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第五共和國的興亡

             第五共和國（之一）：夭折的民主和複起的專製

    2005年上映的韓國電視劇《第五共和國》，完整的呈現了樸正熙遇刺後，以全鬥煥為首的軍人集團實行專製統治的過程，也描繪了韓國追求自由民主的誌士不屈不撓的鬥爭，是了解韓國1980年代即第五共和國時代政治史的上佳劇作。

    本劇經有心之人進行字幕翻譯之後，流傳於關心政治和曆史的部分國人之中，引起了不小的反響。這很大程度是因為，韓國第五共和國的曆史與中國頗多相似，如“光州事件”就與中國的“六四事件”相當類似，因此能夠引發國人共鳴。而中國由於政治原因，現時不可能拍攝關於中國現當代政治史的影片，也使人們寄情於這部韓劇。

    不同於絕大多數以愛情、倫理、傳奇為題材的韓劇，《第五共和國》是一部嚴肅的曆史劇。除對其中人物和事件的細節有藝術加工演繹外，本劇主線內容均嚴格根據史實編排，史料考究，製作精良。通過本劇，即可大致了解韓國那段專製與民主、保守與進步激烈較量的年代（當然，如果要做學術研究等專業工作，還是要看正式的文字史料）。

    本劇在開篇部分，詳細還原了樸正熙遇刺事件及此後一個多月（1979年10月26日至12月12日）韓國政治、軍事、情報等領域的變動。本文所述，即以該劇及曆史史料為基礎。

     時任中央情報部長的金載圭，在因私人恩怨殺死警衛室長車智澈，並同時擊殺第四共和國獨裁者樸正熙後，原本韓國可能就此結束所謂“維新體製（即樸氏建立起的專製體製）”，實現民主化。當時最有權力的三人，即參謀總長鄭升和、名義上的國家領袖代總統崔圭夏，以及刺殺樸正熙的金載圭，都傾向於結束軍人幹政、讓韓國走向民主。而以金泳三、金大中等人為代表的在野民主派，更是一直致力於韓國的民主事業。在樸正熙遇刺後，在野勢力都暗暗稱賀，以為民主即將到來。

    但就在此時，樸正熙生前在軍隊中培植的親信全鬥煥等人，不滿於臨時當權者傾向民主的態度和對樸正熙遇刺案的冷淡，悄然準備向後者發難。樸正熙有恩於全鬥煥，全鬥煥也對樸正熙非常忠誠。全鬥煥依靠主要由韓國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組成的秘密組織“一心會”，召集起了思想保守、忠於“維新體製”、仇視進步勢力、反對施行民主的大批高級軍官，包括盧泰愚、鄭鎬鎔、黃永時、餘學聖、樸熙道、張世東等人，醞釀發動政變、延續樸正熙時代的專製體製。

    對於政變陰謀，鄭升和等臨時當權派幾乎一無所知，也沒有宣布開啟民主化，反而逮捕了金載圭，並向樸正熙的“維新殘黨”妥協。在野的二金等民主派人士則對形勢過於樂觀，忽視了樸正熙遺留力量的強大，低估了軍人再次幹政的危險。支持民主化的各派勢力缺乏互信和互動、未能有效的團結起來，更未積極建構民主政治的框架，也沒有動員民眾參與捍衛民主，使得這時的韓國處於實際上的政治真空狀態。這就給了全鬥煥等人政變奪權的可乘之機。

     1979年12月12日夜，全鬥煥及其軍中同黨發動了政變。他們首先利用駐紮在首都的第30警衛團和保安司令部的兵力，“擒賊先擒王”的逮捕了參謀總長鄭升和。然後，分布在韓國各地的政變軍隊，如第一空輸旅團、第三空輸旅團，迅速向首都進軍。擔任首都警備司令官的張泰玩等反政變軍人試圖反擊，但全鬥煥方麵已取得先機，還掌握了當時很先進的軍用電話監聽係統，對反政變一方的一舉一動都了如指掌。這使得政變軍隊成功通過幸州大橋等戰略要地，順利抵達漢城。

    而名義上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代總統崔圭夏，在全鬥煥等人的逼迫下，簽署了同意逮捕鄭升和的文件，等於默認了政變的合法性。崔圭夏此時已處於實際上的被軟禁狀態，被迫簽字還情有可原。但軍方最高代表、國防長官盧載鉉，卻在政變發生後選擇帶著家人逃出官邸，導致政變方和反政變方在關鍵時刻都無法找到他。盧載鉉的行為客觀上縱容了全鬥煥一方的政變行為。如果他當時站在反政變一方以國防長官名義號召抵抗，政變或許有可能被平息。

    在“雙十二政變”中，反政變的抗爭是分散的、零星的、被動的。相反，全鬥煥等政變軍人高度團結、籌劃嚴密、目標明確、行動迅猛，非常果斷的以暴力手段扼殺了民主的萌芽。即便那時政府高層和多數民眾普遍心向民主，也難以對付荷槍實彈的軍人。在曆史的重要過渡時期、動蕩年代，軍人集團的態度往往起到決定性作用。尤其當大批高級軍官出於利益和情誼等因素勾結在一起時，即便站在正義一方的大多數，因手無寸鐵也能坐以待斃。有了槍杆子，就可以製造曆史的逆流。

    此外，外部力量對於政變成敗乃至國家走向也非常重要。全鬥煥發動“雙十二事變”，是被美國方麵默許的。從樸正熙遇刺到政變發生，美國一直以“不幹預”為基本原則，隻關心美國在韓國的政治軍事存在以及朝鮮的威脅，而不在意韓國是民主還是專製。這樣的態度在後來的光州事件上表現的更為明顯。

    與一些視美國為“民主燈塔”的中國知識分子直觀印象不同，美國在大多數時候並不積極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相反經常扶植右翼專製政權。從越南的吳庭豔到智利的皮諾切特，都是經美國大力扶植才上位的。朝鮮戰爭前後，美國在韓國扶植的李承晚政府，也是半專製政權。美國對韓國最大的期許是對抗中蘇朝等“社會主義國家”，與日本共同構成東亞的反共堡壘，而非將韓國改造為美式民主國家。這就決定了美國對全鬥煥發動“雙十二事變”，必然會姑息縱容，而不是幹預阻斷。

    政變成功後，全鬥煥很快對民主派進行了鎮壓。金泳三、金大中被軟禁，最大在野黨新民黨骨幹成員紛紛被拘禁。工人運動、學生運動遭嚴厲打擊，韓國上下一片白色恐怖的氣氛。1980年5月，就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光州爆發了大規模群眾運動，全鬥煥出兵彈壓，釀成了血腥的“光州事件”。

    同時，全鬥煥一步步邁向最高權力，並對政府、軍隊進行大換血。傾向民主的高官紛紛被解職、強製退休，總統崔圭夏也被迫辭職。而參與“雙十二政變”的那批高級軍官，則全都得以高升，占據了軍政兩界各機要職位。1980年8月，全鬥煥被其控製的議會“選舉”為總統，標誌著全鬥煥為首的第五共和國專製體製正式建立。

   至此，樸正熙遇刺之後本已搖搖欲墜的專製得以延續，剛剛露出希望的民主被殘酷扼殺。這其中，舊政權殘餘勢力中的軍人集團的取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而傾向民主的各界人士一係列錯誤、失誤，助長了樸正熙餘黨的氣焰，讓韓國重新失陷於軍人專政之中。

        第五共和國（之二）：爾虞我詐的權力鬥爭與此起彼伏的民主運動

   如前所述，第五共和國正式建立後，全鬥煥迅速將自己的親信安排在了各重要崗位。但他的親信也分成不同的派係，並在此後幾年紛紛陷入到五共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之中。

   全鬥煥所信任和任命的親信，除了那一班追隨於他的高級將領，就是被稱為“三許一李”的四名年輕幹員。他們分別是負責五共創製的許和平、掌管內政的許三守、操控輿論的許文道、管理情報與“對共事務”的李鶴捧。

   這四人的共同特點是年輕幹練、富有才華、高度忠誠。具體說來，四人的政治態度和性格特征也有所區別，而非臉譜化的專製鷹犬。其中，許和平最鋒芒畢露，有著極大的政治野心。他一方麵積極鎮壓民主運動和助力全鬥煥當政，卻致力於推動一種由保守勢力主導的“政治革新”；許三守是全鬥煥政策的忠實貫徹者，為全鬥煥得力的打理著軍政事務；許文道則是一幅封建衛道士的風格，有才華卻頑固保守，成為五共時期扼殺新聞自由的“總設計師”；李鶴捧如同“救火隊長”般負責四處彈壓民主運動、打擊全鬥煥的政治敵人，是五共時期政治打手的頭目、右翼版的捷爾任斯基。

    全鬥煥任用這四人，既是看重了他們的才華和忠誠，也是試圖製約位高權重的高級將領們。相對於盧泰愚、鄭鎬鎔、權翊鉉等軍方高層被任命為“外朝”的大吏，“三許一李”就是全鬥煥的“內朝”骨幹。還有後來被任命為安企部部長的張世東，多數時候也可算作“內朝”的一員。

    五共建立後，不僅這兩派之間產生了劇烈的矛盾，各派內部也嚴重不和，各方為爭奪權力明爭暗鬥。發生於五共初期的詐騙大案“張玲子案”，就引爆了各派係之間的衝突，還牽涉和影響到了全鬥煥妻子李順子和弟弟全敬煥。許和平試圖藉此機會打倒全鬥煥的“親屬幫”、壓製高級將領集團，以實現其政治野心。但最終，許和平被全鬥煥流放到美國，許三守後來也被排擠出權力中心。而許文道和李鶴捧則為全鬥煥的專製統治“奮鬥到底”了。

    全鬥煥和二號人物盧泰愚的關係也是五共權力鬥爭的一條重要線索。對於盧泰愚，全鬥煥既有信任，也有防備。全鬥煥在執政之初，就考慮到接班人問題。權衡之後，他認為盧泰愚是最合適的人選。他一邊扶植盧泰愚成為五共的二號人物，一邊卻又不希望盧泰愚威脅到他的總統地位。二人之間時而親密、時而疏遠，盧泰愚“伴君如伴虎”般的在全鬥煥政府度過了七年。當然，最終盧泰愚有驚無險的接了全鬥煥的班，成為韓國第六共和國的首任總統。全、盧二人的微妙關係，是各國獨裁者和接班人都會麵臨的。相對於蘇聯、中國等國“老大”和“老二”的政治鬥爭，盧泰愚可算是相當幸運了。

    雖然五共時代政治鬥爭不斷，但全鬥煥政治手段頗為高超，沒有讓權鬥影響他的大政方針，政權始終保持著高度穩定。

    與權力鬥爭同時發生的，還有韓國在野的、民間的力量發起的民主運動。光州民主運動雖被殘酷鎮壓，但韓國各界的抗爭從未停止。其中，最為活躍的就是金泳三和金大中二人。金泳三等人創建了“民主推進協會（民推協）”，通過組織集體登山等方式串聯、開會，堅持與全鬥煥當局抗爭。抗爭激烈時，金泳三還采取了絕食等手段。這些手段雖然未能直接撼動全鬥煥政權，但保住了民主的火種，讓韓國民間始終保有可觀的反對派力量。

    金大中則更為當局所忌憚。曾在總統選舉中惜敗於樸正熙的金大中，是樸正熙、全鬥煥及其爪牙的眼中釘。早在1973年，時任韓國中央情報部長的李厚洛，為挽回其在政壇失勢的局麵，決定殺死金大中以向樸正熙獻功。但暗殺事件被美國情報部門偵知，通過日本海上自衛隊阻止了韓情報部溺殺金大中的行動。全鬥煥上台後，又將金大中投入監獄並判處死刑（後改判為無期徒刑）。1982年，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全鬥煥當局將金大中流放至美國。在美期間，金大中成為哈佛大學客座研究員，繼續致力於韓國民主事業。1985年金大中返回韓國，重新成為僅次於金泳三的在野領袖。

    在五共時期，金泳三和金大中以合作為主流，但並未完全合流。相反，二人的政治主張和個性有很大差異。金泳三傾向於和保守勢力妥協，思想較為中道；金大中則是旗幟鮮明的反對派，帶有明顯的左傾色彩。金泳三在其家鄉慶尚南道影響力無可匹敵，二金大中則在全羅南道擁有壓倒性優勢，二人各自有自己的基本盤。

    兩人在樸正熙和全鬥煥的獨裁統治下，多數時候在積極的溝通合作，多次進行重要會晤。可是在五共末期，二人因政見不和及政治利益紛爭，最終分道揚鑣。在1987年總統選舉時，二人正式走向分裂。這就讓原本處於不利境地的盧泰愚，在“一盧對三金（還有一位是共和黨的金鍾泌）”的格局下，於大選中意外獲勝，讓保守威權勢力的統治在五共終結、第六共和國開幕之後又延續了數年。

    為鎮壓此起彼伏的民主運動，全鬥煥政權絞盡腦汁。對於金泳三和金大中這樣的在野政治領袖，采取的是軟禁、流放等策略。而對於普通的民主運動、學生運動、社會運動人士，則更多使用直接的暴力措施。

    全鬥煥政權以打擊黑社會為由，成立了“三清教育隊”，將數以萬計的、包括社運人士、青年學生、反全氏政權的軍人（如與全鬥煥有私人恩怨的前保安司令官薑昌成）、不良人員等“社會不安定分子”，投入類似於中國的勞改隊那樣的營地監禁，施以經常性暴打、強製勞動、體罰、餓飯等各種虐待。這共導致400多人死亡，數千人殘疾或患上精神疾病。全鬥煥政權就是用這樣的手段，彈壓了對體製造成威脅的力量，維持了社會穩定，也得到了明麵上的良好治安。

    針對學運，全鬥煥政權還實行了被冠以“綠化事業”的分化瓦解行動。軍情部門通過威逼利誘的手段，讓一些被盯上或已被捕的學生做政權的暗探，打入學運組織內部，為軍情部門提供相關信息，繼而抓捕學運骨幹分子、破壞學運事業。一些意誌薄弱的青年學生被迫充當政權的探子，背叛同學和革命同仁。這些手段的確給韓國學運帶來沉重打擊，許多學運骨幹因此被捕，也導致進步學生之間的相互猜忌。還有充當暗探的學生出賣同學後，因愧疚而留下遺書告白後自殺。這些悲劇都是全鬥煥政權的分化行動所致。

    對於新聞界，全鬥煥采納了許文道的“言論統廢合”有關建議，實行新聞審查製度，將《朝鮮日報》、《東亞日報》、《中央日報》等媒體的新聞報道嚴密管控起來，嚴禁發表對全鬥煥政權不利的信息。雖然其力度遠不如隔海相望的鄰居國家，但這套言論管製也是韓國建國以來最為嚴厲和係統化的。在壓製新聞自由的過程中，媒體人出身、投靠了全鬥煥的許文道，起到了相當惡劣的作用。許文道就是典型有才無德的危險品，是既有新聞學才能又思想極端保守的高知惡棍。

    與各獨裁政權一樣，全鬥煥政權也利用外部威脅來增強自身統治的合法性、爭取民心。全鬥煥政權渲染朝鮮修建金剛山大壩對韓國的威脅，將民眾的注意力從國內改憲與選舉製度問題上引開，減輕政權麵臨的改革壓力。此外，韓國情報部門還利用一起普通刑事案件，炮製了虛假的“金玉分共諜事件”，以強化白色恐怖，以此為借口加大力度打擊國內左翼勢力。

    在揮舞“大棒”打擊反對力量的同時，全鬥煥政權也適時向民眾發放“胡蘿卜”。全鬥煥聽從伊藤忠商事會長瀨島龍三的建議，以申辦奧運會來淡化光州事件的影響，試圖讓人民沉浸於虛幻的民族自豪感與娛樂化之中。

    全鬥煥政權的這一係列舉動，的確在中短期內維護了其獨裁統治、打擊了追求自由民主的力量。1980-1987年，韓國社會看起來相對穩定、經濟繼續高速增長，繼承了樸正熙時代的“漢江奇跡”。但這些成就顯然是以犧牲民主與人權為代價的，受惠者主要也是高官及財閥等權貴。廣大勞工遭到殘酷剝削壓榨，知識分子備受壓抑，官商勾結腐敗橫行，軍情機構飛揚跋扈，人民的政治權利與自由被剝奪，社會矛盾愈演愈烈。

    到了1987年，以大學生樸鍾哲拷問致死事件為導火索，全國民主運動突破了政權的壓製，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當年6月，運動已演變為覆蓋韓國各主要城市的全國性政治運動，全鬥煥政權的喪鍾即將敲響。

                   第五共和國（之三）：銘記曆史才有未來

    1987年6月，韓國各地的民主抗爭達到高潮。全鬥煥一度試圖再次動用武力鎮壓，但遭到部分軍方高層的抵製。與中國六四事件時隻有徐勤先等少數將領抵製不同，此時的韓國大多數高級軍官和執政黨主要成員均傾向於反對對民眾動武。全鬥煥雖是政治強人，卻不得不考慮包括統治集團高層在內的普遍民意。

    全鬥煥最終決定妥協。6月29日，全鬥煥的接班人盧泰愚宣布，將修改憲法，實行總統直選，並釋放政治犯，即“6.29宣言”。這標誌著韓國民主運動的重大勝利，預示著民主即將到來。

    對全鬥煥而言，他希望盧泰愚能夠通過民主手段延續他的內政外交政策，並使他免於接受審判。全鬥煥並非真的無條件信任盧泰愚，隻是他已經沒有了其他選擇。與其被左翼進步勢力取代，他自然更願意讓“誌同道合”的盧泰愚繼承他的衣缽。

    接下來就是1987年總統大選的競選。如前所述，金泳三和金大中分道揚鑣，均宣布參選，致使在野民主陣營分裂。這既緣於二人之間固有的芥蒂，也有專製政府故意挑撥的因素。無論如何，二金的分裂嚴重削弱了在野民主力量的競爭力，使盧泰愚漁翁得利。不過，在競選壓力下，盧泰愚也隻好承諾追究包括全鬥煥在內光州事件參與者的責任，清算曆史問題。最終，盧泰愚以36.6%的得票率，力壓金泳三的28%和金大中的27%（這二人得票相加顯然遠超盧泰愚），當選韓國第六共和國首任總統。

    在反對黨和強烈民意的壓力下，盧泰愚決定軟禁全鬥煥，拒絕讓其出席1988年漢城奧運會開幕式。之後，又正式將全鬥煥逮捕。但盧泰愚曾為全鬥煥政權的重要一員，對舊政權的清算工作一直能拖就拖、敷衍公眾。直到金泳三上台後，撥亂反正、清算曆史的工作才走上快速軌道。1995年，連盧泰愚也被逮捕。

    1996年，韓國法院對全鬥煥等人發動“雙十二事變”和製造光州事件進行了審判，一審和終審分別判處全鬥煥死刑、無期徒刑。盧泰愚被判17年監禁，其他相關責任人則普遍被輕判。1997年底，即將上任的新任總統金大中宣布特赦全鬥煥和盧泰愚等人，以實現社會和解。

    可是，被特赦後的全鬥煥在直到如今這20多年間，並未表現出悔過的態度，而是通過出書、演講的方式顛倒黑白、粉飾暴政。其他許多被特赦或免於被追責的前軍警和情報機構人員，大多也未表現出充分的悔悟姿態，反而紛紛利用新政權出於善意給予的自由，千方百計為自己製造的暴行辯護。例如，他們普遍將光州事件說成是“市民暴亂”、“北方（朝鮮）滲透”、“市民先殺害軍人”等，為軍方鎮壓尋找借口。他們也以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穩定等局部的成就，為樸正熙、全鬥煥統治時期貼金。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如今，韓國保守勢力與威權政治的陰影始終籠罩在半島之南。

    對於全鬥煥等舊勢力核心人物的輕罰及赦免，究竟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眾說紛紜。有人認為這有利於社會和解和民主過渡，也終結了冤冤相報的政治仇恨史。但我不能苟同。沒有徹底的清算，就留下了舊勢力龐大的殘餘，讓社會進步遙遙無期。容忍這些劊子手們好好活著並且顛倒是非，對於專製時期的受難者們如光州事件的死難者，更是不公與屈辱。何況，韓國政壇的局勢並未因這輪赦免而緩和，政治鬥爭依舊殘酷，這些年多位韓國總統入獄就是例證。在我個人看來，寬容舊勢力並沒多少積極作用，倒是貽害無窮。

    專製結束了，民主來臨了，但並不意味著曆史過去了。專製政權的殘渣餘孽勢力依舊龐大，還在孜孜不倦的篡改曆史、扭曲事實。更重要的是，舊勢力樹大根深，在當今的政、軍、警、情、商各界均有廣泛人脈，仍舊是龐大且牢固的利益共同體。民主體製的建立，並未切斷這些利益連結，特權政治、官商勾結、軍情機構幹政等積弊仍存。如樸槿惠政權的上台後對進步力量的打壓（如將近萬進步派藝人列入黑名單），就是保守勢力借民主之殼進行的瘋狂反撲，再度露出了獨裁者的青麵獠牙。（這不僅在韓國，許多國家舊勢力的殘渣餘孽都在顛倒是非、伺機反撲）

    正是因此，韓國進步勢力一直在與舊政權殘餘作鬥爭。金大中、盧武鉉、文在寅，都致力於清除積弊、革新吏治、推進公正，但遭遇激烈阻擊。金大中和盧武鉉都未能善終，就表明了韓國政治環境的險惡、反抗舊勢力的艱難。

   而韓國的知識分子則在努力記錄曆史、拒絕遺忘、對抗謊言。其中，韓國文藝界一直站在銘記曆史的前沿。電影《出租車司機》、《辯護人》、《華麗的假期》、《29年》、《挖掘機》、《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愛的色放》……都在反映光州事件那段血腥的曆史和前後那些年的黑暗歲月，讓韓國人民不忘曾經的殘酷專製年代。而這部《第五共和國》，更是全景式的展現了全鬥煥專製時代的曆史變遷，當然也包括對光州民主化運動從興起到被鎮壓的史實。

    許多國人不能理解韓國人為何如此銘記光州事件。在韓國現代史上，光州人民用生命譜寫了追求民主、反抗強權的悲歌。這些影視劇反映的是人性的偉大與脆弱、人民對正義和光明的向往。通過這些作品，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人用生命在捍衛作為人的尊嚴與權利，不惜一切與邪惡和暴行抗爭。這是許多被專製馴化的國民不明白的。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隻有深刻反思自身曆史上的悲劇、禍亂，才能痛定思痛、醍醐灌頂，認識到暴政的可恥和人權的可貴，實現持久的民主與安寧。否則，曆史悲劇就會以各種形式重演，民族要不斷受到暴政的禍害，人民的尊嚴與利益也會一再被踐踏。正視曆史，是治愈民族創傷的前提；挖掘真相，是維護公民權利的基礎。相反，忘卻曆史，民族就沒有未來；無視真相，時代就會被謊言覆蓋。

    韓國政治界、知識界、藝術界一直銘記曆史，也是為了對抗前專製政權頭目及其爪牙顛倒黑白、歪曲事實的行為。因為全鬥煥等人一直在粉飾專製時期的醜惡、掩蓋當年暴行的真相，所以更需要有人站出來駁斥謊言、道出真相。專製與民主在政治層麵的鬥爭告一段落了，但在價值觀與話語權方麵的對抗，還遠未結束。

    對中國這樣仍處於專製覆蓋之下的國家而言，了解他國民主與專製鬥爭的曆史，更有著特殊的意義。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與樸正熙-全鬥煥政權時期的韓國，有著非常相似的曆程，如均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社會表麵安定的同時，處在政治高壓中，剝奪/侵犯公民權利的情況相當普遍。而光州事件與中國的六四事件又多麽類似，都是軍隊對本國和平抗議民眾的血腥鎮壓，都改變了曆史的軌跡，之後的國家沉淪於專製壓迫之下。不同的是，韓國在光州事件後7年就走出了專製，十幾年內就實現了哪怕是部分的正義。而中國不僅在1989年重蹈了光州的覆轍，到了2020年還處在專製的桎梏之下，民主化和轉型正義更是遙遙無期。

    在中國，八六學潮、八九民運、六四鎮壓，都是不能公開提及的敏感話題，與之相關的影視劇和文學作品更是在中國大陸被完全封禁，真相被掩埋、國民被欺騙。看到韓國一係列記錄光州事件的作品，再看看已過去30年，卻仍未得到平反和伸張正義的六四事件，我們怎能不感到可悲和焦慮？

    有所安慰的是，已經有不少人在借了解和評價韓國這段曆史，來對比和影射中國。這部《第五共和國》被有心之人翻譯，並且得到廣泛傳播、產生很大反響，就是一個例證。這證明並不是所有國人都被洗腦和蒙蔽，還是有不少知曉是非、向往光明之人的。

    我相信，未來的民主中國，關於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等曆史悲劇的影視劇和文學作品將層出不窮，會帶給人們以深刻的反思，讓國人重新拾起人性的尊嚴，知曉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可貴，重塑國人的道德與靈魂。我們距這樣的創作自由時代或許還很遙遠，但那樣的時代終究會來臨的。

    不要忘記悲劇，不要忘記傷痛，不要忘記曆史。忘記過去，就是對受難者的離棄、對家國天下的背叛、對未來千秋萬代的不負責。通往未來的道路是由過去和現在鋪成的，以史為鑒、矯正勘誤、扶正祛邪，國家和民族才有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