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附小草稿
俞敏
2004年
2004年元月12日，94歲高齡的斯霞老師駕鶴西去，我們班吳寧，馬守維，李蕾，吳桐蕾和我五位同學到殯儀館為老師送行。回來後，我把那天的照片以電郵方式發給幾位同學。沒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來自大洋彼岸葉夢華的回信。接著，又收到方揚眉，馬守維的信和電話。大家都對逝去的老師和當年的南師附小有著深切的懷念。葉夢華還熱情地倡議大家收集照片，寫文章，出一本我們班的紀念冊。馬守維很快發來了他以前發表過的兩篇文章，接著方揚眉的大作也出來了。對於附小那段童年生活，我也有太多的話要說。但思緒萬千，不知從何落筆。
3月3日，我到附小去了，本想為我們未來的紀念冊尋找一點校史方麵的材料。在嶄新的教學大樓裏，我找到年輕的校長（他給我的名片上還有高級講師和博士生兩個頭銜），他聽了我們的想法，非常高興。他把我介紹給學校兼職管檔案的老師，我到檔案室看了，原來這麽有名的堂堂南師附小，文革前的這一段校史竟然幾乎是空白，找不到一點七十年代以前的文字和照片。麵對眼前這個現代化的校園，其校舍，其師生，哪裏還能找到當年的影子？是的，如今這裏的老師，大多很年輕，論年齡該是我的晚輩。他們對過去這個學校發生的一切很感興趣，卻又一無所知。這些天真爛漫的孩子們呢，都該叫我奶奶了。半個世紀前，我在這裏當小學生時，也是仰起頭來看老師的啊。當年我們的啟蒙老師，一二年級的班主任斯霞老師，在我們的心目中是那樣高大，那樣可親可敬。可現在，充滿青春氣息的校園裏我已找不到一個同齡人，更不可能找到比我更年長的當年的老師了。我感到惘然若失，離開大樓獨自到校園漫步。
走著走著，突然，腦海深處塵封多年的記憶寶庫被打開了！五十年前，彼時此地，在這個校園裏發生的一切，一幕幕鮮活、清晰的畫麵展現在我的眼前，我一下子找到感覺了！我要把它們記下來，和我的同學們分享此時的心情，重溫當年的快樂。更是為了紀念我們的恩師，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他們辛勤勞動撒下的種子，早已在學生們的心田裏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並受益終生。學生們對社會作出的點滴貢獻，都包含著當年老師們的功勞。
讓我們從校門口看起吧，這就是今天附小的大門。寬敞的大路直通現代化的主教學樓（原來的主樓已於三年前退位）。左側，新修了一個漂亮的金魚池；右側，原來幼兒園的地方，是一個新建的體育館，再後麵，是一大片平展鮮豔的塑膠操場。仔細看，所幸原主樓前的那棵雪鬆還健在，原來分立於它兩旁的那排柏樹，隻剩下五棵，左二右三，顯得有點不對稱。但在我的眼裏，這六棵老樹竟是那樣親切，那樣珍貴。它們站在那裏大半個世紀，見證了這裏發生的一切，要是能開口說話該有多好啊！道路西側，原有幾棵日本櫻花，每到春日，那粉紅色的花瓣隨風飛舞的迷人景象還曆曆在目。遺憾的是，櫻花樹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往前走，印象中主樓的西側應是我們一二年級教室的那個小樓。可眼前所見，校園西側沿進香河路整個是一排灰色兩層樓，這是後蓋的門麵房。現在很多學校都把臨街的房子用來出租，門朝外開。走到最北頭，終於找到一扇大門，上麵掛著一塊牌子，“斯霞教育教學思想研究室”。後來，經校長提示，我才知道這就是我們低年級教室的那棟樓。現在，進門一堵牆，樓梯應在牆那邊。隻留下右手邊相當於當年一乙班教室的那間房子作為“斯霞教育教學思想研究室”。小樓與南麵後蓋的門麵房連成一排，北邊又接出去幾米，下麵是體育用品庫房，上麵是鴿舍。啊，難怪我沒認出來。我後退幾步，仔細觀察這四扇木門，似曾相識！對，這就是我們小學生活的開始之門。1953年9月1日，我們有幸成為斯霞老師的學生，她就是在這個門前迎接我們的。
在斯老師關愛下成長的兩年，有太多美好的回憶。關於她的教學，隻記得上她的課非常輕鬆，作業也非常少，但給我們的基礎知識卻非常紮實。就比如我此刻打字用的漢語拚音，就得益於斯老師五十年前給我們打下的基礎，不過當時用的還是一套“注音符號”。前兩年，我偶然看到一本有那種“注音符號”的書，我試了一下，居然還能拚讀，連我自己都感到吃驚。看到那些符號，就好像又見到斯老師！時光進入21世紀，不少老年人在學習使用電腦時都會遇到“漢語拚音”這個攔路虎，而附小的學生們得天獨厚，“漢語拚音”這個工具，我們至今用得得心應手。
此刻在我麵前浮現出更多的是課堂以外的畫麵——在她的引領下，我們的童年生活是那樣豐富多彩；在她的要求下，我們養成了文明衛生勤勞節儉的好習慣。
我記得，我們早晨上學走到教室門口，常會碰上斯老師檢查我們的個人衛生。首先伸上雙手，手心手背指甲都要看，有時還要張開口看看，摸摸下巴和脖子，查查是否帶了幹淨手帕，一切都“達標”時，斯老師會摸摸我們的小腦袋，“上位去吧。” 一二年級，正值小孩換牙，斯老師還是拔牙高手。每當有同學牙齒鬆動，要掉未掉時，常會在課堂上表現出注意力分散，或用舌頭舔，或把手伸進嘴裏去搖。斯老師會在下課時把他叫到辦公室，洗淨雙手，“來，讓老師看看你的牙，哪顆活動啦？”孩子乖乖張開口，斯老師一邊和他說別的事分散注意力，一邊伸手進去——啊！不到兩秒鍾，那顆牙已在斯老師的手指之中拿到口外。漱漱口，還來得及拿上這顆牙齒去向同學炫耀一番，“看，這是斯老師給我拔的牙！”大家圍觀著，在孩子們的眼中，斯老師神奇極了。
我記得，斯老師教我們出牆報，表揚好人好事。當時我們的班長趙運鮮，比我們大好幾歲，她暑假裏到南工參加鋤草勞動，用自己勞動所得的錢交學費，買書本文具，斯老師表揚了她。有位同學畫了一幅畫，我現在還清楚記得，畫麵上驕陽似火，一個小女孩拿把鋤頭在鋤草（側麵），脖子上有毛巾，頭下方還有幾滴汗珠，還沒落到地下。這幅畫就是貼在牆報上的，或許當時我們識字不多，就以這種形式來表達吧。不知這位小畫家，您還記得這事嗎？
我記得，斯老師很注意培養我們獨立生活能力。那時的小女孩大多留辮子，斯老師鼓勵我們自己梳辮子。哪個同學的辮子編得歪歪扭扭不好看，反而會受到表揚，因為老師能看出這是小孩自己梳的。一段時間，班上女同學的辮子都變得不怎麽好看，卻常能聽到斯老師的表揚聲：“***今天也學會自己梳辮子了，真好！” “***梳辮子有進步，真好看！” 再過一段時間，大家的辮子都好看了。我想，現在很多的大女孩都不會收拾自己的頭發，皆因從小缺乏斯老師式的表揚。
我記得，二年級時有一篇關於蠶寶寶的課文，斯老師就帶領我們養蠶。觀察蠶寶寶的成長過程，
還鼓勵我們每人自己在家裏也養幾條蠶。我也得到幾粒蠶種，那附著在草紙上的幾個小黑點，竟是幾條小生命嗎？我們小心翼翼地把它用紙包上，藏在貼身衣袋裏暖著，一天看幾次。終於，我的小蠶寶寶出來了，再把它轉移到一個小紙盒裏，放上幾片桑葉。從此，每天放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親近我的蠶寶寶。一眠二眠過後，蠶寶寶一天天長大了，飯量也大增，附近難采到桑葉了。我就和琚曼華到南工去找，那段時間，我們跑遍了南工校園的每一個角落，總共有幾棵桑樹，我們了如指掌。終於，我的蠶寶寶快吐絲了，記不清是誰教我，不要按常規的辦法讓它們在稻草把上做繭，而是找一個碗，用繩子沿著碗邊外把一張粗糙的紙固定在碗口上。這時把快吐絲的蠶寶寶放在這個粗糙的圓形平麵上，它無法圍著自己的身體作繭把自己裹在裏麵，隻能左右搖頭把絲吐在這個圓形平麵上，而且均勻分布到整個圓麵。看著蠶寶寶的身體一點點縮小，直到“春蠶到死絲方盡”。紙上留下了一個潔白的，薄薄的圓片，這可是真絲的啊！再把它對折剪四次，成為八個尖尖的類似三角型，畫點小畫，係上絲帶，八個漂亮的小書簽就做成了！當然，對於這些有傑出貢獻的蠶寶寶，我把它們埋葬到花圃裏，墳前插個硬紙片，上書“蠶寶寶之墓”。
我記得，我們一二年級小樓與禮堂之間那塊空地，是當年的樂園。那裏有滑梯，秋千，木馬，角落裏還有一個小小“動物園”——裏麵養了一些小兔子，小雞，小羊，還有鴿子。斯老師教育我們愛護小動物，引導我們觀察小動物的成長過程，還鼓勵我們從家裏帶些菜葉，胡羅卜等食物來喂它們。看著毛茸茸的小雞，潔白的小兔一天天長大，我們既長了知識，又學會了關愛小動物，體會到與小動物和諧相處的樂趣。後來，每當我看到有的小孩（也有大人）殘忍地折磨、傷害小動物，以為樂趣，心裏就很不是滋味。——唉，他們小時候沒有遇上斯老師！
一年級下學期，七歲多時，有段特殊經曆給我留下深刻記憶。開學不久，一天下午上課前，我在滑梯上玩時掉了下來，右小腿很疼，哭了起來。同學們找到值班老師把我抱到辦公室（那時每到課間孩子們在操場玩耍時，總有帶紅袖標的值班老師在校園裏轉）。辦公室裏所有老師都圍過來，察看傷處，不紅不腫無異常。她們安慰我，哄我安靜下來，然後鼓勵我，讓我試試能不能站起來。隻試了一下，不成，右腿不能承重，疼得我又哭起來。老師們又哄我，一邊七嘴八舌出主意，隻聽說“上夾板”“要送醫院”，“骨折”等等。一位老師到木工房找來幾塊木板，不行，都不合適。另一位老師立刻遞上幾本硬殼厚書，又一位老師找來布條，他們把硬書綁在我的右腿上。這時，不知是誰又叫來了三輪車。因為斯老師要上課，學校派另一位老師送我到醫院。當三輪車正上鼓樓坡時，媽媽騎自行車追上來，神奇地出現在我麵前，我心裏立刻踏實多了。進了鼓樓醫院，拍片子，上石膏，一切都很順利。石膏是從大腿一直包裹到腳，隻露出腳趾。那位醫生伯伯也特好，他一邊告訴媽媽和我，一個半月後拆石膏，其間的注意事項；一邊用棉簽蘸墨水，在還熱乎乎的石膏上畫我的腿骨。“你看，這兒是你的膝蓋，下麵有兩根骨頭，一粗一細。現在你這根粗一些的骨頭在這個位置斷了，要讓它慢慢長好。用石膏固定，千萬不能讓它錯位……”後來，聽媽媽說，多虧老師們的及時正確處理，否則我要多受好多罪。現在想來，附小老師真的很有經驗，上夾板固定傷肢，通知家長又不死等家長，直接送醫院。
躺在家裏的頭幾天，斯老師常來看我。後來，我的腿一點也不疼了，斯老師不常來了，卻派了同學來。同學們說，現在班裏除了打掃衛生的值日外，斯老師又排了一個值日表，每天有兩名同學放學後到我家來給我補課。告訴我該寫哪些生字、做哪幾道算術題，並把我的作業帶到學校給老師批改。這樣，我每天都可以在家裏，坐在床上完成作業，斯老師每天都了解我的學習情況。兩個月後重返校園，我的功課一點沒落下。斯老師這一招真正是高！其效果決不僅僅是讓我學習上沒掉隊，同時也培養了同學之間團結友愛的精神。記得那時每天下午，我眼巴巴地盼著同學們來，更是想知道班上又發生了什麽好玩的事，聽著同學們繪聲繪色的講述，我好像又回到了那個快樂的集體之中。不敢想象，如果沒有斯老師排的這第二個值日表，我那兩個月的生活該是何等蒼白，無奈。
二十多年後，命運安排我也成了一名小學老師。不過我的學校是在八千裏外的新疆，一個野外地質隊的子女學校。我發現班裏一個很可愛的小男孩，立正時右臂伸不直，且胳膊肘向外拐。一天做課間操時，身邊有位老教師，我問起這事。“可惜啊，骨折，耽誤了，又錯位。這裏縣醫院的醫生隻會打石膏，不會正位。”“那還是醫生！”“有什麽辦法，這就叫邊遠地區，缺醫少藥。我們這裏，這樣的孩子還有好幾個呢。你看，”這位老師隨手一指，我又見到了好幾個這種胳膊異常的孩子，“好在都是傷著胳膊，要是傷著腿就更慘，非成小瘸子不可。”啊！這時，我突然聯想到我的小腿骨折。我這才意識到，當年我是多麽幸運，事情發生在南師附小，那裏有鼓樓醫院！——孩子們在嬉笑玩鬧中造成骨折傷害是常有的事（幸好這戈壁灘上的學校當時還沒有滑梯、秋千什麽的，沒人傷到腿），如果在第一時間遇到的大人缺乏這方麵的常識，好心給揉捏一番，或耽誤了不及時送醫，或碰上根本不會正骨的醫生給胡亂打上石膏——大人們的失誤是一時的，造成錯位愈合，孩子的傷殘可是終生的啊。
關於這次骨折，我的記憶中還有一個小片段。有一次斯老師來看我時，把幾張錢塞到我的枕頭下麵，說：“交給媽媽。”那時我太小，還不怎麽認得鈔票。媽媽下班回來我告訴她斯老師留下了錢，媽媽拿上錢又出去了，連飯都沒顧上吃。小孩子對錢很淡漠，這究竟是怎麽回事，我一點印象也沒有了。好在媽媽還健在，八十多歲，思維很清晰。近事遺忘，幾十年前的事卻記憶猶新。問了老母親，我這才搞清楚關於這幾張錢的故事。那時我媽媽也是一位老師，在九中教書。我們家的經濟全靠媽媽一人的工資，養活三個小孩，並不寬裕。媽媽知道當時他們學校對於在學校發生的學生意外傷害，學校可以負擔醫藥費。於是托人向附小領導問了一下，回答是附小沒有這項規定，這事也就作罷。後來不知怎麽斯老師知道了，就把自己的錢（包括醫藥費和車費）塞到了我的枕下。那天媽媽拿到錢，轉身又出門，就是去附小問個明白。得知這是斯老師自己的錢，說什麽也不肯要，硬還給了她。“斯老師也很不容易，在那個年代，幾十塊錢工資，大家的生活都很清貧。你跌斷腿，又不能怪老師，我怎麽能要她的錢？可她的心意讓我記了一輩子。”這是五十年後媽媽對這件事的追憶。聽到這裏，我感到鼻子發酸，真沒想到，這段往事竟讓我受到如此的感動！是啊，如今，人們的物質生活已經極大提高了，可精神境界呢？
關於斯老師的家庭，當時我們小孩子不懂事，隻記得那時她帶著兩個女兒就住在學校裏。主樓的二樓上麵是閣樓，中間是個走廊，兩邊隔成許多小間，那就是當年附小許多老師的家。斯老師的那間小屋，我們班不少同學都進去過。她的小女兒安安在我們同年級另一個班上，安安的姐姐隻比我們大一歲，高一年級。安安的爸爸是個病人，一個人住在離學校不遠的地方。我有時下午放學做值日後又賴在學校玩，回家較晚，就不止一次看到安安拎著飯盒去給她爸爸送飯。我們一起出校門往東，同路走一段，她就向右邊一個巷子拐彎去了。那個小小的背影，好似一張照片留在我記憶的磁盤中。
最近，我看到一本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的關於斯霞教育生涯的書《愛心育人》，裏麵有一篇“斯霞之家”。我才知道，教我們時，斯老師應是43歲，她的丈夫是位工程師，因為長期在野外從事水利和公路建設，積勞成疾，患有嚴重的肺結核病，常年不能工作（幾年後去世了）。五個孩子隻有大兒子在清華上大學，下麵兩個兒子在南師附中住校讀書，身邊的兩個女兒才七八歲。她自己幾十元的工資，要照料重病的丈夫，還要供給幾個孩子上學和生活（有三個孩子因病休過學）。如此的生活重擔壓在肩上，而我們見到的斯老師，總是精神飽滿，樂嗬嗬的。她的家在附小那個頂樓隻有8平方米的低矮小屋裏，住了三十多年（從解放前到1979年），她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花在了孩子們身上。
這就是一位平凡的小學教師（教我們時她還沒出名）五十年前做的一些小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的，通過這些回憶，在我的心目中，斯老師的形象愈發高大了！
我的目光向主樓的東側望去，那裏原有一排隻有兩間教室的小平房，那是我們三四年級時的教室——現在當然找不到了。現在的主樓太大了，一直占到東側圍牆附近。U字型的四層主樓U字開口朝西，把原來的後操場也全占了，全校的教室和辦公室都在這南、東、北三部分連成一體的大樓裏麵。U字中間是一塊不太大的長方形空地，冠名為“斯霞廣場”，立有斯霞塑像。樓後便是與南工接壤的北圍牆，沿牆是一排幾十米長的廁所，。當年我們在時有好幾個廁所，但加在一起也沒有現在這一個的規模大。可不是嗎？那時我們每個年級隻有甲乙兩班，總共12個班，約600名學生。現在每個年級有六、七個班，2000多名學生，老師就有100多人呢！
老校園的東南角，別有一番天地。那裏有一些苗圃，花匠胡伯伯在那裏培育花苗；還有幾塊菜地，那是我們勞動課種菜的地方。印象很深的，幼兒園東邊，有塊不太高的土坡，上麵種了一些果樹。初春時節，梅花開得非常爛漫。三四年級時，我和一個鄰居小女孩吳華，同級不同班，我們每天同路上學。在梅花盛開的日子，我們改變行進路線，不從大道走到主樓前向右拐去教室，而是進校門就右拐，穿過幼兒園的院子去看梅花，享受一下那醉人的清香。梅花漸漸謝了，我們還是舍不得，依然天天去親近那最後的幾朵。突然，我們發現花先謝的那棵樹上，掛著一些比玻璃彈子還小的小青果果。那是什麽？啊！是小梅子，小梅子結出來了！我們高興極了。此後，我們進校門還是天天繞道那裏看望小梅子的成長。小梅子一天天長大，有幾顆已經有點發黃了。小孩子不是不饞，梅樹也不高，伸手可得。但按那時的行為規範，我們絕對沒有動伸手的念頭。機會終於來了，一夜風雨過後，我們發現，地上掉了幾顆最大的！衝過去，檢起來，掏出手絹使勁擦擦就往嘴裏送，剛咬一口——哇！舌頭第一次受到如此的酸刺激，唾液腺功能緊急啟動，兩秒鍾後，不由自主，那塊梅子和滿嘴口水一起吐了出來，再也不敢咬第二口。經過這次對酸梅的嚐試，後來看到“望梅止渴”這個成語時，立馬心領神會了。再後來，中學生物課上講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我又想起了南師附小的那顆酸梅。
如今，南師附小的校園比過去是漂亮多了，氣派多了。但，水泥和塑膠封住了學校幾乎全部地麵，隻剩下數得過來的幾棵老樹。師生人數多了好幾倍，花草樹木卻少了幾十倍！過去一進校門那條路的中間是花圃，一年四季月月有鮮花，幾個花圃還有不同的鮮花，每次換了新品種都有花名牌子掛在花上，孩子們在欣賞一個新品種的同時，也就記下了它的名字。附小的樹木種類也很多，每種樹上都掛著牌子，整個校園就像一個植物園。孩子們隨著識字增多，自然也就認識了各種植物。幾十年後，有同齡人問我，“你怎麽認得那麽多花草樹木？”我就想起附小的校園。現在，我的小校友們，你們可嚐不到附小的酸梅嘍！
那時，我們還有一些很有意義的校外活動。比如寒暑假勝利電影院為小學生開的兒童專場電影，放假前在學校班主任處登記買票，家長大都盡力支持。學期結束時，我們除了拿到成績單，還有一大把紅紅綠綠的電影票，甭提有多高興了。南京的夏天是火爐，那個時代沒有空調，但電影院卻有“冷氣開放”。那些適合兒童的影片讓我們長了知識，又能享受到難得的涼快。那幾百上千名孩子隨著影片劇情發展一起笑，一起跺腳，一起叫的熱鬧場麵，絕對不是現在的獨生子女自己坐在家裏空調旁看電視所能體會的。社會在發展，科技在進步，現在的孩子有電腦玩了，可以在家裏上網衝浪，還有的到網吧去玩遊戲，家長們的擔心卻與日俱增，其負麵作用的威脅確實太大了。五十年前的家長，花五分錢就可以讓孩子看一場兒童電影，回來聽孩子們講述故事情節，那也是家長的快樂。
再比如當時的南京圖書館有個兒童閱覽室，裏麵有許多長方形的小桌子，每張桌子周圍有六把小椅子。櫃台裏有一大排書架，上麵放了許多連環畫（又叫小人書），每十本不同的書用皮筋一捆，就那麽一捆一捆整整齊齊排放著。每天下午放學後或節假日，小讀者們都可以免費去看書。湊夠六個人，選個小組長，就可以“開一桌”精神會餐——大家選定一張桌子圍坐下，組長去向管理員借一捆書來，人手一本，細細品味，誰先看完，桌上還有四本供選換。為了擴大影響，兒童閱覽室還到附近學校發“閱覽證”，因為我家就住在成賢街南圖對麵，班主任肖老師就把我們班的“閱覽證”交給我保管，讓想看書的同學去找我拿“閱覽證”（實際上後來不用閱覽證也能去看書）。當然，由於路途的原因，也隻有住在附近的同學常去那個兒童閱覽室。我因近水樓台，比別的同學更充分地利用了那個讀書環境。
過去的小學生下午放學到吃晚飯，中間有很長的自由活動時間。玩的花樣也很多，踢毽子，跳皮筋，拍皮球，跳繩，抖嗡（？），抽陀螺，還有滾鐵環，等等，等等。每種遊戲都能玩出各式花樣，名目繁多。比如踢毽子，就有“xuan, 踢，guai, ba, gong, ling, 盤，左，右，跳”，就說“跳”，還有各種不同的跳法。如果玩連續跳，我記得吳桐蕾跳得又多又輕鬆，漂亮極了！這些能讓孩子們四肢靈活，動作協調的很有益的傳統遊戲，現在不知怎麽就退出曆史舞台了。我們那時隻有薄薄的課本和作業本，書包輕輕的。現在的小孩一上學就有一大堆的參考書，練習冊，書包足有幾公斤，整天在題海中掙紮。為了鞏固某個概念，本來做十道練習就夠了，現在的孩子得做一百道，哪有玩的時間？營養過剩又缺乏鍛煉，身高體重是上去了，但體能和協調性卻下降了。眼睛不好，牙齒不好，跑不快跳不高，還要減肥，成長的煩惱可真不少呢！我真有點不明白，這是進步還是倒退？或是前進中遇到的新麻煩？在向現代化發展的同時，我們因為無知或疏忽，丟失了不少傳統的好寶貝，我們應該盡快把他們找回來。如果丟失時間超過兩代以上，恐怕就難找回了。就比如踢毽子，現在要讓三十多歲的媽媽或老師教孩子，大約極少能踢出我們小時候那麽多的名堂，而會玩那些花樣的已是奶奶輩的人，多半踢不動了，做示範都困難。再過幾十年，這些傳統的遊戲要是真的隨著爺爺奶奶們到火葬場而一起灰飛煙滅，該多可惜啊！
附小的西北角還有一座二層小樓，那是我們五六年級的教室。現在它被刷成了黃色，是老師宿舍，我第一眼也沒認出來。朝東開的那個門，裏麵的木樓梯還在，顯得非常破舊。整個樓好像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被擦了粉，卻遮蓋不了滿臉的皺紋。幸虧它藏在校園的一角，得以存在至今，它與前麵的新樓和操場實在太不般配了。看到這座小樓，我又想起了當年在這座小樓裏發生的五甲班和六甲班的許多故事。故事的主角應是我們的班主任金鏡蓉老師，在它的引領下，我們從天真的孩童變為懂事的少年。
金老師教我們時也是四十出頭，作為小學教師，那也是她教學生涯中經驗豐富和精力充沛的最佳時期。那時附小各年級的班主任都是帶自己班的語文和算術兩門，其它課才由別的老師教。五六年級，也許是年齡大了點，記得的事也多了點，金老師課堂教學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語文課上，她教會我們分段，分析課文。尤其愛聽她的作文評講，我就是在那兩年中，對作文有了一種開竅的感覺，滿肚子的話躍然紙上，很痛快，再也不必“擠牙膏”。金老師的算術課也講得極好，條理清楚，很複雜的四則運算應用題，經她一分析，就明明白白了。她教會我們的是一種思考問題的方法。直到上中學後，我在解數理化題目時能保持思路清晰，肯定得益於小學五六年級金老師算術課上打下的基礎。
金老師不僅課講得生動，課外也是一位活潑好動，平易近人的大朋友。金老師的愛人徐伯伯是位體育界的名人，也和金老師一樣很愛孩子。我們星期天常到金老師家去玩，她家原在北京東路有一個帶前後院子的小二樓。有時有一二十位同學到她家，樓上樓下，滿院子熱鬧。有一次正碰上金老師家準備去玄武湖，於是把我們一群學生都帶去了，進解放門時，我記得收票的人一邊數人頭一邊說：“這家怎麽有這麽多小孩！”那時，家長極少有時間帶孩子去公園玩。能和老師同學一起到玄武湖，真是高興得不得了啊！後來，有關部門要用金老師家那個帶院子的小樓辦幼兒園，她家才搬到南工蘭園宿舍的一套公寓房。我們依然經常去她家玩，不過地方小多了。
1957年10月，第一屆全國田徑運動會在新建成的南京五台山體育場舉行，金老師帶我們去參觀。我們是第一次看運動會，五台山是當時全國第一流的運動場，又是第一屆全國規模的運動會。金老師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解放前，一位體育教授領著他的學生，發現還是荒山的五台山這處地形非常適合建一個大型運動場，他們還做過實地測量，並向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提過建議。但蔣介石忙著打仗，哪顧得上中國的體育事業？新中國成立後，這位教授又向人民政府建議，那份藍圖終於成了眼前的現實。而那藍圖的創意者，就是我們已經認識的徐伯伯。啊！聽到這裏，我們全班同學都分享了金老師那份特殊的快樂，我們也從中感受到一種國富民強的振奮。如今的五台山已經完全變了樣，又建了許多現代化的場館設施，但我對五台山最美好的印象，還是定格在57年的那次全運會，還有金老師的那個故事。
金老師教我們時，正趕上大躍進那個火紅年代，我們也經曆了那個時代的特有活動。大煉鋼鐵時，我們敲過礦石，也曾拿著臉盆，毛巾，水桶，茶杯去慰問地質學校土高爐旁的大哥哥大姐姐們。那時進香河路還是進香河，可惜並不香，是條臭水溝。地校與附小隔河相望，大石橋下有水流過。河這邊，是我們種的菜地；河那邊，是地校學生煉鐵的高爐。
聽金老師說，在古代，這是一條又寬又深又清的河，善男信女們是沿著這條河坐船去雞鳴寺進香的，所以名曰“進香河”。59年，這條臭水河被填成了路，下麵埋的水泥管道直徑有一人多高，我們目睹了工程的全過程。在進香河路的北端靠近南工這一側，挖出了一個防空洞，大約是抗戰時期哪個有錢人建的地下室。記得是郝珍珍帶我們幾個同學去看的，她頭天放學路上見人圍觀，已經跟別人下去過一回。我們到了洞口，隻見下麵黑洞洞陰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因為還聽到一些別的版本的傳說，例如裏麵有棺材之類的，很神秘，很害怕，又想看個究竟。郝珍珍很有經驗地從水泥板上撕了幾大片黑乎乎的東西，也不知她怎麽會有火柴，那黑東西能被點燃，有紅棗大的火苗，慢慢燃燒。有了照明物，我們就壯著膽子跟她下去了。原來底下有好幾個房間，沒有家具，但衛生間裏有抽水馬桶，新新的。看樣子建好就沒用過，因為封存完好，裏麵還挺幹淨，在那個年代堪稱“豪華”，比薩達姆被抓時的洞子高級多了。那段時間，我看探險小說著迷，這次下防空洞探秘，正好給我增加了感性體驗，所以印象很深。不知現在那個鋼筋水泥結構的地下室是否還在地下沉睡，即使存在，一定很髒很濕了。長大後我才知道，水泥頂上的瀝青層是防水防滲漏的，被我們這些無知的參觀者破壞了。
那時講階級鬥爭，人有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對動物也定了“四害”，其中麻雀大概應屬冤假錯案。其實它是雜食動物，也吃害蟲，但有人說它一年要吃掉多少多少糧食，所以被戴了“帽子”。有一次全市總動員，大人停工停產，小孩停課，全民上陣。那一天，機關，工廠，學校，居民院落，所有空地，所有房頂上都站滿了人，見麻雀就喊，就轟，不讓它落下。據說這樣就能把麻雀嚇死，累死。結果人倒是累得半死，聲嘶力竭的，卻沒看到一隻麻雀掉下來摔死。還有打蒼蠅，不知什麽人出的餿主意，死蒼蠅要收集在火柴盒裏，每天上報除四害戰果，還要打開火柴盒數死蒼蠅核對。打死老鼠也要把尾巴剪下作戰利品來上交，數老鼠尾巴定成績。
為了完成消滅四害的任務，我們曾經下午放學去北極閣打蒼蠅，每人一手蒼蠅拍一手火柴盒，那時的北極閣不是公園，隻有一些自生自長的樹。有一次我戰果輝煌，火柴盒差不多裝滿了。原來我在亂樹林裏發現一堆糞便，於是守糞待蠅，圍著這堆糞便忙了一下午，當時居然不嫌臭，傻乎乎地隻為能多打到蒼蠅而高興。現在想想真荒唐，既然是為了講衛生而消滅蒼蠅，卻讓孩子們主動去和蒼蠅零距離接觸，不是適得其反嗎？當然，這是那個時代的要求，並非南師附小的發明。總之，那次打蒼蠅給我留下很不好的回憶，後來一輩子見蒼蠅就惡心，起因就是北極閣樹林裏的那一次經曆。
那時還興全民辦工廠。小學校能辦什麽工廠呢？經過多方考察，金老師帶領我們搞了個小造紙廠。工藝流程是：把廢紙撕碎，用水泡爛了，裝入布袋，經揉洗去色，再調成濃度合適的懸濁液，用釘在木框子上的紗網撈起來，關鍵是掌握好厚薄及均勻，晾幹，就成了再生的紙。據說可做包裝紙用。那時商店賣糕點都是用紙包裝，熟食醬菜還有用幹荷葉包的，比現在用塑料袋環保多了。
記得我們的造紙廠是五年級快結束的暑假前搞起來的，。大家收集了很多廢書廢作業本，連幼兒園的小朋友都參與了—— 一天下午，幼兒園的老師領著一群小娃娃抬著一個大紙箱到我們教室，還有一個小弟弟代表發言，說是他們也要愛勞動，用他們的小手撕了很多廢紙給我們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們造新紙。我們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好自豪啊！
不久就放暑假了，我們五甲班教室成了造紙作坊。金老師把全班同學分了組，每天有一個小組的同學到學校去造紙，還要給第二天的同學泡好漿。金老師不一定每天都去，她有事不去時同學們也會自己幹。教室裏還有一個記錄本，每天完成多少張紙都有記錄。那時興“放衛星”，破紀錄，雖然小組之間同學不見麵，但這個記錄本卻把大家聯係在一起。每次一去先看紀錄，就知道哪天哪個小組幹了多少，大家都想爭第一。
記得有一次天氣特別熱，我們小組的人又沒到齊，好像男生就葉夢華一個。大家一看小本本，前一天的同學創了最高紀錄。大家等等金老師也沒來。葉夢華不知哪來那麽大幹勁，說：“今天我們一定要超過昨天的！”有位女生小聲說：“昨天天陰涼快，今天太熱了，人又少，我們不要幹那麽多了吧？”老葉子沒答話，拚命三郎似的帶頭幹起活來。大家也就分頭開始幹了。記得洗紙漿是要頂著烈日斜穿校園到前操場音樂教室那個小樓前的水井旁，用井水一遍遍洗，直到水清了。井水涼涼的，真好。我們忙，知了也幫忙，拚命叫著為我們的勞動伴奏，大家都忘了累。紙漿洗好抬回教室，倒在大盆子裏加水攪，調好濃度，就要開始用紗網撈了。這是大家最喜歡幹，也搶著幹的一道工序。但人多紗網少，隻能輪流幹，比如一人撈十張，其它人圍著看，幫著數，誰也別想多撈一張。至今，我的腦海裏留著一個清晰的記憶片斷，葉夢華一邊手拿紗網撈紙漿，一邊口裏念念有詞數著張數，還說，“一定超過他們，一定要超過他們。”他當時那汗流滿麵的樣子，讓我想到一個詞——“揮汗如雨”。那天，我們真的是破了紀錄才收工的，離開教室往校門走去，大家七嘴八舌，非常高興。
當然，這樣由一群孩子七手八腳造出來的紙是沒有質量保證的，派不上什麽用場。那個時代辦什麽事都是一哄而起，不了了之。我們的造紙廠不久也就停產了。好像是一場很有意思的遊戲，讓我們學了不少知識，也培養了團隊協作精神——那個年齡已開始分男女界限，平時男女同學都不講話，但在勞動中，卻一起幹得熱火朝天。現在想來，這個造紙廠的確是我們小時候玩的最大規模也是最有意義的一場遊戲！
我還記得，我們小學畢業前的最後一篇作文題目是“我的理想”，這次作文是算語文畢業成績的。事先我們猜測了好幾個題目，並有所準備，談理想是其中之一。那時我們的作文基本上都是兩節課當堂寫完就交，題目多半是與我們日常生活有關的人或事，很好寫。在小學畢業前談理想，即“長大以後幹什麽”，很有意義。記得我寫的是要當個新型農民，用科學知識種糧種菜，培育新品種，設想得非常美妙，金老師在講評時念了我的作文，給與很高評價。李蕾那篇文章寫得有獨創，她給自己設計長大後同時幹幾項工作，其中之一當然是當畫家，其它當什麽我忘了。記得作文評講時金老師說到她這篇作文，文字方麵寫得很好，但因為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有幾種職業，所以很遺憾不能得最高分。我之所以記得這件事原因有二：一是暗自慶幸，我剛開始也曾想寫好幾樣的，覺得幹這也好幹那也好，都不想舍棄。但最終沒有李蕾那麽浪漫，老老實實選中了當農民。二是有點為李蕾叫屈，內心還是覺得，隻要自己喜歡，為什麽不能同時幹幾樣呢？但是在那個時代，金老師是對的，似乎每人隻能有一種身份，一種職業，且終生不變。
現在，45年過去了，不知當年六甲班的同學是否還記得自己那篇作文怎麽寫的？這幾十年走過的路和小學畢業時的“理想”又有多大差距？我們經曆的這個時代，讓我們自由選擇的可能性實在太小。小學畢業六年後，我真的到新疆的一個牧場當了月工資25.8元的“農工”，直到七十年代。不過與我小時候理想中的科學種田人相距甚遠，隻被當作了純粹的勞動力。好在戈壁荒漠雖缺勞動力，更缺的是有文化的人。兩個月後，我被調到醫務室當“農工”身份的“赤腳醫生”，七年；又調到邊境地區一個地質隊子女學校當教師，十四年；又調到烏魯木齊地礦局測試中心搞化驗，41歲得以參加成人高考，44歲那年拿上大專文憑，最終以“岩礦測試工程師”的身份在新疆退休。再比如吳寧，高中畢業支邊新疆，先分到一個技工學校當學生，畢業後接受再教育，然後分到南疆一個小縣城，幾經周折，終於登上了“縣太爺”官階，卻又被他放棄。回到故鄉南京，當了夫子廟地下商場的老總，後來又創辦了新街口地下商城，還是老總，成為商業戰線的一位高手。又比如李蕾，南工建築係畢業後分配到江西一個小縣城當中學物理教師，而縣城馬路上的各種大幅宣傳畫（那時還不叫廣告），多半出自她手。八十年代回南京，後來在市園林局當了總工程師，為南京城舊貌換新顏做出了傑出貢獻，同時還當了全國人大代表，成了名人。……我們這個班很多同學都得到過若幹種風馬牛不相關的職業，或身兼不同的工作，能在一個崗位上穩坐幾十年的恐怕反而是少數。這一點，應是當年金老師不曾預料到的。但我敢肯定，我們這些“螺絲釘”，不管被黨“擰”到那個位置，都是好樣的，什麽工作都能勝任，而且幹得出色。這得感謝南師附小當年給予我們德智體美勞的全麵素質教育，有了這個基礎，我們得以從容麵對後來幾十年的風雨考驗。寫到這裏，我突發奇想，如果三十年後，我們有幸與金老師在天堂相聚，那時或許能對公元1959年的這篇“我的理想”的作文來一番研討，那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未完，還想寫點，關於楊鴻儀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