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前些天，我和一位記者朋友討論了包括美國政治在內的一些熱點問題。討論中我提到，美國共和黨及保守派人士的許多觀點及立場是完全錯誤的，但還有很多人是非不分支持他們，包括一些中國自由派人士也是特朗普等充滿謊言者的擁躉，我對此感到憤怒和不解。這位朋友並不讚同我的觀點，他認為“他們也代表了一種利益群體，代表了一種思維傾向，他們的存在可以提醒另一方的不足和狹隘之處。雙方爭論才能達成更清醒的認識”。
我認為這的確有些道理，例如社會的確需要多元聲音、政壇也應有代表不同群體的多種力量。但是根本上來說，這種觀念模糊了是非黑白、混淆了正確與錯誤。因此我說“一加一等於二也要爭論嗎？”這位朋友說，“一加一等於二就這麽簡單嗎？如果這麽簡單，為什麽那麽多頂尖的數學家需要去論證一加一等於二？”
我覺得“對一加一等於二是否應該質疑/爭論”的確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因為許多問題在本質上和“一加一是否等於二”、“是否應該質疑一加一等於二”是完全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討論清楚這個問題，也就可以明白其他類似問題的本質及如何解答了。
“一加一等於二”，是幾乎每個人自幼童時期就已經學習到的數學定理，並潛移默化到生活的每個角落。“一加一等於二”是定理更是公理，在人類社會乃至宇宙自然中處處可以證明和體現。一個爸爸和一個媽媽加起來是兩個人，吃完一碗米飯再添一碗一共是兩碗米飯，一套夏裝一套冬裝顯然是兩套衣服……“一加一等於二”無處不在。而我們上學和工作中需要計算數學題時，“一加一等於二”更是包含在幾乎每道代數題中。
而正是由於“一加一等於二”屬於自然公理，在生活中無處不在、在數學運算中不可或缺，所以除特殊情形外，不需要再重新討論和證明，而是當成鐵板釘釘的事實、無可爭辯的真理並加以應用。例如，在做數學題時，你各種計算中包含著無數“一加一等於二”的運算，但是你並不需要把這些運算拆解成巨量的“一加一”一一計算（例如50+60，你不需要拆分成109個“一加一”一一相加）。同樣，在各種證明題中，你也不需要證明“一加一為什麽等於二”，而是直接默認“一加一等於二是正確的”並基於此推導出所需證明的命題。
即便“一加一等於二”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還是有人可能會出於各種原因去質疑它，包括數學目的、哲學目的、利益目的，以及純粹出於“質疑一切、探究一切”乃至抬杠的目的去質疑。
當然，從理論上講，人們是有權去質疑世間萬事萬物的，“一加一等於二”也不例外。但是，這不代表這樣的質疑都合情、合理、必要。相反，大多數類似的質疑是無用的無效的，甚至有些質疑會對“一加一等於二”這個基本事實產生幹擾和破壞。
例如，一個質疑者說“一加一並不等於二”，卻拿不出任何理據，但仍然在各種場合宣揚“一加一不等於二”，並對認為“一加一等於二”的人無腦謾罵；另一個質疑者說“一加一等於三”，然後給出一堆公式“證明”，但這些公式邏輯錯誤、前後矛盾，根本不能真的像其說的那樣能證明“一加一等於三”；有人說“一加一等於二是數學家為自己利益/專業壟斷而編織的謊言”，但“證據”卻是各種毫無真實依據的陰謀論；還有人說“一加一不等於三但也不一定等於二，所以我保持中立，不偏袒不迷信任何一方”，並且將堅持認為“一加一等於二”的人打成“固執”、“有偏見”、“偏執狂”……這些“質疑”都不是真正有理有據的質疑，而是騷擾、撒謊、潑汙、攪渾水。
而對“一加一等於二”真正嚴肅的、有價值的、值得重視的質疑，則是在尊重自然界客觀實在、承認數學基本定理和法則的基礎上，邏輯嚴密、論點清晰、論據充分的進行質疑，既在邏輯上得出“一加一不等於/不一定等於二”的結論，又在現實應用中證實結論紮實可靠。同樣，主張“一加一等於二”的人也要如此證明其結論，即便結論看起來是明確的。而如果通過這樣的質疑過程，最終得出“一加一的確等於二”的結論、否定了自己“一加一不等於二”的假想，那就應該承認這個事實，尊重科學檢驗的結果，而不能撒潑耍賴，不承認不利於自己的結論，或者以“因為各種條件限製，所以結論未定”來變相否定“一加一等於二”的結論。
還有些質疑者，雖然看似承認已做過的“一加一等於二”的論證結論，但他們並不認為這個結論是普適的（或者內心還是否定這個結論，或者明知事實但還是拒絕真正承認反而想辦法破壞結論的應用）。他們會要求你每次運用到“一加一等於二”時都重新做一遍完整的證明。這就相當於你每次做數學計算題時，不僅要將各種代數運算都拆解為“一加一”的形式，還要你每次都將論證“一加一等於二”的過程重述一遍。如果你以這樣做麻煩、不必要為由，拒絕拆解運算、不再重述論證過程，他們就會攻擊你“沒證據”、“想當然”、“信口開河”、“編造謊言”、“不尊重科學（這個說法從這些人嘴裏出來挺諷刺的）”……然後既否定“一加一等於二”這個公理，又否定你想基於“一加一等於二”而推理出的其他結論。再然後，還要對你進行人身攻擊，否定你的道德和專業能力。將你擊倒後，他們也就能夠順利的宣揚“一加一不等於二”的謬論了。
“一加一等於二”並不隻是“一加一等於二”，以上的假設、分析和論證，都是來源於與爭議“一加一是否等於二”高度相似的議題及相關事件中。我在關於“一加一等於二”問題上說這麽多，當然也是為了比喻相同類型的爭議問題。而與“一加一等於二”及衍生的爭議高度相似的議題有很多，主要集中在科學領域，如轉基因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疫苗問題、無神論問題。無論是這些問題本身的性質，還是各種質疑者的言行（尤其態度、話術），以及現實影響，都與上述關於“一加一等於二”爭議的那些特點高度一致。
轉基因問題
轉基因問題（主要是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問題）一直是中國輿論場激烈爭議的話題之一，且雙方在爭議中往往都頗為激動，尤其反轉基因一方更加感性衝動，動輒攻擊支持轉基因者“漢奸”、“投毒”，侮辱謾罵不絕於耳。
轉基因問題既是科學問題（轉基因作物研發和種植可行性問題、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收益分配等問題）。在社會問題方麵，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的推廣確實存在必要的爭議，例如如何避免大企業壟斷、保護小農權益等，這些都是可以商榷的。但在中國，主要爭議的卻是轉基因的科學問題，尤其是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問題。
但其實，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是不需要擔心的。或者說，不需要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有超出對一般食品安全擔心程度的憂慮，更不需要對“轉基因”這一特性有額外的擔憂。早在上世紀90年代，轉基因作物已經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多國大規模種植和商品化生產，並供人們購買和食用。迄今為止，並未發生任何一起因轉基因技術本身導致的食品安全事故。幾十年來世界上已有至少數億人食用了轉基因食品，但沒有人因此生病、死亡，更沒有人因此發生身體變異、生下與轉基因相關的患病兒童。而在常規的食品安全方麵，轉基因食品也沒有比非轉基因食品有更多的問題和隱患。相反，由於轉基因作物的基因結構等借助了現代科技的改良，其營養性和安全性反而好於傳統非轉基因作物。
在投入種植和食用之前，轉基因作物及食品的研發，也都有非常嚴謹複雜的流程，研發過程中就會考慮食品安全問題並進行相關研究和實驗。經過數十年的相關研究和實驗，並沒有發現轉基因食品相對非轉基因食品有任何特異的安全隱患，也沒有發現轉基因技術本身會對轉基因食品食用者產生任何危害。
因此，無論從實踐和結果上，還是從理論和邏輯上，轉基因食品都不存在安全問題，或者準確說不存在相比非轉基因食品有更多的、特異的安全問題。除了這些，從基本常識也可明白，植物基因和動物基因是兩個係統（當然不同動物之間的基因也是兩個係統），對植物轉基因並不會導致食用植物的人的基因也發生畸變。按照反轉基因者“食用什麽基因人身體的基因就會被改變為什麽”的邏輯，那非轉基因食品也會影響人體，例如人吃了桃子，人身上就產生了桃子的基因，甚至人變成桃子。這豈不是荒唐嗎？如果認為這樣是荒唐，那為什麽又相信吃了帶有轉基因技術改造的食品會導致人體基因改變呢？
而且，如果說因為中國存在各種信息不透明、食品安全問題頻發，所以難以信任轉基因食品安全，還算一個理由。但美國和西歐等國政治民主、言論自由，各種法規和監管體係完善，還有強大的媒體輿論監督，這種環境下可能隱瞞轉基因的危害及轉基因導致的食品安全事故嗎？如果有人因食用轉基因食品致病、致死，一定會有相關的舉發、曝光。可這些國家迄今沒有任何一起因轉基因技術導致的食品安全事故，任何正規媒體都沒有轉基因致病的報道。而中國雖然信息不透明，但使用的轉基因技術與歐美本質相同，同樣不會有安全問題。即便出現安全問題，也是和非轉基因食物一樣的安全問題（例如轉基因大豆長期存放在潮濕和高溫環境下會腐爛，人吃了拉肚子，但非轉基因大豆放在同樣環境下照樣會壞，壞了之後吃照樣拉肚子），而不是轉基因技術導致的問題。
這些事實都真實明確，道理也簡單易懂。所以，轉基因食品安全無害的這個結論，就像“一加一等於二”那樣已被充分證實，本應成為定理和共識，並根據這樣的結論來推行相關政策，推動轉基因技術的普及應用、轉基因食品的生產消費。
但即便麵對這樣明確的事實，中國卻仍然有非常龐大的反轉基因群體，從高級學者到普通市民農民皆有。而他們的質疑，有些是缺乏科學常識的錯誤判斷，如人吃了轉基因食品就會導致人身體基因改變、還遺傳孩子生下畸形兒；有些是陰謀論式的陰暗揣測，如推廣轉基因是美國摧毀中國農業、消滅中國人的陰謀；有些是斷章取義捕風捉影的無邏輯推論甚至故意構陷，例如將西方反大型轉基因公司壟斷市場的抗議活動，當成反轉基因技術和轉基因食品本身，利用一些采訪技巧和話術改變被采訪者原意……總之沒有任何一項基於科學和理性的質疑。
當力挺轉基因食品者據理力爭時，這些反轉者的表現就和否定“一加一等於二”者相當類似了。當你支持轉基因，就給你扣帽子，例如“美國走狗”、“出賣中國農民和破壞糧食安全的漢奸”、“轉基因利益集團的掮客”等，不管事實本身而是人身攻擊。即便那些願意論辯的，也並不在科學的框架內與你討論，而是用偽科學乃至宗教迷信言論來反駁你，雙方根本不在一個頻道。即便有的承認你說的既定事實和科學結論，他們還可以訴諸“不可知論”，如“現在吃轉基因食品沒問題不代表以後沒問題，你沒問題不代表你孩子沒問題（當然孩子沒問題他們還可以說你孩子的孩子不一定沒問題）”、“有些危害現有的科學技術檢測不到”等，利用科學工具的局限性來否定科學邏輯的普適全能性，以“證明”“無法確定轉基因食品無害”。還有的則說“不反對轉基因技術隻是反對轉基因食品”、“不反對轉基因食品但是反對給兒童食用”，但本質上還是反轉基因。他們除了這些還有一招，就是幹脆完全無視你的解釋，在自己反轉基因圈子的回音壁內自說自話。
反轉基因者的這些觀點、話術，都無法從科學角度和事實層麵否定“轉基因食品安全無害”這一事實，但卻對許多缺乏科學常識和邏輯思維能力的人頗有迷惑性，而中國國民從官員學者到市民村民，普遍都缺乏科學素養，所以眾多國民被這些反轉人士拉入反轉陣營中，使得沒有任何科學和事實依據的反轉基因派聲勢旺盛，壓倒了基於事實且論據紮實的挺轉基因力量。如“一加一等於二”般無須質疑的事實，就這樣被硬拗成了“一加一不等於二”的巨大謬誤。
此外還有一個具爭議的“轉基因標識問題”。一些反轉基因或對轉基因食品安全存在疑慮的人，或者對轉基因安全無擔憂、純粹認為消費者應有知情權的人，主張將轉基因食品加上“轉基因”的標識，用來和非轉基因食品進行區分。這似乎無可厚非，還保障了消費者的知情權。但其實，這種標識本身就帶有一種對轉基因食品的歧視色彩。據前所述，轉基因食品相對非轉基因食品，在安全性上沒有疑問，也不會給人體帶來特異的影響。專門為轉基因食品貼上標識，容易導致不明真相的消費者抵觸，下意識回避轉基因食品，不利於轉基因食品的推廣和銷售。
在反轉基因者的種種破壞下，中國的轉基因技術發展和轉基因作物的推廣進展緩慢，這對中國農產品的產量質量、國際競爭力及中國農業安全都非常不利，直接間接損失無可估量。而美國、巴西等農業大國則在轉基因技術的加持下，農產品產量質量節節高，相對中國的農業比較優勢越來越大。反轉基因者口口聲聲說推廣和支持轉基因者代表外國勢力坑害中國和中國農民，現實卻是反轉者的行為讓中國及中國農民在國際農產品競爭中大敗虧輸，損害了國家安全和國民利益。
氣候變化問題
氣候變化問題，準確說是人為導致的全球暖化等氣候災變性異常問題，是最近數十年國際社會一直在關注和試圖解決的極重大問題。
關於氣候變化的概況，我直接節選自己另一篇文章《氣候變化下的中國與國人》中部分章節內容以概括：
關於氣候變化，引用維基百科這段定義性說法（當然並不是說維基百科是權威的，而是其來源是權威的（下麵這段話即來自曾獲13項普利策獎的《坦帕灣時報（Tampa Bay Times）》和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內容是可驗證的，這段話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簡意賅）：目前有強烈的科學共識認為，人類經濟活動造成近幾十年的全球暖化，對於“在近幾十年，人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並正在發生”是事實的這點，在學術界當中是沒有爭議的。超過97%的氣候科學家認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類活動極有可能是導致近半個世紀的全球暖化現象的主要原因”。
而這種氣候變化的危害同樣是非常明確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麵上升淹沒低海拔地區、強降水和洪澇頻次增多、傳染病向高緯度地區擴散、幹旱地區更加幹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極高緯度地區因冰雪融化變冷破壞生態、流行病增多、農作物減產、台風等熱帶氣旋增多增強等。這些都對人類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嚴重的危害和威脅。如果不能及時阻止氣候變暖的不斷加劇，那未來人類將遭受極為慘痛的自然災難和誘發的人為災難，甚至人類可能會因之滅亡。
以氣候變暖為主流的全球氣候變化主要由於人類活動造成，包括工農業活動和各種生活消費。想要遏製氣候變暖，就必須限製工農業生產和個人消費，減少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生產、供給、使用。這將極大影響各國和各國民眾的經濟發展、就業、生活質量、社會穩定。而且，遏製氣候變暖，必須實現國際的廣泛合作，但氣候變暖對各國的影響不同，各國的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及國民生活質量也不同，各國對氣候變暖的反應也不同。於是，氣候問題不止是一個科學和環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人權問題、民生問題、國際關係問題及其他許多對人類而言重要而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後，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紛爭，影響著各國家、民族的興衰，關係到無數人民的生計、生活、生存與死亡。
而自從國際社會尤其發達國家發覺並證明了氣候變暖這一事實後，就開始了阻止或延緩氣候變暖、預防各種相關災害的呼籲和行動。最近二十年，麵對氣溫升高速度越來越快、各種具體危害如洪災發生頻率和強度大增等嚴峻現實，世界各國及國際機構強化了對氣候問題的重視和宣講，也在加緊實際行動。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等主要國際機構都積極投入相關宣傳和行動，如聯合國和世行官網的醒目位置均有對氣候問題及相關議程的介紹。而美國、歐盟、中國、印度等國家或國家聯盟的政府也都承認氣候危機的真實存在並做出相關承諾。而美聯社、法新社、《紐約時報》、BBC等各大媒體也都連篇累牘的對氣候問題進行報道，從文字論述到視像記錄應有盡有。可以說，關於氣候變暖及其已造成/將造成的危害，都有極為充分和完整的證據證實，並得到了所有具權威性組織機構的認可。
但即便麵對這些研究結論和世界現實，仍然出現了廣泛流傳的“氣候變暖否定說”，並得到了包括非常大比例中國人在內的世界各國大量民眾的認同與附和。由於宗教、社會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質量、價值觀與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場等因素，否認或者質疑氣候變暖的力量十分強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眾，都持氣候變暖否定說。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幾個主要觀點，無非是“氣候變暖是正常的自然變遷，不是人為因素或者說人為因素影響很小”、“氣候不一定是在變暖反而可能在變冷”、“氣候變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學家為權力或利益製造的騙局”等（還有衍生的諸如“氣候變暖不一定會導致各種災害”、“xx災害並不是氣候變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現象”之類）。
其實，這些質疑都有大量的事實、明確的證據可以予以反駁、否定，如各大媒體的“事實查核（Fact checking）”板塊就有對氣候變化議題中各種謠言的辟謠、事實說明。不僅媒體，各國專家學者及相關學術刊物，都有對“全球暖化否定說”明確而可信的批判（因為篇幅太長，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運列舉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網上或線下通過可靠渠道查詢）。
但這仍然不能改變大多數否認氣候變暖者的立場。相對於政府機構、科學工作者、主流媒體，他們更相信來自網絡上的各種謠言和陰謀論。而這些謠言和陰謀論大多來自反建製主義者、宗教保守勢力、會因治理氣候危機而利益受損的各種利益集團等。
相對於西方國家持“全球暖化否定說”的群體主要受宗教影響，中國否定氣候變暖的人群大多是出於愚昧、逆反、利益等因素。中國的社會環境、教育環境的宗教因素影響較小，但不代表國人科學素養很高。相反，由於中國缺乏係統性、啟蒙性的公民教育、科學教育、通識教育，中國公民科學文化素養很低，而年齡較大的中老年人尤甚。即便一些知名的知識分子、學者，也缺乏起碼的科學和邏輯常識，在氣候問題上持錯誤的觀點和立場，或者起碼未能意識到氣候問題的嚴重性。
中國持“全球暖化否定說”的群體，相當一部分同時也是“氣候變化陰謀論”的擁躉。這些人認為氣候變化議題是西方國家試圖打壓中國經濟發展、遏製中國崛起的工具（恰巧，西方國家尤其美國也有類似群體，隻不過他們的觀點是“中國利用氣候議題試圖遏製西方/美國發展”）。他們對西方提出的需中國參與的“減碳”計劃義憤填膺，並不考慮美歐已經做出了很大讓步。他們根本沒有注意到氣候危機對人類將造成且已造成多麽巨大的傷害，而是執著於與西方在減碳問題上討價還價，似乎誰多排碳誰就占便宜。
對於“公知”柴靜等人提出的中國應負起更大減排責任的建議，這些陰謀論者拚命攻擊謾罵。雖然具體說來，柴靜等人的觀點和立場確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她強調的氣候變暖導致的人類麵臨生存危機的大前提，是沒有錯的、得到世界上幾乎所有相關科學家認可的。而這些陰謀論者大多雖然承認氣候危機，但往往輕視、淡化嚴重性（如果他們意識到將導致人類麵臨極大災難，那也不太會如此立場了），而強調“減碳”對中國經濟帶來的衝擊和對中國相對於歐美崛起的影響。
這些陰謀論者經常使用“氣候變暖是自然而非人為”、“氣候不是在變暖而是在變冷”等前述的錯誤論點論據，來破壞正常的氣候問題討論、阻止已被科學界公認需推行的氣候議程。對於這些已被證偽的說法，這些陰謀論者往往要求反駁他們的人重新進行證明、推演，而拒絕相信此前已經證實的結論。他們的行為，就相當於要求將已經是蓋棺論定的“一加一等於二”一次次的再行推演。麵對“一加一等於二”結論一樣明晰，但解釋起來比“一加一等於二”更複雜的氣候問題，每次解釋都需要付出很大心血與汗水。而且，即便回應了他們的質疑、重新進行了推演，他們往往還是以“這是科學家/主流媒體/深層政府的陰謀”來否定被證明出的“氣候的確在暖化且是人為造成”的結論，將如“一加一等於二”這般清晰的事實套上“利益集團操縱”這樣的陰謀論外衣加以否定。
其實，這些人真正應該關注的，是“氣候正義”問題。即在氣候變化危機及防治氣候危機過程中，如何最大限度保護那些最受氣候危機及防治措施衝擊的人群，如何避免或者弱化因氣候危機及防治措施導致的貧富差距拉大、各國經濟發展更加不平衡等問題。甚至，如果我們能夠在“氣候正義”問題上付出足夠多努力，尤其發達國家和社會上層付出更多代價，那我們有可能在防治氣候危機過程中構建一個比現在更加公平正義、團結博愛的人類社會。這才是那些擔憂防治氣候危機會影響經濟民生的人所應關心和參與的。但可惜的是，他們往往不會參與到“氣候正義”的議程，甚至將推動“氣候正義”的相關措施當成所謂“深層政府”控製世界的陰謀。
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乃至世界各處，持陰謀論觀點、否認或淡化氣候問題的群體的廣泛存在，都對全球氣候問題的防治起到非常負麵的影響。那些承認氣候問題但不認為足夠嚴重、將本國經濟就業民生等議題重要性放在共同防治氣候問題之上的，顯然不懂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說到底還是輕視了氣候變化問題的嚴重性。對許多國人而言，即便河南、山西、江南發生千年一遇的洪災，他們仍然沒能將之與氣候變化聯係在一起。這既是中國的統治集團有意淡化氣候問題、避談洪災背後的氣候問題所致，也是中國公民素質科學素養低下造成。氣候問題其實就是相對複雜的“一加一等於二”，已經被如“一加一等於二”的鋼鐵結論般充分證實，可還是有極大數量的人群拒絕承認氣候問題上的“一加一等於二”，並通過各種話術、手段來幹擾這個顯而易見的結論。
如果“氣候變暖在加劇，且是人為造成”這一與“一加一等於二”一般無可質疑的結論不能被廣泛理解接受，無法就此做出妥善的應對和付出相應的代價，那人類將在種種嚴酷的氣候災害及衍生問題中走向滅亡。
疫苗問題
關於疫苗問題，我此前也寫過一篇文章，即《疫苗爭議之殤》，對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等問題有詳細討論，並提及了可統稱為“反疫苗人士”的相關動機、理由，以及我對這些人動機和理由的駁斥。因文章內容很長，我就不再複製粘貼於此了。
在文中，我已經詳細分析了疫苗問題的方方麵麵，並且表明了我的立場。那麽，疫苗問題與“一加一等於二”又有怎樣的相通之處呢？
如文中所述，在正常情況下，接種疫苗而非拒絕接種，是相對最好的選擇。疫苗雖然會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副作用是有限的、可知的、損害性低於未接種疫苗可能導致的病痛的。而對於疫苗可能導致的未知的危害，從科學層麵一般是否定的。對疫苗的安全性而言，除非通過科學方式驗出其存在某種毒副作用，否則會默認為其不存在那種毒副作用，而不是認可“可能存在某種毒副作用”。
而疫苗陰謀論者/反疫苗者則往往認為，如果科學不能確定疫苗一定不會產生某種毒副作用，那就不能排除存在這種毒副作用的可能性，並將各種接種疫苗者“偶合”發生的病症歸咎於疫苗，依此主張人們應普遍拒絕/暫緩接種疫苗。這與質疑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一樣，是一種詭辯，與一般性規律相違背，也不符合合理評估事物安全性的現實做法。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隻能根據科學研究（包括邏輯推論和實證研究）來“假定”某類物品安全無害，而不可能“預知”這類物品中每一件都安全無害。這也是我們對待各種事物最接近真相且最現實的評斷方式。不僅對疫苗的安全性如此判別，對其他各種醫藥製品毒副作用的判別也是如此。否則，一切未“開封”事物的性質及利害都是“不可知”，那也就沒有是非對錯、無法判斷利弊得失了。
“一加一等於二”同樣是建立於一般認知和合理假設，並推及所有運算。我們不能說因為某個運算還未進行，所以“一加一等於二”在那裏就失效了。除非我們得到充分的證據、開拓出運算的新領域，證實“一加一不等於/不一定等於二”，否則“一加一等於二”仍然可以衡量一切已進行和未進行、已知和未知的運算。同理，在未發現疫苗的確存在某種毒副作用之前，我們當然要視疫苗為安全的/未有某種未知隱患的。隻有基於這樣的立場對待疫苗的研發與接種，才能最大限度改善公共衛生環境、保障從自身到全人類的安全與健康。相反，如果因為不必要的擔憂而陷入“疫苗猶豫”，不僅危及其個人的生命安全與健康，還會對他人及公共衛生秩序造成損害。
中醫問題
中醫問題，或者準確說是中醫中藥的療效及存廢問題，又是一個經常引起對立雙方激烈爭議的焦點問題。而且，一個人在中醫問題上的立場，往往與其在轉基因問題、疫苗問題上的立場高度捆綁。不過具體說來，一個人對中醫可信度的看法與其在轉基因食品和疫苗安全問題上的立場，基本是正相反的。對中醫中藥的療效及安全性非常信任的，恰恰認為轉基因食品不安全、疫苗“有毒”。
這樣的複雜立場乍一看令人困惑。其實細究起來不難理解。篤信中醫中藥的，往往伴隨著對現代醫療（即他們聲稱的“西醫”）乃至整個現代科學及科技成果的不信任和抵觸。而與現代醫療同屬現代科學成果的轉基因技術、疫苗技術，自然也在他們排斥、懷疑之列。
中醫支持者普遍認為，中醫是“中華文明的瑰寶”，有著“西醫”無法替代的功效。他們還聲稱反中醫者是出於打擊中國傳統醫學和傳統文化、西醫是西方的技術和文化入侵等。至於中醫中藥的療效，他們更多訴諸於類似宗教的“心誠則靈”方式回答。麵對要求驗證中醫中藥療效的質疑，他們則聲稱中醫中藥與“西醫”不是一個醫療係統，可驗證“西醫”的“雙盲實驗”“不能”驗證中醫中藥的效果。這顯然是反科學反邏輯的說辭。
而療效缺乏科學驗證的中醫學，之所以得到眾多國人乃至部分海外華人支持，大致有以下幾個原因：1.出於狹隘的民族自豪感，將包括中醫在內的傳統文化、舊時學說一概視為珍寶，不加揚棄的褒揚；2.一些知識貧乏、缺乏科學素養者對現代醫療缺乏信任乃至恐懼，轉而尋求傳統醫學或“替代療法”；3.許多經濟拮據乃至非常貧困的病患及家庭，麵對現代醫療體係需支付的巨額費用，不得不選擇相對便宜的中醫中藥。4.關於中醫中藥，已經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中醫中藥產業養活了許多人，這些利益集團當然要讚揚中醫中藥的療效；5.統治集團因領導人的反智，以及更普遍的出於現實維穩、節約醫保開支等考慮，有意扶植醫藥成本低廉、能夠起到“安慰劑”作用的中醫中藥，以無法確證的乃至虛幻的療效麻醉飽受病痛折磨的平民大眾尤其底層國人。
而我對於中醫中藥的立場，與方舟子先生所說的“廢醫驗藥”很接近。不過我個人相對而言態度更寬容一些。我認為中醫的理論基礎雖然錯誤，但是其一些診療方式、歸納的診療經驗還是可取的，對一些相對較輕較簡單的內症外傷也有一定療效（不過，這些功效並非中醫獨有，恰恰是其包含了一部分現代醫學的特性，是這些帶有科學色彩的特性而非中醫理論產生了功效）。中醫雖有諸多錯繆，並非科學和實證的醫學而是經驗和想象的醫學，但在沒有現代醫學理論、更缺乏現代科技手段加持的古代，還是有其存在價值、現實作用的，哪怕作用是有限的、主要不是治療而是心理安慰的，而且還很容易發生誤診誤治。對於中藥，我認為有很大一部分中藥完全無效，一部分有毒性，而還有一部分則類似於“食療”的效果，中藥的效力與對症性無法與現代的化學藥品製劑比擬，更多類似於食品起到的“滋補”作用。所以它並不是完全沒有用，但是作用有限，還因為其缺陷和局限有著很大的副作用。而現在和未來，中醫中藥都應該接受現代醫學手段的檢驗，以證實或證偽其功效（若證實有功效則還要檢驗功效具體幾何，有無毒副作用/毒副作用具體類型、程度、性質），根據科學結論評判其利弊得失，繼而決定中醫中藥的存亡或改造。
一些細心的、有一定認知能力但是知識水平和判斷力不算特別好的讀者，在讀過前麵我關於疫苗問題的觀點後，又看了我對於中醫中藥的立場，可能會有一種疑惑，即“為什麽默認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卻認為中醫不可靠”？原因很簡單，疫苗的研發與使用，都是建立在現代醫學理論和相關技術基礎上的，並且經過了多輪複雜的檢驗程序以測試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疫苗所預防的病毒目標也是明確的、副作用是相對明晰的。而中醫中藥則正缺乏科學理論的支撐、科學手段的參與、科學流程的檢驗，療效與毒副作用均不明確。
所以，我才對疫苗持肯定態度、對中醫中藥傾向否定或至少懷疑態度。至於疫苗研發和質檢是否存在問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起碼在歐美等科研發達、製度健全、有充分透明度和輿論監督環境下生產和使用的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明確的，有副作用也會公開詳情和作出解釋。至於中國，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確存在一些問題，但是整體上仍然比拒絕接受現代科學檢驗、療效和毒副作用非常不明確的中醫中藥要安全和有效許多。
無論如何，對中醫中藥問題，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應該以科學理性的態度對待，承認實證研究（如設有對照組的實驗即“雙盲實驗”）的必要性及實證得出的結論，而不應該以“按西醫的邏輯解釋不了中醫”、“我這裏有特色的檢驗標準”等借口偷換概念、逃避質疑。無論任何領域，“一加一”都應該“等於二”，而不因其處於某種獨特（或自認為獨特）的環境體係，就敢於聲稱“一加一在這裏不等於二”。
無神論與宗教問題
關於此問題，我同樣有一篇相關文章，即《與張千帆教授商榷：“科學理性不能衡量宗教、玄學等抽象人文事物嗎”》（以下簡稱《商榷》），不過該文淺嚐輒止，並未就無神論與宗教問題做更深入的探討。但文中已提到，一些人對宗教、玄學等抽象問題的判斷邏輯，與在轉基因、中醫、疫苗等問題上的思維方式，是驚人相似或者說就是完全相同的。
在此摘錄相關章節：
如果這些人僅僅隻是在宗教信仰中、個人心靈生活中持這種不可知論、拒絕以科學理性衡量一切事物，那就罷了。可是事實上，許多人會把張教授說的這種“不可知”、“不可驗”、“科學理性有邊界”的思想運用到現實的、世俗的、日常的、重大的各種事情、各種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中。
非常典型的例如中醫問題、轉基因問題、疫苗問題。反對科學理性思維的中醫粉認為，中醫有沒有效果，科學手段是驗不出來的，所以不能說它沒有效。有人批評中醫沒有像現代醫學（也常被稱為“西醫”，其實中醫西醫不重要，重要的是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的差異，古代西醫也不靠譜）那樣進行雙盲對照實驗等驗證，這些人就說不能用驗“西醫”的方式檢驗中醫，中醫的效果是“西醫”的驗證方式驗不出來的。中醫粉就是通過幹脆將中醫的療效問題拉出科學界限之外、拒絕普適的檢驗方式，來強行“證明”中醫有療效，或者起碼讓質疑者“無法證明”中醫沒有療效，以此為他們鼓吹的中醫中藥的各種“療效”辯護。
轉基因問題也是類似，反轉基因者的思維與宗教上的有神論者、不可知論者思維驚人一致，反轉者就是抓住“反正你無法100%證明轉基因無害”，即便你證明現在吃起來無害、對自己無害，他們又說你無法證明吃了轉基因的人過50年、100年之後沒有變化、生下的後代也不受影響，來質疑轉基因農作物的安全性（到時候他們也可以說仍然無法證明再過100、200年的未來不會有問題，科學當然無法於發生時間之前“驗證”結果）。而根據科學手段、通過理性的思維可以得出，轉基因並不比非轉基因即一般農作物有害，也不會因為食用轉基因農作物導致自己及子女基因變異或者患與轉基因有關的特殊疾病。但是反轉基因者不顧這些科學研究，也不去理性思維，就利用科學的局限性進行詭辯，利用人對於比較陌生事物的恐懼和無知，以“無法100%證明轉基因作物在未來一定沒有任何問題”來反對轉基因技術在農產品上的應用，哪怕轉基因技術可以極大提高糧食產量及穩定性、促進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
疫苗問題又是個典型。反疫苗者往往編造各種關於疫苗的陰謀論，諸如“打疫苗是為了種族滅絕，會導致不孕不育”、“會改變DNA影響遺傳”、“是在人體植入芯片”等謊言，不僅流傳於尼日利亞、巴基斯坦等一些落後國家，歐美右翼及貧民也有許多人聽信這種謠言。誠然，疫苗的確有一定副作用，偶爾還會發生很嚴重的不良反應及後遺症，但是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安全的、有效的（一些疫苗生產本身就有問題的情況除外），接種是利大於弊的。但是反疫苗的陰謀論者誇大危害、編造謊言，讓許多人陷入猶豫或者拒絕接種疫苗，於是導致公共衛生危機，各種傳染病、流行病爆發擴散，沒有接種疫苗者染疫死亡、致殘的比率遠高於接種疫苗者。反疫苗者也是利用“科學無法100%證明疫苗無害（而且確實會有副作用）”，而忽視利弊權衡及概率問題，利用看似“不可知”的危險性放大恐懼，讓人們陷入懷疑、猶豫和排斥，導致盲從和陰謀論思維壓倒科學理性判斷，最終害人害己。
顯然，前述的對反轉基因者、反疫苗者的批判，同樣適用於有神論者/宗教信徒。他們的思維邏輯是一致的，身份更常常是重合的。而同樣，支持轉基因、認為疫苗安全並應當接種的群體，也普遍有更多的無神論者，同樣有著身份的重合性與思維邏輯的一致性。
根據主流有神論者的觀點，“神”是唯一的（起碼是排斥其他不同係宗教的“神”的）、完美的、全知全能的。但經過數千年曆史的變遷，無論是基督教和猶太教中的上帝，還是伊斯蘭教的安拉，乃至佛教、道教、印度教、耆那教等各宗教的“神”，顯然是各不相同、相互矛盾而不可能並存的。而同一宗教內部不同教派，也對“神”的刻畫、詮釋大相徑庭，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有許多分支教派。全世界數十億篤信宗教的有神論者，如何確定自己所信的才是“真神”，而又如何證偽其他人所信的“神”是虛幻呢？即便假定某個宗教的某個支係所信的“神”是唯一“真神”，那信了“真神”的信徒人數恐怕不足有神論者的十分之一。那麽既然“神”全知全能，為什麽僅讓這少數人有能力認識和信奉他，卻讓其他有神論者誤信其他“神”呢？宗教中類似的自相矛盾、邏輯不自洽，有千千萬萬。
而科學的發展與理性的開拓，更讓傳統中“上帝造人”及類似的宗教傳說不攻自破。種種從前難以解釋、認為是神明下凡的自然現象，如雷電、洪水、火、地震，都漸漸有了科學解釋。在科學理性的攻勢下，“神”不僅不再全知全能，反而越來越暴露出其並不真實存在的客觀事實。
對於具體的“神”的批判，如此容易就得出“神”不存在的結論。但還有頗具影響力的一種觀點，即我們雖然不能確證“神”的確存在，但同樣不能確證“神”一定不存在，也不能確證有無某個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影響著宇宙和人類社會。這就屬於“不可知論”的觀點了，這與認為“無法證明轉基因食品無害”/“無法證明疫苗無害”者，是相同的思維。
對於這種“不可知論”，我已在《商榷》一文中做了一些反駁，本文中關於轉基因、疫苗等問題的一些論述，同樣可用於反駁“不可知論”。但這還遠遠不夠。關於無神論者對有神論/“不可知論”的駁斥，已有很多，如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先生就有係列文章。我沒有這些無神論者廣博的知識、精密的邏輯，但完全可以從最基礎的東西來反駁“不可知論”。
當我們麵對一個盲盒，我們的確在打開之前不知道裏邊是怎樣的。但是這顯然不代表我們永遠不知道。想要知道，隻需要打開它就是（隻不過現實中的“盲盒”往往不容易打開）。而人類認識世界的過程，正是打開“盲盒”的過程。
我前麵已列舉了雷電、洪水、火等自然現象，它們在遠古時被視作神跡，而如今人們卻可以充分了解其產生的原理、興滅的軌跡、造成的危害，甚至加以改造和利用。這已經證明“不可知”之物之事隻是暫時的不可知，而非永久的“不可知”。而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等人對地外的“天”的探索與歸納，則不僅戳破了虛假的“上帝造人”之說，還讓人類連地球之外浩瀚太空都“可知”了。而人造衛星不斷發射、各種探測器近至月球遠達冥王星，更證明曾經的“不可知”早晚都會變得“可知”。連地球之外的宇宙，我們都可以探索出其中的奧妙，科學還有什麽不可及的嗎？當然，或許直到人類滅亡，人類都無法看到宇宙的盡頭（假如有盡頭的話），但人類現有的知識和工具已經證明，世間一切雖未全部“已知”，但顯然是“可以知”的。至於我們在認知宇宙萬事萬物中遇到的許多障礙，是可以在遵守客觀規律基礎上，通過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尤其發展科技來掃除的，而不會有超自然的力量阻撓。
至於人（乃至一些動物）的思維、情感、道德，雖然並不能像純粹的自然科學那樣用公式進行演算，但同樣是有章可循、有理可依的。人主觀的所思所感，生物基礎是腦部和神經元等人體物質構造，信息來源是客觀實在的物質世界，都不需要“神”或類似的超自然力量參與。這些我也在《商榷》一文中說過，就不再詳細複述了。
當然，人有著強大的主觀能動性，同樣容量的大腦、同樣數量的神經元，以及接觸相似的外部世界，不同的人完全可能會有不同的反應，產生迥異的所思所感。就像飽經坎坷、苦中求索的先秦士人千千萬萬，可吟起《離騷》絕唱、提出大哉《天問》，隻有屈原一人；正如身處曆史轉折、顛沛流離的漢唐名家不勝枚舉，可譜出《三吏三別》、明知終赴黃土卻心係“天下寒士”的，隻有杜甫這“天地一沙鷗”；曆經清末民初時代變遷、切身體會人間百態的近代知識分子無可勝記，但作下《呐喊》、《彷徨》及億萬珠璣的學者，魯迅後再無其右者。這正是人作為“人”值得自尊自豪之處，正是總能湧現出各種傑出人物的人類的偉大之處。這些金石般的赤誠深刻之言不是什麽“神來之筆”，不是“神靈”的“顯聖”，而是展現了生命的聰慧、昭示著人性的光輝。
總之，無論是浩渺的宇宙，還是莫測的心靈，都是科學理性可以丈量的，都是人力可及可與的，而非是“有神論/不可知論”者主張的那樣是超自然的、非理性的、永遠無法用科學解釋更無法用人力操控、介入的。這與“一加一等於二”一樣是宇宙的鐵律，不應被人類中的愚昧者和過謙者扭曲製混。
不過，我雖然是堅定的無神論者，反對有神論、不可知論，但隨著年齡增長和時間推移，越來越對宗教（主要是對宗教中的自由派分支及相應信徒、身處社會底層和邊緣的信教者）多了一些寬容和理解。科學理性雖然可以衡量一切事物，但並不能完全解決一切困擾。例如我最近數月就深刻思考了死亡這一問題，感慨頗多。顯然，每個人都將麵臨死亡這個無法逃避的結局。身死魂滅、永遠與這個世界及世界上一切親愛與掛念之人之物之事告別，至少對一部分人而言是難以接受的，思考起來十分沉重壓抑的。有宗教中的“來世”或“天堂/地獄”作為一種心靈寄托，雖本質上是自欺欺人，但對於起碼部分人而言是個不錯的選擇。
還有，對於那些飽經苦難、長期生活在底層的百姓，宗教及宗教組織也的確是一種必要的安慰和庇護。就像我家鄉河南，就有不少農村的老年婦女加入了教會，互相噓寒問暖、守望相助。她們也很善良，對當時年齡尚幼的我也有關愛。據我所知其他一些省份基層信教群眾也大抵如此。當麵對農村空心化的基層政權組織，無法擔負其應有的責任，就應該默許弱勢的農民尤其老年婦女加入教會互助互暖，甚至必要時對宗教團體予以適當的協助。麵對“苦難生靈的歎息”，如果我們改變不了她們現實中令人絕望的處境、給不了她們“真正的幸福”，那起碼為她們留著“無情世界中的有情”，讓她們空洞麻木的精神世界得到一些哪怕是幻想性的安慰吧。（當然，真正的有識之士應該從她們尋求宗教慰藉的表現，追溯其現實中的苦難，改善乃至改變現實，讓她們不再隻能吸吮精神鴉片，而是堂堂正正享受真實的正當的幸福。不過，即便改變再快，當下的老人恐怕也享受不到了。但我們可以努力讓未來的孩子們老去時，都自由幸福的生活（或者最起碼不受虐待欺淩，這要求看似簡單其實非常不易），直到安恬的離世）
但是，我們應該寬容的，僅僅是那些不得不通過宗教尋求慰藉的平民大眾尤其底層民眾。而對於利用宗教試圖達成政治目的、意識形態目的、牟利目的的個人和勢力，則不應該寬容，反而應當批判。中國一些“自由派”人士倒向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的懷抱，甚至試圖將中國建為一個政教相融的國家，就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未來的中國，不應該是一個宗教色彩濃厚的國家，而應該是以世俗主義為立國原則、嚴格實行政教分離的無神論國家。
世俗主義應該是人類未來的方向。對於宗教的未來，起碼應該是“宗教文化化”的。對此，我在另一文章中對此略有論述：
什麽是“宗教文化化”？為什麽要“宗教文化化”？這個問題我沒有特別係統的理論，起碼目前沒有能力創造這種理論。但是簡單說來，也就是將具有強烈“神性”的宗教，改變為更具有人性的、去神聖化的文化性質，變得如其他非宗教的意識形態那樣可以直接質疑、批判及改造。
宗教的特點如前所述是唯心性、排他性的，而且“神”是不容質疑的，隻能在神聖經書（基督教為《聖經（舊約、新約）》、伊斯蘭教為《古蘭經》及聖訓、猶太教則是《聖經（舊約》）中尋找言論作為思想信條和行動指導綱領。這顯然是不對的（很抱歉沒有不尊重宗教，但是我必須使用這個詞）。
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經書在其成書時，的確是偉大的。因為相比那個時代其他意識形態、文化習俗，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都是非常進步的。例如，在婦女權利方麵，《聖經》和《古蘭經》比那時候其他大多數泛神信仰、泛靈信仰都要更利於女性，比當時大多數沒有信仰的人對待女性的方式也更有利於女性。其他很多思想包括對人的價值的塑造、為人處世之道等，都可謂相當“文明”，是那個時代黑夜中的明珠。
但是，任何東西都有時代局限性，不可能到現在還可以普遍的遵循。拿一千多年、兩千年前的東西來衡量現在世間萬物尤其人類社會，並且作為行為準則，顯然是落伍的（當然會有一些東西是人類恒久的價值，但並非那時一個思想體係、一部書所有東西都有恒久價值）。但是宗教的教條不容直接質疑而是隻能不同解釋（教徒拒絕承認經書會有錯、會有需要隨時代而拋棄的東西，最多說“那些話是神聖的正確的，但是我可以這樣解釋”），這就讓宗教即便經過改良仍然有局限性，並且導致極端主義總能有吸引力。因為極端主義很大程度就是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何義？僅僅字麵就能看明白，即極端尊奉經書原文原意的價值觀。去看看經書原文，就知道這樣遵循多麽可怕。
而文化就不同了。文化是相對世俗的，或者起碼非宗教性質的，這就可以不斷被公開和安全的批判。在這一點上，中國就長期有非常好的曆史。中國曆史上宗教大多數時候都是孱弱的，興盛的是儒學為最大派別、百家爭鳴的非宗教性思想文化。雖然儒學也在很長時間內被推崇為一種類似宗教的、一度也不可以被批判的思想體係，但即便強調儒學獨尊最嚴酷的時候，也沒有宗教那種需要嚴苛遵守和高度排異的情況。而儒學沒有被當成宗教一般尊崇的時代，則更是很自由，各種思潮都可以奔湧流放。也正是如此，中國長期都沒有受宗教束縛，也沒有特別多血腥的宗教戰爭。當然最重要的是讓社會思想和人的價值觀可以不斷修正，隨時代有所發展。當然中國受皇權禁錮很嚴重，文化自由也受打擊，但束縛程度遠不如宗教。
所以，我認為，“宗教文化化”是宗教進行改革甚至革命的唯一好的出路。而“宗教文化化”，其實也就相當於世俗主義。又所以，中國的各宗教包括伊斯蘭教，也需要進行這樣的改革。否則，那隻有無神論可以代替。
關於“宗教文化化”，除以上內容，我還沒有更多論述，也歡迎各方人士共同討論。（其實，現在歐美國家部分民眾對宗教的態度、對宗教在其生命和生活中的定位，就已經是我說的這種“宗教文化化”了，例如美國大部分有宗教信仰的民主黨人，歐洲大部分宗教信徒，就更多將宗教及相關價值觀、文化與習俗，作為文化認同而非宗教迷信，強調其“現世”部分而不論其“非真實”部分，祛除“神性”而張揚“人性”。相比而言，歐洲顯然比美國要更世俗和“去神化”。這當然也是歐洲文藝複興以來的成果）
陰謀論問題
在轉基因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疫苗問題的爭議中，都普遍存在相關陰謀論的流行。而陰謀論的信奉者，非常大比例即為宗教信徒（主要為各宗教的保守派信徒，如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基督徒、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極端正統猶太教徒等）。所以前麵四個領域的議題，均衍生出了“陰謀論”這個共同涉及的問題。
所謂“陰謀論”，即缺乏邏輯的懷疑、沒有根據的假說，往往假想某個勢力試圖利用某個議題/某種工具試圖達成某種邪惡的目的。前述的轉基因問題中就提到，一些中國的陰謀論者將轉基因技術視為歐美試圖控製中國農業、殘害中國兒童的手段；而氣候變化問題上，更是有許多陰謀論派別，例如前述中國陰謀論者認為氣候問題是歐美壓製中國發展的工具，歐美陰謀論者則反之，認為氣候問題是中國阻礙歐美人民過幸福生活的說辭。還有許多陰謀論者將氣候問題視為“大騙局”，因為氣候問題需要國際合作，所以他們將之是“深層政府”試圖控製全人類的借口；在疫苗問題上，疫苗陰謀論者往往認為強製接種疫苗是歐美國家/“深層政府”試圖讓人類感染病毒、絕育、改變基因的手段。除了這些議題，還有例如中醫問題、進化論問題、艾滋病問題、阿波羅登月事件、911襲擊事件……也不乏各種陰謀論式的解讀，例如聲稱“阿波羅登月”是“偽造”、“911事件”是“美國政府自導自演”等。
陰謀論產生的原因很多，簡單化可歸納為以下三點：1.知識和邏輯的匱乏，這是製造和相信陰謀論的基礎；2.社會成員之間存在利益衝突且缺乏互信，讓編排涉及“敵方”且陰暗聳動的陰謀論容易得到追捧；3.特殊的信仰和固定封閉的生活圈子，讓陰謀論得到信仰的“加持”和圈子內的“鞏固”。
在這三方麵影響下，陰謀論者可以對“一加一等於三”篤信不疑，並且將主張“一加一等於二”的都打成試圖謀害他們的“深層政府”之類勢力。例如美國的陰謀論者不僅敢於聲稱“阿波羅登月是偽造”、“911是自導自演”，連更加貼近生活實際、導致28人死亡（包括20名兒童）的“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他們也公然聲稱是“民主黨和左派為控槍而自導自演”。而且這些陰謀論者大多並不是假裝相信陰謀論，而是真的相信。一些狂熱的陰謀論者還騷擾槍擊案受害家庭，指責這些死難者家屬是“撒謊者”等。還有在非洲流行的“艾滋病否定主義”陰謀論，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HIV病毒並不存在或是一種無害物，不會導致艾滋病。這種說法早已被醫學研究推翻，但仍然廣泛流傳，嚴重影響了艾滋病的預防和治療。
這些陰謀論在接受過科學教育、通識教育的人看來荒誕不經，甚至都不值一駁。但現實卻是，這類陰謀論大行其道，在世界各國都有大量擁躉。而發達國家中，宣揚陰謀論的氣氛最濃、陰謀論信奉者人數最多比例最高的，當然是美國。2016年特朗普憑借滿嘴謊言打造的“後真相時代”，戲劇性的擊敗了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裏，就是陰謀論者一次巨大的勝利。諸如“希拉裏性侵兒童”、“民主黨人試圖在美國建立共產極權”之類謠言，對民主黨選情影響極壞，哪怕這類陰謀論非常荒誕。
而這些陰謀論的製造和散播，普遍和美國基督教保守派勢力密切相關。基督教勢力自中世紀就是扼殺科學和理性的“中堅”，如哥白尼、伽利略被迫害，布魯諾、塞爾維特、達斯科利被處死，都是赤裸裸、血淋淋的曆史證言。而他們詆毀“阿波羅登月”，也是在麵對人類理性締造的偉大後恐慌的掙紮。如今他們詆毀代表進步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民主黨人，在氣候變化、疫苗接種等問題上倒行逆施，同樣是出於維護其反智主義及宗教狹隘利益的目的。為此，他們不惜公然否定如同“一加一等於二”這般無可置疑的公理鐵律，在白宮、國會講壇、最高法院肆無忌憚的播散謊言、頒布反智的政策法條。
不過，這些保守派一方麵阻撓科學理性的進步議程，另一方麵卻享受著科學理性的成果。特朗普、彭斯、蓬佩奧等共和黨政治人物一邊非難科學界對於氣候問題、疫苗問題上的錚言，一邊乘坐科學理性的典型成果飛機前往全美和世界各地；共和黨保守派國會議員們用來通話的手機和電話，哪怕少一道核心工序就無法正常通話；六位保守派大法官工作的最高法院大樓，哪怕建築和維護時有部分流程未嚴謹的按照按物理學建築學標準要求，包括極端反智的托馬斯大法官、認為陰謀論屬於“言論自由”且反對“政治正確”的阿利托大法官在內的最高法院成員都會死於大樓坍塌。這些身居高位的保守派精英們，並不拒絕為自身提供安全和便利的科學理性，卻對關係到全美國乃至全人類利益的科學理性橫加阻撓、對如“一加一等於二”般由科學推理和實證研究後板上釘釘的事實拒絕承認。這些穿著法袍和西裝的美國權貴精英，借用科學理性的工具行反智和宗教原教旨主義之實，與使用AK47和豐田皮卡對抗現代文明的“塔利班”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形神皆似，讓人覺得滑稽而諷刺。
還有一處令人感到諷刺的對比。如今這些保守派的“心靈祖輩（姑且如此稱呼）”，當年是端坐教堂和高踞廟堂抵製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的，認為人類科技發展與資源開發會破壞自然環境與傳統秩序。這其實有一定道理，現在環境被工業化破壞的現實，也印證了當年他們的擔憂。但沒有工業革命，人類就不會有如今這樣安適便捷的生活，普惠的教育醫療都很難存在，僅僅人均壽命就會比現在短幾十歲，沒有油電車船和空調暖氣的日子大多數人也都難以忍受。因此工業革命當然還是利遠大於弊。問題在於，當工業革命持續了數百年，讓人類生產生活質量得到極大改善，但同時又引發種種環境問題後，當年反工業革命的保守派的繼承者們，口口聲聲要尊奉和踐行“心靈祖輩”們的思想和意誌，卻又阻止他人保護環境、避免氣候災難的努力，成了工業革命既成事實的維護者、現代化既得利益的擁護者，等於是否定了保守派祖輩們保護環境、抵製工業化的具體主張。不過，如果從其思想動機的本質上看，現在的保守派與他們的“心靈祖輩”的確是一致的。他們都是“保守”者，固守現實、墨守成規，也總與時代應行的方向相悖。
在美國，各種陰謀論的製造和散播，被保守派冠以“言論自由”的名義加以保護。一些保守派人士承認這些陰謀論荒誕不經，但認為不應該由政府定義何為真何為假，且即便對虛假信息，人們也有傳播自由。進步派推動的所有試圖禁製謠言的政策法律，都被保守派以“言論自由”這一擋箭牌阻回。而其實，言論自由顯然是有邊界的，毫無根據或明顯與現實常識相悖的消息和觀點，有百害而無一利。相對於立法打擊各種“假新聞”的歐洲各國，在保守派以“言論自由”為擋箭牌阻撓類似法律出台的美國，將繼續長期遭受陰謀論的荼毒。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要將“陰謀論”和有理有據的懷疑與論點區分開來。例如“猶太人控製美國和主宰世界”是陰謀論，但猶太人利益集團在美國政治經濟領域的地位舉足輕重、猶太人母國以色列在全世界的經濟政治軍事及國際關係領域有重要影響，則是有充分證據支撐的事實。同理，認為有一個暗中決策一切、操控全人類的“深層政府”，是陰謀論說法，但各國權貴精英階層對平民大眾的壓迫剝削、相互合作或勾結、對人類發展方向有決定性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未必是壞的甚至一些時候是好的），則是現階段人類社會的客觀現實。
還有一些指控因看似荒誕、一度缺乏證據，曾經被視為陰謀論，但後來有各種證據證實指控為真，典型例子就是“朝鮮（官方）綁架日本人事件”。正常情況下，很少有人會相信一國政府在沒有強烈利益動機情況下，會去綁架他國沒有特殊身份和價值的平民，可現實就是發生了。但這種是特例，大多數情況下陰謀論都是被明確證偽的。
在中國，陰謀論的影響似乎沒有美國那樣嚴重，但在轉基因、氣候變化等議題上的陰謀論思維，也阻礙了中國轉基因作物的推廣，有害於對氣候危機的關注和防治。在中醫問題上的陰謀論，則頗具破壞力，蒙騙了許多不明真相、病急亂投醫的民眾，也不利於中國醫療資源的有效配置。在疫苗問題上的態度，也讓不少中國家長在孩子是否接種疫苗問題上猶豫不決，有害於兒童健康。而在其他許多議題包括時事熱點和政治領域的陰謀論，當然也不利於人們接近真相、去偽存真，而是讓人們尤其缺乏分辨能力的弱勢群體陷入謊言與迷信的深淵。
相對於受宗教影響更大的美國陰謀論者，中國陰謀論者主要是出於對政府及上層社會的不信任。這甚至可以得到某種程度“同情之理解（但不認可）”的。中國的平民百姓在和黨和政府、公檢法、醫院、學校等各種機構打交道中，不知被或粗暴或精巧的坑了多少次。黨和政府的各種政策、法律也不知被“上位者”們選擇性的使用了多少回。統治階層經常將損人利己的醜惡目的，包裝在聽起來頗有道理的言語中，利用看似正當的理由巧取豪奪。而略有知識和話語權的知識階層，大多數人也是將知識用來顛倒黑白、文過飾非。多少冠冕堂皇都是道貌岸然，各種凜然大詞皆為圖謀私利。人民尤其缺乏文化教育的底層不斷的被欺騙、耍弄，時間久了經曆多了，自然覺得選擇相信國家和“上位者”才“傻”，也喪失了對有頭有臉的“讀書人”的信任。因此，即便某些議題上官方的宣講真的是正確的，人們也不願意相信了，也無心無力去分辨是非曲直了。
有時，他們相信陰謀論也是一種無奈，是絕望下的必然反應。例如麵對現代化醫療機構動輒萬元計的診療費用、一次大手術和兩周ICU讓半生積蓄蕩盡的殘酷現實，貧困而愚昧的弱勢民眾隻能選擇中醫中藥“姑且一試”。而麵對“中國人吃肉導致亞馬遜冒煙、加劇氣候變暖”的指責，對統治階層巧取豪奪敢怒不敢言、每天辛苦勞作後就指望著飽餐幾頓的中國平民，可是有了發泄憤怒的出口，將謾罵要求中國承擔減排責任的人士，當成捍衛吃肉權利的神聖行動（和文革中紅衛兵自覺正義的批鬥知識分子“賣國”異曲同工）。
對於很多長年累月生活在痛苦中、掙紮在死亡線上的人，在極度痛苦、驚恐、絕望中，會接受陰謀論、信仰宗教或邪教、相信一些常理推斷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隻有這樣，麵對死亡或極大痛苦時，恐懼感和絕望感才能減輕（甚至消失），心靈才得以慰藉。中國古代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運動中，起義者舍生忘死，也和宗教的慰藉頗有關係。從古到今各種宗教“聖戰者”，都是用類似方式蠱惑貧苦大眾。裝備簡陋、毫無重型火力和製空權的塔利班，曆經二十年擊敗全副武裝、被美國大力支持的阿富汗政府軍，同樣是“信仰的力量”讓一個個“塔利卜”如此堅韌、不怕失敗和死亡。他們冷靜時也知道有“七十二個處女”和美酒果肉的“天堂”大抵並不存在，但極端貧窮和絕望、沒有出路的情況下，就姑且一信吧。
不僅許多飽受欺淩傷害的底層如此，秦皇漢武也不例外。秦始皇和漢武帝是何等聰明的人物，但麵對死亡的恐懼，仍然一度選擇相信世上有“長生藥”並為此不惜血本的搜尋。即便到了近現代，俾斯麥、毛澤東這樣威風赫赫的人物死前也顯示出其恐懼與虛弱（據說俾斯麥死前不斷發出囈語；毛澤東臨終遺言是“我很難受，叫醫生來”）。當然，也有如孫中山這樣的偉人，臨死時想的不是自己的榮華富貴和性命，而是“和平、奮鬥、救中國”。不過，大多數人在痛苦與絕望（尤其麵臨死亡）時，除了已麻木者，普遍都會陷入迷信和偏狹中，成為陰謀論和種種謠言的篤信者，以使心靈拴在那虛幻的“救魂稻草”上。
還有一些國人，則是因為種種原因，不能獲得正常的通識教育、無法擁有基本科學素養，又生活在惡劣和痛苦的環境，所以對知識、邏輯、科學、理性充滿著仇恨與排斥。這類人就以清末的義和團、文革中的紅衛兵為典型代表。到了現代社會，這樣的人無法像清末和文革那樣在現實中興風作浪、對堅持真理與常識者上演“全武行”，於是就在互聯網上發表反智言論、推崇陰謀論，攻擊詆毀宣揚科學、持守理性的正直之士。
而且，一些國人還在這些議題中尋找到了“逆反”的快感，例如謾罵支持轉基因的科普人士、抵製“碳中和”的具體措施並攻擊要中國承擔更大責任的“公知”、將拒絕強製接種疫苗當成反抗政府壓迫的手段等。他們大多數時候很難也不敢直接攻擊壓迫和欺騙他們的國家機器、權貴階層，但對敢於與他們“唱反調”的知識分子則不吝瘋狂侮辱謾罵。更諷刺的是，這些“逆反”者還經常將“科學”、“邏輯”、“常識”掛在口頭，反而攻擊堅持科學理性者“不尊重科學”、沒有常識”，試圖把水攪渾、模糊科學迷信、理性與虛幻，既無恥又可笑。當然，這些“抵製”和“逆反”，最終反噬和傷害最大的還是這些愚昧又可憐的人民大眾。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相對於美國人文和理工知識精英均普遍鄙夷陰謀論、崇尚科學理性的價值選擇，中國卻有非常多（甚至可以說是大部分）知識精英篤信陰謀論及各種謠言和誹謗，起碼對這些陰謀論及謠言誹謗半信半疑、沒有全部的、徹底的否定。例如2016年至今中國知識界普遍擁戴特朗普及其右翼至極右翼宗教反智保守政權，就是典型的例證。此外，在各種國內外議題中，也時常可以暴露其知識的差劣、科學素養的低下。不僅自然科學知識不足，人文社科知識也極為有限、充滿各種謬誤。
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將極端務實、手段肮髒的裏根政權的外交行為稱為“理想主義外交”，還稱讚類似的小布什政權及其對伊拉克的入侵（薩達姆政權肮髒但尚未達到需推翻的地步，按專製嚴酷程度沙特顯然勝於伊拉克，按屠殺弱勢派別民眾那敘利亞和蘇丹也更糟）。劉的其他各種知識錯繆和價值觀錯位可以在其文章及言論中找到許多；“文壇新秀”作家蔣方舟，將大陸與台灣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簡稱服貿協定）》稱為“服裝貿易協定”，說明她完全不了解協議的內容和性質。除了這件事，她在各種訪談中的發言也能暴露出其知識的淺陋；著名異見人士、盲人維權者陳光誠，在抵美不久後就投入基督教保守派懷抱，經常在推特等處轉發對奧巴馬、拜登及其他民主黨人無根據的誹謗言論，以及涉及少數族裔/性少數/政治正確問題的各種謠言。他當年在山東的抗爭非常值得稱讚，後來與一些美國民主黨人的恩怨也可以商榷，但不斷轉發甚至直接發表大量謠言和陰謀論，還有對弱勢群體的歧視侮辱性言論，顯然與其作為知名維權者的身份不相稱；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將信奉民主社會主義（比社會民主主義還要左傾）、從未明確反對共產主義、主要是反對極權主義的喬治·奧威爾，包裝成反共的右翼自由主義者；中國自由派學者榮劍對話美國知華派學者黎安友時，談到特朗普的褒貶，不顧基本是非而聲稱“基於美國政黨政治，難以（對特朗普）形成客觀公正的立場”、“（貶低特朗普經濟成就的說法）太黨派化了”，還對特朗普執政集團的“狗哨政治”伎倆懵然不知，對其玩弄詐術營造的“政績”嘖嘖讚歎。而與他對話的黎安友則價值觀正派、識見明晰，兩廂對比，榮劍知識不足和價值觀錯位更明顯。作為中美高層學者對話的中方代表，榮劍足以代表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對相關問題的立場態度……凡此種種，不勝枚舉。他們連“老本行”人文社科方麵的知識都嚴重匱乏，更難以指望在自然科學領域有多少見識。這固然和他們長期生活在缺乏正常科學和通識教育的中國，又經曆文革等教育缺失階段有關，但到了21世紀他們還如此無知、不思進取，就非常不配作為學者、公共知識分子了。
而中美乃至全世界陰謀論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當然還是科學教育與通識教育的匱乏，尤其邏輯思維培育的不足。人之所以為人，之所以能取得其他任何動物都難以企及的成就，構建了燦爛的文明，正是在於人普遍擁有相對抽象、長遠、深刻的思維能力，而非僅僅看到某個膚淺的表層現象。這就像人不僅懂得一加一等於二，還在“一加一等於二”這個數學基石上構建起繁密龐雜的數學大廈。雖然在最近一百多年尤其二戰後，普惠性的基礎教育在世界鋪開，但質量良莠不齊，世界上大多數民眾的科學素養和對常識通識的掌握仍然十分不足。而中國和美國分別由於政治原因和宗教原因，政權有意阻撓或淡化通識教育、科學教育、邏輯思維的培育，導致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兩個國家的大多數國民沒有起碼的公民素養，不能正確認識事物、無法有效判斷是非，殊堪痛心。
想要拒斥陰謀論的播散，讓人們成為信奉科學理性的現代公民，需要多管齊下。在教育領域，科學教育與通識教育必不可少。其實，我們在科學與通識教育中，並不需要多麽人為人工的構建科學與理性的思維，而是要人們在顯而易見的客觀存在中尋找其蘊含的本質與規律。這就像從“一加一等於二”建構起的數學大廈、“牛頓三大定律”為基石的複雜物理學，並不是人們憑空想象而出，反而是對人日常所見所知的總結與歸納，當然還有總結歸納後的提煉升華。科學與通識教育的普及，並不能讓所有公民都擁有科學知識與邏輯思維，但起碼應讓包括掌握重要權力與話語權的精英在內大多數人擁有相應的知識與能力，而非像如今這樣讓反智者大量躋身於世界第一強國的執權柄者、世界第二強國的知識精英之中。
在教育中，應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知識，循循善誘的開啟民智，而非填鴨和強迫，這樣才能讓人們真正理解接受科學知識，發自內心的信奉理性主義。現在的人們之所以對許多內容正確的教育宣傳非常抵觸，往往在於宣教者使用粗暴的方式強迫人們接受。這當然容易導致逆反。如果強行灌輸、要人們將科學理性當成“神明”一般不加思考的信奉，那這種“科學理性信仰”也隻是另一種內容形式的、披著科學外衣的宗教迷信罷了。而且，當一個人並不真正明白事情的所以然，也就很難去正確的、恰如其分的對待和運用它，更不可能真誠熱心的對其支持或反對。如前所述，科學理性蘊於一切客觀事物和日常生活中，並非人為編造，我們要做的隻是將之從具象中析出和升華，而非過猶不及的拔高和美化，也不應將科學理論變成教條化的“科學八股”。科學教育、通識教育，以及教育宣導中對陰謀論和各種謠言的批判，要立足事實、生動形象、接地氣，讓人們心悅誠服。這樣，人們也能夠純熟運用科學知識，以理性思維恰當的對待各種事物。
公共傳媒機構/主流媒體應負起更大責任，作為反擊陰謀論、傳播科學知識與常識的基地與傳聲筒。其實，最近十幾年來，起碼發達國家的傳媒一直在發揮這樣的作用，將“辟謠”和“事實核查”作為僅次於揭露社會黑暗麵的重要程度予以重視，在氣候變化、疫苗、涉“政治正確”爭議等議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也正是由此，這些傳媒機構/主流媒體也被陰謀論者打成“深層政府”/進步派工具的一部分，予以謾罵詆毀，鼓吹人們不要相信主流媒體的“謠言”，甚至故意站在主流媒體的觀點的相反一麵，行如文革中之“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持”一般的反智荒謬行徑。
在這樣的環境下，主流媒體能發揮的作用有限，很難說服那些被陰謀論和各種謠言洗腦的人。但傳媒界還是要盡到責任，多進行對話溝通，最大限度弘揚科學理性、對抗危害人類命運的陰謀論傳播。除了主流媒體，各種名人學者也應該通過自媒體壯大科學理性的聲音，讓真相的來源更加多元，更能取信於人。
而無論是人文社科界還是自然科學界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成為反陰謀論、持守科學理性的中堅力量。如前所述，美國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做到了，但中國知識分子卻不僅沒能成為反陰謀論和弘揚科學理性的旗手，反而是散播陰謀論、抵製科學理性的幫凶。他們不僅沒能啟蒙大眾追尋科學理性，卻成了各色迷信邪說的擁躉。美國的知識分子要加油，中國的知識分子則要轉變。
此外，除了那些有明確立場的知識分子，中國還有大量沉默的、拒絕對轉基因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疫苗問題、中醫問題、無神論與宗教問題及相關陰謀論表明態度的學者名人。這些“沉默的大多數”之所以沉默，是由於政治環境、輿論壓力、學識水平、個人及所屬勢力利益等許多因素，他們選擇沉默似乎情有可原。但如果從這些議題的重要程度看，這些沉默者顯然成為傳播陰謀論、製造謠言、扭曲事實者的幫凶，所謂“鄉願”也。很多時候不表態也是一種表態，且往往意味著對謬誤與邪惡的縱容、對真相與正義的冷漠。這些人沒有直接撒謊和傳播陰謀論，但是其沉默助長了“大盜”們的謊言，這些“鄉願”和“大盜”心照不宣的合謀，對於國計民生乃至人類存亡是極大的危害。
對於拒絕沉默的呼籲，中國自由派早有相關回應。他們在遇到不便表態或內心傾向於錯誤立場者一邊的情況時，普遍以“反對‘逼人表態’的‘文革行徑’”等理由為沉默辯護。這是完全錯誤的類比。麵對極權噤若寒蟬、麵對真相不敢訴說，才和他們這種沉默屬於相同類型行為。在正常的國家尤其歐美發達國家，知識分子集體表態以促進政治、推改現實，已成為常態。2018年，正當特朗普將任命法官卡瓦諾擔任最高法院法官時，包括卡瓦諾母校耶魯大學法學院上千師生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集體發表聲明反對卡瓦諾出任大法官，原因是卡瓦諾在法官生涯中經常做出不利於弱勢群體的判決。這樣的聯署很多，都是正常的政治參與與監督行為。中國知識分子經曆過“集體站錯隊”，現在變成“不站隊”或者“選擇性站隊”，但仍未進化到“積極站對隊”。當然，很多人會以“什麽是正確什麽是錯誤沒有絕對標準”來批判這種要求站隊的行為。價值判斷可以多元，但事實判斷隻有一個正確。而在正確的事實判斷基礎上，價值判斷的正義與邪惡也很容易分辨和選擇。即便不在價值觀差異問題上站隊，在涉及重大的是非問題上，應該站在哪邊難道不是很明顯的嗎？
要擊敗陰謀論和各種謠言流言、樹立科學理性的價值與權威，知識分子必須在自省自糾後積極的站出來，啟蒙人民，共同解決各種與科學有關的議題，促進生產發展、保護人民安全、維持地球康健。雖然當今中國知識分子普遍價值錯位、知識淺薄，但想矯正和彌補其實不難，哪怕簡單的把法國（啟蒙運動及之後）、美國（二戰後）、俄國（近代化及之後）知識分子的價值主張和知識積累一下子都“拿來”填鴨式接受，以及對百年前中國諸進步主義學派批判繼承，也比現在強一百倍。再簡單一點，對當今歐美乃至世界主流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和思想，中國知識分子進行充分了解認識後認可接受，牙牙學語，就已經算他們“涅槃重生”了。
立法則是最重要的但是要慎用的手段。“言論自由”在發達民主國家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因言入罪”也的確是許多專製國家打壓異見者的常用伎倆。但言論自由顯然應該有邊界，不能成為播散謠言和誹謗言論的擋箭牌。目前除美國外，其他發達民主國家都對言論自由進行了一定的法律規範。在美國，規範言論的呼聲也十分強大，隻不過暫時不敵掌握最高法院和足以掣肘國會的共和黨保守派。
相對於美國知識精英主張管控言論，倒是有許多中國自由派人士認為這是一種損害“言論自由”的行為，鼓吹絕對的、毫無限製的言論自由。這些國人混淆了民主法治、權力製衡、輿論獨立體製下對言論自由的規範，與專製極權、權力壟斷、媒體受控下對言論自由的封鎖壓製。誠然，具體哪些言論為謠言與誹謗，哪些屬於正常的評論與監督，並非每例言論都那麽容易區分。但這並不代表真的難以區別（相反大多數案例是很容易區別的），更不代表為了害怕偶爾有損正常的言論自由，就不對言論加以限製。就像自從有了法律、法庭，就總會有冤假錯案，但不應該因此把所有法律都廢止、把所有法庭都關閉。隻要在民主法治、權力製衡、輿論獨立發達的前提下，出台法律規範言論，一定是利遠大於弊的。
結語
“一加一等於二”，多麽無可置疑的結論。而“牛頓三大定律”，則是物理版的、略複雜的“一加一等於二”。而轉基因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疫苗問題、無神論與宗教問題……也都是“一加一等於二”的變體，因為都建立在堅實的科學大廈之上，與證明“一加一等於二”的推演過程使用的是相同的邏輯。可總是有人或出於愚昧，或出於私利，或出於逆反，或出於破壞，或出於偏狹……拒絕承認這些與“一加一等於二”一樣清晰、與“牛頓三大定律”一樣堅實的事實與結論。
人類從蒙昧野蠻的遠古和古代，到相對文明開化的近現代，所依憑的進步之階，無外乎“民主（Democracy)”和“科學（Science）”。中國長期是無神論（或者說淡化鬼神）的世俗主義國度，在20世紀開幕不久更是高舉“德先生”和“賽先生”兩麵旗幟積極進取。隻是，經曆抗戰與內戰的塗炭，毛時代的極權與反智，改革開放至今的功利與浮躁，不僅讓“德先生”遠離中國，“賽先生”也在華夏命運多舛。雖然當今的中國仍然崇尚科學，但是更多是作為一種實用工具，而非指導人合理對待萬事萬物、知人論世的精神信條。
就像中國一些名校的理工學者、理工科學生，即便精通專業知識尤其長於數理運算，但未必有真正的科學素養（更遑論科學精神）。他們對科學往往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更差一些的“知其然”都未必），許多中國當代“科學家”其實更像是“技術員（此處無意貶低技術員這一身份，僅僅是為說明中國當代科學家缺乏作為科學家應有的品質、素養）”。這從一些高知精英在略超出專業範圍的言論荒誕不經、被邪教分子或江湖騙子輕易欺騙，就能窺之一二。而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則普遍是“多愁善感”的“文青”，常常沉浸於非實用的文藝生活（所謂“為藝術而藝術”），感性大於理性，誌未必大但才普遍疏，缺乏例如量化認識、對比分析、統籌兼顧的能力。中國的人文社科界，“人文”早已在數十年中毀掉大半，而更令人痛心的是“社科”幾乎是零。或者說，中國的“社會科學”也與自然科學一樣，變成短視和實用的工具，而不是襟懷家國俯仰天下、將知識孕於道德滋潤中、將專業立於責任基礎上的真正“人文社科”。
而自然科學領域亦是如此。我強調科學與理性，顯然不是主張人變成沒有情感、隻有成敗功利的物化機器。相反，科學理性必須用來造福而非戕害人民，科學也不應該成為謀取私利的工具。聖雄甘地所批判的“世界的七大錯”中，“無人格的學識”、“無人性的科學”，都是對科學工具化、功利化、暴力化的鞭撻。而啟蒙先賢梁啟超在目睹各種新式兵器紛紛投入“殺人競賽”的慘烈的歐戰後，也感歎惟科學主義的悲劇。這並不代表我們不要科學，相反我們要更加深刻、完整的探尋和掌握科學，舍避其害而留用其利。如本來作為軍方戰爭用途的計算機的研發，在和平年代為民用電腦的出現與普及起到開拓作用；針對崎嶇山河釀成的山洪水災，通過精密測算和大膽建設實現“高峽出平湖”，讓滾滾江流化作電能照亮千家萬戶；麵對當代信息技術的爆炸性發展革新，我們也要遏製其對隱私的侵害、對極權的助力，著力令其發揮便利溝通的作用。若要將技術之患害轉為科學之增益，顯然需要製度的構建、法律的約束、教育的導向，以及每個人尤其知識分子保有良知與道義。
回到開篇提到的爭議。那位記者朋友認為的社會需要多種聲音、政治要有多元製衡，的確是有道理的。但是，言論應有邊界，政治更需底線。不僅對於例如鼓吹如種族滅絕之類反人類言論要禁製，還要遏製各種假新聞、謠言與陰謀論的播散。立場可以有不同，但都應基於事實，而不能信口開河編織謊言。而對於政治人物和政治勢力，則需要更多約束和限製。尤其作為主流政治派別，即便不是極為推崇科學，但起碼不能反科學，不能在攸關國家安危、人民生命、世界命運的問題上采取反智反理性立場，那將導致無數的人無謂的死去、世界被拉入深淵。
從特朗普、彭斯、蓬佩奧等行政領袖，到麥康奈爾、盧比奧、科魯茲等國會要人，再到托馬斯、阿利托等大法官，美國右翼至極右翼保守勢力在新冠的防治（尤其疫苗接種問題）、環境汙染與治理、氣候變化議題等諸多涉及科學和專業性問題上的反智立場和舉動，已經造成許多人因之患病、受災和死亡，並將繼續造成極大的災禍。作為全球最強大最先進國家的政要，其科學素養和對待疾病和災害的態度，在21世紀的政治人物中隻有聲稱有“托夢秘方”治療艾滋病的岡比亞前總統賈梅可堪相比。他們確實代表了某些美國人的利益，但是是狹隘的無德的利益。他們的存在沒有促使不同價值觀的美國人互相對照反思，卻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美國之所以沒有（或者說暫時沒有）被這些既愚蠢又敗壞的反智保守派分子毀掉，恰恰在於政界、科學界、文教界進步人士對這些惡劣且瘋狂行徑的全力阻遏。但即便如此也已釀成極大損害。這樣的政治人物和勢力，一百年前就不該再出現在美國政治舞台，但如今卻成為美國執政者/掌握法柄者，這是世界自二戰以來最大的災殃。（我在這文中提及很多次陰謀論者是右翼，並不是說隻有右翼才反智和相信陰謀論，左翼也有許多反智主義者，1960-1970年代的美國左翼運動就包含很強的反智成分（當年左翼分子不僅反越戰、反資本主義、反體製，同樣也在蔑視和解構科學理性構建的權威。更根本上說，當年各國的左翼運動大多數本身就建立在非理性之上）。反智與否與意識形態的左右關係不大，而與是否為建製派有重大相關。一般來說，在最近數十年，建製派都偏向科學理性，反建製者反智主義者較多）
而中國毛澤東時代及改革開放至今一些特殊時期，反智與偽科學大行其道。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時期不顧經濟客觀規律和生產力局限，鼓吹“土法煉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導致工農業崩潰、大饑荒、資源浪費和環境汙染；文革時將各項現代科學理論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說”大加批判，幾乎所有科學家都被扣上“資產階級右派/白專/特務/反革命”帽子殘酷批鬥，國家科學建設和現代化進程除個別領域和個別項目外幾乎完全停滯，清末民國至共和國建國初年原有的科技成果也被破壞；1980-1990年代以“氣功熱”為代表的“人體特異功能”熱潮，眾多老幹部甚至一些科學界人士（最典型即錢學森）都卷入其中，嚴重影響國民生產生活和衝擊社會秩序，多少人被蒙騙而失財誤治、家破人亡；從毛至今一些領導人對傳統醫學不加檢驗和揚棄的接受推廣，也影響了醫療資源的有效配置、損害人民的知情權與健康權；“前三十年”尤其文革時期國人對毛澤東狂熱的個人崇拜及各種具體表現，更是反智與迷信的巔峰。最近兩年中國實行高強度且長期的封城隔離措施以圖防治新冠病毒，同樣是既反科學又不人道的錯繆行為，已經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巨大破壞、人民也遭受了極大痛苦，如不改弦更張而是繼續高強度管控，必定會以徹底失敗告終。
建國數十年來，從國家領導人到社會上層精英再到平民大眾，多次的、長期的陷入非理性的癲狂，為達到一些不切實際或難以一蹴而就的目標，無視客觀規律、不顧複雜現實，用政治運動等非常規方式推進政策，往往事十功一、虎頭蛇尾，甚至雞飛蛋打、得不償失，國家和人民屢次蒙受極為慘重的損失。這種“非科學”行為累計造成的損失，起碼從生命價值和社會進步角度衡量，已經超越了“非民主”在這幾十年裏導致的損害。我們難道還不應該吸取教訓嗎？難道應該容忍這種反科學、反理性、反人道、反正義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勢力存在和掌權嗎？
“一加一等於二”，與作為客觀存在的萬事萬物及萬事萬物間的聯係，都需要我們認識、承認、運用，而非無道理的質疑、無依據的否定、無責任的舍棄。我們要從抽象到具象、從理論到實際，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知識及與之蘊含的科學理性的人文精神，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後加以運用，以造福人類，讓祖國和世界人民都得到幸福與安寧。
王慶民
2022年7月25日
共和曆230年熱月蒿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