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當國際社會的目光聚焦於戰火紛飛的中東、動蕩不安的委內瑞拉，對東南亞的關注也多集中於緬甸和越南時，中南半島的另一個國家正在相對“寧靜”的逐步向專製倒退。它就是政治強人洪森統治下的柬埔寨。
柬埔寨民主政治破滅、專製主義回歸最直觀的表現，就是2018年柬埔寨大選的結果，以及它與2013年大選的對比。2018年8月15日，柬埔寨國家選舉委員會宣布，洪森領導的柬埔寨人民黨贏得國會全部125個議席。而僅僅在5年前，柬埔寨還在政黨輪替的邊緣：反對黨柬埔寨救國黨以44.5%的得票率奪得55席，僅次於人民黨以48.8%得票率奪得的68席。而且反對派這樣的成果，還是在反對派及國際觀察人士普遍認為執政黨方麵存在大量舞弊行為的前提下取得的。但即便這樣的結果，也足以讓反對派對洪森政府進行有力的製約。然而隨著洪森政權對反對派一連串的削弱、打壓，柬埔寨的民主日益萎縮，至今幾乎消亡。
那麽，這5年間，柬埔寨究竟發生了什麽？柬埔寨民主與專製鬥爭的曆史脈絡大致是怎樣的？為什麽柬埔寨曾經有過的民主政治繁榮到現在卻蕩然無存？以洪森為首的執政集團是如何破壞民主進程的？外部力量尤其中國對柬埔寨政治變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中國模式”是如何在柬埔寨及眾多發展中國家複製的？柬埔寨未來會走向何方？“中國模式”的傳染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衝擊？
（一）民主的萌芽與衰敗
柬埔寨民主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法屬印度支那時期。法國殖民統治期間，在柬埔寨推行法文和西式教育，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也逐漸傳播開來，尤其對上流階層和知識分子產生了較大影響。而許多赴法留學的高棉裔和柬埔寨華裔留學生，更是後來柬埔寨多次政治革命中的骨幹（波爾布特就屬於較晚的一批曾在法國留學的柬留學生）。日占時期過後，法國殖民統治搖搖欲墜。很快，在西哈努克和柬埔寨人民的努力下，柬埔寨擺脫了殖民統治，宣告獨立。與民族獨立運動同時興起、在柬埔寨獨立後更為蓬勃發展的，是追求民主自由的鬥爭。
與中國官方輿論宣傳營造的形象相反，西哈努克並不是一個寬容大度、支持自由民主的君主（至少他掌握實權時不是這樣的君主），而是一個希望把國家權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專製國王。從1953年到1970年，西哈努克在掌權的17年間，不斷的打壓左右兩翼追求民主政治的力量。在1950年代中期，民主運動蓬勃發展的柬埔寨完全可能在當時就開啟民主化。但西哈努克利用暴力鎮壓、分化瓦解、耍弄政治陰謀等手段打擊反對派人士，摧毀了通過參與選舉和議會鬥爭追求民主化的民主黨、高棉獨立黨、人民協會等黨派，驅逐了名望甚高的政治家山玉成、符寧等政敵，獨攬大權。此後，民主運動陷入低潮，一部分反對派人士走上武裝鬥爭之路。西哈努克的這一係列倒行逆施的行為，堵死了和平實現民主化的道路，也為後來朗諾為首的右翼軍人政變和紅色高棉的崛起埋下了禍根。
1970年，朗諾發動政變，推翻了西哈努克的統治，建立右翼軍人政權“高棉共和國”。1975年，紅色高棉攻陷金邊，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恐怖統治，其血腥屠殺致使150萬-300萬人死亡。1978年底，柬越戰爭爆發，次年初建立由越南扶植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於1989年改名為“柬埔寨國”）”，於1991年放棄一黨專政體製和馬列主義。1993年柬埔寨舉行大選，並於當年恢複君主製和國名“柬埔寨王國”，開始了國家的重建。而這23年間，柬埔寨始終處於專製之下，完全沒有民主或隻有形式上的民主。
1993年時，柬埔寨主要有西哈努克長子諾羅敦·拉那烈、洪森、宋先、紅色高棉四股勢力。其中最具實力的，就是洪森領導的派係。
洪森又名雲升、韓森，1952年出生。1970年，他放棄在金邊的學業加入柬埔寨共產黨（即紅色高棉），後升任為團長，並在戰鬥中失去右眼。1975年紅色高棉占領金邊，不久後就開始了大屠殺。此後數年，波爾布特對柬共內部的清洗也逐步展開。1978年，一些不甘坐等被清洗的軍官如曾任紅色高棉部隊師長的韓桑林等人，決定逃往與波爾布特交惡的越南，洪森也在其中。不久後柬越戰爭爆發。越軍攻占金邊後，韓桑林任國家革命委員會（相當於中央政府）主席，年僅26歲的洪森任副主席兼外交部長。相對於親越、親民的韓桑林，洪森與越南若即若離，政治手腕更為高明，且在軍隊中威望甚高。1985年，洪森擔任總理，韓桑林的權力被削弱。1990年越軍撤出柬埔寨後，韓桑林進一步被洪森排擠，後者掌握了柬軍政大權。洪森在賓索萬、謝辛等政權高層同僚中脫穎而出，並從韓桑林的下級逐步變成柬實權領袖，還架空了這位“開國元勳”，其權鬥之能已初露頭角。
（二）民主再興與威權政治並存
1993年，柬埔寨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了民主選舉。如前所述，這時的柬埔寨主要有四股勢力。一是洪森和韓桑林等親越的前紅色高棉軍人集團，他們組成了柬埔寨人民黨（1979-1991年稱為“柬埔寨人民革命黨”），也是此時柬埔寨最具實力、尤其軍事力量最強的勢力，並得到了越南的全力扶植；二是西哈努克及其支持者。西哈努克這時的威望很高，也是得到國際普遍承認的柬埔寨領袖（而洪森、韓桑林則被認為是越南的傀儡而不被國際認可）。他的兒子諾羅敦·拉那烈組建了保王主義政黨奉辛比克黨，該黨深得民心，在尊奉王室思想強烈的農村更是得到普遍支持，但武裝力量弱小是其致命缺點；三是柬埔寨前首相宋雙控製的佛教自由民主黨。宋雙是親西方的反共主義者，得到了美國和泰國的大力支持，國內的支持者也以親美派為主，軍事實力不俗；第四股勢力就是波爾布特率領的紅色高棉殘部，其勢力範圍局限於以拜林省為中心、鄰近泰國的西部邊境地區。他們雖然孤立無援，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波爾布特仍有數千士兵，憑借出售寶石和木材等當地資源維持補給，短時期內難以被剿滅。
由於紅色高棉宣布抵製大選，隻有其他三股勢力參與了1993年柬埔寨國會選舉。選舉結果是，在全部120個議席中，奉辛比克黨獲得58席，人民黨51席，佛教自由民主黨10席，還有一席被一個叫做“柬埔寨民族解放運動”的小黨獲得。這樣，沒有任何一個黨派超過國會半數議席。而更重要的是，手握兵權的洪森，並不願意把首相大位拱手讓給沒多少軍事力量的拉那烈。於是，洪森的人民黨指責選舉存在舞弊，並就此向聯合國控訴。
在新政府難產、權力分配問題出現僵持時，洪森的部下（他們的利益當然是和洪森一致的）諾羅敦·夏卡朋和辛鬆發動了武裝叛亂，聲稱要將部分省份從柬埔寨分裂出去，並攻擊這些省份中奉辛比克黨和佛民黨的分支機構。洪森則稱是舞弊行為導致他們不得不製造分裂。最終，在聯合國調停下，由西哈努克出任國家元首，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任第二首相，但二人有相同的行政權，且洪森兼任柬埔寨王家軍聯合總司令。權力分配告一段落後，夏卡朋和辛鬆也放棄了分裂行為，這場政治危機才得以化解。
1993年大選前前後後的一係列權力鬥爭，以拉那烈、洪森分享權力而告一段落。對洪森而言，他沒有完全贏得權鬥的勝利，但至少保住了國家領導人（之一）的位置，還成為柬埔寨實際上的最高軍事統帥（名義統帥是西哈努克），將軍權名正言順的控製在了自己手中。
新政府成立後，雖然作為“第一首相”的拉那烈在名義上的地位要略高於洪森，但卻沒有軍權。政府中的官僚也多是舊政權--柬埔寨人民共和國--遺留下來的，這些人是忠於洪森的。於是，拉那烈步了韓桑林的後塵，其權力日益被洪森削弱，他這個“第一首相”的位子也逐漸被架空。
但拉那烈不甘於將權力拱手相讓。他的奉辛比克黨還是有一定實力的，1993年大選結果就說明了這一點。此後4年間，拉那烈與洪森因利益衝突、政見不和，不斷發生衝突。1997年，洪森撕破了和平麵具，發動了軍事政變，用武力摧毀了奉辛比克黨總部，拉那烈也逃亡到國外。雖然後來在西哈努克的調停下，拉那烈返回國內，與洪森達成和解。但拉那烈不得不放棄首相一職，改任沒有多少實權的議會議長。而洪森成為了唯一的首相、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柬埔寨實際統治者。1998年大選，占據權力和資源優勢的人民黨奪取了過半議席，奉辛比克黨雖仍獲得超過三分之一的席位，但喪失實權的後者已無力製衡洪森和他的人民黨執政集團。
大權在握的洪森，利用高壓和暴力，破壞國際社會和柬埔寨有識之士建設民主製度的努力。其中最突出的暴行，就是對新聞記者的殺害和恐嚇。1997年政變期間，洪森控製的軍隊就對反對派媒體進行了嚴厲的掃蕩，包括殺害記者和攝影師、關停所有反對派報章。有40多名記者因此逃到了鄰國泰國。緊接著，反對派人士桑蘭西的支持者集會遇襲，軍方對調查該事件的記者進行恐嚇，威脅要殺死參與調查的記者。而威脅記者的洪森近衛部隊第70旅的兩位軍官Huy Piseth和Hing Bunheang不僅未被處罰，還得到升遷。洪森製造的寒蟬效應，使各獨立媒體不得不噤聲，而禦用媒體則壟斷輿論，為洪森強化專製、愚化國民打下了輿論基礎。
洪森借政變和大選勝利之東風，將親信安排在政府各重要職位，實現了對政府的全麵控製；確認了軍方對他的忠誠，並將軍事彈壓作為打擊反對派的慣常手段固定下來；繼續打擊奉辛比克黨和佛教自由民主黨（此時已解散）在中央和地方的殘餘勢力；在黨內強化個人權威，進一步邊緣化了元老韓桑林、謝辛等人……
但洪森並未徹底摧毀柬埔寨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構。無論是普遍選舉，還是多黨製、議會與基層的政治多元化，仍舊得到了保留。之所以如此，有多方麵的原因，而外部因素最為重要。這個1993年才誕生的新政權，是聯合國一手“操辦”的，其建國的預備、大選、權力分配，都有聯合國和美歐中越泰等國的參與。這也就意味著國際社會對它有更多幹預的權力和責任。如果洪森貿然取締所有反對黨，實行一黨專製，會引起國際社會強烈的譴責和製裁。而以洪森當時的實力和威望，是難以應對的。而在國內，此時仍有多股政治勢力在博弈，紅色高棉殘餘也未徹底清除。如果西方幹預和製裁的力度足夠大，在內外夾擊下，洪森政權就很可能垮台。因此，洪森選擇了抓住軍權、打垮政敵，但保留部分民主政治架構的做法，既掌控了國家，又不至於遭受內外強烈的反彈。這就為政治多元化留下了一定的空間。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個新的政黨--桑蘭西黨悄然崛起。
（三）民權運動的活躍與民主政治的曙光
桑蘭西黨的前身為高棉民族黨，於1998年更名為桑蘭西黨，後與柬埔寨人權黨合並組建為柬埔寨救國黨。而桑蘭西始終是該黨及其後繼者救國黨的靈魂人物，也是洪森近20年來最主要的政敵。
桑蘭西1949年出生於一個政治世家，是華裔柬埔寨人。和此前的許多柬埔寨民主人士一樣，他也曾經在法國留學。他熱衷於政治，是奉辛比克黨的創建人之一，1993年即當選國會議員並擔任財政部長。但後來因政見不合，退出了奉黨，組建了高棉民族黨。1998年大選，已改名為桑蘭西黨的該黨得到了14%的選票和15個國會議席，成為繼人民黨和奉黨之後的第三大黨。桑蘭西黨持高棉民族主義立場，反越南情緒強烈，傾向於維護工人階級利益，在城市知識分子和中下階層中有較多支持，與奉黨的支持群體多有重疊。而洪森為了製約奉辛比克黨在民族主義者和基層民眾中的影響力，就默許了桑蘭西黨的發展。
不同於奉辛比克黨利用西哈努克威望和王室影響力吸引支持的路徑，桑蘭西黨的發展壯大是自下而上的，平民而非貴族是它的中堅，這就讓它比奉黨有更加穩固的社會根基。桑蘭西黨及它的後繼者救國黨，成為了柬埔寨現代社會運動、公民運動的開創者和主導者。柬埔寨的勞工運動、農民地權運動、爭取集會和遊行示威自由的運動、爭取司法獨立運動、反腐敗運動、女權運動、LGBT權利運動、環境保護運動等各種追求社會公正、政治自由、人權與法治的抗爭運動，都是由桑蘭西黨/救國黨發起、主導。其中，維護工人權利的勞工運動和維護被強征土地的失地農民權利的運動最為激烈，也最有聲有色。在中國，工人被剝削、失地農民得不到合理補償，往往隻能忍氣吞聲，但柬埔寨卻有政黨和NGO組織這些弱勢者聯合起來，為權利和尊嚴與政府、資本家博弈。哪怕前者往往也是敗多勝少、屢遭打壓，卻至少有了對強者的反抗與製衡，而不是一邊倒任人宰割。如金邊萬穀湖開發中NGO與湖畔居民對抗政府與開發商野蠻強征土地的事件，就是民間有組織抗爭的典型案例，也是公民運動的一個樣本。
柬埔寨的公民社會也在這一係列的運動中逐漸成長了起來，而桑蘭西和他的政黨功不可沒。因此，桑蘭西和他的政黨的支持者也越來越多，城市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工人階級、城鄉貧民、民族主義者等階層和群體大多都由支持奉黨或人民黨轉向支持桑蘭西的政黨。而首都金邊的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高、思想更為進步，公民意識強烈，是桑蘭西黨支持者比例最高的區域。在2003年大選中，金邊直轄市是桑蘭西黨得票占優的唯一一個一級行政區（其餘24個省份均為人民黨得票占優）。
如前所述，在桑蘭西黨發展初期，洪森是把它當做削弱奉辛比克黨的力量來對待的。而桑蘭西黨後來的發展卻超出了他的預料。在1998--2008年，桑蘭西黨取代了奉辛比克黨在柬國民中的影響力，也蠶食了後者的國會議席，2008年大選時奉黨在國會僅餘兩席。洪森削弱奉黨的目的的確達到了。但麵對桑蘭西黨策動的社會運動的蓬勃興起，洪森逐漸對它產生了戒備。但人民黨當時的統治依舊穩固，大權在握的洪森不認為桑蘭西黨能挑戰他的執政地位。現實某種程度也的確如此。執政的人民黨擁有遠多於桑蘭西黨的資源、經費、話語權，而且據反對黨和國際機構稱，執政黨經常在大選中舞弊，所以直到2008年大選，桑蘭西黨也隻取得了五分之一的國會席位。因此，洪森並沒有用暴力手段直接取締桑蘭西黨。
但他麵對自己的政敵，還是進行了一些打壓行動。例如桑蘭西黨的靈魂人物桑蘭西，就在2005年和2009年遭遇兩次政治報複，第一次是被以“誹謗、應受法律製裁”為由剝奪了議員豁免權；後一次因反對柬越勘界劃線而鼓動農民拔除界碑，被缺席判處10年徒刑，導致他兩次流亡。不過他兩次都被國王諾羅敦·西哈莫尼赦免，讓他得以返回柬埔寨繼續從政。而洪森在桑蘭西第二次被赦免後依舊禁止他參加2013年大選。此外，洪森政府也通過打壓輿論遏製反對黨影響力的擴大，例如以拖欠稅款為借口關閉獨立報紙《柬埔寨日報》，英文獨立報紙《金邊郵報》也被親洪森的企業收購，隻剩下親政府的報刊可以發行。
桑蘭西黨雖經曆了這些打擊，但是依舊迅速壯大。2012年，它與根索卡的人權黨合並為柬埔寨救國黨。兩黨合並後的救國黨在柬埔寨議會擁有29個席位，占到總席位（123席）的近四分之一。桑蘭西和他的救國黨並不滿足於此，而是準備在次年大選中向奪取執政權發起衝刺。
麵對洪森政府的打壓，桑蘭西和救國黨為何還有如此雄心壯誌呢？除了他們通過社會運動、動員基層積累的支持，他們還有一件可以打破信息封鎖、新聞審查的利器--社交媒體。與中國不同，柬埔寨沒有“防火長城”，國民可以自由登錄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網站，通過互聯網獲取、傳遞信息。而且在2012-2013年，假新聞、謠言和誹謗還沒有像如今這樣泛濫，統治者對社交媒體的重視、利用還落後於民間反抗者。此前爆發且當時還在繼續延燒的“阿拉伯之春”就是例子。
在2013年大選前，救國黨在社交媒體方麵深耕細織。救國黨每個國會議員及議員候選人都有了自己的Facebook賬號並保持活躍，頻繁更新信息，與選區民眾互動。經過長期的努力，救國黨建立了綿密的社交媒體網絡。而這個線上網絡與線下的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吸引了大量年輕人尤其在金邊等城市工作的勞工階層的支持和參與。這些作為柬埔寨社會的中堅和希望的青年男女，成了救國黨“Facebook救國”的主要響應者。據《南風窗》報道，“救國黨苦心經營的新媒體陣營已初見規模，包括官方網站、臉書、YouTube、推特等等。在桑蘭西的臉書專頁上，已有43萬個讚、7萬多人關注。在一個臉書用戶剛破百萬的國家，有這樣的成績實屬不易。桑蘭西的臉書上，一天至少10條更新消息，每條消息後的留言少則數百，多則上千。後台工作人員以桑蘭西的口吻發布各種消息，顯得更平易近人。年輕的支持者們用英、柬、法、中等至少4種語言在留言裏相互交流和鼓勵，甚是熱鬧。……可以說，在媒體宣傳戰中，人民黨占據傳統媒體的有利地形，卻被救國黨的新媒體迎頭趕上。”這段報道雖是指2014年的情況，但也是建立在之前幾年的努力之上的，2013年救國黨新媒體的規模也相差不大。救國黨的這一係列舉動，在六七年前社交媒體剛剛興起時，是很有前瞻性的。
反觀洪森政府，對於社交媒體對政治產生的影響是相對忽視的、反應是遲鈍的。他的人民黨依舊依靠報紙、電視台等傳統媒體宣傳政績，一如既往的枯燥和浮誇。洪森本人直到2015年9月才開設了Facebook專頁。雖然人民黨在當時也沒有徹底忽略社交媒體，但是整體上重視程度和影響力都遠不如當時的救國黨。洪森政府並沒有意識到，社會運動的洪流和社交媒體的暗湧，正在對其統治的合法性形成致命的挑戰。而救國黨則認為，在社交媒體的助力下，看到國家真相和參與政治抗爭的公民們，會在這次大選中選擇他們，實現政黨輪替的。
2013年7月28日，柬埔寨舉行重建以來的第五次大選，符合資格的選民近1000萬，投票選出123個國會議席。柬埔寨的國會選舉實行封閉式名單比例代表製，即每個省份為一個選區，選出1-18個席位，並以漢狄法分配各參選政黨的席位。
根據柬埔寨國家選舉委員會的結果，執政的人民黨以48.83%的得票率奪得68席，而救國黨則以44.34%的得票率得到55席，其餘政黨得票率（不包括空白票）加在一起僅有6.3%，未能取得席位。
救國黨立即宣布不承認選舉結果，聲稱選舉存在舞弊行為。將救國黨、選舉觀察組織“自由與公正選舉委員會”，以及“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等國際機構的說法進行匯總，此次選舉主要有以下幾點舞弊嫌疑：1.洪森和人民黨控製的政府及選舉委員會捏造數據，在統計選票時作假；2.洪森政府利用柬埔寨五年內未進行人口普查、選民人數不清的情況，將120-130萬人從選民名冊中刪除，以便於偽造選舉結果；3.執政黨高官偽造選舉文件、把選民的身份載入不同省份的選民名冊；4.允許大量越南裔在柬居民參與投票（關於越裔柬埔寨人是否應該有柬埔寨公民權，在柬國一直是爭議問題），而越裔柬埔寨人絕大多數支持人民黨；5.在選舉中為防止選民重複投票而采用的不褪色墨水可以輕易拭去，導致選民可以在不同省份的投票站重複投票；6.柬埔寨各地均被忠於洪森的軍警控製，而高級軍官又為人民黨候選人拉票，讓選民感到恐懼，而不得不投票給人民黨。即選舉中存在暴力恐嚇行為。此外，歐盟和美國也宣稱對選舉中可能存在的舞弊表示關注。
麵對這些質疑，柬埔寨政府宣稱選舉不存在舞弊行為，也拒絕進行獨立調查的呼籲，聲稱若要調查應有（被政府控製的）選舉委員會監督。於是從2013年7月28至2014年7月22日，反對黨救國黨發起了持續長達近一年的抗議活動，包括遊行、示威、罷工、集會（期間也發生暴力騷亂），抵製選舉結果，並拒絕參與組建新一屆國會和政府。而洪森則調動軍警進行鎮壓，造成許多抗議者傷亡。據《紐約時報》登載的柬埔寨前婦女事務大臣、救國黨國民大會成員莫淑華的文章所述，“上周五（2014年1月3日）在位於金邊郊區的一個工業區，數百名軍警和地方警察用AK-47和手槍向抗議者開火，至少導致四人死亡，超過29人受傷，他們當中大多是服裝廠工人。次日，警察、地方安保人員和戴著摩托車頭盔和紅袖章的暴徒對民主廣場發動了猛烈攻擊。這個公園是政府指定用來進行和平抗議的地方。他們揮舞著斧頭、錘子、金屬管和木棍，趕走了這裏的抗議者。然後，他們摧毀了這個對柬埔寨大量邊緣化公民來說少有的言論自由區、集會地點和避難所。他們推翻這裏的講台，把一座佛壇夷為平地。他們還砸爛了揚聲器、金屬募捐箱和急救帳篷。”
雖然如此，抗爭依舊持續了下去，罷工和遊行此起彼伏，工人、農民、學生、僧侶紛紛加入抗議隊伍。此外，柬埔寨民間一直對人民黨的親越曆史與現實政策不滿，洪森又在鎮壓示威期間赴越訪問，更激怒了民眾。於是反抗專製與反越民族主義合流，反政府一方的聲勢更為壯大，讓洪森政府焦頭爛額。
強人洪森首次感到了來自人民的力量和挑戰。其實，即便退一萬步，選舉結果真實，也足以對洪森和他的人民黨造成巨大震撼。因為根據計票結果，救國黨得票僅比掌控了軍隊、財政、媒體，占盡選舉資源優勢的人民黨少4%。而聲勢浩大、難以撲滅的示威遊行，更讓洪森意識到已經無法用暴力平息變革的呼聲。而美國、歐盟和聯合國均譴責洪森的暴力鎮壓行徑，美國國會議員羅伊斯公開呼籲洪森“結束自己掌權30年的局麵，辭職下台”。而在示威運動發生後兩個月，洪森就與桑蘭西進行了麵對麵的會談。據桑蘭西說，“在去年（即2013年）9月份的談判中，他（洪森）曾提到，總有一天我會下台，因此希望救國黨能夠在國會中提出‘特赦法案’的議案。這意味著洪森也許在為自己讓渡政治權力做打算。”而《紐約時報》的報道也提到，“一些分析人士還是認為，洪森表現出了並不常見的怯懦跡象。他擺出了一反慣常做派的和解姿態，近期曾三次與反對黨柬埔寨救國黨領導人桑蘭西會麵。其中一次會麵的時間長達五小時，討論的重點是如何改變該國的選舉製度。……金邊獨立倡議組織柬埔寨人權中心(Cambodi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主席烏威拉(Ou Virak)卻認為，洪森已經受到沉重打擊，並開始懼怕未來。烏威拉說，……這個結果‘對他的自我感覺造成了嚴重打擊’。洪森在過去三年的演講中反複提到了阿拉伯之春，洪森對這個問題的明顯關注可以幫我們深入了解這位首相的思想。烏威拉說，‘他很害怕，他的眼光望向了世界各地那些已經倒台的長期獨裁者和軍政強人’。”
從洪森這一係列言行中，可以看到他此時已經萌生了放棄專製、甚至放棄權力、將執政權在未來移交給反對黨的意願。最終，在大選結束一年後的2014年7月，他與桑蘭西的救國黨達成協議，由人民黨和救國黨分享國會的權力，其中國會第一副主席由救國黨指派；國會10個專責委員會中的5個（包括反貪汙委員會）由救國黨成員擔任；被禁止參選的桑蘭西也被允許成為國會議員。同年8月5日，反對派議員在王宮宣誓就職，這次示威，也是柬埔寨重建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才告一段落。
2013年大選及此後長達一年的抗爭運動，是柬埔寨距離真正的民主最接近的時期。如果沒有那些已被證實和未能證實但極有可能存在的舞弊行為，柬埔寨就會實現政黨輪替，讓曆經磨難的柬埔寨走上民主之路。雖然對選舉舞弊的抗爭最終以妥協告終，洪森也保住了首相大位，但大選結果和抗爭運動展示了人民渴望變革的力量，極大的動搖了洪森的威權統治。而且在當時的反對派、人民，以及外國觀察家看來，柬埔寨的專製時代將一去不返，在下次選舉中很可能實現政黨輪替，將腐敗而漸失人心的洪森政府趕下台，和平實現柬埔寨的民主轉型。
（四）國際形勢的變化與柬埔寨民主的夭折
但為什麽五年之後，柬埔寨的民主進程卻出現了驚人的倒退，洪森反而建立起比2013年之前更加專製的體製呢？概括起來說，柬埔寨對外關係和國際局勢的變化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國內反對派的相對脆弱性又無法抵抗政府的暴力鎮壓，導致了柬埔寨專製的回歸。
柬埔寨與中國關係的迅速升溫，以及隨之中國對洪森政府的大力支持，成為洪森不再忌憚美歐製裁、敢於用殘酷手段打擊反對黨的底氣所在。而中柬關係升溫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柬埔寨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堅定的支持中方立場的行為。而中柬關係再次提升的契機，就是中菲南海糾紛仲裁案。
2016年7月12日，在中國方麵缺席且提前宣布不承認仲裁結果的前提下，國際海洋法法庭就菲律賓和中國在南海爭議做出裁定，支持菲律賓在此案相關問題上的幾乎全部訴求。而東盟十國中，有六國均支持仲裁結果，緬甸沒有表態，隻有柬埔寨、老撾和文萊不讚同通過仲裁解決爭端，而支持中國方麵所說的“通過雙邊談判解決爭端”。其實早在2012年，柬埔寨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時，就阻止在東盟外長會議聯合公報中提及一些東盟國家與中國在南海的爭執，導致公報流產。而在2016年仲裁結果公布前夕的中國-東盟外長特別會議上，柬埔寨再度抵製了包括“對南中國海事態表示‘嚴重關切’及‘無法忽視’”的東盟外長聯合聲明，引發東盟內部分裂並被曝光。而仲裁案公布之後的7月25日，又是在柬埔寨的“堅決反對”下，東盟外長會議聯合公報沒有提及仲裁案。而柬埔寨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止東盟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國的譴責，是不惜得罪越南、印尼、菲律賓等東盟盟友、讓東盟撕裂、讓重要的會議成果流產的。由此可見，柬埔寨為討好中國付出的代價之大、與中國關係之緊密。（當然，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南海的爭議孰是孰非，是另外一回事，與本文無直接關聯，且相當複雜、無定論，因此在此不討論、不評價。本文僅僅講述在爭議中柬埔寨的態度和行為及其目的）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洪森政權迫切需要得到來自中國的支持。洪森之所以在2014年選擇向反對派妥協，除了國內反對派勢力的強大，也是因為擔心國際幹預和製裁。而洪森最親密的盟友--越南，無論經濟體量還是國際影響力，都無法和西方國家相比。於是，洪森便轉向迅速崛起的中國。而中國與大多數東盟國家存在領土和海洋權利爭端，又希望在南中國海及周邊抗衡影響力日益增強的美國和印度，在東南亞有重大戰略需求。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中，中南半島是“一路”上的關鍵一環，而緬甸已“變天”、越南與中國有積怨、老撾羸弱、泰國親美，因此柬埔寨就成為中國拉攏的首要目標。雙方各有所需，一拍即合。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反對黨領袖的桑蘭西是柬埔寨對華友好派。桑蘭西在接受《南風窗》訪問時稱，來自中國的投資對柬埔寨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中國還是平衡越南在柬影響的重要力量。桑蘭西說，“對柬埔寨來說，最大的威脅是越南。越南人從來沒有停止過吞並柬埔寨的議程。隻有中國可以從中協調。”他也說，“救國黨不是西方代言人”。桑蘭西公開對華示好，顯然是希望得到中國的支持。但中國還是選擇了洪森而非桑蘭西作為合作對象，這既是考慮到洪森實力更強、根基更深，恐怕也有“氣味相投”的因素，尤其在涉及“中國模式”在柬複製方麵，洪森遠比桑蘭西“值得托付”。
不同於歐美國家將援助與人權掛鉤的政策，中國的援助“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其實就是不顧及受援國人權狀況和人民苦難，隻取悅當權者（中國的援助並不是真的“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而是包含各種經濟、政治、外交和戰略利益交換）。這種援助自然頗受在人權記錄上劣跡斑斑的統治者歡迎，洪森自然不例外。2016年10月，習近平訪問柬埔寨。習近平訪柬期間，雙方簽訂了31項協議，包括免除柬埔寨6億人民幣的債務、將雙邊貿易額由當年的44億美元提高到次年的50億美元、鼓勵中國企業在柬埔寨修建鐵路和機場等基礎設施，以及在產能、投資、農業、水利等領域加強合作。其實，1993年柬埔寨重建之時，中國就開始著力發展中柬關係，據德國之聲報道，“過去10年（2006-2016年）裏，中國向柬埔寨提供了大量援助，並在那裏大規模投資。中國還對柬埔寨成百上千種商品免除關稅，並減免該國大量債務。作為回報，柬埔寨在國際舞台上對中國表示支持，包括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有關南中國海主權紛爭議題上。今年7月，中國向柬埔寨提供近6億美元援助，幫助該國基礎設施建設、教育和醫療。” 而在2016年習近平訪柬後，雙方關係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柬埔寨已成為中國在東南亞最親密而忠誠的盟友。這一點在中國與越南、新加坡等東盟國家發生外交摩擦的情況下更為顯眼。
與此同時，是美國在東南亞影響力的消退。導致這種消退的直接原因，就是特朗普的上台。在奧巴馬時期，美國很重視人權問題，將援助與人權狀況掛鉤。2012年奧巴馬訪問金邊期間，就提及了洪森政權對人權的侵犯問題。但特朗普上台後實行“美國優先”的戰略，對外援助大幅減少，放棄了人權外交政策，對和美國及其盟友無直接利益衝突的國家的人權狀況漠不關心，放縱了包括洪森在內的第三世界的獨裁者和有獨裁傾向的掌權者。而歐盟和日本對柬的影響力都不及美國，更沒有美國那樣的軍事幹預能力。懸在洪森頭上的“人權之劍”不複存在了。
沒有了來自外部的製約，洪森就放開手腳向沒有一兵一卒的反對派下手了。早在中國援助已大規模到來的2015年，洪森就利用他控製的司法機關控告桑蘭西涉嫌“煽動社會動亂罪”，把桑蘭西鼓動的一係列罷工、遊行等社會運動稱為煽動動亂。桑蘭西因此再度流亡國外，從此就再也沒有返回國內。2016年12月，桑蘭西被缺席判處5年徒刑。緊接著，在此後的一年內，救國黨的骨幹成員紛紛被捕和逃亡到國外：救國黨二號人物根索卡於2017年9月以叛國罪被捕，直到一年後才獲準保釋出獄；救國黨三號人物、柬國最主要的女性反對派人士莫淑華在遭到會被逮捕的警告後逃亡國外……到2017年底，約有一半的救國黨國會議員逃亡到國外。
而批評政府的媒體和記者的處境也迅速惡化。2016年7月，柬埔寨以激烈批評政府著稱的知名政論家、記者肯雷被槍殺，引發國內外廣泛關注。警方稱他因債務糾紛被殺，而反對派人士則認為是政治謀殺。2017年7月，柬埔寨政府關閉了18家電台，包括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之音在柬的工作機構。此外，洪森政府還拘捕了數十名批評人士。
而洪森政府對反對派最大的鎮壓，則是直接解散了最大反對黨救國黨。柬埔寨沒有司法獨立（這也是反對派抗爭的焦點之一：要求實現司法獨立），最高法院在內的司法係統一直是洪森打壓反對派的工具，隻不過以前隻是用來對付反對派成員，而這一次直接將矛頭對準整個反對黨。2017年11月，柬埔寨最高法院以“妄圖勾結外國勢力推翻政府”為名宣布解散救國黨，其在國會的55個議席及各鄉區理事會的5007個席位全部自動喪失。此外，為防止被解散的救國黨的成員重組政黨，還對其118名骨幹黨員作出禁止從政五年的處罰。
洪森政府直接解散最大的、也是唯一能與其分庭抗禮的反對黨，相當於摧毀了1993年以來柬埔寨各界苦心積累的民主成果，向一黨專製回歸。這震驚了柬國內外。但細究起來，又在意料之內、情理之中。因為此時的洪森已不再擔心西方國家的製裁。麵對美國和歐盟的製裁警告，柬埔寨發言人公開聲稱：“少了美國和歐盟的支持，柬埔寨不會有問題。如果歐盟和美國不幫助我們，還有其他國家如俄羅斯、中國、日本和韓國會幫我們‘推進民主’。”而事實上，美國的製裁也僅僅是將涉嫌侵犯人權的柬埔寨官員的資產凍結和列入旅行禁令。然而中國早已是柬埔寨官員便於藏金之地。“美國第一”的特朗普政府並不願意采取更多手段對柬埔寨施壓，軍事幹預更不在選項之內。這些製裁敷衍了事，作用有限。而歐盟取消關稅優惠（幾乎是零關稅）雖會對柬埔寨經濟造成一定打擊，但中國的援助足以彌補損失。
救國黨被解散、主要成員被捕或逃亡海外後，柬埔寨能夠製衡洪森政府的反對派不複存在。而勞工、農民地權、女權、環保等各種抗爭運動也喪失了領導者和骨幹參與者，群龍無首下，柬埔寨社會運動和公民運動陷入沉寂，柬埔寨人民在十多年間奮力爭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付諸東流。
由民主政治與公民運動活躍，到專製回歸與公共社會死寂，是迅疾而徹底的。
（五）洪森回歸專製的又一助力：社交媒體作用的逆轉
如前所述，社交媒體一度成為反對黨崛起、打擊洪森政權的利器，讓救國黨在2013年大選中斬獲頗豐。但近幾年，社交媒體反而有利於洪森政府而不利於反對黨。
2013年大選後，洪森對大選結果感到震驚，也開始關注讓反對黨人氣大增的社交媒體。洪森政府迅速使用兩手手段在互聯網空間打擊反對派人士。一方麵，洪森政府對互聯網加強了管控，並對在網上發表反政府言論的人進行懲罰。據美國之音報道，2016年柬埔寨一項新的通訊法律加大了政府對通訊業的管控權力，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認為這項法律給予政府“過度廣泛的監控權”，對“使用者的隱私構成威脅”。這項法律包括對幾類行為進行處罰，例如涉嫌“國家安全罪”可以判處7到15年徒刑。2016年，法庭以煽動罪判處一名大學生（Kong Raiya）18個月有期徒刑，因為他在臉書上發表了批評人民黨的言論；反對黨救國黨的網絡言論越來越成為目標：反對黨參議員洪索胡（Hong Sok Hour）被指控在臉書上發布偽造文件而被判7年監禁，但在首相洪森的要求下國王西哈莫尼赦免了洪索胡；一名20歲的水果商販被逮捕，據報道被指控的罪名是在臉書上進行煽動和公開汙蔑洪森首相以及國王的母親。柬埔寨人權中心的拉馬納·索恩（Ramana Sorn）說：“柬埔寨的因特網自由越來越令人擔心，政府收集民眾通訊與社交媒體信息的技術手段大為提高。”這讓敢於在互聯網上批評政府的人越來越少。此外，柬埔寨網絡封鎖的能力也在提高，在2018年大選期間，外國知名新聞網站紛紛被封鎖。
另一方麵，洪森政府在互聯網上轉守為攻，營造執政黨的正麵形象，打擊反對黨及反對派人士的聲譽。美國之音在上述的同一篇報道中提到，“政府在加緊打壓網絡異見人士的同時，洪森首相和他的柬埔寨人民黨正在設法利用社交媒體，在明年的選舉前爭取更多民眾支持……65歲的洪森敦促政府官員多使用臉書，他本人從2015年以來開設臉書賬號，現在有8百50萬粉絲。分析人士說，柬埔寨政府在全國各地建立了‘網絡單位’項目，在社交媒體發表支持人民黨的信息，抨擊反對黨和批評政府的聲音。活動人士摩西說人民黨進來對社交媒體的積極態度實際上掩蓋了柬埔寨言論自由下降的局勢。”不過據BBC報道，洪森疑似購買假賬戶為其Facebook主頁點讚以拉抬人氣，點讚大多來自外國（主要是印度）。而洪森對此表示否認，說來自印度等外國的點讚多是因為他在印度知名度高。
當各國政治衝突蔓延到互聯網後，揭露隱私、誹謗、誣陷、變造事實越來越普遍。據維基百科引述柬華日報消息，在2016年Facebook上曾爆料救國黨副主席根索卡與一名女子偷情，且在電話中誹謗救國黨“明星”提索萬塔，導致提索萬塔倒向執政黨；該通話內容涉及性事，但根索卡對此事未作評論，還要求黨內不要在意這些“胡扯”的事。而關於救國黨是“境外敵對勢力”、桑蘭西是“美國傀儡”、“破壞分子”、攻擊罷工者受罪犯煽動等謠言或歪曲變造的事實也在社交媒體上傳播。而相對應的則是對執政黨的稱讚，例如洪森的Facebook頁麵評論區總是一片祝福與讚揚，間或有個別“擊網鳴冤”內容的評論貼。
事實上，以社交媒體為主的互聯網輿論總體上更有利於掌握權力或（和）更多金錢的強者、人多勢眾的一方、不擇手段與陰險狡詐的惡人，已是全球普遍的現實。
在社交媒體出現之初，因其發布信息便捷、易繞過言論審查，它的確是有利於話語權較小的被壓迫者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無論專製政權還是各式各樣的利益集團，都紛紛“回過味來”，認識到掌握互聯網話語權的重要性，也逐漸掌握了操縱這一新興輿論的方式，因此很快就比相對弱勢一方更能利用互聯網為己方宣傳。這既是因為專製者和利益集團有更多權力、金錢及人脈操控互聯網，更是互聯網尤其社交媒體本身固有特性造成的。其特性大致有以下幾點：
1.互聯網上自媒體、社交媒體發表意見的“零門檻”，讓許多用心險惡、沒有道德底線、缺乏甚至全無基本常識和邏輯的人都得以發言甚至發表文章，讓包括政治在內的許多自然與人文專業領域被嚴重汙染。而居心不良的人更擅於煽動民粹、迎合特定群體、取悅大眾，也導致“劣幣驅逐良幣”成為世界“基本網情”；2.社交媒體發布信息的便利性，讓發布假新聞等謠言和仇恨言論非常便捷。而其傳播速度之快、範圍之廣，更能產生巨大破壞性。這些謠言導致人與人之間愈發缺乏互信，人們麵對各類真真假假消息難以分辨。這讓人們喪失追求真相的心力，轉而聽信簡略且順耳的謠言；3.社交媒體的相對虛擬性、匿名性和隱蔽性，讓製造和傳播謠言、誹謗等行為難以被追究責任。但其產生的惡劣影響卻是現實的、實實在在的，會影響互聯網以外的真實生活的；被“暗箭”所傷的受害對象（無論是人還是組織機構乃至國家）的情況是完全暴露在攻擊者麵前的；4.互聯網圈子的密閉性、內卷化，讓許多人待在朋友圈同溫層內，長期隻接觸到非常狹隘、單一、缺乏營養的信息，很容易被不斷重複的同類信息洗腦，無法了解多元和複雜的社會狀況。且因其相對封閉，如同加入邪教組織般無法被外人“解救”，甚至外人根本難以發現；5.人們用社交媒體尤其如Twitter、微博、Facebook、WhatsApp等平台發的信息簡短、籠統、片麵、淺薄、來源缺乏考證的特性，也為講一麵之詞、斷章取義、選擇性陳述、製造謠言、誇大和變造事實等弄虛作假、扭曲真相、顛倒黑白的行為提供了“優越”的條件。
以上特性導致了互聯網上絕大多數信息和討論的劣質。在社交媒體上，有意義的政治、社會議題討論百不足一，而高質量的辯論更是一千條中都不見得均出一條。各種辱罵、誹謗、攻擊異類附和同類、反智、無邏輯、簡單化情緒化的短語是社交媒體信息的主流。每條信息隻有幾十個甚至幾個字詞，字數限製下，便利的是謾罵、詭辯、騷擾、“站隊不站對”及各種形式的胡言亂語，根本無法全麵、客觀的反映事情的是非曲直與人的善惡正邪，甚至連基本的說清事實、講明道理都難以實現，沒有髒話的爭吵和各執一詞已可以歸類為較好的討論了。這就注定了在互聯網上的討論鮮少有建設性的溝通成果，也不可能讓真理“越辯越明”。相反，惡劣的互聯網生態加劇了社會輿論的分化、極化、低劣化，拉低了政治參與的水準，強化了針對異質群體的歧視與偏見，破壞了公民社會必不可少的愛與理性的根基，加深了不同訴求群體之間的隔閡與不信任，讓真相“越攪越混”。即便偶有優質的信息和辯論，也都被淹沒在如山般堆積的網絡垃圾之中了。
而權貴階層乃至一切既得利益群體和惡勢力，都可以利用互聯網的這些缺點，通過雇傭水軍、炮製謠言、煽動仇恨等方式，操縱網絡輿情，打擊爭取權利的弱勢一方、相對有良知的一方。例如明鏡主編何頻評價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時的競選顧問羅傑斯通的一段話，就概括了其肮髒手法和取勝的原因：“……用一切令人惡心的故事汙名化他人。即使製造的謊言非常容易證明就是謊言，但依然一次又一次成功地擊敗了對手，因為對手沒有辦法毫無底線。”麵對大眾，沒有良知的人會毫無顧忌的投其所好以獲取支持，而不會在乎責任、真相與正義。
於是，民粹主義、民族主義、陰謀論因互聯網的發展與社交媒體的普及而極速膨脹和泛濫，對自啟蒙運動以來構建的世界文明與秩序造成嚴重破壞。從美國到巴西，從俄羅斯到匈牙利，從意大利到印尼，整個世界都陷入以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為載體的民粹化與反文明的泥沼。而獨裁者和威權統治者更能借助執政資源優勢操縱網絡輿情歪曲事實、誹謗抗爭者，最起碼也把是非攪渾，讓民眾無法看清真相。而洪森政府同樣如此，正如前文所說的那樣。其實相對於美國、巴西等國的極右勢力，洪森和人民黨的“社交媒體攻勢”反而相對文明和溫和。（關於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對現今政治、社會乃至整個人類文明的衝擊和破壞的詳情（原因、表現、影響和它的未來），因本文主旨並非探討該問題，且篇幅所限，在此不詳述）
（六）反對派自身的失策
除了國際局勢的變動、社交媒體的影響，反對派自身的各種失誤也是柬埔寨民主迅速夭折的原因之一。
首先，反對派普遍對於柬埔寨政治前景過於樂觀，被洪森政府的鎮壓打的措手不及。2014年洪森與桑蘭西達成協議後，反對派以為民主政治進程已不可逆，開始出現惰性。自2013-2014年大罷工大遊行之後，救國黨就再無大規模的政治動員，也沒有建立牢固的基層組織，被洪森政府鎮壓時隻能束手待斃。直到2017年6月柬埔寨地方選舉，救國黨在拿下1646個市鎮中的489個之後，副主席根索卡還在慶祝集會上稱救國黨會在2018年大選中勝利，對自己即將被捕和救國黨被解散毫無思想準備。2017-2018年洪森政府對反對派發起接二連三的打擊，包括逮捕骨幹成員、鎮壓罷工運動、破壞救國黨在金邊和各省的基層組織、取締非官方的NGO等，而反對派沒有任何一次像樣的抵抗，再也無法重現2013年大選後的抗爭了。這固然是由於洪森政府的強大和外部環境的變化，但反對派對此缺乏準備，沒有任何應對策略，也是洪森政府如此順利的清除反對派勢力的一個原因。
其次，反對派沒有積極爭取柬埔寨軍方、警察等武裝力量的支持，也沒有組建自己的武裝。軍警大多為洪森的親信，有些將領早在1980年代就已追隨他，而洪森為確保軍警的忠誠也對他們許以高官厚祿。因此軍警對洪森的忠誠度當然很高。但如果反對派努力爭取，得到一些對洪森專製不滿、在內部派係爭鬥中失利的軍警支持，還是有可能的。洪森在2013年大選後的憂慮與退讓也證明，他對於軍事鎮壓並無絕對把握。此外，麵對全麵軍事鎮壓的危險，反對派沒有組織武裝力量對抗，也是一大失策。“凡文事者，必以武事備之”，“非暴力不合作”的同時也應該做好武裝鬥爭的準備。例如提倡非暴力的曼德拉，在堅持和平抗爭的同時，也建立了“民族之矛”對抗沙佩維爾大屠殺後的南非種族隔離政權；“非暴力運動之父”甘地在二戰後印度爭取獨立的關鍵時期，也默許了人民的暴力反抗；促使盧旺達大屠殺停止下來的，不僅有國際社會的介入，還有圖西族武裝“盧旺達愛國陣線”的武力反攻。而沒有武裝的柬埔寨反對派，麵對“要武鬥不要文鬥”的洪森政權，隻能如砧板上的魚肉，任洪森政府宰割了。
第三，在對待紅色高棉大屠殺和越裔柬埔寨人的問題上，救國黨為一己之私否定真相、拋棄平等原則，在道義上失分不少。如前所述，救國黨持高棉民族主義立場，對越南及越裔柬埔寨人抱持強烈敵意。而終止紅色高棉大屠殺的恰恰是越南的入侵，洪森和人民黨也以此作為奉行親越政策的合法性依據。而既反洪森又反越的救國黨對大屠殺的真實性頗有微詞。2013年洪森推動“禁止否定紅色高棉所犯的種族滅絕和其他戰爭罪行”法案時，時任救國黨副主席的根索卡表示反對，並表示S-21集中營（紅色高棉最臭名昭著的監獄）紀念館的展品是虛構的，是1979年越南入侵後偽造的。此言論引發軒然大波。雖然後來根索卡聲稱其評論被斷章取義，但他與救國黨對紅色高棉大屠殺的態度明顯是不合適的。
而救國黨支持者針對越南裔柬埔寨人的暴力行為，更是展示了這個代表進步、標榜人權的政黨的黑暗一麵。救國黨一向反對越南裔柬埔寨公民擁有投票權在內的政治權利，對後者持強烈的歧視、敵視態度。2013年大選期間，越裔柬埔寨人遭遇救國黨支持者的威脅和暴力攻擊，以阻止其參加投票。例如在幹丹省Troeuy Sla市Sa Ang區的越裔柬埔寨人被禁止投票；一名越南裔男子在金邊SteungMeanchey區遭到暴徒襲擊。一係列暴力行為導致許多越裔柬埔寨人不敢在投票日去投票站。而大選之後長達一年的動蕩中，越裔居民也成了柬埔寨反對派泄憤的目標。2014年1月3日，金邊的Veng Sreng大街附近發生暴力衝突後，當地一些越裔居民的店鋪據稱遭到襲擊和搶劫，其中一家由越南人擁有的咖啡店被破壞。這一係列對越裔居民的暴行表明了救國黨在捍衛人權方麵的狹隘性，也暴露了它的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色彩。與昂山素季及她的民盟對羅興亞人的苦難無動於衷類似，救國黨的排越言行違背了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也損傷了它作為柬埔寨民主與人權代言人的形象。
作為追求自由民主、社會公正的力量，不對弱勢族群施加暴力，堅持客觀公允的理念，既是樹立自身良好形象、爭取支持的現實要求，也是理所應當的價值選擇。而救國黨和它的支持者的所作所為，顯然是“不及格”的，也讓它喪失了更多的同情與聲援。
總之，反對派的一係列失誤、失策舉動，讓洪森清除這些反對勢力時幾乎沒有遇到什麽阻力，加速了專製的回歸。
（七）柬埔寨民主夭折背後：“中國模式”的輸出
柬埔寨由走向民主到回歸專製，中國在其中的影響，不僅僅限於為洪森撐腰輸血，更在於將中國的發展模式複製在柬埔寨。
所謂“中國模式”，即政治專製與經濟開放並行，壓製包括勞工運動、維權抗爭、女權運動在內的各種爭取和維護權利的社會運動，禁止罷工、遊行、組黨結社等政治行為；依靠軍隊、警察及黑惡勢力，采用武力威嚇、限製人身自由（如戶籍製度、留置、“被精神病”、社區矯正、其他“強迫失蹤”手段等，及已被取消的勞教、收容、“雙規”）、監視、恐嚇、騷擾、拘禁、毆打及其他酷刑等暴力手段維持社會穩定；以低工資、低福利、低社會保障壓低勞動力成本和民生支出，在此基礎上逼迫國民參與生產建設、以高效率拚命勞作以維持生計，而將這些工人、農民、普通職員等勞動者創造的財富的絕大多數掠走，用以為特權階層分肥和投入再生產。此外，該模式還有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並不惜代價達成關鍵目標、以縱容腐敗和潛規則來激勵官商民較高效工作、政府機構、國企和事業單位有嚴格的科層等級製等特征。
整個模式以“低人權優勢”和“穩定壓倒一切”為兩大基本點，犧牲占人口大多數的平民人權、壓製相對弱勢者對正當權利的追求以換取經濟快速發展；維持社會不平等狀態、塑造“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製度和文化環境，鼓勵人們放棄權利維護而轉向自我實力提升（且傾向於暗示不擇手段），以維護特權階層利益和刺激國民奮鬥積極性；以損害中下階層、女性、身心殘障者、邊緣化人群等相對弱勢、異質群體的權利為代價，導致貧富差距拉大和階層固化加深，“損不足以補有餘”贏取既得利益階層的歡心；有意營造和放任社會不安全感的滋生蔓延，為強化社會控製製造借口，也以此轉移國民注意力、刺激勞動積極性，作為“饑餓政治”的一部分；透支資源、環境、人的身心潛能和忍耐力，實現國家整體實力的增強、經濟的繁榮及一部分人（包括大量屍位素餐甚至從不工作的食利者）的高度富裕。然後以上政策不斷循環下去，以維持統治存續和社會運轉。
1980年代改革開放伊始，“中國模式”即初露端倪。而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模式”實現了“標準配置”，即政權采用“形左實右”的理念和政策，人民爭取政治權利與自由的抗爭被極大壓縮，“悶聲發大財”成為國民主動或被動接受的現實。該模式此後又被冠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名，逐步穩固和“升級”。且它也在吸收、借鑒西方的經濟學說和發展模式，例如90年代借鑒了芝加哥學派米爾頓·弗裏德曼的學說推動國企改革和貨幣改革（伴隨著悲慘的下崗潮、物價大漲和教育醫療的市場化，以及貧富分化的迅速加劇）；而如今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的主張又得到中國既得利益階層的青睞。而這兩套西方經濟學說均主張較低的社會福利、忽視勞工保障，傾向於弱肉強食的發展模式。中共摒棄這兩個學派關於政治經濟自由的主張，但吸收了其叢林化傾向的、低社會保障的、強調效率無視公平的經濟理念。這些西方右翼經濟理論在中共暴力機器下，將其野蠻殘酷一麵發揮的淋漓盡致，成為“中國模式”中保障經濟發展的關鍵部件。40年來，“中國模式”的確刺激了中國大陸經濟的急速發展並使一部分人富裕起來，但也同時極大的侵害和壓製了人權與自由，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最大貢獻者勞工階層的權利受損至為嚴重。
而隨著中國國力的強大，對外影響力也日益增強。中國的商品、文化乃至國家發展模式紛紛“走出去”，有意無意的向他國輸出。而以西方國家為樣板的現代民主製度又存在各種不足且在發展中國家其弊端表現的更為明顯，於是“中國模式”逐漸受到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歡迎。許多專製、威權國家的統治者，出於維護自身利益和對抗歐美對其人權不佳的製裁，更對“中國模式”青睞有加，洪森就是其中之一。
事實上，不僅洪森和人民黨統治集團，投資柬埔寨的中國商人和企業管理人員、柬埔寨當地雇主階層、柬埔寨華人華僑，也都普遍欣賞“中國模式”而對自由民主體製頗有微詞。例如在中國商人眼裏，各種罷工活動的“總策劃”桑蘭西就是“頭號搗亂分子”，讓廠商因罷工損失嚴重。據《南風窗》報道，“在柬埔寨，1/3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參與救國黨示威需要停止工作甚至變賣家產。示威者白天參加遊行，晚上露宿民主廣場，這樣的狀況整整持續了一個月，直到政府閃電拆除救國黨搭在民主廣場的舞台和營地。如此勞民傷財之舉讓中國人費解，而桑蘭西認為，他的支持者們深知，想要改變，想要得到更好的生活，就必須行動，不可能坐享其成。”與桑蘭西和柬埔寨工人的想法相反，中國人對此的主流意見往往是，“改變不了環境，要適應環境”、“罷工才是懶惰、坐享其成”、“別管權利，老老實實幹活得工資才是最好的選擇”。
而《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國人如何看待柬埔寨大選》，更是將在柬中國人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心態展現的淋漓盡致。文中提到，“在柬埔寨的中國人……希望這股‘亂勁兒’早點過去。他們很難接受幾百輛年輕人駕駛的摩托車拿著旗幟在大街上高呼口號呼嘯而過的場麵。……對於一些跟柬埔寨政府有密切往來的中國企業，洪森領導的人民黨政府能不能繼續執政直接會影響到他們的一些前期投入，以及人脈關係的維持是否能有回報。……就像新華社在大選之後的評論裏麵提到了‘今後，在柬埔寨投資的外國企業不僅需要考慮能否繼續得到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更應考慮與當地政府打交道的遊戲規則或許會發生改變’。一位國有企業老總朋友的總結我覺得很精辟：中國企業在柬埔寨的成功有兩個因素一定缺一不可，‘穩定’和‘兩國關係友好’。細細想來其實兩國關係友好很容易……讓中國人搞不定的是這個‘穩定’。國內通行的‘剛性維穩’放到柬埔寨這樣的民主國家幾乎沒有了市場，而且這裏的國家機關，無論是政府、軍隊還是警察，根本沒有跟中國同行可以相比的執行力。在柬的中國人無論是官員還是商人，似乎隻能想到通過寄希望人民黨和洪森能夠贏得選舉繼續執政來確保穩定。而相比之下，其他國家不論是西方還是日本都會更加強調，隻有一個良性運行的民主製度才能夠給柬埔寨帶來的持久的和真正的穩定。”中西方價值觀和發展模式的差異躍然紙上。
的確，2013年的柬埔寨，沒有中國這樣一個實質上禁止一切罷工、示威的環境，也沒有權大於法、為維穩不惜一切的社會治理體係，也沒有僅僅隻靠“拉關係”、“走後門”如賄賂官員就能“搞定”生意的便利（當然在柬埔寨這些賄賂和關係也是免不了的），所以不得不忍受國人看起來像“鬧事”一樣的罷工、遊行、請願等各種抗爭，不得不支付給工人相對充分的工資和提供較好的勞動權利保障。而在他們內心，對於中國的經商、辦廠環境及維係這種環境的“中國模式”是堅決支持的。
因此，“中國模式”在海外有著深厚的“民意”基礎，隻不過這個“民”主要是統治者、軍警、投資商、工廠主、農場主、生產管理者等既得利益階層。當然，許多常年被洗腦的中國籍普通工人和職員及被蠱惑的當地職工也是“中國模式”的擁躉。
此外，早在1993年重建開始時，柬埔寨的發展路徑就大抵類似於中國在文革結束後“經濟先行、人權放一邊”的模式。在桑蘭西黨崛起之前，柬埔寨並沒有什麽像樣的、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民主”也更多體現在上層各黨派和政客的權力鬥爭上，平民多是為生計辛苦勞作而無力參政。而紅色高棉倒台後，柬埔寨從廢墟中重建的也是較快的。在1994年因大選後的政治動亂而導致GDP萎縮三分之一後，從1995年至今，柬埔寨經濟絕大多數年份都能保持5%以上的增速，年均增速超過7%，與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發展狀況很相似。雖然在桑蘭西黨/救國黨發起的包括罷工在內的社會運動高度活躍的2008-2014年，除2009年因全球經濟危機GDP增速為零外，年均經濟增速同樣在7%左右（這也側麵證明即便在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初期，民主與社會運動也不一定導致低效）。而柬埔寨國民普遍信奉佛教，與中國儒家文化中強調忍耐服從的價值觀有相通之處，且柬埔寨本身就受中華文化影響較大（柬埔寨另一個文化影響來源是印度，與中國同屬東方文化圈），實行中國發展模式有一定的文化和社會基礎。總體上說，柬埔寨重建後的經濟發展曆程和社會環境均與中國有相似之處，便於推行“中國模式”。
因為有了這樣的“民意”和曆史、社會條件預備，洪森推行“中國模式”就更為順暢了。
隨“中國模式”同時來到柬埔寨的，還有中國的投資。正如1980-1990年代中國對外招商引資一樣，柬埔寨也積極歡迎中國熱錢的到來。據《紐約時報》報道，在破舊的金邊，房地產業日益興盛，而其中的大型項目多為中國企業和投資者而建。有些樓盤80%的買家均為中國人。而在西哈努克港建設的“西港特區”，更是依照中國深圳特區來模仿的柬埔寨經濟特區，也是中國在柬投資最集中的地區，是在柬複製和鞏固“中國模式”的火車頭。它本身就是由中國企業紅豆集團主導建立的，習近平和李克強都曾在其個人署名文章中點名讚揚了西港特區，中國對其介入和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於是，如前所述，洪森在中國的撐腰下，在兩年時間內完成了對反對派的鎮壓，也在最近5年內全麵走向“中國模式”。沒有了反對派的掣肘，洪森大權獨攬，人民黨一黨專權，把經濟建設放在首位，人權議題在柬國迅速降溫。柬埔寨國民也不再像前幾年那樣在救國黨組織下參與各種政治活動，而是選擇了和中國主流國民一樣放棄關心公共事務，從公共空間收縮回私人生活，轉向追求個人成功，無論是通過默默勞動和忍受剝削，還是選擇依附與鑽營，或者兼而有之，總之與權利、公正、法治漸行漸遠。對柬埔寨和它的人民來說，正義的希望不再，灰色的年代降臨。
而事實上，“中國模式”不僅在柬埔寨開花結果，它已經伴隨中國的經濟援助，如生物界的“入侵物種”般迅猛的向全世界尤其發展中國家蔓延。不顧及弱勢者的人權，是這個“物種”最具入侵性的基因。據BBC報道，“一些批評者認為，中國是剝削非洲天然資源和廉價勞工，在發展當地時忽略當地環境以及工人保障。”在坦桑尼亞，世界銀行暫緩了對該國的3億美元貸款，因為該國政府決定開除所有懷孕的女學生，剝奪她們的受教育權；而丹麥也因該國司法部長鼓勵人們舉報同性戀者（在該國同性性行為違法）而暫緩了980萬美元的援助。但中國則宣布向非洲提供“不附加任何條件”的援助600億美元，其中僅僅在坦國首都達累斯薩拉姆由中國協助興建的圖書館就耗資4060萬美元。在斯裏蘭卡，中國同樣對斯政府在內戰中侵犯人權的行為無感，投入巨資支持該國政府，以換取對該國漢班托塔港的控製權。在尼日利亞和埃塞俄比亞，為經濟發展忽視勞工權利、為開采資源不惜破壞環境等行為，都是在中國的投資、建設的魅影下出現。
而亞投行，更是摧毀“援助與人權掛鉤”國際援助秩序的鏟車。與它的競爭對手亞開行的貸款要求中包含“必須滿足不同的社會發展目標如就業創造、城市發展、技能培訓和性別平等”等規定截然不同，2015年《紐約時報》文章中如此評論亞投行：“美國擔心，中國會借著這家銀行，以自己的方式製定全球經濟議程，拋棄西方國家長期倡導的環境保護、人權、反貪腐措施等治理標準。美國官員把矛頭指向了中國現有的記錄，像是借貸給不穩定的政府、推進不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以及在賠償金微乎其微的情況下迫使村民離開家園。”而如今這些擔心已經成為現實。從東南亞到非洲，從中東到拉美，“低人權”與腐敗總和中國援助及“中國模式”形影相隨。其中馬來西亞的“一馬公司醜聞”更是震驚馬國內外，也間接導致納吉布和他的巫統被選民趕下台。不過大多數走向“中國模式”國家未如馬來西亞那樣“換了天地”，而是在中國的輸血下，威權政府愈加穩固，如巴希爾的蘇丹、塞西的埃及、杜特爾特的菲律賓、穆塞韋尼的烏幹達、彼得·奧尼爾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多斯桑托斯的安哥拉……
相對於這些為維係統治、接受中國援助後幾乎必然選擇“中國模式”的當權者，還有許多威權或威權化領袖是在有較完善的民主體製下，拋棄較民主的舊製度，轉而主動學習“中國模式”。曾效力於印度教原教旨組織、現為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印度人民黨成員的印度現任總理莫迪，早在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期間，就在古邦實行經濟先行、社會正義靠邊的“古吉拉特模式”，大力推動基建、招商引資，而對憲法中列明的要致力於消除種姓差異、扶持低種姓群體擺脫落後狀態的國策，選擇置之不理；對低種姓和“表列部落”被歧視與邊緣化無動於衷（相反，另一大黨印度國大黨則努力促進社會公平、消除種姓製度帶來的歧視與不平等，但吃力不討好，為敗選種下禍根。例如在2006年擴大大學種姓配額製，導致高種姓學生尤其醫學生組織起來罷課抗議，已工作醫生也以罷工響應，教育、醫療機構幾乎癱瘓）。此外，莫迪還放任了印度教徒攻擊穆斯林並造成雙方逾千人死亡、大批穆斯林婦女遭強奸、虐殺的“古吉拉特騷亂”。
而2014年印度人民黨勝選、莫迪當選總理後，他將在古邦的政策推向全國，高舉印度教至上和印度民族主義大旗，放棄國大黨注重社會公平的經濟政策，改為親商親資本的發展原則，被一些評論家稱為“印度的鄧小平”。在消除種姓製度造成的差別、少數宗教和族群權益維護、女性參與宗教活動、LGBT權益等方麵，莫迪均持保守、反對改革的態度；而對於印度教徒的利益尤其男性教徒的主張，以及維護印度種姓和宗教特權，他卻選擇默許、放縱，這與他的政治對手拉胡爾·甘地對比鮮明（拉胡爾·甘地一直致力於推動女性參政、突破禁忌參與宗教活動，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還強調要警惕印度教極端分子，認為印度教極端分子比伊斯蘭極端主義對印度威脅更大（因為前者在印度人數更多占比更大））。
而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同樣依靠發展經濟（例如搞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恢複傳統伊斯蘭主義迎合保守派穆斯林，用宗教、民族和傳統文化蠱惑落後地區受教育水平低的居民，破壞凱末爾和他的追隨者建立的世俗主義、進步主義製度和文化。埃氏還強化個人崇拜，修改憲法，將土耳其政體由議會製改為總統製並賦予總統巨大權力。而埃氏的政策的確得到了土耳其內陸保守的農村地區居民及其他階層保守派穆斯林（如穆斯林商人群體、富豪和技術中產階級）的普遍支持。2002年至今，埃氏率領的正義與發展黨在大選中憑借這些落後地區人多勢眾的鐵票和富裕階層的金錢資助，屢次戰勝捍衛凱末爾世俗化政策的共和人民黨和知識階層。
莫迪和埃爾多安都是民主政體下的威權主義者，他們背離民主和世俗主義的原則，選擇向“中國模式”學習，或者說走和中國類似的道路（莫迪和埃爾多安的政策傾向均為經濟開放、政治保守、忽視人權、回歸傳統價值觀、鼓吹民族主義），是更值得思考和警惕的。
（八）柬埔寨的未來：“東南亞的中國”？
2019年的柬埔寨，金邊房地產與金融業熱火朝天，高樓拔地而起，街頭和公園再無示威遊行者的吼聲；西港特區娛樂會所的燈紅酒綠，也取代了當年激昂壯闊的勞工抗爭。人們認為，既然政治運動已被鎮壓，那就老老實實工作吧。這種心態在老一代的柬埔寨人中最為普遍。他們都記得紅色高棉統治年代的瘋狂，對洪森維護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優先的政策更為認同（這一點和從文革中走出的國人對改革開放的肯定態度很相似）。2018年柬埔寨經濟維持了強勁的增長勢頭，GDP增速為7.3%。
在思想文化領域，洪森大力弘揚“柬埔寨傳統文化”，而柬傳統文化帶有強烈的佛教色彩。2017年12月，洪森宣布在吳哥窟舉行佛教祈福大會。大會規模盛大，既是國家領導人又是佛教徒的洪森連續兩天親自出席。BBC的相關報道評論道，“通過在吳哥窟舉辦佛教祈福大會，洪森將自己與柬埔寨的曆代賢王拉上了關係，同時還將自己打扮成佛教的頭號支持者。把吳哥窟這樣一個象征柬埔寨的地方巧妙地加以操縱，對維護執政合法性有深遠的作用和影響。很多柬埔寨人的苦難遭遇使他們從思想深處接受了向當局低頭。”專製者為了對抗普世價值和進步思想，總是會選擇複興傳統、鼓吹宗教（或類似於宗教的意識形態）來拉攏和麻痹大眾，從俄羅斯的普京到中國的習近平，莫不如此。
而柬政府對社會邊緣群體的迫害，在2014年就被國際組織披露。據“人權觀察”的報告，柬埔寨當局將乞討者、流浪兒童、性工作者、身心障礙者都短期或長期的監禁起來，且往往和吸毒者共同關到戒毒所內，遭受毒打、強迫勞動甚至性虐待。“人權觀察“組織55頁的報告《他們把我們當畜牲對待：柬埔寨戒毒所虐待吸毒者和‘街頭流浪人員’（They Treat Us Like Animals’: Mistreatment of Drug Users and ‘Undesirables’ in Cambodia’s Drug Detention Centers）》紀錄了最近曾被拘禁在這些場所的人們的經曆，他們自稱被用橡膠水管抽打、用木棍或樹枝痛毆。有些人表示遭到令人劇烈疼痛或羞辱性的體罰，例如爬過石礫地麵或站在腐水池中。一些女性前收容人說，她們遭到男性管理員強暴和性虐待。許多收容人說，他們在戒毒所裏──某些在建築工地──被強迫從事無償工作，若不服從就被毆打。”如今洪森一黨專權，對邊緣人群的迫害自然變本加厲。這些“社會不安定因素”被“清理”後，金邊等城市也越來越像中國京滬穗那樣，比歐美城市還幹淨整潔、“外國人來了都說安全”了。
為進一步鞏固權力，洪森將自己的近親屬安排在要害職位。他的次子洪馬奈擔任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三子洪馬尼被擢升為上校，且擔任人民黨青年運動（類似於共青團）領袖；他的女婿則被任命為副國家警察首長。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長子洪馬內。2018年3月，他被任命為三軍聯合參謀長。而早在2011年，洪馬內就已是少將軍銜、陸軍副司令，且據說在同年指揮了發生在泰柬爭議地區柏威夏寺的戰役。洪森如此栽培洪馬內，不僅是為了鞏固自身權力和加強對軍隊的控製，還有培養後者為接班人的打算。2018年12月，洪馬內成為人民黨常委會委員。洪森家族壟斷了全柬的黨、軍、政、警、特及青年事務等領域的權力，由“黨天下”邁向“家天下”。
對外關係方麵，隻要國際形勢沒有發生劇變，洪森的專製統治就能長久的維持下去。柬國內部在中短期已經沒有可以挑戰他的力量，足以促使其垮台的力量隻可能來自外部。而外部因素中，中國是決定性的因子。對中國而言，柬埔寨是中國在東盟最可靠的合作夥伴，也是唯一稱得上“盟友”的東盟國家。因此中國會不惜金錢和國際聲譽，全力支持洪森政權。而洪森方麵，自然願意投桃報李、在地緣政治和國際舞台上支持中國。當然，因為洪森的人民黨與越南有著綿長的曆史淵源，而中越又存在曆史恩怨和現實衝突，如何處理好柬、中、越三角關係，對洪森是重大考驗。洪森大抵會在中越之間更為親中，但也不會與越南鬧翻，而是會保持相對友好但有距離的兩黨（柬人民黨與越共）兩國關係。而對於歐美的一係列譴責和製裁，洪森則不屑一顧。在2018年11月，洪森還公開駁斥了彭斯對“中國會在柬埔寨建立軍事基地”的懷疑。對洪森而言，與美歐恢複正常關係當然好，但繼續被製裁也不怕。有了中國源源不斷的援助，柬埔寨的經濟就能穩定發展，洪森的專製統治就不會垮。
至此，由洪森主導的柬埔寨“新秩序”已漸趨穩定，且日益鞏固和完善。從縱向比較，它不同於柬埔寨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既非法屬印支的殖民地形態，又不似西哈努克掌權時的王權貴族專製，更與戰火紛飛的朗諾至紅色高棉統治時期迥然不同，也不像1993-2017年的各黨派龍爭虎鬥及後來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而從橫向看，它卻與一黨專製下權貴資本主義化的中國驚人相似，也與國際上威權主義、民粹主義的回潮合拍：經濟的高速發展與社會文明停滯甚至退步並行，開放的經濟與專製的政治不僅不矛盾，還在某種程度“互補”，以專製護航“低人權優勢”，換取經濟繁榮，而經濟繁榮又能讓既得利益階層更富裕、對體製更忠誠，使得專製更加穩固。而中國的投資與援助也讓“新秩序”下的柬埔寨顯得更加生機勃勃。如果說中國的援助讓洪森重新建立了專製體製，“中國模式”則讓柬埔寨的專製社會得以穩定運轉。
一位國際關係學者曾把烏茲別克斯坦稱作“中亞的中國”，其依據大致是，烏國經濟高速發展、政治威權高壓、鼓吹民族主義、對外反西方幹預、常搞大規模集體表演等特征與中國很是相似。而柬埔寨不僅在這些方麵大多也與中國類似，連經濟、政治中的微觀政策、架構都是“拷貝”自中國，與中國形神皆似，從皮到瓤都是“中國模式”。因此，稱柬埔寨為“東南亞的中國”可謂“實至名歸”。
但這個“東南亞的中國”向專製的回歸，並沒有得到國際社會足夠的重視，哪怕它代表著一種新的發展模式的蔓延、代表了中國”完美獨裁”被複刻的不祥之兆。有人曾以“寧靜革命”描述台灣和平、穩定的實現民主化，而洪森回歸專製的過程則可稱為“寧靜的反革命”，哪怕實際上後者並不“寧靜”。但很明顯，洪森的反動措施沒有遇到什麽阻力，也被國際社會相對忽略了。
（九）結語：警惕“中國模式”的傳染
忘卻曆史會讓人民重蹈過往悲劇的覆轍，而對未來麻痹則易使世界陷入新式的災禍。國際社會對柬埔寨專製回歸與“中國模式”在柬的複刻缺乏警惕，既說明了民主與人權在國際關係中權重下降的殘酷現實，也暴露了世界各國對“中國模式”認知缺位的危險局麵。
德高望重的學者、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曾在其文章、著作和演講中多次就“中國模式”及其對世界的影響做過精確和獨到的分析。秦教授說，“西方關於中國威脅有各種說法，但基本都說中國好戰，從來沒有考慮中國會和平演變他們。現在出現的趨勢，中國有可能‘和平演變’他們，這是誰都沒有想到的現象。但這一現象可喜還是可憂，值得討論。……我們（中國）一直向西方學習……我們（中國）取得進步，但原來沒有改掉的問題或者稱之為‘中國模式’的問題，的確隨著全球化的過程影響著全世界。2010年環球時報登過一版文章，討論西方福利國家受‘中國模式’的衝擊搖搖欲墜。按照這篇文章的說法，中國人比你更辛苦、比你掙錢更少，你能把我怎麽樣。的確不能把你怎麽樣，入世後‘中國模式’的崛起，迫使西方的左派收縮福利。”西方通過“冷戰”及人權攻勢“和平演變”了蘇聯和東歐，如今中國卻可能用冷熱結合、對抗合作並用的方式迫使西方在內的世界各國接受“中國模式”。
秦暉教授比較了東歐轉型與中國改革開放、南非種族隔離製度與中國戶籍製度，將中國利用“低人權優勢”來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甚至“反向演變”西方的原理和現狀做了全麵的闡述。在講到西德統一東德時，秦教授假設，如果東德實行“中國模式”，壓低勞動力成本和實行中國的低福利、不管法律與人道進行鐵腕改革（如“仇和式改革”），會將西德的投資和生產吸往東德，反而可能讓東德經濟急速提升、國力增強。而西德反而囿於人權和法治難以效仿，從而在競爭中敗給東德。而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投資回報率極高、城市治安穩定、經濟高速發展，同樣基於極低的黑人勞動力成本、嚴厲的社會管製、白人可以毫無顧忌奴役黑人的政策。而種族隔離製度的諸多方麵，都與中國的戶籍製度及城鄉二元體製異曲同工，中國的農民工處境也與當時的黑人勞工很是相似。
雖然就短期看，“中國模式”還不至於能“和平演變”西方發達國家（西方如今的危機更多是其他複雜的原因），但對發展中國家的誘惑力是巨大的。如前所述，它已經在亞非拉有了廣泛的擁躉，得到許多國家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效仿，而洪森治下的柬埔寨隻是相對最像原版“中國模式”的國家罷了。
許多人對“中國模式”缺乏警惕性，最重要是在於缺乏對其具體危害和邪惡本質的認識。那麽“中國模式”的特點、本質究竟是什麽？前文已做了概括，但在此有必要再舉例和補充。
雖然今日的柬埔寨與中國發展模式最為類似，但與“中國模式”最“心有靈犀”的，莫過於在2019年元旦新上任的巴西總統博索納羅。他的言論和政策主張，才反映了“中國模式”的內在邪惡性。博索納羅敵視勞工運動、女權運動、反對福利國家，視推動社會公平與捍衛人權的進步人士為仇敵。他大搞個人崇拜並以“彌賽亞”自居、鼓吹威權統治讚美獨裁、強調個人奮鬥而非改變社會結構性不公、主張大幅削減社會福利、實行大幅減稅和私有化一切國企、為發展經濟放棄環境保護、褒揚家庭價值和父權主義。他的一係列“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將世界各國既得利益群體內心想卻不方便說的話都直白的說了出來：
他公開對巴西的“低端人口”--世代定居於巴西的黑人公民--加以辱罵，稱“黑奴好吃懶做，別說幹活連生孩子都不願費勁去幹”；揚言“一旦當選會取消亞馬遜印第安保留地”，允許對這些保留地進行“無差別無補貼開發”，不顧無節製開發導致的環境汙染和破壞、會造成巨大的生態災難（亞馬遜雨林是世界上最大的熱帶雨林，其對巴西和世界生態舉足輕重），更不顧忌當地印第安人的生存；喊出“誰不信奉上帝就該消失、世俗化在巴西不應存在”的話，以取悅在巴西人口眾多福音派基督徒；發表仇視同性戀、鼓勵反同者的言論“如果我兒子是同性戀我寧可讓他被車撞死”。如同中共和擁護中共者對六四屠殺和“黨指揮槍”的認同甚至讚許，他公開盛讚被國際社會和許多巴西人憎惡的前巴西軍政府，推崇軍政府裏一些臭名昭著、對異己施行酷刑的秘密警察頭目，為殘酷的軍政府統治辯護。他在2014年麵對巴西工黨女成員羅薩裏奧指責軍政府“強奸被捕左翼女性”的罪行時口出狂言“我才不會對她這麽做，她實在太難看了”。他發表的此類“反政治正確”言論不勝枚舉，且執政後已開始將其主張在現實中實行。
博索納羅的這些極端社會達爾文主義化的價值觀和政策主張，雖有一部分從外殼看與中國國情不同，甚至在宗教觀念、私有化政策等方麵表麵看與中國截然相反，但其內質上恰恰與當代的“中國模式”十足契合：為發展經濟不惜以犧牲人權和環境為代價、為取悅強者和主流群體而踐踏弱者和邊緣人群尊嚴。“中國模式”的主要特點，可以從“中國模式”的支持者的價值觀中體現出來。概括來說，就是反社會公正、排斥政治正確、精致利己、厭惡女權、仇視平權、蔑視多元和差異、唾棄公共社會義務、缺乏同情心同理心、把殘酷冷血當作成熟理性、做人做事沒有底線、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而博索納羅這樣的人在肮髒的互聯網選舉攻防戰中如魚得水，戰勝無法像他那樣沒有底線的對手，於民主選舉中登上大位。這也說明，“中國模式”不僅在專製國家是“硬通貨”，民主製度也無法抵禦夾帶在民粹主義與社交媒體謠言中“中國模式”的幽靈。此外，這也隱隱約約的證明：集愚民、順民、暴民三個身份於一體的群氓之惡，並不會因民主憲政、公民教育的實現而消除，相反它根植於人性和社會結構之中；而“中國模式”某種程度是符合人性、延續了曆史慣性的，哪怕它符合的並非人性之善而是其惡、延續的並非曆史之文明進步而是叢林法則。
文明優於野蠻但並不一定能戰勝野蠻；正義代表真善美，卻經常敗於謊言、暴力武裝起來的邪惡。這本應是常識也在某種程度是常識。但對於曆史的發展與人類的命運，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人民卻經常沉浸在“曆史必然進步、生活越來越好”的樂觀情緒中，將好萊塢式大團圓結局套在人類文明進程上。而放鬆警惕本身就意味著危險。
曆史史實一次次證明，輸贏勝負往往與是非善惡並不常是正相關，甚至是反相關。無論是斯巴達擊敗雅典、“蠻族”裂解羅馬，還是蒙古西征南下，以及女真/滿族兩次入侵且統治中原，都不是更文明開化的力量取得勝利。相反，野蠻與暴力總是統治者之所以成為統治者的通行證。即便到了二戰時期，如果德國沒有選擇入侵蘇聯，維斯瓦河以西恐怕皆為納粹長久控製，英國淪亡也隻是時間問題；如蘇聯加入軸心國，美國繼續堅持孤立主義政策，如今的世界完全可能是另一個樣子。二戰同盟國的勝利與其說是“正義戰勝邪惡”，毋寧說是諸強爭霸更強者勝，隻不過更強者恰巧位列於相對正義的一方罷了。某種角度說，人類及人類的整個曆史，何嚐不是一個土地廣袤的角鬥場、披著文明外衣的大叢林呢？
相對於普世價值、西方文明，保守、殘酷但卻有“野蠻的活力”的“中國模式”，同樣很有可能在國際競爭中後來居上，將民主法治、平等博愛甩進垃圾箱，把以不平等、不公正、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基調的價值觀樹立為“新普世價值”。弱肉強食、“贏者通吃”的模式，確實會極大刺激人的奮鬥積極性，不僅能彌補在創新等領域的不足，還可能在一些領域更勝一籌，在物質上比注重公正和共享的模式產出更多、更大成果。“不擇手段”的手段、“沒有底線”的底線，可以為一切競爭的勝利鋪平道路，在缺乏有力的“裁判員”的國際競爭中尤其如此。這種有利於強者的模式，也能將精英階層充分的籠絡和團結起來，中上階層內部相互利用、合作分贓、“各取所需”，成為幾乎堅不可摧的利益共同體。“殘酷人民共和國”的統治集團、既得利益階層乃至廣大民眾，還剩多少道德、還有幾分底線呢？而已經危機四伏、內憂外患不斷的西方，又如何有把握擊敗“中國模式”這個嶄新物種的入侵呢？而發展中國家又怎麽可能對它有足夠的免疫力呢？
洪森的柬埔寨如90年代的中國，經濟蒸蒸日上，自由民主卻遙遙無期，弱者的人權更是漸行漸遠。而今日的中國，也已成為繁榮而殘酷的世界級帝國，相對於法治和平等的國家，它讓幸福的人更幸福，讓不幸的人更不幸；讓幸福的人的幸福可以更容易的代際傳承，而不幸者同樣將種種不幸傳給下一代；不幸者也有機會成為幸福者，隻是，要過獨木橋、要依附體製和“貴人”，以及將一切“潛規則”運用的純熟。這個竊取了“中華”之名、也非“人民”所有、更無“共和”之實的政權治下的國家，是特權階級巧取豪奪、有權無責、窮奢極欲的天堂，是中產階級愛恨交織、欲變不能、欲棄不舍的人間，是平民大眾為活而活、痛而用忍、顧昔足今的年代，是弱勢群體力錐無地、唾麵自幹、殘死無聲的地獄。
但諷刺的是，生活、生存、生命軌跡天差地別的各階層，恰恰構成了推動“中國模式”運轉的不同功用的部件，“各就各位”，讓它轟鳴的前進著。如果它變成世界主流的模式，將是對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以來人文主義、理性主義的根本反動，更是對歐洲政治革命以來構建的世界文明秩序的顛覆。世界人民想要這樣的未來嗎？
王慶民
2019年2月28日
共和曆227年風月鍬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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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維基百科相關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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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非得要向安吉麗娜.朱麗說得那樣：伊拉克人民雖然失去了一切，但他們獲得了民主自由。
吃不上飯的民主自有比專製的飯菜更好？
西方的民主自由也都是經濟發展了吃飽飯了才想起來的，回頭看看工業時代的英國，童工8-9歲，那時候他們有民主有自由嗎？
別扯那麽多虛的沒用的，先讓柬埔寨人民過上不愁溫飽用得上現代化工具有汽車開再說什麽民主自由吧。
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是犧牲了幾代人的“民主和自由”才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