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時節雨紛紛 (上)

清明時節雨紛紛

                 注：這是我為母校校長和老師寫的紀念文章。這是上部分。謝校長前排右起第九人

                     —-懷念謝亞德校長和董世景老師

 

    清明時節，細雨綿綿，院子裏的竹林都籠罩在一片白色的霧氣之中。打開手機，卻傳來了謝亞德校長和董世景老師相繼去世的消息。謝校長和董老師都是我的長輩，是看著我長大的，我其實應該叫他們“伯伯”的。望著窗外的蒙蒙小雨，心裏感到一陣陣的難過。我的思緒，不禁回到了幾十年前的三中校園裏。

 

                          謝校長

    我第一次見到謝伯伯，大約是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我讀小學一年級暑假的時候。現在算起來，都已經有四十多年了。

    那是一個炎熱的日子。明晃晃的太陽掛在天上，照在身上火辣辣的；地麵上是熱浪滾滾。四宿舍老師家養的雞都躲在了陰涼的地方，就連平時活蹦亂跳我的小狗“小灰”，都無精打采地趴在樹蔭下的青石板上，伸出舌頭，呼哧呼哧地喘著氣。

    不過，再熱的天氣也擋不住我們小夥伴去外麵玩耍呀。我們跑到院子後麵的梨樹林裏麵，捉迷藏、摘果子，一會就玩得滿頭大汗。不知道是什麽引起的，我和院子裏的一個孩子打鬧了起來。我踢了他一下，他一拳打在了我的左胸上。

    “哎呀！”我疼得大叫一聲—可能是因為那年夏天太熱了，或者是因為爸爸那段時間裏老給我們做炒米飯吃而上了火，我的左胸上長了一個大癤子，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了，一碰就痛，何況他這麽猛的一拳下去。低頭一看，癤子居然破了，開始流出膿水來了。

    “快回家去，讓爸爸幫你清理一下。”哥哥提醒我。我就連忙跑回四宿舍的家中。爸爸一看，就拿出一團草紙給我擦了起來。

    我光著膀子，就站在外屋中間；爸爸彎著腰，一邊給那這個已經破了的大癤子擦著膿水，一邊和坐在旁邊的人說著話。我這才注意到，家裏來了一位伯伯。他中等個子，頭發黑黑的，梳得整整齊齊，穿著一件短袖白襯衣，戴著一副眼鏡，腳下一雙皮涼鞋，正微笑地打量著我。

    “謝主任，這件事，我考慮考慮，還要向朱書記匯報一下。”爸爸手裏處理著我的大癤子，抬頭對著那位伯伯說。

    “不急不急，老江。”那位謝主任溫和沉穩地說。

    過了好一會，癤子裏麵的膿水終於流完了，大癤子隻剩下了一層薄薄的皮，用手碰一碰，一點都不痛了。大癤子就這樣神奇般地消失了。

    一直坐著的謝主任這才站了起來，

    “老江，那你再和朱書記請示一下。我這就告辭了。”他微笑地和爸爸握了握手，然後，彎下身詢問我，

    “你多大了？叫什麽名字？剛才痛不痛啊？”

    “我八歲了，叫小涵。剛才不怎麽痛。”看著這位溫和的伯伯，我心裏一點都不害怕。

    “快叫謝伯伯。”爸爸在旁邊催促說。

    “謝伯伯好！”我仰頭叫著。

    “這孩子不錯。”謝伯伯笑了一笑，然後，騎上自行車就走了。

    過了幾年，聽說教育學校要調一位主任來三中當黨支部書記，接替已經榮升教育局局長的朱書記。等這位新書記來到後，我一眼就認出來了，這不就是謝伯伯嗎？

    謝伯伯那時變得更加沉穩。他的頭發已經有些花白了，但仍然梳得一絲不苟，衣服總是整整齊齊的，夏天，就穿著白襯衣；天氣涼快些，他就穿上中山裝，係緊著風紀扣。他常常滿臉嚴肅，背著手在校園裏走著。

    “謝書記早。”大家見了他，都尊重地打招呼。

    “早。王老師，你過會到我辦公室來一趟，我們商量一下今年高考的準備工作。” 他一邊走著，一邊談著工作。

    我那時已經讀初三了。見到謝伯伯，我正猶豫著，是應該叫他“謝書記”，還是“謝伯伯” 呢? 謝書記卻認出我來了，微笑著說，

    “這不是江老師家的小涵嗎？都這麽大了？讀初三了？”

    “謝書記早。”我連忙叫他。

    “早。你還是叫我‘謝伯伯’吧。”他笑著說。

    沒過多久，謝書記就召開了全校師生大會。八十年代中期，開大會都在小操場土台的平地上。記得那次開會，他向大家鄭重地介紹了一位高年級的學生，

    “李革同學，身患重病，卻刻苦學習，追求進步，大家要向他好好學習。”謝書記認真地說。

    一個高瘦的男生，拄著拐杖，一條褲腿空蕩蕩的走上了主席台。他先向大家敬一個禮，然後坐了下來，大聲講起話來。 

    “這就是李革。是郵電局的子弟。”

    “聽說得了骨癌。還截肢了。真不容易。”

    李革同學在上麵講話，我們這些頑皮的初中生就在下麵竊竊私語起來。

    後來，李革身患重病卻積極進取的精神感動了很多人，贛南日報，江西日報, 最後連中國青年報都報道了他的光榮事跡。廣播電視台也跟著報道了。李革後來還裝上了假肢，在校園裏走著。大家都很尊重他。

    可到後來，李革同學還是不幸去世了。

    那也是在一次全校師生大會上，謝書記站了起來，沉痛地宣布，

    “李革同學因病醫治無效，不幸去世了。“

    說完，他難過地垂下頭來。大家都把頭低下下去。

    後來，謝書記又發現了一個好典型，就培養他進步。那位同學也很爭氣，在高中畢業前就成為了預備黨員，還被一所名牌大學給錄取了。

    八十年代的三中還是很朝氣勃勃的。大多數老師都甘於清貧，認真負責，學生們也努力學習；在各項活動、學科競賽中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在曆屆高考中，成績更是輝煌，以至於社會上有了 “1+4<3“ 之說，就是說當時市裏的三所重點中學，而三中一所學校的大學錄取人數，比其他兩所學校加起來都還要多些。這當然有教師隊伍和學生素質的因素，但謝書記等校領導，也是做出了重要貢獻的。

    後來學校裏開始搞校長負責製，來了個新校長。後來，那位校長調走了，謝書記就兼任起校長來。

    有段時間，謝書記還常常來找爸爸，和他談心，大概是希望發展他入黨吧。

    “老江，你業務這麽好，應該追求更大的進步嘛。加入了組織，就能為學校、為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了。”謝書記這麽勸說著。

    “謝謝你，謝書記。”爸爸很感謝這種知遇之恩的。估計這是他這輩子頭一次有領導來發展他吧。後來，爸爸還是對文革心有餘悸，猶豫不決，不想參與政治，這件事才不了了之。

    八九年的時候，我已經讀高三了。正在我們緊張地準備高考的時候，傳來了一些鬧事的消息，社會開始動蕩不安起來。廣播電視裏反複播放著一些新聞。每當這個時候，謝校長就站在土台上，憂心忡忡地聽著廣播。

    “不能這樣下去了，要安定團結啊。”他皺著眉頭，對周圍的人說。

    “謝校長，外麵有很多說法，很混亂的。”有人這麽說。

    “我們學校裏千萬不要亂，一定要保證正常的教學秩序，保證高考。”謝校長很認真地說。

    有一天，我們正在課堂裏學習，突然校園外麵一片大亂，人聲喧嘩。我們跑到校門口一看：好家夥，青年路上人山人海，各色旗幟標語滿天飛揚。好些冶院、醫學院的大學生們就站在三中門口，大聲呼喊著：

    “三中的老師同學們，快出來，加入我們！一起去南門口。”

    “去南門口？”好幾個同學心癢癢的，就想走出校門去。

    “都回來，都回來！”不知道什麽時候，謝校長也來到了校門口。他身穿藍黑色的中山裝，臉色異常嚴肅。

    那幾位同學停了下來，低著頭走了回來。謝校長拉住鐵製的大校門，和傳達室的範師傅一起，“嘩”的一聲，把校門嚴嚴實實地關上了。

    “快回到教室裏去！”謝校長站在校門後麵，滿頭白發，神態威嚴。我們就都聽話地回到了教室裏。

    高考結束後，學校組織大家去青年路和文清路交叉口的人民電影院看電影。不知道怎麽回事，電影卻是說一個變態的男青年亂殺人的故事。

    我正好坐在謝校長的旁邊，隻聽見他不停地搖頭歎息，

    “這樣的電影，真會教壞我們的孩子們啊。”

    我考到外地去後，每次回三中家裏來，遇見了謝伯伯，他總是很認真嚴肅地對我說，

    “小涵，不管社會怎麽樣地變化，我們都要做一個正直的人。”

    “放心吧，謝伯伯。”我敷衍道。

    後來，據說謝校長退下來了;聽人說，他的心情不是很好。我想，我是理解他的心情的。那時，社會風氣已經和八十年代完全不同了，一切向錢看，人心也變了許多。安於清貧、安心教書的人越來越少了。像謝伯伯這麽嚴肅認真的老人，肯定是很看不慣的吧。

    我出國後，很想念祖國和家鄉。一拿到綠卡，我就和妻子帶著當時出生還沒多久的俊俊回家鄉來探親。俊俊卻在路上生病了，一到三中校園父母家裏，就發起燒來，把我和妻子急得夠嗆。隻能一趟趟地往醫院裏跑，讓醫生治療、打吊針。那次探親，每天都忙著去醫院了，很多長輩和老師都沒來得及去看望。

    等到離開的那天，當我們走出三中後門，我沒想到，謝伯伯居然來送我們來了。我趕緊問候他，

    “謝伯伯，你身體好嗎？”很多年不見，謝伯伯顯得蒼老了許多，頭發全白了。

    “我還好，過得去。你在異國他鄉，要保重自己。”他親切地對我說。然後，謝伯伯把我拉到一旁，低聲問道，

    “你的妻子是中國人嗎？”

    “是中國人，還是我的同學呢。”我說。

    “是中國人就好，是中國人就好。”謝伯伯念叨著，接著又說，

    “小涵，你別忘了你是個中國人，別忘了你是個從三中走出來的三中子弟啊。”

    “謝伯伯，你放心，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這一次，我是很認真地對他說的。

    這，就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謝伯伯了。

                         上部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