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如此多的死亡是如何變得正常的？（文章來源：The Atlantic）

在對比中美兩國對待疫情的巨大態度差異時，發現了這篇文章。 上周發表於The Atlantic。我翻譯成中文，讓大家看看，對美國的抗疫，美國自己的媒體人是怎麽說的。

如此多的死亡是如何變得正常的？（The Atlantic）

美國記錄在案的因為COVID-19 死亡人數在越來越接近 100 萬，而美國社會層麵上卻沒有為這樣巨大的悲劇引發應有的心理衝擊。為什麽？

作者：埃德勇 （Ed Yong）

2022 年 3 月 8 日

下午 4:03 更新2022 年 3 月 8 日。

 

美國上周五一天所報告的 COVID-19 死亡人數超過了人們記憶裏最近一次大天災，卡特裏娜颶風的死亡人數，最近任何兩個工作日加起來的COVID-19死亡人數 都超過了 9/11 恐怖襲擊期間的死亡人數，僅上個月的COVID-19死亡人數超過了最惡劣季節裏因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數，過去的兩年裏的COVID-19死亡人數超過了艾滋病流行的四十年中死於艾滋病毒的人數。到上周為止，至少有 953,000 名美國人死於新冠病毒，而真正的死亡人數可能更高，因為許多死亡人數並未計算在內。 COVID 現在是美國第三大死因，僅次於心髒病和癌症。別忘了這兩個疾病都是許多不同疾病的統稱。悲劇的規模如此之大，使道德的想像力不堪重負。

 

2020 年 5 月 24 日，隨著美國記錄的COVID死亡人數超過 10 萬人，《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了死者的姓名，稱他們的損失“無法估量”。現在，這個國家正朝著 100 萬的裏程碑邁進。如何想象什麽是十倍的“無法估量”？

 

許多國家都受到了新冠病毒的打擊，但很少有國家像美國那樣糟糕。它的死亡率超過了任何其他富裕的大國，尤其是在最近的 Omicron 激增期間。拜登政府將所有賭注都押在以疫苗為重點的戰略上，而不是許多專家所呼籲的多層保護。即便是這樣，美國在為其公民，尤其是對病毒最脆弱的老年人，接種疫苗（包括加強針）方麵也落後於其他富裕國家。在一項針對 29 個高收入國家的研究中，美國在 2020 年經曆了最大的預期壽命下降，並且與歐洲大部不同，美國的預期壽命在 2021 年沒有反彈。

美國也是唯一一個因 60 歲以下人口死亡而導致預期壽命縮短的國家。每個死於 COVID的美國人平均大約失去了十年的壽命。總體而言，美國人的預期壽命下降了兩年。 這是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最大降幅。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過去的任何一次流感大流行都沒有如此嚴重地縮短美國人的壽命。

每個死於新冠病毒的美國人平均會留下九名近親。有大約900 萬人（占美國人口的 3%）在他們的世界裏出現了一個永久性的洞，這個洞曾經由父母、孩子、兄弟姐妹、配偶或祖父母來填滿。估計有十五萬名兒童失去了至少一位父母或照顧者。麵對親人的離世，許多人被剝奪了我們熟悉的哀悼儀式：床邊告別，親人到場的葬禮。無數人還在為最近失去親人感到悲痛，他們的悲痛卻在“邁向正常”中被踐踏。 “我認識很多人，他們沒能夠好好埋葬他們的父母或正遭受與家人生離死別，現在他們卻被期望像沒事人一樣重返工作崗位去幹活，”記者和《病毒下層階級》的作者史蒂文·斯拉舍 (Steven Thrasher) 說。他的書著眼於社會不平等和傳染病之間的相互作用。 “我們並沒有給人們空間，單獨地或全社會地，來哀悼正在發生的這件大事。”

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研究災難的社會學家洛裏·皮克（Lori Peek）告訴我，在經曆了美國記憶中許多重大的災難，包括 9/11 和卡特裏娜颶風之後，“感覺世界就像停止了。”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適時承認了自己的失敗，並且真正地改變。” 

超過 100 萬人死亡這個門檻確實可以提供這種類似的評估機會。可是“900,000 人死亡早就應該是一個很大的門檻，但我們沒有停下來，”皮克說。這是為什麽？為什麽如此多的新聞和政界人士將注意力集中在 要在1 月和 2 月，大流行的第四和第五個最致命的月份， 重新放開？為什麽美國疾控中心（CDC）在三月份發布了新指南，允許大多數美國人在連續六個月每天至少有 1,000 人死於 COVID 的情況下可以免除室內戴口罩？如果美國每天麵臨持續半年的颶風，每場颶風都會奪去 1000 人的生命，很難想象這個國家會貿然決定將謹慎一詞拋諸腦後。那麽，為什麽 COVID 有所不同呢？

大流行的許多方麵都與社會的心理預期相悖。病毒的威脅是巨大的卻是無形的，它造成的損害是隱藏在公眾視野之外的。沒有泛濫的洪水或冒煙的建築物，這場悲劇變得難以引人注目，無法與任何自然災害或恐怖襲擊相抗衡。與此同時，許多目睹了毀滅性COVID的人卻無足夠立場和勇氣去討論它。正如一位重症監護護士去年告訴我的那樣，醫療保健工作者仍在為“我從未見過的大規模的死亡”所困擾。失去了親人的人臉上在無限的悲傷中還透著愧疚。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社會流行病學家惠特尼·羅賓遜告訴我，“病毒在家庭內部和有緊密關係的團體中蔓延，人們存在著巨大的心理負擔，會責問自己，我是不是那個把它帶進來的人？”

盡管 3% 的美國人因新冠病毒失去了親密的家人，這同時意味著 97% 的人還沒有。雖然平均預期壽命縮短了兩年，幾乎抹殺了過去 20 年美國在健康方麵的進步，但在 “感覺我們並不像生活在可怕的死亡統治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人口統計學家 Andrew Noymer，告訴我。相反 “感覺很正常。”

為了應對災難的後果，首先必須要先有後果。但冠狀病毒大流行仍在繼續，還沒有看到盡頭，“它感覺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不能再抱得過來了，”皮克告訴我。這就好像人們無法連續地凝視著太陽。兩年後，難怪人們都把目光移開了。隨著悲劇成為家常便飯，過多的死亡讓人們感覺不再那麽過分了。曾經如霹靂雷霆般的痛苦，現在變得就像節拍器的哢嗒聲， 一種日常生活中播放的背景噪音。一個世紀前曾經發生過同樣不可抗拒的事情。1920 年，當美國遭受著兩年前開始的第四波流感大流行時，即使人們在大量死亡，但“幾乎沒有城市做出反應，”約翰M. Barry，研究1918 年大流感的曆史學家寫道， “人們厭倦了流感，政府官員也厭倦了。報紙上充斥著關於這種病毒的可怕消息，但沒人關心。”

失敗也助長了宿命論。連續兩屆美國政府都在控製病毒方麵舉步維艱，最終卻都將控製病毒的責任推卸給了個人。疫苗帶來了希望，但這個希望卻由於人們對疫苗接受度的停滯不前而破滅。然而因為疫苗的出現，其他保護措施過早地退場了，而 Delta 變種卻意外出現了。羅賓遜說，在Delta那波浪潮中，即便已經有了疫苗加持，美國南部和中西部的部分地區還是經曆了“令人震驚的死亡和傳播水平，與疫苗出現前的冬季浪潮中最嚴重的情形相當”。即便疫情如此嚴重，政策的反應充其量隻能稱為是乏力的。正如舊金山州立大學的醫學人類學家瑪莎·林肯在 2020 年 9 月告訴我的那樣，如果拯救永遠不會到來，“人們將變得更加硬著心腸陷入宿命論，認為我們必須接受任何可能的風險，才能繼續我們的日常生活。 ”

美國人不僅接受了死亡人數的門檻，而且接受了死亡降臨的速度。 75 歲以上的老年人死亡的可能性是 20 多歲年輕人的 140 倍。在接種疫苗的人中，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在重症和死亡中所占的比例不成比例。未接種疫苗的人死於 COVID 的可能性是接種了加強疫苗的人的 53 倍。 這些沒接種疫苗的人更有可能沒有醫療保險，收入和教育程度較低，並更可能麵臨非法居留身份被驅逐的風險和食物不夠吃。2020 年，工薪階層死於 COVID 的可能性是大學畢業生的 5 倍。在加州，即使在疫苗廣泛可得後，基本工人死亡率仍然高得不成比例。在每個社會階層和教育梯層中，黑人、西班牙裔和原住民的死亡率都高於白人。如果所有成年人的死亡率與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的死亡率相同，那麽有色人種的死亡率將減少 71%。有色人種也死得較年輕：在第一年，COVID 抹去了 過去14 年來在縮小美國黑人和白人之間的預期壽命差距方麵所取得的所有進展。由於死亡人數不均，悲傷也隨之不均：黑人兒童因 COVID 失去父母的可能性是白人兒童的兩倍，而土著兒童失去父母的可能性是白人兒童的五倍。年齡較大、病情較重、較貧窮、皮膚較黑或較褐的人，被 COVID 殺死的人在死亡中的待遇與生前一樣勉強得微不足道。密歇根州立大學的流行病學家黛布拉·富爾-霍爾登告訴我，“美國接受這些人的損失很容易，在一個對人類生命價值進行著等級劃分的社會裏，這絕對是美國賴以生存的基礎。”

這些最近的趨勢是從舊的趨勢中滲出來的。早在 COVID 之前，療養院人手不足，殘疾人被忽視，低收入人群與醫療保健脫節。美國還有一個長期資金不足的公共衛生係統，掙紮著難以有效減緩病毒的傳播；擁擠且管理不善的“流行病引擎”，例如監獄，使病毒猖獗；一個效率低下的醫療保健係統，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無法輕易獲得使用，並且被一波又一波的病人淹沒；以及一個支離破碎的社會安全網，使數百萬基本工人別無選擇，隻能冒著被感染的風險外出工作以換取收入。幾代人的種族主義政策將美國黑人和白人之間的死亡率差距擴大到如峽穀一般：明尼蘇達大學的社會學家伊麗莎白·瑞格利-菲爾德計算出，COVID 期間的白人死亡率仍大大低於大流行之前幾年的黑人死亡率。有鑒於此，正常化COVID 死亡人數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死亡發生在那些已經有一百萬種方式得不到重視的人身上時，以一種額外的方式再次不重視他們的生命變得容易，”瑞格利菲爾德告訴我。

當流行病向下流入到社會的裂縫時，社會最底層承受了最大的損失。而當醫療幹預上升到了頂峰，新的治療方法、疫苗和診斷方法首先卻是提供給了有權力、財富、教育和人脈的人，然後他們繼續前進。這就解釋了為什麽即使幾十年來健康問題發生了變化，健康不平等現象仍然頑固地持續存在著。史蒂文·斯拉舍（Steven Thrasher）告訴我，例如，艾滋病行動主義之所以失去了動力和資源， 是因為美國白人獲得了有效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雖然較貧窮的黑人社區感染率依然很高。 “一旦擁有最大政治影響力的人沒事了，事情就會變得更糟，這才是真正的危險，”Thrasher 說。同樣的，接種了 COVID 疫苗的專家們很快開始反對過度謹慎，並（不準確地）預測大流行即將結束。政府也這樣做了，將這場危機視為個人選擇的問題，盡管政府未能為最貧困的群體提供快速檢測、高質量口罩、抗體混合藥物和疫苗。

正如我的同事 Katherine J. Wu 所說，CDC 的最新指南延續了這一趨勢。總體來說，較富裕的北部正已經恢複正常向前走了，而較貧窮的南部仍然很脆弱，而且大致沒有接種疫苗。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社會學家考特尼·博恩（Courtney Boen）告訴我，所有這些“都將負擔轉移到了正在經曆大規模死亡的群體讓他們自己保護自己，同時免除了領導人創造條件使這些群體安全的責任”。 “如果您沒有親身經曆不斷失去家人的經曆，那麽說“我們必須學會與 COVID 一起生活”要容易得多。”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醫學曆史學家，理查德·凱勒（Richard Keller），寫道，“當前流行的大部分言論，過早談論流行病而不再是大爆發；關注並發症；這場來自 COVID 還是與 COVID 一起的辯論，將 COVID 引發的死亡視為可忽略的，不可避免的，以至於不值得預防的”。 “就像槍支暴力、吸毒過量、極度熱死、心髒病和吸煙一樣，COVID這種疾病和引發的死亡越來越與行為選擇和個人責任相關，因此越來越不被看見。” 因為我們不尊重我們歸因於個人選擇失敗的死亡，凱勒認為，這可以解釋為什麽全國性的哀悼時刻很少。除了一些動人但臨時的藝術項目外，幾乎沒有大流行紀念館。將 3 月的第一個星期一變成 COVID-19 受害者和幸存者紀念日的議案在眾議院和參議院都陷入僵局。相反，美國正在發生 “一個積極的遺忘過程”。如果現在安全成為個人責任的問題，那麽紀念也是如此。

沒有人知道未來幾年還會有多少人死於新冠病毒。這個數字將取決於我們的集體行為、有多少人可以接種或加強免疫、免疫的長度和強度、病毒出現哪些新變種等等。人口統計學家 Andrew Noymer 認為，與過去兩年相比，新冠病毒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數將會減少，但可能仍會比流感更致命，流感造成每年 5萬 到50萬 人死亡的範圍非常廣泛. COVID 還將繼續導致長期失能殘疾。

美國能接受多少額外的死亡率？ CDC 的新指南提供了線索。他們建議，一旦社區超過一定的病例和住院門檻，就可以采取室內戴口罩等保護措施。但衛生政策專家 Joshua Salomon 和 Alyssa Bilinski 計算出，當社區達到 CDC 建議的閾值時，他們將走上每百萬人每天至少 死亡3 人的道路，這相當於全國每天有 1000 人死亡。至關重要的是，如果警告燈點起來太晚的話，將無法預防這些死亡。所羅門在推特上說：“白宮和疾控中心在呼籲加強公共衛生保護措施之前，願意接受這樣的死亡率水平，這簡直令人心碎。”

如果每天 1000 人死亡是不可接受的，那麽閾值是多少？最極端的答案，一個也沒有，是不切實際的，因為 COVID 早已過了可以根除的地步，而且所有幹預措施都至少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一些人建議我們應該考慮將其他死亡原因，例如每年 大概39,000 人死於車禍，或 12,000 至 52,000 人死於流感，作為社會準備容忍的基線。但這個論點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假設之上，即我們接受這些死亡是確知的。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人死於哪種原因，是不是有可能減少這樣的死亡。過去兩年保護人們免受新冠病毒感染的措施成功地減少了成年人死於流感的人數，而且幾乎消除了兒童死於流感的人數。我們對這些死亡接受，從未考慮過替代方案。 “我什麽時候被允許作出選擇，是願意生活在一個社會，當你生病時被期待繼續堅持工作，還是這個社會致力於­­­­­減少每年死於流感的人數？”社會學家瑞格利菲爾德對我說。

即使潛在的好處很明顯，也沒有通用的算法可以平衡政策對社會的破壞與可挽救的生命數量。相反，我們對預防死亡的態度與死亡的可能性和我們的關心程度相關聯。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索納利·拉詹 (Sonali Rajan) 在推特上說，每年約有 40,000 名美國人死於槍支，但“我們沒有阻止這些死亡，而是把我們組織在槍支暴力的不可避免性上”。

正如 Rajan 所說，對 COVID 做同樣的事情，意味著過早地屈服於要來的病原體。在這場大流行中被忽視的不平等將引發下一場新的不平等。但我們不必這樣做。改善工作場所、學校和其他公共建築的通風將防止死於 COVID 和其他靠空氣傳播的病毒，包括流感。帶薪病假可以讓工人在不危及生計的情況下保護他們的同事。公平獲得抗病毒藥物和其他治療方法可以幫助那些無法通過疫苗接種得到保護的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全民醫療保健將幫助最貧窮的人，他們仍然承受著最大的感染風險。在極端封鎖和無所作為之間存在著多種選擇，當新的變種或病毒不可避免地出現時，這些選擇將挽救生命。

這種變化其實很受歡迎。布裏斯托大學的斯蒂芬·萊萬多夫斯基（Stephan Lewandowsky）展示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美國人樣本，有兩種可能的後 COVID 未來，一個強調經濟複蘇的“恢複正常”的選項，和一個旨在減少不平等的“重建得更好”的選項。他發現大多數人更喜歡更進步的未來，但這種人往往錯誤地認為大多數其他人更喜歡回歸正常。因此，他們也認為“那種未來”更有可能。這種現象，人們認為普遍觀點是少數觀點，反之亦然，被稱為多元無知。萊萬多夫斯基告訴我，這經常是由於政客和媒體的積極歪曲而發生的。 例如，一項民意調查發現，雖然50% 的美國人讚成戴口罩，隻有 28% 的人反對，但結果卻是支持戴口罩的人數下降。“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傾向於調整到他們認為的大多數人的方向上，”萊萬多夫斯基告訴我。通過錯誤地假設其他人都想回到以前的現狀，我們排除了創造更好未來的可能性。

還有時間。記者史蒂文·斯拉舍爾指出，新的艾滋病紀念活動現在才開始出現，而這是在艾滋病大流行很久之後。 COVID同樣將會持續存在，估算其成本的機會，以及使我們的社會抵禦類似威脅的機會，也將持續存在。眼下，美國正朝著下一次大流行疾馳而去，並沒有吸取過去兩年的教訓，更不用說上個世紀的了。但社會學家瑞格利-菲爾德告訴我，她從過去的大型社會運動中受到鼓舞，在這些運動中，起初似乎不可能的成就的平等目標最終實現了。她說：“根據我們在特定某個時刻的經曆，來推斷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這件事我們真的做的很差勁。” “沒有什麽重大的對健康很重要的事是來得很快或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