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OpenAI政變說起

也就是從OpenAI政變說起，說一說AI，說一說“政變”。

我對AI的最初了解始於1980年代初期。我上大學的第一個英語老師原來是學俄語的，當時正承擔國家重點項目一米七軋機引進的翻譯工作，每次上課前給大家一段來自其翻譯工作的專業英文。其實，當時大家的英文水平連二十六個字母都念不全。不說英文，連中文都是南腔北調，一個日本就會被念成一本、二本、四本、七本和十本。這個老師說，沒有關係，語言就是要用，用的過程中自動就會了。這位老師隻給我上了兩個月的課，但對我的英文學習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對主要課程都同時選一本經典英文版教科書作為參考讀物，其中一位作者成為我後來留學時的指導老師之一，那是後話。同時，我經常閱讀相關英文專業期刊，就是這樣了解了AI在軋機中的應用。

九十年代，我太太在一個大山溝裏讀計算機研究生，那裏有兩個主要研究方向，一個是計算機網絡，一個是AI。我到那裏去，通常是坐那種很小的飛機，非常有動感。沒事的時候，也看看她的教材和專業論文。這些隨便看的東西或許對我後來的研究有潛意識的影響。在計算機網絡方麵，2000年我發明了手機平台Uphone，這個引發了後來的iPhone和安卓係統。在AI方麵，我曾經感覺是非常接近一個革命性突破，感覺勝利在望，最後還是沒有成功，退下來腦子一片空白。

在AI領域，還有一些基本的問題沒有解決。我看到了問題，還沒有答案。

下麵談一下“政變”。我在中國剛工作不久，就親曆一次公司領導層變動。所謂親曆，就是我直接看見那台前和幕後的運作。

2000年發明了手機平台Uphone後，我向所有的相關公司介紹了這一重大技術創新。看到兩個著名公司的CEO因為要開發手機平台而被解雇，一個著名公司的CEO因為開發不利而被解雇。手機平台Uphone在開始的時候，是被絕大多數人嘲笑的，我佩服這些力排眾議目光遠大的CEO們。即使在蘋果公司推出iPhone之後，一個哈佛大學教授、《顛覆性創新》一書的作者，還說蘋果公司搞錯了。

在重大技術變革的時候，路線鬥爭是難免的，政變是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