大使館，展示了利瑪竇、徐光啟、多位傳教殉道者、1900義和團事件殉難教士修女、為中國興建教育的李提摩太、南京大屠殺中拯救國人的魏特琳女士、中共建政後長期身陷囹圄的龔品梅主教的海報，及呼籲中梵友好下，不要忘記受難國人的海報。
開明的方濟各教宗和教廷，應博愛中華
2024年2月21日，我又一次去了教廷駐德國大使館，把寫的致方濟各教宗和全世界天主教神職人員、致羅馬教廷和世界各天主教會的信，交給了使館人員。
上次我去使館，隻展示了海報，還沒寫信。這次把我寫的長信交給他們。信件翻譯為英語、德語、拉丁語、西班牙語。
我知道教宗肯定不可能看到，但我算盡了心力）
尊敬的
方濟各教宗閣下
羅馬教廷及諸位神職人士
中國和世界各國天主教會
全世界天主教眾及其他基督教分支的教眾
我叫王慶民，是一位旅居歐洲的中國作家、人權活動人士。我有許多想說的話，希望向尊貴的方濟各教宗、羅馬天主教教廷、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其他基督教分支的教士和信徒，公開的訴說和請求。
華夏大地、中華兒女，與天主教/基督教的淵源，久遠綿長。從1500年前的唐代，就有基督教的分支進入中國，傳播福音。而到了元代與明代，天主教士們正式的、大規模的來到遙遠東方的中華沃土。
這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利瑪竇（Matteo Ricci）教士。這位從亞平寧半島上的教宗國，不遠萬裏來到中華的異域使者，以及他的同伴們，將西方的科學、數學、哲學知識，以及天文曆法、地理圖形，傳遞到了東方的明王朝。利瑪竇教士對於華夏民族/漢民族的勤勞、善良、守序、知禮，種種人性美德，有著深刻的印象和高度評價。哪怕這時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是基督徒。
利瑪竇先生如此讚賞中華兒女，反映了基督教提倡的真善美教義、神愛世人的博愛精神，與東方儒家推崇的人性美德、仁愛思想，是一致的。中國人和西方人，也都是崇尚良善的習俗且心靈相通的。
在明代的近300年裏，聖方濟·沙勿略（Franciscus Xaverius）、湯若望（Adam Schall）、羅文藻（Gregorio Lopez）等許多天主教士，也為中國帶來了福音和知識。雖然其他人沒有利瑪竇教士那樣知名，但都和利瑪竇一樣，懷著虔誠的心，為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極大的貢獻。這就是偉大的第一波“西學東漸”。他們是相隔萬裏的中西方之間的紐帶，是“文化絲綢之路”。中華的厚重文化、深邃思想、曆史記憶，也由他們帶向西方。
明朝的大臣、科學家徐光啟等人還皈依了天主教，傳承與發展了西方的科學，張揚了基督福音。中國從官員到平民對天主教的接納，也反映了中華文化與中國人民的包容精神。在漢文明主導時期的中國，儒學、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能夠和諧並存、相互借鑒和融合。在這一點上，中國勝過了當時的歐洲、中東、非洲、日本、印度、東南亞，是真正博愛與多元的國度。
在明清易代之際，許多傳教士與漢族人民，一起經曆了中華曆史浩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教士的《韃靼戰記》記錄了這場浩劫的種種細節，聖劉方濟等教士們（Francisco Fernández de Capillas）罹難。當時的明王朝永曆皇帝，在民族危難時求助羅馬教廷，願將中華大地和子民盡歸基督世界。但可惜天高路遠，你們不及援救。中華自此神州陸沉。但基督教信仰已在中華紮根。19世紀中期的“太平天國運動”，就是借助了基督教的教義。
在中華大地被異族殘酷壓迫二百多年後，伴隨著列強與清廷的戰爭，中國“閉關鎖國”的結束和國門打開，基督教傳教士再次大規模來到中國。你們興辦教育、建立醫院、傳播科學，是近代中國的啟蒙者。不過，由於基督教士卷入了帝國戰爭、中國內部矛盾，以及部分教士與中國民眾的糾紛，爆發了悲劇性的義和團運動。這個過程中，200多名天主教及其他基督教派的教士與修女，這些手無寸鐵且為中國文教醫療付出巨大心血的和平人士，不幸殉難。其中尤其以“耶穌的瑪麗·艾爾米內（Marie-Hermine of Jesus）”及她的六位女同伴（七人都是修女）的犧牲，最為令人痛心。而艾士傑（Gregorio Maria Grassi）殉道者、郭西德（Santo Alberico Crescitelli）殉道者等教士，同樣令人感佩。他們的血灑在了中華，他們的魂回歸了天堂。
義和團悲劇發生後，你們沒有大行報複，相反卻以德報怨，在中國建設更多學校、傳播現代的人文與科學知識，啟蒙在滿清專製統治下殘忍又愚昧、可恨更可憐的人民。基督教會、西方其他一些官方和非政府組織，還資助許多中國人前往歐美留學，讓許多本來一輩子不識字或隻讀科舉明經之書的中國人有幸得到極高水平的現代教育。這樣的胸懷之博大，亞歐大陸的崇山峻嶺都難以阻隔；這樣的恩情之深厚，從台伯河到黃河奔流不息的江水都訴說不盡。
正是在你們的幫助下，中國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開啟了經濟革新、政治革命、文化更新，實現了經濟和科技的近現代化，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及此前的晚清時期）的教育、醫療、科學，其建設與發展過程中，天主教、新教等基督教力量的參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人類文明史上傑出的功勳。例如李提摩太先生，創辦了山西大學及其他人文與實業成就。而北京和南京許多大學、中學、醫院，如燕京大學、金陵女子大學、震旦大學等，也都是耶穌的使徒所創辦和運營。
但後來，中國人民為了反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以及弘揚世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價值觀，推動民族獨立和社會革新，逐漸排斥在華的基督教/天主教勢力，許多教會興辦的學校和醫院被改製，宗教教育弱化乃至取消。站在維護中國主權、捍衛中國人自身獨立價值觀、推動社會更加進步的立場，這些行為是必要的。但這傷害了許多真心幫助中國人民的天主教及其他教派人士的感情和利益。
後來，抗日戰爭爆發和中共政權建立，以及日本侵略者和中共統治集團對中國人民殘酷的殺戮與迫害，讓中國人民飽受苦難。而此前基督教勢力在中國的削弱，讓中國人民缺乏組織力，更喪失了與世界更緊密的連接與更有力的外援。從這一點上看，民國時的“去基督教運動”，是我們錯了。中國人民為爭取主權獨立和世俗主義，疏遠了這世界上最真誠無私幫助中國的力量-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致使中國遭遇更大的災難，也讓人類文明變得殘缺。
但在包括天主教會在內的基督教力量逐漸退出中國時，仍然有許多堅守在中國的教士、修女、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為拯救和幫助中國人民，做出了令人驚歎的貢獻。其中最值得敬佩的，是美國基督會的教士明妮·魏特琳（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女士。她在1937年日軍製造的南京大屠殺期間，和其他教士、同事、友人，拯救了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尤其保護了許多婦女和兒童。她可謂是“東方的辛德勒（Oskar Schindler）”。她寫下的《魏特琳日記》，也成為記錄日軍在南京暴行的極重要證據。而她後來的自殺，令人悲痛和惋惜。她的自殺與目睹日軍暴行、拯救難民過程中被日軍殘酷對待有著密切關聯，可以說是為中國人民而死的，是悲壯的殉難。
而另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女性、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美國的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女士，在中國生活幾十年，和中國人同甘苦、共患難。她在中國江南地區成長，在金陵大學培育中國學生，記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與命運，並支持中國的社會革新運動與抵抗外敵的抗戰。回到美國後，她也沒有忘記中國人民，飽含深情寫下了許多回憶和文學作品。賽珍珠女士的文字，與中國偉大詩人杜甫的詩作一樣，有著悲天憫人的情懷和愛民救世的精神。她讓中國了解世界，也讓世界理解中國。她是西方血統，卻是生長在中華大地上的女兒。她是中國與美國、儒家世界與基督教世界溝通的彩虹橋。
如果說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中國，對基督教隻是削弱影響力，中共建政後的毛澤東時代，則是幾乎完全清除了基督教在中國的現實影響。無論天主教會還是新教教會，都被解散或編入官方操縱的“三自教會（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外國傳教士紛紛被驅逐出境，不得不離開他們深愛的中國。許多中國本土的教士和修女被逮捕入獄，還在曆次政治運動中遭遇殘酷批鬥、羞辱，其中一些人被殺害或自殺。
其中，天主教上海主教區的龔品梅（Cardinal Ignatius Kung Pin-mei）主教，被誣陷為“反革命”，並被判處無期徒刑。他在監獄仍然堅守信仰，拒絕妥協認罪，坐牢三十年，直到鄧小平時期重獲自由。他在獲釋和離開中國後，仍然堅持為中國的宗教自由而奔走呼號。他的堅韌頑強，既有基督徒的犧牲精神，也有東方士大夫的道德風骨，令人肅然起敬。
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政治風暴期間，不畏死亡的向毛澤東挑戰的中國政治抗爭者林昭女士，也是基督徒（或起碼一度有基督教信仰）。由於她留下的文獻有限，難以得知她對基督教詳細的看法。但她頑強的與紅色極權鬥爭、在毛澤東這個“紅太陽”最為炙熱時對其發起挑戰，或許是有基督教思想和文化，給予了她精神上的支持和慰藉吧。她的長詩《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借普羅米修斯之口控訴殘暴的希臘眾神之王宙斯，就像《聖經》對魔鬼撒旦的怒斥，控訴人間暴君毛澤東的累累惡行。她最終被處決，無論現世的中華大地，還是基督教的異域天國，都有給她的榮譽坐席。
而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因為政治運動和軍事鎮壓、大饑荒、各種極端政策，中國有超過5000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至少有300萬人是被直接殺死。這數千萬死亡者中，包括著巨大數量的婦女、兒童、殘疾人、各種弱勢者，也包括基督教士、修女、普通基督徒。這些生命被使用極為殘暴和具羞辱性的方式摧毀。這是多麽巨大的悲劇啊！而幸存者也往往殘疾、精神失常、變得麻木，喪失了尊嚴，這些傷害對中國人的毒害持續至今。這是地獄裏的景象，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之後最大的、也最被忽視的浩劫。這不僅是中國的驚天“人禍”，也是整個世界的恥辱。
而經濟、文化、民生，也都在毛時代遭到極大破壞，極端貧困籠罩著整個中國大陸。無論中國傳統道德與文化，還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民主與科學的現代文明，都在毛澤東時代被極大毀壞，危害同樣持續到今天。這是偉大的漢民族，在近現代遭遇的與日本侵略同等（甚至一些方麵更嚴重）的傷害，中華文明遭遇毀滅性打擊。自滿清時期後，中國再一次落後於西方及日本等繁榮國家，也又一次長期閉鎖了國家大門、與世界相對隔絕。中國就這樣沉淪了許久，且當時的惡果對此後至今產生了不可逆的影響。今日中國的種種醜惡，都能尋跡到毛澤東時代作惡製造的源頭。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逐漸走出毛時代的狂暴與極端反常，基督教信仰在中國也有所恢複。但中共仍然在壓製宗教信仰自由。而中國也存在廣泛的人權侵犯。這樣的狀態一直持續到今天。
我談這些曆史，並不隻是談曆史。我是以講述天主教與中國源遠流長的關係，作為引子和紐帶，請求羅馬教廷、天主教會、各派基督教徒、世界上一切熱愛正義的人們，一起來改變中國現狀、促進中國人權、拯救受難的中國人民。
相對於較為開明和有變革希望的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期，最近十年，中共的專製統治，越發變得殘酷無情。而中國人民在最近幾年裏，也遭受了更多的苦難。
自2013年起，以習近平為首的統治集團，撕下了中共開明的麵具，對公民社會進行了密集而強橫的掃蕩，禁止言論和媒體，迫害政治抗爭者，使用酷刑、監禁、騷擾等方式對待反抗的人民和各種弱勢群體。許誌永、丁家喜、郭飛雄、郝勁鬆，就是最典型的四位良心犯。而實行的對抗新冠病毒的“清零”政策，更是導致中國人權侵害廣度擴大、深度加深，經濟衰退、大量民眾失業破產、惡性暴力事件頻繁……
在習近平和中共統治下，中國藍領工人工作在缺乏勞動保障、需要長年加班工作的“血汗工廠”，而白領階層也需要從早上9點工作到晚上9點，每周工作六天，即“996”；
中國的農民，不僅要做繁重的勞動，大多數人還非常貧困，月收入不足1000人民幣（約合130歐元），超過60歲每月僅100多元（約15歐元）的退休金；
中國大多數地區的中學生（尤其河北省、河南省、江蘇省、四川省、湖南省等地的中學生），需要從早上5:30學習到晚上10：30，期間吃飯時間都被嚴格限製，每兩個星期才能放一天假期；
中國的許多服務業者，尤其個體經營者和家政人員，沒有尊嚴，如同仆人一樣為既得利益者服務，許多還被城市管理人員驅逐、被雇主欺淩甚至性侵害；
中國的婦女，大多數都遭遇過侵害和不公不義，還有些遭遇長期的家庭暴力，但卻求助無門，處在絕望中。她們上學和工作（包括家庭工作）中也遭到各種歧視和壓榨，不能獲得與付出相匹配的地位、尊嚴、報酬，乃至沒有基本的安全感；
中國的殘疾人，大多數都不能正常上街，因為環境太不友好，隻能在家中苟且偷生，且往往受到家人的暴力和虐待。
中國絕大多數民眾，沒有自由和快樂，為生存而生存，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社會保障，都是缺乏或者低質量的。年輕人和中年人半生都在掙錢償還房貸，一旦有人得了重病往往全家傾家蕩產，許多老人因為無錢養老和看病而自殺；
……
這一切應該改變。中國有著輝煌燦爛的曆史，漢民族和中華文明，為中國、亞洲、世界的文明進步做出過巨大貢獻。但是後來因為內部的壓迫和外部的入侵，它遭受巨大的傷害，走向歧途。
麵對中國的困境和人民的苦難，我曾經了解、觀察、求助過不少國家政府和民間組織，希望世界各國各方人士，能夠幫助中國人民。可換來的，普遍是冷漠和拒絕。我也逐漸發現，這世界上各國、各族群、各種組織，往往都是自私自利的，包括許多標榜人權的機構，並不真的在乎人權，乃至為一己之私撒謊、損人利己、雙重標準。
美國、日本、歐洲各國的一些勢力（從政府官員到民間組織），甚至有意扶植“低人權”的中共，這比中國民主化，更利於他們自身利益。另外，他們更加熱衷於關注香港、台灣、新疆、西藏等中國邊緣地帶的人權問題，而忽略占中國人口90%以上的中國大陸本土漢族人民的利益。他們甚至有意扶植少數族群，以遏製主體族群。這也能看出他們人權關懷的選擇性和功利性。人權對他們而言更多是工具，而非真正在意人的尊嚴與福祉。而各種人權組織，雖然比各國政府更關注人權議題，但在中國問題上的大致立場也是如此。
而香港、台灣、維族、藏人，也都集中關心自身的獨立自由，對中國大陸漢族的人權並不關心，有時還帶有強烈敵視的態度。中國大陸漢族人雖然的確與他們有一些衝突，但大多是中共政權的裹挾與挑唆，而非這些漢族人基於漢民族主義的自發與獨立行為。
當今的中國，是被集中在北京及以北地區的勢力把持，中國中部和南部的漢族人民，隻是政權吸血及利用的工具，被政權用來與少數民族相互製衡，最終中共特權集團坐收漁利。而近幾十年（包括當今）中國人許多暴力和陰險的言行，缺乏同情心和野蠻的行為，也是受北亞/內亞地區“滿（滿洲）蒙（蒙古）價值觀”和影響，而非漢民族自身的特性。
而中共政權對內殘酷壓迫、對外與西方及文明世界敵對，同樣是把持政權與話語權的中共權貴集團、滿清政權後繼者、親日分子所為，而非廣大中國人民的真實意願。中國人民、漢族人民，和曆史上的漢族王朝及中華民國一樣，是非常親近西方，願意接受民主自由人權價值觀、融入世界的。
在這樣的境況下，中國大陸的約13億漢族公民，以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國流亡者、中下階層的海外華人，就成了最受壓迫、力量最分散、最被忽視、最缺乏維權能力、最無話語權的族群大眾。
由於曆史上漢民族構建的中斷、當今中共政權對民間自組織的摧毀，這十多億中國人處在一盤散沙、缺乏信仰、沒有組織能力和團結性、對他人苦難冷漠甚至譏諷、相互零和競爭乃至相互坑害的狀態中。每個人和每個人都是潛在的敵人，每個小團體和每個小團體都是相互提防和坑害的，每時每刻人們都在相互算計和鬥爭中。每天中國的人與人之間都在發生著微型的“戰爭”（雖然大多數沒有流血，但也在以不見血的方式損害著他人），沒有和平與安寧。中國人的精神也是貧乏的、劣質的。經曆屢次內部壓迫和外敵入侵的破壞、中共對自由的禁製，曾經輝煌的中華文明與厚重民族精神，尤其仁愛好禮、寬容友善的品質，已經很難在當今大多數中國人身上看到。
還有一些中國人、漢族人，雖然有信仰，卻信奉了邪教、極端宗教派別，篤信陰謀論，與普世價值和基督教真善美的追求背道而馳。而且，許多到了海外生活的中國人，仍然是一盤散沙，同樣沒有信仰或誤入歧途，成為極端主義和陰謀論的擁躉。
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這十多億華人/漢人/中國人，在迷惘、痛苦、絕望、麻木中生活與死亡。
作為這十幾億中國人的一員，我個人也親身經曆和切身體會到了這個族群遭遇的傷害、孤立、絕望。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族群，卻處在遭受如此嚴重不公不義的境地，並被世界所忽略或有意無視。我十分的痛心、憤怒、憂慮。
正是這樣的境況下，我想到了基督教、天主教，想到了方濟各教宗和羅馬教廷。我想，或許你們是能夠拯救中國、幫助漢族人和海外華人的唯一力量。
作為一位重點研究社會時事和國際政治的作家，我時常聽聞現任教宗方濟各閣下的名字和事跡，對教宗閣下秉持開明和進步主義思想、極為關懷弱勢者、尊崇科學理性、包容不同信仰群體的立場和做法，是極為敬佩和高度認同的。
在我心目中，當今的方濟各教宗閣下是世界曆史上最進步的宗教領袖，也是最偉大和最具人道主義精神的宗教界人物之一。最近數百年的宗教人士中，隻有藏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能夠相比，其他的人均不能及。方濟各教宗能夠在宗教界保守氛圍濃重的環境下，超越原教旨和突破守舊主義的阻礙，堅持進步價值觀，將人道與人權置於宗教教條之上，致力於建設一個和平、進步、包容的世界，令我讚佩不已。
我也知道，方濟各教宗對於中國有著獨特的好感，他的發言、政策、立場，都說明他是最為親近中國人民的宗教領袖。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許多飽受欺淩、物質和精神都貧乏、待關愛、待救助的普羅大眾。中國這種社會境況，與教宗出身的拉美地區類似。立足平民和現實訴求的“解放神學”，比著重強調尊奉宗教的清規戒律和傳統習慣的保守派意識形態，更符合實際、更順應時代浪潮、更利於救助受難的人民。
最近幾年，在中共倒行逆施和國際右翼反華反中勢力的共同作惡下，中國及中國人民日益孤立於世界。在這樣的背景下，方濟各教宗能夠衝破各種阻撓、不畏壓力與批評，向中國人民伸出橄欖枝，將上帝之愛播向這充滿貧困與暴力的土地，可謂彌足珍貴。用中國的諺語就是“久旱逢甘霖”、“雪中送炭”、“危難見真情”，讓經曆無數磨難、生活在冷漠中的中國民眾，感受到了真誠而熱切的愛。所有的中國人民，無論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徒，還是其他宗教信仰者、無神論者，都是耶穌愛的對象，都是上帝接納和施恩的子民。
至於在接觸中國人民過程中，向中共和中國政府妥協，我是完全理解乃至支持的。無論如何，中共是當今中國的實際執政者，想要傳播福音、幫助中國人民，無法繞開當權的中共；也不可能在沒有中國政府協助下，自行發展中國天主教的力量。麵對這樣的現實，妥協是必要的，是明智的，是偉大的。而且即便對於邪惡的力量、各種惡棍，也要展現包容和友善，這也正是耶穌寬容精神的真諦。
（隻是這樣的妥協，要有理有節，無論從現在還是長遠都應注重於改善中國人民的福祉，而想方設法避免被專製政權利用、成為鞏固其暴政的工具。另外，我也希望教宗和教廷明白，中共政權並不是一個左翼進步政權，而是右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內部殖民主義政權，僅僅是披著“共產主義”的外衣罷了。它是非常蔑視人權，尤其踐踏弱勢群體權利的）
我也對由官方和梵蒂岡共同認可的“三自教會（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不持惡感。在對教義的解釋和價值觀上，“三自教會”是傾向於自由主義的，強調宗教的心靈安慰作用，並不幹預信徒日常生活，而不至於原教旨化和極端化。
相反，許多未被中國官方認可、也未被梵蒂岡認可的“獨立教會”、“家庭教會”、“地下教會”，雖然反對專製和共產主義，卻極度保守、極端、原教旨化，對信眾軟硬兼施的操控，排斥世俗生活、強調對主教個人的忠誠、反對女權和LGBT權利、相信陰謀論、拒斥科學與現代醫療，還支持例如特朗普這樣品質敗壞的政治野心家。許多中國政治反對派人士，都是加入了這樣的教會、秉持極右保守的價值觀、聽信陰謀論。他們為了反對中共專製，走入了另一種歧途。這是可悲的，令人痛惜的。（當然我並非說所有“獨立教會”、教士、信徒，都是如此，但這樣的情況確實是普遍的）
中國的“獨立教會”如此糟糕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說明它們絕不是未來中國基督教發展、公民自組織建設、拯救中國國民的可靠力量。
不止是中國的“獨立教會”價值觀和行為令人失望，整個中國各種政治勢力，無論中國官方的黨和政府，還是各路政治反對派組織和人士，都是令人失望的。
由於近現代中國遭遇的滿清殖民統治、日本入侵、中共專製獨裁，極大的破壞了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文化現代化、公民組織化。毛澤東時期發起的一係列政治運動、暴力鎮壓，尤其“文化大革命”的殘酷破壞，打斷了中國的民族文化傳承、摧毀了中國的思想根基、異化了社會、扭曲了人心。而改革開放之後的唯利是圖與精致利己思潮的泛濫，同樣荼毒了人心、敗壞了國家和民族。而中共也長期壓製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禁止獨立於政權的公民組織的公開存在、迫害有良知的反抗者。
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人普遍缺乏正常的知識、常識，很多人沒有基本的分辨是非的能力，更缺失良知和責任感，沒有信仰和原則，無論思想還是做事，都沒有道德底線，普遍是犬儒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在涉及私人利益的競爭中貪婪、不擇手段，對公共利益麻木，崇拜強者和暴力，歧視和淩辱弱者。整個社會處於“互害”的狀態。
即便那些反對專製的中國人，也往往是中共統治者的鏡像，反對中國的專製獨裁，卻擁護其他國家和族群的極端主義和民粹主義，還有強烈的反智主義傾向。他們甚至痛恨自己的血統、侮辱自己的祖國，仇恨自己的同胞（而非隻是反對中共和統治集團）。這多麽可悲又可憐啊。
這樣的中國人，顯然是不能擔負拯救中國人民、讓中國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重任的。即便他們推翻了當今中共專製統治，也隻是將中國拉入另外一種黑暗的深淵，甚至會比當今的中國更可怕，中國人民受難比現在更深重。
而且，如今的中國人尤其漢族人，也並沒有成規模的、足夠形成較大現實影響力的組織力量。人們處在一盤散沙的、無組織的、原子化的狀態。而中共並不能提供正常的保護和服務，反而迫害他們，讓這些分散的中國人遭受更大苦難。
例如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中共犯下一係列侵犯人權的罪行，如限製人民人身自由、通過防疫方式勒索人民財務、剝奪弱勢群體謀生的機會。但人們就因為沒有自組織能力，而難以反抗，隻能任人擺布。數億中國人民在“封城”、“隔離”政策下過三年“監獄”生活。雖然在2022年底，中國爆發了大規模抗議，並促成“清零”政策的結束，但隻是曇花一現。如今的中國人仍然在各自的“孤島”受難，而孤立無援。即便有些人權組織願意幫助中國人、漢族人，相對於極為龐大的中國人口數量，他們的組織規模也太小、力量也太弱了。
那麽，能夠承擔拯救十多億中國人重任的、讓亞歐大陸東方沃土得到自由的，隻有羅馬教廷主導的世界天主教力量、梵蒂岡所認可的中國各地基督教會。雖然基督教和天主教會在曆史上也有過戰爭和壓迫的汙點，但在冷戰結束前夕至今，已成為促進世界和平與民主的巨大積極力量。
其實，我個人是無神論者，並不信奉任何宗教。但曆經許多年的人生磨難、見識到了許多人和事，尤其人性根深蒂固的缺陷、以世俗主義思想改變現實的局限性，我逐漸明白了宗教信仰的必要、許多基督教教士救世的虔誠、天主教會對近現代中國和世界的貢獻。即便共產主義思想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思，也說過“宗教是苦難生靈的歎息，是無情中的有情”，肯定了宗教的價值、對平民大眾的正麵意義。這世界上很多事，尤其人的種種精神需求，世俗主義是難以真正滿足的，需要宗教信仰填補現世的不足，苦難的人們也需要來自超然者的精神慰藉。
而20世紀的許多世俗和左翼革命、誤入歧途，導致許多災難。聲稱代表工人農民、打著解放全人類旗幟的共產主義革命，造成了幾億人死於非命，並催生了許多極權暴政國家。蘇聯、紅色中國、朝鮮金家世襲政權、柬埔寨紅色高棉，都以“革命”和“解放”的名義肆意殺戮、破壞文獻、摧殘文明。他們所作所為，遠超過中世紀宗教力量迫害造成的悲劇後果。
當共產主義運動及帶來的暴動和戰爭，給世界留下一片狼藉後，還剩下許多殘留的獨裁者、專製的“利維坦”機器、失去信念的大眾。中國就是典型。這樣的國家和人民，最需要聆聽福音、得到幫助、重獲新生。對於天主教會、教士和修女們，這樣的土地和人民，也正是未開發的沃土，是基督教文明拓展潛力最大的地方。
《聖經》有言：“不是健康的人要找醫生，是有病的人需要（路加福音5：31-32）”。這裏的人們，是迫切需要拯救的。前麵我已經講述了習近平統治下最近十年中國人惡劣的生存狀況。這些簡單的概括，背後是無數人尊嚴的喪失、生命的毀壞。萬物有靈，無論按照基督教教義還是其他宗教或非宗教價值觀，生命都是最可貴的，人的靈魂和尊嚴也是寶貴的。
可在中國，人的權利橫遭踐踏，無力反抗的人民逆來順受、麻木不仁，或將苦難轉嫁給更弱者，如對婦女兒童施加暴力、虐待貓和狗等不會說人類語言的小動物。人與人之間相互沒有信任、對他人充滿惡意，將傷害而非關愛作為對待他人（尤其立場和利益有別的人）的方式。無論現實世界還是互聯網上，都能清晰的感知到這種境況。而種種悲劇就在大規模發生著。
經濟衰退下失業的中國工人、因購買“爛尾樓”債台高築的工薪階層、因股市暴跌破產的中國中產精英、被扣電動車給警察下跪的外賣員、學業壓力和家庭不和下跳樓自殺的江蘇中學生、在河南鄭州被毆打的追索被銀行侵吞存款的儲戶、每個月僅有150元人民幣（約合20歐元）養老金的農村老人、在監獄裏被羞辱虐待的政治犯和他們被限製自由的家人、徐州豐縣被鐵鏈鎖著病被長期強奸和虐待的婦女、網上傳播的許多虐待貓咪視頻中的貓咪……經曆著看似不同、本質都是係統性迫害造成的苦難。
而扼殺言論自由，讓人們難以訴說苦難、指控不公；阻斷公民自組織，讓人們無法團結起來反抗；愚民教育下，人們不會分辨是非、黑白倒錯，不知悲劇的根源、不懂反思、無心也無力改變。很多人變得麻木不仁、憤世嫉俗，隻能通過“躺平”消極反抗。這不能撼動現實，隻是讓民族繼續沉淪，弱勢群體更加無助。而還有很多人則加入了黑暗，成為新的作惡者，讓“昏迷”與“強暴”繼續蔓延。
看似秩序井然的中國，暗處充滿著暴力與陰險。表麵的和平，完全是依靠暴力和監視係統，壓製著醜惡的公開化。和平有序的表象下，是普遍的失序。無論中國現實社會，還是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都處於崩壞狀態。倫常和理性不再起到作用，隻剩下生理本能和欲望構成的獸性，主導著人們的觀念和言行。
如若繼續這樣下去，中國將成為巨型的“索多瑪”，每個人都成為他人傷害的受難者，每個人又成為傷害他人的罪人，地獄也不過如此。如果不能讓中國變得正常，如果中國人不能被拉出罪惡深淵，種種醜惡也將以各種方式傳染世界，讓全人類都變得墮落。《聖經》有言：“上主決不喜歡惡人喪亡，但卻喜歡惡人歸正，離開邪道（則33：11）。”上帝難道願意看到中國人持久墮落下去嗎？何況在極度苦難和互害中，還有許多良善的堅守者，如醫生高耀潔、律師許誌永、人權活動家郭飛雄……中國的義人頗多，遠不止索多瑪隻有一個羅德。
我之所以迫切請求，還因為未來中國和世界，都麵臨一個重大的危機。那就是氣候變暖造成的全球天氣異常，並誘發各種災難。近年來，無論中國還是世界，已經出現了許多與氣候危機有關的災禍，例如河南省等中國中部省份的洪災、四川的幹旱、中國南方的“熱射病”，以及東南亞和南亞的洪水災害，都已經造成遠比以往水旱災害更多的死亡和更大的損失。即便發達的美國和歐洲，氣候異常也導致成千上萬的人死去。
最近幾年，氣候危機在迅速的加劇，全球許多地方錄得了人類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溫，各種因氣候危機相關的災難越來越多。而中國，不僅現在已受災，未來更會是全球的重災區之一。根據現有信息及科學推斷，包括聯合國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報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公開的發言，全球暖化的過程已經失控，未來更大規模的自然災害將不可避免。未來中國各地，將出現曆史上從未見到過的程度和範圍的高溫、洪水、旱災、流行病。那時，同一天內全中國幾億人處在死亡危險下，都是完全可能的。
但中國政府回避氣候危機及其危害問題，甚至變相否認氣候變暖的存在，實在難以否定時則竭力淡化氣候危機的危害。在輿論控製和相對封閉下，中國公民對氣候危機的危害性也缺乏認識，和歐美一些人一樣持“氣候變暖否定說”。而中國政府也顯然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權，其信息的不透明和對人民的迫害，很難相信它在未來能夠保護氣候危機下將遭受慘重災難的中國人。
另外，如果氣候危機造成中國大片區域（尤其人口稠密的東南沿海和華北地區）變得災害頻發和不宜居、全世界的很多地區也都變得讓人類無法居住，全球性的超大規模移民、為爭奪生存資源爆發的國內暴力與國際戰爭、人類的相互殺戮，就將不可避免的發生。而長期孤立於世界、與國際主流社會疏遠的中國人，將孤獨的承受災難與各種次生傷害。
如果中國政府離棄人民，中國人又缺乏自組織能力，以及與其他國家與族群關係不佳，那這十幾億生命，很可能會在洪水中、在幹涸的土地上、在高溫炙烤下，絕望的掙紮、互相爭搶救生品、相互殺戮。人性的醜惡，也將在天災人禍中淋漓盡致的暴露。它將是“卡特琳娜”颶風後各種因氣候災難導致的醜陋犯罪的幾萬倍。那就是地獄中的場景。
所以，中國人更需要天主教會的早日介入。如果中國人普遍加入教會，有了教士和修女的協助，形成公民自組織，以及和世界各國各族群，建立友好與可信的聯係，就能從容應對氣候危機及相關災害。在未來國際移民與競爭中，中國人也能在基督教力量的幫助下，獲得公平的待遇和人道的保障。
古代的中國人就知道“未雨綢繆”的重要性，懂得“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的道理。但如今的中國人卻普遍喪失了反思能力和對災難的警惕性。所以我特意強調氣候危機在未來很可能造成的危難，以及天主教會介入中國、聯係中國人民的必要性。
如果說全麵的氣候災難還有幾十年才可能爆發，迫在眉睫的危機也時刻存在著。如前所述，最近十幾年中共尤其習近平的倒行逆施，導致人民遭遇慘痛災難，社會矛盾極為尖銳。人與人之間相互仇恨、水火不容。在中共極權的維穩體製下，尚可保持表麵的和平，但一旦中共政權崩潰或者失去對基層社會控製力，中國就可能爆發血腥的暴力衝突甚至內戰。
而中國漢族和少數民族、不同民族之間的民族矛盾，也日益加劇。尤其發生在新疆“再教育營”的悲劇，未來很可能釀成大規模種族仇殺。這進一步增大了中國內戰、平民被大規模殺戮的可能性。而前南斯拉夫、車臣、高加索地區、盧旺達、印度尼西亞，在國家解體/政權變革時發生的血腥殺戮，就是血淋淋的前例。
如今無論中國境內各力量，還是海外各方，都心懷鬼胎，更在乎自身利益、外國在華利益，對人道主義缺乏興趣。也有一些真心關心中國人權的，但力量有限，根本無力應對中共崩潰後的中國局勢，難以救助更多中國人。
這樣的可能性下，又需要天主教會挺身而出，扮演收容、組織、保護中國人民的重任，最大限度減少中共崩潰後中國的人道主義災難，並協助良善的力量重建中國秩序。140年前義和團血腥殺戮外國傳教士，天主教會尚且以德報怨，何況如今呢？而中國辛亥革命、抗日戰爭時，中國基督教力量也協助了中國人民，有利於中國的人道與和平。我真誠懇請你們，當中共崩潰、中國發生人道主義災難跡象時，羅馬教廷、中國天主教會、全世界天主教力量，都能全力支持中國人道主義救援、秩序重建，尤其將一盤散沙的中國大陸漢族人組織起來，並協助中國人民得到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
當然，我希望天主教會幫助中國人，並不隻是在這幾件具體的事上，而是希望天主教會成為促成中國公民思想啟蒙、形成公民自組織、人民友愛互助的長久有益力量。而中國人民在實現自由民主、人權保障後，也會反哺天主教會和世界。
我之所以請求世人幫助中國，也在於我在回顧曆史、思考當下國際關係時，了解到中國人民從近現代至今，付出了極大的犧牲，對人類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卻並沒有得到相符的回報。
最典型莫過於，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日戰爭中，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付出的犧牲更是數千萬生命、無數婦女兒童的受虐。中國軍人和平民死亡數量是猶太人的3.5倍（2100萬人死亡）。雖然中國成為二戰戰勝國，但是，二戰後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漢族人民，至今卻生活在苦痛中。這與作為侵略國的日本，其國民的高度富裕與幸福，形成鮮明對比，更顯不公。
我們即便不去追求懲罰加害者，但受害者得到保護和補償（哪怕有限的、遠不及所受損害的補償），避免再次受害，難道不是人類文明最起碼的要求和底線嗎？中國先哲“老子（李耳）”的《道德經》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而《聖經》中也多次有言：“上帝（對待不同族群和人）並不偏帶”。如今中國人在近現代遭遇如此多的不公不義，難道不應該得到補償和衡平嗎？
另外，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代表中國人民放棄了追究日本侵華戰犯責任、放棄索賠，無論其動機如何，客觀上為世界的寬容、和平、發展做了巨大的貢獻，代價則是遭受日本侵略傷害的億萬中國人民和海外華人的情感與利益遭受損害。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論是相關國家還是全世界，於情於理，都應該對國人以更多同情和回報（更不應鄙夷和欺淩）。
1980年代至2015年，中國還強力推行計劃生育，通過各種強製手段減少了至少4億出生人口（絕大多數為漢族）。為世界人口控製、減少資源消耗和環境汙染、弱化地球生態危機，做出了重大貢獻。這是全世界其他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沒有做到的。而代價則是中國人民被剝奪自由生育權、許多婦女被強製墮胎和虐待、許多家庭因罰款而破產，還有一些對抗計劃生育政策的人被開除公職和入獄。
基督教是最尊重生命的、反對墮胎的，尤其反對政府的強製墮胎，並認為胎兒甚至受精卵就已是生命。以基督教教義衡量，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下的中國人、漢族人付出了犧牲和苦難更為沉重，等於有4億漢族人被人口控製政策而被殺害。但這些如“房間裏的大象”般的貢獻和隱忍，都被國際社會忽視了。這是不應該的。
而1980年代至今的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為歐洲、美國、全世界，提供了物美價廉的產品、廉價勞動力的服務，讓發達國家人民過著優質的生活。包括意大利和梵蒂岡在內，全世界哪個國家沒有中國製造的產品呢？每一件出口到外國的“中國製造”的商品，都浸著中國人的血汗；每個在外國打工的中國人，都勤勞而廉價的為外國人尤其外國富人提供舒適的服務。正是中國人的辛勤勞動，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人才能享受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富足、輕鬆、自由的生活。中共的壓迫主要針對內部，其他國家客觀上反而是受益者。因此各國都有道義和現實利益上的責任，來幫助辛苦勞動卻飽受苦難的中國人民。
這樣一個偉大文明，不應該就此墮落下去。這樣的不公不義，也應該由國際社會矯正，讓受難最深重、付出最巨大的族群和個人，得到應得的權利與補償。世界各國官方與大眾，幫助中國走向民主自由法治，實現中國每個國民權利平等與尊嚴等價，進一步促進中國的繁榮與所得均衡，就是實現族群平等、國際平等、人類平等的路徑和內容。
基於這些，我請求方濟各教宗、羅馬教廷、世界各國天主教人士，來幫助中國人民、拯救中華。世界幫助中國，不僅是國際人道主義的要求，也是中國人民勞動的受益者的義務。
如前所述，如今的中國乃至華人世界，因為數百年來在各聚居區都遭受屠殺、壓迫、虐待，普遍變得異化，自私、冷漠、利己，崇尚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人們之間缺乏親愛和互信，反而有種種仇恨與互害。這就是曾經的內部專製與外部侵略造成的族群之病、後遺症。這並不是種族基因的劣性，也不是民族文化的醜陋，而是那些傷害這個民族的內外勢力造成。這不是中國人民的錯。中國人民不僅不是惡人和加害者，還是應該得到更多同情和理解的受害者。
這樣價值觀主導的中國大陸，有14億人口。如此龐大的人群，在惡劣的人文環境下，很容易被各種邪惡勢力利用，變成各種納粹法西斯信徒、宗教極端主義者、欺淩弱勢的流氓分子，通過各種方式荼毒世界。那樣，無論歐洲還是全世界，都將遭受這樣醜惡的價值觀、勢力、行為的侵害，導致人類文明的倒退。
如果羅馬教廷及全世界基督教力量，能夠通過各種各樣的、直接間接的方式，讓華人、中國人，得到有限但珍貴的幫助，讓他們看到和感到人間還有真正的同情、良知、公正、愛，那功莫大焉。這將成為融化仇恨、瓦解陰謀、喚起良知、促成覺醒、傳遞愛與和平的鑰匙和鏈條，會有更多中國人/華人重拾善良與道德，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華人將會走出陰霾與仇恨，傾力回報世界，成為促進世界和平與民主的巨大有益力量。這對於近年來因種族主義、民粹主義、極端主義複興，變得充滿怨毒與對立的世界，也是一劑溫和的良藥。
二戰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助力了歐洲在經曆殘酷戰火後的迅猛複興；上世紀末的波黑內戰爆發後，西歐各國接納難民、參與巴爾幹維和行動，也減少了南歐的殺戮。後來歐洲各國又積極推動戰後重建，讓如今的巴爾幹半島變得安定和平；盧旺達大屠殺後，歐美的幹預和幫助，也讓那裏逐漸擺脫了仇恨與絕望，走向和諧與繁榮。這些都說明，愛與幫助，是有用的。
隻有更多的愛，才能化解所受的不公與痛苦；理解、互信、互助，世界各族群和個人之間的仇恨才能逐漸消弭。而對於受害者的關懷、尊重、幫助，是讓世界走向持久人道和平路徑中，最重要最必要的一環。
我曾經將和上麵幾段話類似的內容，寫在致一些國家的政府的信中。但是他們對信件沒有回應。我也不知道是否能夠對他們有一點觸動、是否可以讓他們在對外政策上稍微的對中國人權和海外華人安危多一點關懷。因為我人微言輕，或許連那麽一分一毫的作用，都難以起到。我嘔心瀝血的書寫和奔波，效果是零。我也遭遇了許多知名機構和人士的明確拒絕，甚至一些羞辱性的對待。
當各國政府機構和工作人員普遍官僚主義和冷漠無情，而世俗的人權組織和他們的工作人員也都自私和選擇性的關注人權問題，我隻好轉向了天主教會。
我也並不知道天主教會是否願意仔細閱讀我的這封信，更不知道我這封信能否起到一點真正的作用。但我想，將“神愛世人”作為格言的天主教會，總不會完全的冷漠與無視吧？
我想到反映朝鮮脫北者故事的韓國電影《北逃》。主人公一家在朝鮮受盡饑餓和病痛折磨，妻子病逝，他女兒死於集中營（影片結尾時，他兒子也死於逃亡途中）。隻身逃到韓國的主人公，看到極為富裕繁華的韓國，他在朝鮮夢寐以求的藥，韓國政府居然免費提供。
主人公回想貧困的朝鮮、因缺少醫藥死去的家人，麵對給他傳教的基督教牧師，憤怒的摔了《聖經》，說“上帝不是博愛的嗎？為什麽耶穌隻在南韓，而不在北韓（朝鮮）？如果上帝存在，為什麽允許他在的國家是那樣的悲慘景象？”牧師默然無語，隻是默默的撿起了被主人公摔在地上的《聖經》，並將它小心的放置整齊。
我也有這樣的疑問。《聖經》有言：“信我主者，必定得救（使徒行傳16：31）”。無論是上帝、安拉、佛祖，或者其他上帝身份的神靈，難道不是博愛世間的嗎？那為什麽容忍這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們，過著天壤之別的生活呢？為什麽很多不幸的民族和個體，要經曆那些幸福國度人們不會經曆的苦難呢？
對於這樣的疑問，我知道宗教人士會有相應的解答。但我認為，存在並不等於合理。相反，對於不公不義，無論無神論者，還是宗教人士，都應該去改變它。上帝在天國裏，而人類中的神職人員，就是天使，既享受者上帝使者的榮光，也肩負著扶危濟困的責任。每個教士和修女，都是彌賽亞的化身。
所以，我才懇求方濟各教宗、羅馬教廷、中國和世界各地天主教人士，幫助中國人民。雖然如今的中國，還沒有像朝鮮那樣餓殍遍野、高度封閉，卻也呈現種種悲劇。中國僅僅在幾十年前，還有大規模饑荒和殺戮，而未來專製強化和氣候危機，都可能讓大規模的非正常死亡重現。
那時，又有多少中國人像朝鮮人民那樣受災死亡？又有多少人像朝鮮“脫北者”那樣外逃？如今中國已經有許多難民通過“走線”奔向世界，未來或許更多。如果我們早日籌備和預防，就可能避免更多悲劇，將災難扼殺於萌芽。否則，不僅中國人民在死亡中掙紮，全人類都將受到中國人道主義災難的衝擊。即便沒有大規模死亡的災難，中國人在悶烈的環境下互相坑害、麻木不仁，同樣是不可接受的、需要改變的。
還有，中國人尤其漢族人，在世界上也需要代言人、發聲和維權的平台。近些年來，中共的倒行逆施，讓中國的國際形象不斷變壞，而中國人民也遭受拖累。雖然確實有一些中國政府支持者（“五毛”、“小粉紅”）及道德素質低的中國人，確實做了一些不良行為，但絕大多數中國人是無辜的，有些是與世無爭的普通人，還有的是中共暴政的最大受害者。但他們卻被視為和中共一體的、對世界有威脅的加害者，被歧視和侮辱。這多麽的不公平？
當然不止個體。整個中國的國家利益、漢族和中華民族的情感和國際影響力、海外華人的境遇，都因為中共統治而惡化、受到連累。中共政權的專製暴政、對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禁製，扼殺了中國人的創造力和表達力，阻礙了中國人走向國際和融入世界。而海外華人也受到拖累，民族的母國不僅不能給他們幫助，還帶來了種種困擾和悲劇。
中國的既得利益者，普遍受益於中共政權的存在。而中國的教育和社會環境，傾向於讓人民“悶聲發大財”、精致利己主義，而阻止人民參與公共事務和為他人發聲。中國官方和教育係統，也倡導所謂“正能量”，鼓勵歌功頌德、反對揭露黑暗麵。所以，無論出於利益還是被洗腦的價值觀，以及現實環境，中國人乃至已移居海外的華人，普遍政治冷感，對公共事務和他人權利漠不關心，乃至幸災樂禍於同胞的受難。中國官方則在99%時候都隻為政權本身及權貴階層的訴求發聲，而不會為人民向世界呐喊。
而中國政治反對派、中國少數族群、香港和台灣、日本和美歐，其中大多數勢力，如前所述，並不真心關注中國大陸主體民族的人權，乃至和中共勾結（或者客觀上配合），遏製中國崛起。他們隻希望中國和中共同時被削弱、中國人和中共統治者相互鬥爭，並且想方設法讓這種內鬥長久進行、中國一直內耗，最終中國被毀掉，他們漁翁得利。他們也想方設法遏製既支持自由民主、又捍衛國家民族利益的中國人的聲音，剝奪中國人正當的話語權。
中共政權在政治、文化、外交上，類似於滿清的“閉關鎖國”政策，阻止中外自由交流。雖然如今中國在經濟上融入全球化，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卻非常封閉。這讓中國與世界隔著各種有形和無形的障礙，嚴重阻礙了十多億中國大陸民眾與外部的交流，也讓外國人難以全麵和深入了解中國。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發生的各種人道主義災難，就很難得到世界關注和外力幫助。缺乏對外交流，或者隻有官方操控的交流，也阻礙中華文明影響力的擴大。中共政權惡劣的行為和形象，也拖累了中國人民。中國成了21世紀的“孤島”，成為類似於朝鮮和伊朗那樣的、世界上的“孤兒”之一。
麵對中國大陸的相對封閉和改革停滯，國際社會應該更多同情和改變，而非敵視孤立。如今各國非常關心香港、新疆、西藏、台灣問題。新疆的人權狀況的確較為惡劣，西藏也存在人權侵害和民族紛爭，但其僅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一。難道對1%的關注，應該超過對90%的關注嗎？而香港和台灣即便受到大陸一些侵蝕和威脅，其民主法治水平、個人自由度、人權保障程度、人均收入和生活水準，仍然遠高於中國大陸平均。因此，難道國際社會不是應該更多關注中國大陸/中國本部的人權狀況、更加幫助處境更糟的中國大陸漢族人民嗎？
另外，在海外的中國人和外籍華人，同樣遭遇不少不公不義。華人是世界上最不團結的族群。在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的華人，更是有過慘痛且迄今未平反的受害經曆，並遭遇長期的歧視且無結束不公的希望。他們同樣缺乏話語權，以及懾於暴力及不利的社會環境，不敢和不願發聲。
而國際社會對東南亞的華人也是忽略的。相較於國際社會對從盧旺達到波黑種族屠殺的關注和介入阻止，從南非到達爾富爾種族問題的製裁和改變，東南亞華人更大的苦難（例如馬來西亞5.13事件；印尼9.30事件後對華人的長期殺戮、監禁、迫害；1998年印尼排華屠殺……）卻被世人忽略。而他們的母國中國，對這些不公不義也熟視無睹。世界各國為自身利益，與迫害東南亞華人的統治集團勾兌，放任罪惡的發生。許多苦難就默默的被曆史塵封，受害者在唾麵自幹中離世。
於是，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約15億在中國大陸和海外的華人群體，成為世界最大的失聲者和失利者。這個世界最龐大族群在國際上的活躍程度和影響力，在一些方麵還不如隻有1000多萬人的亞美尼亞人、9000萬人口且多次被製裁的伊朗人、沒有自己祖國的4000萬庫爾德人。
哪怕隻有700萬人、處在世界邊緣的、埃塞俄比亞的少數族裔提格雷人，在遙遠的加拿大都能組織起數百人的抗議。而中國海外華人和在海外旅居/旅行的中國人，是提格雷人的上千倍，卻極少有超過百人的、針對本國局勢的類似抗議。
最近涉及600萬巴勒斯坦人和1000萬以色列人的加沙衝突引發全世界關注、巴勒斯坦人權問題也是全世界常年關注的重點。而全世界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積極聲援加沙、全世界猶太人全力支持以色列，其他族群人士也頗為關心和站隊。
但發生在中國的、許多方麵程度不亞於加沙人民苦難的、涉及數億人口的種種嚴重的人權侵犯，卻在國際上關注甚少，更沒有多少國際人士來幫助中國改變。這就是中國人喪失關注和話語權的明證。
這是太過於反常，卻又被中國人和世界各國人習以為常的、不應該的事情。中國有著悠久的文明史，曾經的輝煌與古希臘、古埃及、古印度比肩，強盛程度超過了羅馬帝國、安息帝國。中國的思想文化、物質發明和精神創造，為人類文明貢獻卓著。1937-1945年，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中國，以世界各國中最大的傷亡人數（2100萬人死亡，3500萬人死亡與傷殘），最慘重的國家損失，協助同盟國贏得決定人類文明史的勝利。
如今的中國，卻遭遇世界孤立；中國人民，卻生活在如此苦難中。中國和中國人居然在世界上沒有一席發聲之地？這多麽不公和荒謬？難道就因為中國是中共統治，它的人民乃至海外華人，就不能和其他族群有平等的權利？就應該被剝奪話語權？一切涉及族群和國際問題的抗爭，就天然的理虧？
這些答案從道理上當然應該是否定的。但現實裏卻是，中國人民似乎成了世界上的“二等公民”，在受中共迫害同時，又被其他國家和族群扼殺其聲音，對其權利主張不分是非一
概否定。最近發生在日本一家飯店的歧視、英國商場鋼琴師的糾紛、中國自由派記者王誌安在台灣的遭遇，以及這些事件後續中各方的反應，都是鮮活的例子。除了這些引發廣泛關注的案例，還有更多相對隱蔽和不為人知的，但當事的中國人都遭受了歧視與傷害。更廣泛和深遠的，是中國人在國際領域上的經濟、輿論、思想文化、外交關係等方麵，將處處被歧視、限製、壓縮，這個國家和民族會在內部中共專製和外部勢力壓迫的共同作用下，萎縮和衰敗。
我對此是痛心疾首的。但麵對中國政治反對派人士普遍的“逆向民族主義”，我無能為力。無法改變他們。
但這十幾億中國漢族人民和海外華人，不應該沒有歸宿、沒有歸屬，不應該喪失話語權，不應該像孤魂野鬼一樣活著，不應該沒有地方說話發聲，不應該因為人多就成為被全世界提防和踐踏的對象。
如果天主教會能夠在中國更多發展，中國漢族人民和海外華人，普遍成為基督教徒，或者和天主教會建立緊密的、友好的、互助的關係，他們就有歸宿了，就有族群身份了，就有平台發聲了。
各國各族群阻止漢民族的構建、汙名化漢族和華人。但如果這些中國人、漢族人、海外華人，成為你們的成員，成為天主教徒，成為各基督教派的基督徒，以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的身份，訴說自己的曆史、境遇、訴求，或許就不會那麽大的阻力，也能融入世界主流社會，尤其和以基督教信仰為主的西方發達民主進步國家緊密融合。這樣，飽受苦難的中華兒女們，就有了歸宿了，不再是“世界的孤兒”了。他們成了上帝的子民，榮耀的基督徒，多麽的光榮和安全啊。
最近幾年，我一直在思考中國人、漢族人、全世界華人的出路，尤其中下層漢族人民的出路。共產主義破產了；漢民族主義被全世界敵視、被中國內外各勢力壓製。即便中國實現自由民主，漢族人因為龐大的人口和巨大潛力，仍然會被敵視和圍攻；自由民主之路遙遙無期，且即便實現也並不能真正改善中下層人民的命運、難以滿足他們的物質和精神需求；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看似美好卻缺乏可行性，沒有真正有力的力量去實現它；世俗主義價值觀和身份認同，缺乏凝聚力和團結性；伊斯蘭教是相對封閉且原教旨傾向嚴重的，佛教和道教則缺乏紀律性和組織性……
於是，皈依基督教，成為中國漢族人和海外華人最優的選擇。而由羅馬教廷主導的天主教，是基督教各派別中，宗教理論體係最完善、規模最大、影響最廣泛的派別。而如今的方濟各教宗，又對中國頗為友好，還持進步主義的價值觀。很顯然，中國人民應當擁抱天主教，接受上帝的沐恩。
而這，不僅要中國人民的主動加入，還希望天主教會敞開胸懷的接納。從利瑪竇先生的來華，到義和團運動後基督教人士的以德報怨，這些深恩厚誼，我們不會忘記。而民國時期中國人、漢族人，為自身族群利益和價值觀，采取“去基督教化”政策，導致後來日本入侵和中共暴政下國家和人民孤立無援，是我們錯了，是大錯特錯。這些前麵已經說過，我在此再提及一次，並向你們就當年的“去基督教化”政策道歉。我並不是政治家或者當年決策者的後代，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有責任向你們表達真誠的歉意，表明一位無神論者的懊悔。
《聖經》有言：“主啊，你本為良善，樂意饒恕人，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求告你的人（詩篇86：5）。”我想，無論上帝還是教宗，以及善良的教士與修女們，會原諒曾經疏遠基督教的中國人及其後代吧。
我是無神論者、世俗主義者、民族主義者。但相對於意識形態和信仰，我更在乎同胞的福祉、民族的興衰，不願意看到人民的受難、國家的崩壞。
我也逐漸想明白了，由於利益和競爭，漢民族這個世界最大族群，被全世界所警惕和排斥、被中國國內其他民族和外國（尤其周邊國家和地區）堅決圍堵和壓製。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願意支持漢族這個有15億人的族群獲得獨立自由。相反，所有國家都有基於自身利益的理由去壓製它，壓製它的民族主義情感、不允許它構建成可靠的共同體，並為達到他們壓製的目的，無所不用其極。
但難道這15億中國大陸漢族人及海外華人，就不能有一個真正的組織、共同體了嗎？難道人多就是原罪？難道必須像孤魂野鬼一樣、無依無靠的活著，既被中共壓迫，又被其他族群和敵國汙名化嗎？難道中國人、漢族人，隻能做全世界的“人肉電池“，被當成生產工具利用和消耗？這顯然是不應該的啊。
如果漢族人民都成為基督徒，包括放棄他們漢族人的身份（以基督徒及世界公民的身份活著，不僅現在的人，還有未來的世世代代，都放棄漢族人身份而作為天主教徒或其他派別基督徒，以及民族認同上的淡化乃至完全去除民族屬性），能夠讓他們得到幸福，未來能夠安全、安寧、有尊嚴的生活，那我當然是非常希望實現的，並不在乎實現的方式是皈依宗教還是堅持世俗主義。也不在乎他們的主要身份認同是宗教信徒還是民族成員。
明朝末年的永曆皇帝，就曾致書當時的教宗亞曆山大七世，許諾將中華大地盡歸天主。後來幾百年的中國又屢經磨難和變遷，基督教與中國的關係也跌宕起伏。當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國蓬勃發展時，中華大地的人民就能享受更多繁榮和幸福、文教和科學就能更好發展，並和世界上文明發達國家保持友好關係；當中國人與天主教/基督教疏遠甚至敵對時，國家就遭遇災難，還和外部的正常交流斷絕（“閉關鎖國”）、與文明世界對立，人民飽受殘暴的統治者或侵略者殺戮，絕望而無助。或許，中華大地成為天主教的領地，漢族人民成為上帝的子民，才是這塊土地上世世代代人民的宿命。否則就是各種災禍的降臨。
不僅中國人（尤其漢族人）與基督教會有著友好的淵源，中國人也與西方人（歐洲裔的、包括現在居住在西歐、北歐、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的歐裔人士）有著長久友好的曆史。相對於中國漢族周邊族群長期對漢族的入侵、屠殺、壓迫，以及輸入各種殘暴野蠻的價值觀與行為，西方人一直都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無論明末清初、滿清與英法的戰爭、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悲劇、辛亥革命、民國建設、抗日戰爭，一直到中共建政。
在中國被異族入侵和統治、遭受專製者暴虐對待時，西方人每次都站在漢族平民、弱勢受難者一邊，為中國人民尤其漢族人民推翻壓迫、趕走外敵、獲得解放，做出了巨大貢獻。雖然歐美等西方國家和白人族群，也有殖民主義和種族壓迫等惡行，並對第三世界人民造成巨大傷害。但最近幾十年來，西方是文明世界的燈塔，是最為講求人權和博愛的地區。而中國漢族人/海外華人在追求理性、文明、科技等方麵，也長期與西方人類似。漢族人/華人可以說是“東方的西方人”，西方人是漢族人/華人永遠的朋友。
我當然不是種族主義者，也並不相信白人優越論。但基於普世價值和人權進步程度考慮，最近幾百年至今的西方，都算是文明的燈塔。而中國和亞洲大多數國家的人權，則是糟糕的。這是客觀且顯而易見的事實，隻有獨裁者和撒謊者才會否認。
如今中國漢族人和海外華人再度麵臨絕境和災難，或許又一次需要西方人更多的幫助。而西方人和基督徒身份高度重合，我希望西方白人、基督徒，能夠繼續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救世精神，幫助受難而無力反抗的中國人民。
我也希望，西方基督教世界，能夠與中國民間社會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讓處在“孤島”中、被中共政權和外國反華勢力（而非反共不反華的勢力）共同壓迫的中國人民，和文明進步的國際力量建立友好、廣泛、密不可分的聯係，遙相呼應，讓中國人民再也不會孤立、孤獨、孤單的受難，而是在世界大家庭中與各族群共同幸福生活。
往事不諫，來者可追。我真誠的懇求方濟各教宗閣下、羅馬教廷、中國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會、其他基督教分支，能夠幫助、拯救、保護中國人民、漢族人民、世界各地的華人。中國人信仰的缺失、心靈的空虛，正需要良善的信仰填補。而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其實也可以和基督教價值觀融合與並存，既促進這些思想學說的改良，又讓基督教價值觀更加豐富和包容。
超過900萬平方公裏的非基督教土地、十幾億未皈依宗教的無神論者（或者隻有樸素的泛神論信仰者），正是布道的沃土，是讓天主教力量和基督教文明在21世紀再次興盛的潛力所在。從耶路撒冷的一隅，到羅馬帝國舊地盡歸基督教徒所有，再到在拉美和非洲的開拓……如今隻有中華一地尚未廣泛皈依。而天主教/基督教在韓國的迅速發展，基督徒人數的驟然增長（在最近30年，韓國基督徒人數增長了十幾倍），就說明在東亞的福音傳播，是會成功且有巨大回報的。中國人精神更加空虛，更需要組織力量的庇護，你們的到來，正是如美好姻緣般情投意合。
當然，具體如何讓中國人普遍的皈依天主教，以及天主教如何幫助中國人民。這是又一個複雜的議題，無法在這封信中詳細討論。尤其在中共對宗教和公民自組織的強烈禁製下，如何促進中國天主教的發展，如何讓中國天主教會有更大自主性，是極大的難題。但事在人為，在於付出多少注視和努力。正如中國思想家魯迅先生所說：“世上本沒有路，穿行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路”。荊棘是能夠清除的，道路是可以開拓的。
現在就有一個很好的突破口。由於中共近些年惡劣政策導致的經濟衰退、社會環境惡化，如今中國人正在大規模的前往外國進行政治避難。中國流行語稱之為“潤（Run）”。有許多中國人乘飛機到教宗家鄉拉丁美洲，再從拉丁美洲乘車和徒步“走線”，曆經艱難險阻，長途跋涉前往美國。還有一些中國人從中國或者東南亞出發，在東歐的塞爾維亞等地中轉，然後以步行、搭車、坐飛機等方式，前往西歐和北歐。他們為了逃亡的旅程，往往傾家蕩產乃至借貸，作為路費。而這些人往往飽受創傷、貧窮、缺乏組織、無助。其中還有許多女性帶著孩子流亡，更是要遭受更多屈辱和危險。她們急需得到可靠的、全麵的、不需要以有損尊嚴方式償還的幫助。
由於中國人和海外華人都缺乏可靠的共同體，這些人即便成功抵達美國和歐洲，也會麵臨各種不安全和困境。尤其美國社會保障條件差，更容易讓許多剛進入美國的中國流亡者遭受苦難和欺騙。一些邪惡組織和不懷好意的人士，更是會利用他們，讓他們誤入歧途。這就讓這些剛剛逃出專製“虎口”的人，又進了新的“狼窩”。
如果方濟各教宗、羅馬教廷、天主教會，有針對性的對這些逃離中國大陸的中國難民予以關懷和幫助，那對這些流亡者，尤其婦女兒童，將是如暗夜看見燈塔、饑餓中有了餅、荒漠裏找到甘泉。如果天主教會發表聲明、明確表達對中國難民的關懷，並且由教士和修女們將這些難民組織起來，她們就可以免受傷害。這些得到救助、有了組織的人，也不會在美國上當受騙、誤入歧途，免於遭受各種可以避免的麻煩和傷害。
更進一步，你們在傳播福音的同時，可以教授他們知識、邏輯、道理，包括各種作為現代公民的常識。你們應該將發達國家的公民教育內容播散給這些新來的中國難民，讓他們獲得知識、有公民責任感、有道德和良知。這些在正常發達國家普遍存在的東西，在中國教育中都是缺失的。 不過中國社會重視秩序，傳統上就重視教育，僅僅是被中共騎劫而扭曲了教育。中國人勤奮好學，隻要你們肯去教育和付出，一定會有好的回報。
而這些接受幫助的人，也可以一傳十、十傳百，讓更多人加入天主教會（或者並不成為信徒但與天主教會建立聯係）。她們也將成為反哺救助者、聯係起中國和自由世界、促進中國社會變革和人權進步的有益力量。而中國人勤勞樸實、善於創新和創造的優點，也能在擺脫中共枷鎖的桎梏和扭曲後，重新煥發令世界驚歎的光彩。
我也知道，如今方濟各教宗和天主教會，一直就在做幫助中國人民的事。中國也有數千萬天主教徒和其他基督徒，已沐浴了上帝的恩澤。但相對於更廣大的人民和深重的苦難、未來的危機，仍然是不夠的。所以我才寫了這封信，訴說中國人民各種具體的苦難、種種難以言說的隱情，並希望羅馬教廷更加的關注中國事務，讓黑暗中的中國人民看到希望，得到救生圈。
或許你們認為我的一些陳述過度渲染了中國的苦況、中國人的無助。尤其對於中國人、漢族人麵臨的國際孤立，在外人看來似乎誇大了。但如果你們願意去仔細了解中國國內的現實和中國外交，中國各界人士和其他國家各界人士關於中國的各種言論、思想、公開和私下的言行，加以交叉驗證、分析、推論，就明白我所說的都是真實的，沒有誇張。《聖經》有言：“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瑪竇福音10:26）。”隻不過中國人普遍麻木不仁，或者離棄國家民族，所以人們普遍沉默。這也正是我前麵陳述的中國社會危機的具體表現之一。如果你們通過在中國的天主教會，了解一下中國基督教徒相對最密集的、河北省等地區的農村居民生活境況，就知道我所說並不虛假，現實甚至比我描述的更加令人悲傷。
《聖經》有言：“不可使慈愛、誠實離開你，要係在你頸項上，刻在你心上（箴言3：3）”。我之所以濃墨重彩描繪國人所受苦難和不公，是因為對同胞的受難很敏感，自己又親身經曆過屈辱和絕望，見識了各種謊言與陰險，所以我控訴起醜惡更有感情，也更為急切希望改變不公不義的現實。
基督教 《聖經》的“神愛世人”、“愛人如己”，和儒家《論語》的“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相通的；耶穌的博愛與和平召喚，和墨子的“兼愛”、“非攻”主張，是一致的。這世上，無論種族、膚色，都是上帝的子民，也都是孔夫子和墨翟博愛的對象。《聖經》中的許多話，如“人在喜笑中，心也憂愁，快樂至極，就生愁苦”，也與中國道家的“相對主義”、兩極轉化等觀念頗為類似，都主張淡泊名利、隨遇而安。
東方的中華文明，與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漢族人與歐洲人，我們的思想有這麽多的相似，又有那麽久的曆史淵源與深厚友誼。如今中華再遭劫難，期盼著你們的救援。如今的天主教會，能夠寬容對待穆斯林、猶太人、無神論者，方濟各教宗親自為穆斯林洗腳、看望性工作者。中國人、漢族人，也希望能得到上帝及其使者撒下的雨露的恩澤。
如今的羅馬教廷，有方濟各閣下這位偉大和進步的教宗，是全世界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所有人的幸運。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和海外華人，需要方濟各教宗和天主教教士們的幫助。讓他們從麻木、沉淪、敗壞中走出，恢複良知，成為上帝的子民和世界的公民吧。
中國人民經曆的苦難那麽多，苦難持續的又那麽久，如今又在走向新的災難。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這十幾億中國人也不能再孤懸於世界之外了。應該讓中國人民、漢族人、華人，能夠像世界其他族群那樣，得到世界平均程度的尊重和對待，並充分融入世界大家庭，共同迎接氣候危機等挑戰。這利於中國、利於基督教、利於全世界。
當然，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世人，並不隻是在現實中有求於基督教。無論任何族群、任何人，都有著物質以外的強烈的精神需求。麵對人生的迷惘、苦楚，社會的黑暗麵，以及必將到來的死亡，人們免不了恐懼和憂慮，也是任何物質供給都無法平息的。而在充滿衝突的時代、動蕩的國家，其民眾尤其感到不安和渴求慰藉。中國人大多數是無神論者，而共產主義又早已破產，傳統的儒家文化及祖先崇拜也因多種原因而式微。這樣的人們，顯然需要基督教的澤被，讓人們獲得那“無情中的有情”。
我人微言輕，並沒有顯赫的身份地位，也沒有廣泛的人脈，隻有一點寫作文章的能力。我的外語能力也很有限，連這篇文章的非中文版本，都是使用“DeepL”進行翻譯的（所以你們看著文章會發現，有一些語句不通順、表達不準確，因為機器翻譯當然難以順暢準確的譯出中文原文和原意）。所以我隻能寫下這篇雜糅許多內容的長文，請求方濟各教宗和天主教會的幫助。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等待著上帝的又一次眷顧。如果他們得救，不僅中國人民走出苦海，也能為人類文明進步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這世界有著種種基於信仰、人種、文化、語言的差異，以及由它們引發的隔閡與紛爭，甚至導致人類相互的殺戮，各種動物和植物在內的生靈塗炭。這樣的現實，更需要不同族群、不同語言文化的人們，相互幫助。上帝與天主教會也要與時俱進，這世界不應被分割而應被連接，重建“巴別塔”，建設通天的橋梁，讓人類不同個體之間、不同族群之間、人間與天國之間，沒有隔閡與謊言，隻有相互理解與親愛。而中華大地和中國人，是這樣美麗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世界需要14億（以及未來這個族群百千億後人）有著良知的、有益於世的人，還是14億（同樣未來有百千億人）道德敗壞、有害於世的人呢？不言而喻。所以，我希望天主教會拯救這個既有過輝煌曆史、又多災多難的民族，讓這樣堅韌勤勞的人民，億兆蒼生，幸福的生活，並成為反哺世界、促進文明的有益力量。如果中國人民能在天主教會幫助下擺脫苦難、得到幸福，我死也無憾了。
還有許許多多的話，一封信是無法說完的。因為篇幅限製，我難以詳盡講述。以上的話，已經表達了我的一些基本的情感和訴求。或許以後還有機會再給你們寫信，也或許不會再寫、沒機會再寫了。我懇請聖座（梵蒂岡）駐德國大使館的官員、天主教會的神職人員，能夠閱讀它。我並不奢望方濟各教宗本人能夠看到這封信。如果他真的願意閱讀這封信，那我榮幸之至，中國人民也幸運之至。
但願中國人民得到上帝眷顧
但願方濟各教宗閣下和羅馬教廷更多關心中國人權
但願中國和世界上受苦受難的普羅大眾和弱勢群體得到拯救
以馬內利
阿門
王慶民
格裏高利曆2024年2月16日（初稿）
格裏高利曆2024年2月多次修訂
（另附有英文版、西班牙語版、拉丁語版，非中文版均由DeepL翻譯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