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過年

自從出國之後，每次回國基本上都是暑假期間，因為孩子們也要一起去。2015年回國過年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帶著老大和她的一歲多的兒子，妻子沒有回去。妻子的侄子（Q）替我們在機場附近訂好了旅店，第二天直接把我們送到老家。

剛出上海，就遇到大堵車。Q一查，說是因為霧霾，前麵的高速被封了。在老家等我們吃晚飯的朋友2點左右給我打電話，問我快到了沒有，我說還沒出杭州呢！他問我“你不是說一早就會出發嗎？”“我是一早就出發了，可剛出上海就封路了”。封路的原因是怕出交通事故，因為如果出了大的交通事故，有關負責人要被追責。霧霾和濃霧一樣，會影響視線，掌握方向盤的人減速慢行是起碼的常識。如果發生事故，自然是肇事者及保險公司負責。

當官的責權不明，或者責權混亂，也算是中國的一大特色。很多事情該負責的不負責，比如毒食品、毒奶粉、無效疫苗、拐賣人口、各種詐騙、司法不公等，本該是政府監管的責任，卻無人被追責（或者抓幾小人物糊弄一下百姓）。最近更是聽到百姓存在銀行的錢不翼而飛的事，銀行可以不負責，理由是被前雇員私吞了。而百姓莽撞駕駛，卻要政府負責。

第二天我去另一個城市，剛上路不久，高速又被封。這次是因為霧，不是霧霾。還好，沒有全封，但還是讓飯桌上的同學等了我不少時間。

一個親戚送來一隻貓頭鷹，算是給我們的珍貴禮物。可我和女兒卻不領情，讓他拿回去放生，但估計它還是會成了他人的盤中餐。

老大雖然是七歲多才出國，也經曆過炮竹。但那時的炮竹最多也就是一尺多長，煙火有一兩個就不錯了。現在的炮竹好幾米長，煙火是一箱箱的放。她回去過年的第一大感受是，炮竹太多、太吵鬧，而且影響空氣質量。

最奇葩的事情是勸架。大年三十的中午，母親說趁我在家，邀請村裏幾個曾經幫過什麽忙的人吃一餐飯，以示感謝，其中有村長及在縣裏當個什麽小官的人（以後簡稱“小官”）。我們村本來不大，總共才100多人，但八十年代不記得出於什麽原因分成了兩隊。村長是我們這個隊的村長（也許應該叫隊長），小官是另一個隊的（但隊長當時不在）。他們之間有一些利益衝突，麵和心不和，席間談到村子裏的一座橋。那以前一直是木橋，每年洪水衝垮之後會重搭。河那邊有山林和田地，還是通往縣城的必經之路。後來因為通了車，而且有些田地已荒廢，這個橋就顯得沒那麽重要。況且河水小的季節大人可以徒步渡過，水大時可以繞道，也就是多走2公裏左右。

通往縣城的路要翻過一座山，叫做由義嶺，如今是縣城的主要休閑爬山的去處。爬山的人會到我們村或臨村的農家樂吃一餐中飯，然後坐車或徒步回去。沒有橋，不隻是不方便，還會影響村裏一些農家樂的生意。

小官從上麵弄了一筆錢來造橋，村長以“風水”、為村民安全著想為由不讓造，給小官帶來了經濟損失，具體一些細節記不清了。小官能夠接觸到村民的檢舉信，就說某村民（H）檢舉村長私吞了退耕還林的錢。這一招既指出村長的汙點，也挑撥了村長與那位村民的關係。正說著，H正好從門口經過，我的母親不知就裏，喊H進來坐，我想阻止已經來不及。H一走進來，村長馬上過去對H大動拳腳。H個子小，比村長年紀大，自然不是對手。我趕緊上去抱住村長，從家裏到門口，一直沒有鬆手。H大概為了麵子，又看到我抱住村長，一直沒有跑開，兩人對罵著。期間也有村民來勸架，其中一位剛剛在殺雞或是切肉，手裏還拿著菜刀，我趕緊把他的菜刀拿下，以免造成誤傷。我的皮夾克因為勸架被扯破。

後來H叫來了警察，主要是做筆錄。但警察沒有找我，好像是讓我弟媳婦擋開了。他們如果來找我的話，我多半會說實話，雖然會給父母與村長之間的關係帶來負麵影響。警察當天還來了第二次，但被村長的哥哥給擋回去了。我當時和家人說，要是在美國，誰敢幹預警察執法，會立即被銬起來甚至當場擊斃（自2020年五月份以來，警察已經不敢這樣執法了，如今是犯法者比執法者還理直氣壯）。不過，聽說村長的哥哥後來還是被抓去了幾天，因為H的女兒（或者孫女）跟某局長有關係。

H也去小官家中鬧了一場，因為是他公開了H的名字。據說後來村長也把退耕還林的錢還給了村民。

中國政府給百姓的一點好處，不會直接到達百姓手裏，而是通過一級級的往下發放。其結果往往是一級級的克扣，到百姓手裏已經所剩無幾，甚至沒有了。底下的人拿不到錢就罵貪官（“上頭的政策是好的”）。殊不知，上頭這樣設計是故意的，以便一級級能得到好處。唱的是為百姓著想，實惠卻歸於當官的。當官的心知肚明，自然會維護體製；而百姓以為製度好，也維護體製。百姓有怨言了，治幾個“貪官”，上方得到了好處（貪官的財富），還贏得名聲。雖然百姓什麽好處也沒得到，下一個頂替的也許還是更貪的官。蘇綽的治官之道真是妙不可言。

這次回國期間，不是霾就是霧，也沒能去什麽地方。除了體驗了一下回國過年的氣氛，滿足了父母的心願，還賠上了一件皮夾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