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4月14日至17日，越共總書記蘇林訪問中國。而就在4月初，作為越共總書記的蘇林兼任越南國家主席，這象征著越共集權的加強，蘇林也成為“定於一尊”的領導人。越共效仿中共，蘇林的集權效仿了習近平。
2026年4月7日，越南共產黨總書記蘇林經國會表決，當選越南國家主席。蘇林是1986年後，越南首位同時擔任國家主席的越共總書記，打破了數十年來國家主席和總書記由不同人擔任的慣例。而蘇林出身於公安警察係統，還長期在政治保衛機構任職，其作風是保守強硬的。這意味著，越南政治從曾經的開明轉向保守，越共一黨專製和領袖個人獨裁強化，本就有限的自由風氣和黨內民主色彩退化。
越南共產黨自1945年開始在越南部分區域執政，以及1975年統一越南之後，一直實行越共一黨專製的體製，統治區域內沒有組織化的反對派和競爭者。少量擁護越共政權的“花瓶黨”，也在蘇東劇變前夕被越共施壓解散。越共也是典型的列寧式政黨，組織嚴密、紀律嚴格，統轄國家政治、軍事、經濟等各領域，政府和軍隊均在越共黨的領導下運轉。
不過，相較於中共、蘇共、朝鮮勞動黨等其他國家共產黨往往集權於一人，越共較重視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越共創始人和前期領導人胡誌明較為開明、不熱衷集權，威望雖高但願意尊重黨內其他同誌。胡誌明也沒有借助權力迫害其他革命同誌。這為越南後來的上層關係、新老交替提供了好的示範。雖然越南上層也常有政治鬥爭，但很少發生你死我活的殘酷結果，而能保留基本體麵。
胡誌明去世後，越共不同領導人因權勢和風格不同，權力集中度有所差別。有些如黎筍、阮富仲等較集權，有的如長征、阮文靈等較開明，不過基本都做到了一定程度的集體領導，而並非完全由一人獨裁。越共內部派係和幹部地域差別，也客觀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製約。
在國家政策上，越共政權曾經實行過正統式的社會主義模式，如計劃經濟下禁止市場交易、沒收資本家財產、激進土地改革和分配政策等。但因為越南在1950-1970年代一直長期處於戰爭狀態，國家精力主要集中於應對戰爭，很難建立完整係統的計劃經濟和社會控製體製。越共為統戰國內國外、爭取支持，也往往要表現開明態度。
在多種原因共同作用下，許多極左政策並未徹底推行，類似蘇聯和毛時代中國的“斯大林體製”在越南一直處於“半成品”狀態，體製還沒有完全僵化。同時，因為胡誌明的開明，以及應付外敵需要，越共內部也沒有發生大規模內鬥和政治暴力。這避免了越南發生中蘇紅色政權建立前期發生的殘酷政治清洗、經濟政策慘敗等“彎路”，並為後來成功改革提供了空間。
1975年越南統一後，越共曾一度推行過激進的社會主義政策，包括在“解放”不久的南越推動粗暴的土地改革、將南越軍警及公務員送入“教育營”、實行計劃和指令經濟等。而長期的戰爭又嚴重摧殘了越南，1979年中共解放軍又攻擊越南。這導致越南陷入極度貧困中，經濟衰退、民生崩潰，魚米之鄉的越南陷入饑荒，許多越南人逃亡海外。同時，蘇聯走向衰落，全球社會主義運動也在走下坡路，越南外援減少、國際環境不利。越南國家困難重重，人民求變心切。越共在內憂外患下，也麵臨失去政權的危機。
正是這樣背景下，1980年代的越共決定推行改革，放棄正統式社會主義和各種極左激進政策，轉而容許私有製和市場的存在，放鬆社會管製，並寬容對待前南越政權人士，吸引外國投資。因為當時越南統一不久，且無論在南北越都尚未建立僵化的體製，所以改革阻力比中蘇和東歐國家小得多。
到了1987年，改革派領袖阮文靈當選越共總書記，開始了正式和全麵的“革新開放”。其中許多措施，與中國改革開放相似，如都把發展經濟作為第一位，不再堅持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教條，對西方和外國資本采取歡迎態度。這些措施確實讓越南經濟逐漸有了起色，人民從貧困和絕望中走出，邁向富裕和希望。
但同時，越共卻並不肯放棄在政治上的專製集權。相反，其經濟社會改革及政治上有所寬鬆，正是為了越共專製統治變得更加穩固。這同樣是與中國類似、借鑒了中國體製和政策。在1989年蘇東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營瓦解情況下，越共仍然堅持一黨專政，並開除了黨內若幹主張自由化的人士，還把政治反抗分子和異議者送進監獄。在經濟開放同時，越共牢牢掌控政治權力，並保持對軍隊、警察、情報部門等暴力機構的完全控製。
相對於蘇聯、東歐、中國，越南國內的反對派更加弱小，幾乎形不成對政權的挑戰。在越南統一前反越共的人士基本已流亡海外，國內缺乏有組織的反抗力量。1980年代末，越南沒有像蘇聯和東歐那樣的政治劇變，類似中國的1989年民主運動的大規模抗議都沒有發生。這正反映了越共社會控製力的強大。
而其中，蘇林出身的越南公安部隊對於維護政權穩定，起到非常關鍵作用。越南公安部隊包括兩部分，一部分負責政治保衛，另一部分負責治安。其中的政治保衛部分，主要職責就是保衛越共一黨體製和“社會主義”製度，監視和鎮壓異議人士，兼有情報、武裝鎮壓、反滲透等多職責。越南各行各業，包括黨政軍係統，也都受政治保衛機構監控，可以越過一般法律逮捕懷疑對象。這類似於中國古代的廠衛機構，也像當今中國的紀委與國安國保的合體。蘇林正是政治保衛工作（而非治安警察）出身。
在之前許多年裏，越共總書記及其他黨政領導職位擔任者，鮮有出身公安和情報部門者，而更多是軍人、黨務工作者、經濟官僚出身。如長征、黎筍、阮文靈等是“老革命”，前半生主要是發展黨組織，以及針對南越政權及美國法國等入侵者進行武裝和地下鬥爭。杜梅、農德孟是負責經濟的幹部出身，阮富仲是宣傳領域出身。在很長時間內，越共無論為了打造務實開明的形象，還是確實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改革派都頗受重用。
“革新開放”以來，越共形成了較穩定的集體領導機製，並將國家最重要的四個職位--越共總書記、越南國家主席、總理、國會主席，分由四個不同的人擔任，以避免一人獨裁。另外，2001年之後，越共也取消權力較集中、人數較少（5-6人）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以越共中央書記處（10-12人）代之。在各職務中，越共中央總書記仍然是最位高權重的，但國家主席、總理、國會主席等也分擔了若幹權責，各司其職，而並非總書記“一把抓”。
雖然越南這種各重要職位由不同人擔任，與民主國家分權製衡並不相同，這些職位擔任者都是越共最高層級的幹部，都忠於越共政權。但仍然起到了避免權力集於一人的作用，並讓越共的黨內民主得以有限存在。越南還存在內部地域差異，越共也有派係鬥爭，讓北方、南方、中部各有領導人位居權力核心，也有利於平衡越南國內不同地域、越共內部不同派係。這樣的領導班子更具代表性、更利於越南穩定發展。
而且越南有多位獨當一麵的高層領導人情況下，也容易讓開明派獲取起碼一席之地。如2006-2016年擔任越南總理的阮晉勇、2011-2016年擔任國家主席的張晉創，都是開明的改革派人物。同時期任職總書記的阮富仲則是保守派。越共總書記多數都是較保守的，若權力集中於總書記，開明派力量不足，越南改革就易放緩而不易推進。保守派和開明派並存，才有利於進一步改革。
越南“革新開放”不僅經濟上取得不少成績，在黨內民主上也好於中共多數時期，並被不少觀察者寄予進一步民主和政治多元的期望，很大程度正是在於這種權力相對分散、不集權於一人。另外，越南國會的辯論、質詢、異議，也顯著超過中國人大。如越南國會議員可以質詢總理和部長，對內閣的信任投票也經常有不少反對票，也能顯示越南在體製內有更大異見空間、更多監督實效。
但2026年越共總書記蘇林同時又任國家主席，顯著打破了黨內民主、國家最高權力分散的慣例。這是越南走向集權的明顯征兆。不過，越南政治從開明走向保守，當然不是最近才發生，而是多年前就已轉向。
在上屆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執政第二任期，越共及越南就在政治上轉向更加專製而非更多民主。2016年越共二十大，被視為越南改革領軍人物的總理阮晉勇未能取代保守派的阮富仲，還未進入越共中央委員會，並於當年總理任期屆滿而退休。另一改革派人物張晉創也於2016年卸任國家主席。而接替他們的新任總理和國家主席都不是改革派，也更聽從阮富仲的決策。這意味著越共權力鬥爭、越南發展路線之爭，以改革派敗北、保守派勝利告終。
而繼續擔任總書記的阮富仲，停止了阮晉勇等人的大踏步改革，選擇更加謹慎的發展路線。阮富仲雖然仍然堅持革新開放的國策，重視發展經濟，但不主張激進的私有製和外資引入。在政治上更是明確反對自由化和政治多元化，強調政治安全，加大對異議人士的鎮壓力度。在對外關係上與中共加強關係，還與俄羅斯的普京、朝鮮金正恩等獨裁者來往密切。到2024年阮富仲去世，越南政治風貌已明顯比十幾年前保守內斂。
作為阮富仲繼任者的蘇林，本身就是阮富仲提攜和中意的接班者，立場相近。阮富仲執政時期，蘇林擔任公安部長，主要就是負責國家政治安全，阮富仲政權的若幹鎮壓活動正是蘇林指揮辦理。阮富仲政權推動互聯網言論管製的“網絡安全法”、整肅環保等多領域NGO、逮捕知名異議人士，蘇林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024年，阮富仲因病突然去世，蘇林沒有受到明顯阻撓的順利繼任，也反映越共中央多數人是支持一個強硬保守人物上台，維持越南社會和越共統治穩定的。雖然暴力機構出身未必一定政治立場保守強硬，但蘇林這幾年的政策和行為，顯然不是開明包容之人。
蘇林擔任總書記近兩年，基本繼承了阮富仲的各項政策，且整體更趨保守。現在的越南官方及媒體已不再談曾經熱議的政治改革議題，而更強調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以前越共內部有不少異議、多種聲音並存，從阮富仲後期至蘇林執政後，公開的反對聲消失，沉默代替了爭議。本次國會選舉蘇林為國家主席，是全票通過，而不像以前通過任命往往有反對票，說明了異見的消失和專製的強化。而民間更少人敢於發聲批評，有民眾模仿蘇林吃奢侈牛排的動作，被抓捕判刑。這形成寒蟬效應，人們都更為沉默。
蘇林擔任總書記並兼任國家主席，逐漸改變了越南政治的一些慣例，如由強調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轉向權力集中和更加專製。“革新開放”以來多數越共領導人由經濟和技術官僚擔任，蘇林則是首位國安出身的總書記，也勢必影響越共工作方向和重點。蘇林也有可能將其在公安部門的親信安置在越南更多重要黨政機構，讓強力機構人員在越南具有更大影響力。這是令人不安的可能性。
無論阮富仲還是蘇林，其政治傾向和政策，都受到北方大國、“同誌加兄弟”中國及中共的影響。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15年左右實現集權，逐步將政治對手清除，並“定於一尊”。習近平執政下的中國拒絕政治改革，專製強化。而阮富仲轉變越南政風和政策，是在2016年，並非巧合，而有跟隨效仿的痕跡。阮富仲也和習近平一樣，通過打擊腐敗清除政敵和爭取支持，一舉兩得的實現集權。而蘇林進一步強化權力，越共的專製保守色彩加重，也與中共這十多年黨內民主退化、越發頑固保守，步調一致。2026年4月中旬，蘇林訪問中國、會晤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也反映了雙方的默契和合作。
當然，越南的集權不僅受到中國影響，也和全世界民主倒退、專製威權複興的趨勢一致。近年無論歐美還是亞非拉，民主製度都發生很多問題，民粹主義和政治極端主義盛行，許多民主和半民主國家民主自由也有倒退傾向。包括印尼、柬埔寨、泰國、緬甸等多個東南亞國家，也有軍人參政和威權政治回歸的傾向。越南在國際與周邊大勢下，暴力機關強人上位、集權加強，也就不算稀奇，反而是“順應潮流”。
作為越共總書記的蘇林兼任越南國家主席後，集黨的領袖和國家元首於一身（且蘇林擔任2024年總書記時，已自動兼任軍委書記，2026年擔任國家主席後又自動成為越南國家武裝力量領袖），權力更大、黨內更無挑戰他的力量。蘇林也與習近平相似，實現了在越共和越南的“定於一尊”。目前看，越共其他核心成員沒有能力挑戰蘇林，蘇林的“一尊”位置未來數年都很穩定。
不過具體說來，蘇林在越共和越南的的權力和威望，還是弱於習近平在中共和中國的權力壟斷性。這是因為越共集權程度不如中共，蘇林也很難實行個人崇拜。蘇林能否進一步集權、越共會頑固到什麽程度，越南走向何方，還要看未來蘇林執政的情況、做進一步觀察才能準確判斷。
但無論如何，蘇林公安大將出身、重視政權穩定、保守強硬的政治風格，幾乎必然在權力加持下更加反映在越共政策中。未來數年，越南在經濟上仍然會保持一定的自由開放，越共也需要經濟績效和帶來的利益。但政治上則幾乎必然會倒退，而不會有開明的改革和進步。許多外人幻想的越南民主改革、多黨製、獨立工會等，本就不符越南真實情況，或隻有渺茫成功希望，如今更成為泡影。越南走向憲政民主、社會自由、政治多元的未來，遙遙無期。
（關於越南政治經濟情況、越共政策變遷、越南對外關係等等，筆者另有多篇文章記述和評論，包括《悄然之變下的繁盛與彷徨--“革新開放”深水期的越南》、 《越南的分治之殤與統一之苦》、 《四麵逢源中悄然崛起的越南》等。在另外文章裏較詳細記述和評論的，就不在本文中重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