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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
老同學的女兒想留學加國，已經準備多年，從初中上國際學校到現在被大學錄取，全家沒少投入時間、精力和銀子，最近突然來問我該不該出來？讓我有點犯難。大概是微信圈裏看到加拿大疫情洶湧，華人被歧視，這裏那裏又發現女屍，沒有幾件好消息，換我也會一樣擔心。
人生難料，出國留學並不能保證一生幸福。我從不主動鼓勵親友送孩子出國，如果他們中有下決心要出來，我一定盡力幫助，必須是他們主動，這取決於家長的見識和眼光，你相信清華北大都快排名世界前十了，就留在國內好了，浦東機場排一公裏登機赴美的學子不是犯傻嗎？
我隻能這樣回複老同學，疫情確實難料，既然學校敢開學也是評估過的，個案發生就隔離，但不會封樓，大部分出事在參加Party上，不去湊熱鬧就好，疫情死亡率低於流感。“歧視”一直都有，加拿大的“拚盤文化”這方麵應該算好了，以前祖國不強大，窮學生出來也很少受歧視，更多得尊重和幫助。奇怪的是，現在祖國強大了，一身名牌和開豪車小留隨處可見，反而“歧視”多了，被嫉妒吧？去年有視頻被曝光，不知誰花錢雇歐洲留學生作假，拍“被歧視”抖音，這不知是什麽自虐心態，嚇得小留們烏泱烏泱的往家趕，天價機票一票難求，戰狼吳京說好的飛機一架也沒到。前天夢女回國萬人空巷，目的隻有一個，祖國強大了。說到治安吧，北美新聞都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微信小編喜歡搞時空錯位，各凶案放一起發，吸引眼球和點擊。搞得我也有陰影，開車看見單身女學生孤零零在等bus，天天擔心明天新聞出現女屍？微信圈裏治安和歧視最嚴重的莫過於紐約，我親自問了在哥大和茱莉亞上學的女生，她們都住校外，每天坐幾站地鐵上學，親口告訴我沒有網上說那麽嚇人，隻要不太晚單獨乘車就沒事， “罪惡之城”都這樣，加拿大應該更放心才是。
出來還是不出來？出來後回還是不回？對於一些正常國家不是問題，但對於我們這個奇葩的國就就有點複雜化。一個決定也許影響一生。在此想起我在美國讀書期間遇到的伊朗教授給我的忠告。
那都快三十年前的事了，教授第一節課自我介紹，小弟來美混了這麽多年，我的名字沒有人拚對和記得住，你們也省點心，叫我的第一個字母Dr P就好了。課後Dr P真的掏出他的證件給我們看，姓是一串隨機字母組合，加起來差不多兩寸長，好像沒有名，這是我見個最長的名字，如果再加幾個數字變成密碼很難破譯。Dr P在西北大學拿到商科還是經濟博士學位，那是當時MBA的牛校。記得他每次上課前十分鍾都在痛批好萊塢，美國的一天天墮落都是好萊塢害的，他對我們中國學生非常友好和客氣，噓寒問暖。
學期快結束了，按約來到他的小辦公室談論文，Dr P中等身材，非常壯實，圓滾滾的光腦袋比戈爾巴喬夫還飽滿，眼睛掛在鼻尖上，圓圓的眼睛盯著我，透著真誠和溫暖。他先對我的論文大加表揚一翻，還說可以寄到期刊發表雲雲，聊著聊著他就比較嚴肅起來，問我今後打算，以為我畢業就回去報效國家，還沒等我說完，他就打斷我，建議我畢業以後一定不要回去，見我有點傻傻看著他，他說起了自己的故事，在巴列維國王時期，他就學成回去報效祖國了，在那裏結婚生子買了大豪宅，生活不錯，沒想到79年老巴國王被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推翻，他差點掉了腦袋又跑出來了，他用他的經曆反複提醒我，不要相信這些打著革命旗號的騙子，畢業後再沒有見過Dr P，希望他還安好。微信圈裏有一份當年回國報效祖國，結果被報銷的名單，沒有核實，供大家參考。
附： 那些回國報效 卻被報銷的大人物 ——學識重要 還是見識重要
2018-01-12 作者：二大爺
關於知識分子拒絕國外的優厚生活，拚命要回來鞠躬盡瘁的故事，我們已經可以背出很多了。錢學森同誌吃馬糞裝瘋賣傻，一個人能頂五個師的光輝事跡，成為佐證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報效祖國的標配。說實話，我一直沒有查出這種橋段到底出自於哪個小說家之手。因為在真實的曆史中，學成歸來沒能為祖國報效，卻被祖國報銷的事倒是很多。比如我之前的文章中介紹過的錢學森的同學，同樣是海歸的徐璋本，因為不認同馬克思主義，自己號稱參選國家領導，結果坐了22年的牢。 徐先生還算好的，畢竟有錢學森這種紅色標兵當同學，保住了性命。還有大把要報效祖國的海歸，命都丟了。
董鐵寶是名副其實的中國計算機之父，作為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博士，參與了第一代計算機伊利亞克機的設計、編製程序和使用。1956年，國內號召大規模向科學進軍，在周公的邀請下，董鐵寶和夫人植物學專家梅鎮安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繞道歐洲，行程萬裏，曆時3個月回到國內，在北大任教。1968年10月，北大掀起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他的海歸背景成為“特務”指控的重點，被隔離審查，不準與家人見麵。董鐵寶不堪受辱，上吊自殺。剛上中學的子女被下放農村。 被周公三番五次盛情邀請回來的，還有數學泰鬥、雲南大學奠基人熊慶來。1957從法國回到大陸，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進行研究，培養了諸多後來的數學大師。文革開始後，長時間被批鬥和折磨。1969年2月3日，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留下了一桌子罪行交待材料後，在家中突然身亡，死因至今諱莫如深。
另外一個1955年被周公親自從機場迎接回來的留美教育學博士董時光，連自殺都沒有趕上，直接被當做“大右派”毒打致死。他在美國的時候曾經大罵美國人出兵朝鮮，不可謂不愛國。但是回來後在因為運動中給學校黨委提了點意見，被作為極右分子處理，送去勞改。由於常年饑餓，一個堂堂博士，餓到去撿馬糞中的沒有被消化的胡豆充饑，就這樣居然被誣為偷吃馬糧，被當場打斷三根肋骨，吐血而亡。 如果要細數，這種例子多得讓人無法呼吸。比如在董鐵寶自殺後沒幾天，同在北大的物理係教授，南開大學物理係的創始人饒毓泰也上吊自殺。在幾天前自殺的還有後來被追授“兩彈一星元勳”的趙九章，都是資深海歸。當然，他們並不是所謂的極個別。因為單單在1 968一年，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一級研究員，就多達20個。
我在此不想再說這些悲劇的客觀原因。我們來考慮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麽這些中國頂級的菁英，在經曆了中外社會環境的對比之後，還是會被簡單的愛國主義情緒所煽動，輕而易舉的交出自己寶貴的人生？學識為什麽沒有轉換為見識？ 在我們日常的理解中，知識菁英既然擁有非凡的學識，理應具有非凡的見識。特別是在一生也許隻有一次選擇機會的重大曆史關口，他們理應得比常人更有遠見卓識，更能看穿事情的本相。 但很遺憾，顯然答案不是這樣的。我們可以看看一張圖表，標明的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81名院士，在1949年的人生抉擇。 中研院院裏14個單位，成建製遷台的隻有管理機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和曆史語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個單位的14%，其餘11個自然科學研究所以及社會學所，全部留在了大陸。至於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灣的10人，去它國的的12人，留在大陸的近60人。下麵是81名院士名錄，各個赫赫有名： 數理組院士28人：薑立夫，許寶騄，陳省身，華羅庚，蘇步青，吳大猷，吳有訓，李書華，葉企孫，趙忠堯，嚴濟慈，饒毓泰，吳憲，吳學周，莊長恭，曾昭掄，朱家驊，李四光，翁文灝，黃汲清，楊鍾健，謝家榮，竺可楨，周仁，侯德榜，茅以升，淩鴻勳，薩本棟。 生物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獻文，貝時璋，秉誌，陳楨，童第周，胡先驌，殷宏章，張景鉞，錢崇澍，戴芳瀾，羅宗洛，李宗恩，袁貽瑾，張孝騫，陳克恢，吳定良，汪敬熙，林可勝，湯佩鬆，馮德培，蔡翹，李先聞，俞大紱，鄧叔群。 人文組院士28人：吳敬恒，金嶽霖，湯用彤，馮友蘭，餘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柳詒徵，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王世傑，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蕭公權，馬寅初，陳達，陶孟和。 去台灣的有李濟、董作賓、袁貽瑾、王世傑、傅斯年、朱家驊、李先聞、王寵惠、淩鴻勳、吳敬恒10人；陳省身、李書華、吳憲、林可勝、汪敬熙、陳克恢、李方桂、趙元任、吳大猷、蕭公權、胡適、薩本棟（1949年1月在美去世）12人遠走海外。 從表中就可以看出，這些當時中國知識界的代表性人物，全中國最聰明的大腦們，高達74%的人，對社會發展方向產生了嚴重的誤判。這些誤判不僅是對他們的學術生涯產生了不可挽回的影響，甚至其中很多位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不幸自殺或者批鬥致死的就多達14個，其中既包括饒毓泰、葉企蓀、陳寅恪這種泰鬥級的人物。也不乏謝家榮這樣全家集體自殺的。而即便僥幸苟活的，也少有沒有挨整、挨批的，不要說再做學術研究，保命保平安就已經不錯。至於郭沫若、馮友蘭這種在嚴酷的環境下扭曲如蛆蟲，爾曹身與名俱滅，可恨又可憐，就更不必提。
相反，有些學識不咋樣的知識分子，比如徐誌摩，見識卻是一流的。 蘇俄革命成功後，在中國吸粉無數。甚至連胡適這樣的人，剛開始也是即為欣賞的，認為蘇維埃是“偉大的試驗”。但徐誌摩則不然。1925年3月，他去歐洲遊曆，專程取道蘇俄考察。他從社會觀察的角度接觸了各個階層的人物，甚至專門拜訪了托爾斯泰的女兒。整個蘇俄社會的麻木和野蠻，讓他大為震驚，在他的《歐遊漫錄》中，他這樣描述：“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實現的。但在現實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海……於是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他對於列寧的評價是：“他不承認思想有錯誤的機會……鐵不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 豪不誇張的說，即使到了真相揭開的今天，還有大把的知識分子沒有達到徐誌摩的見識。 很顯然，諸如董鐵寶這類的悲劇不僅僅在於錯誤的理解了愛國主義。更要命的在於沒有真正理解知識分子的終極使命。那就是： 對於知識分子而言，一生所學到底為何？愛國主義是不是必須考慮的最高目標？ 我們自私一點說，董鐵寶們如果選擇了別的道路，即便不能為自己的國家做出貢獻，也至少可以為學界做點貢獻，最差都可以保留一些知識的種子，為後來的人們留下希望。奮力淹沒於黑暗，留下的隻是一地雞毛。不僅不為黑暗所同情，反而為其所嘲笑。這不僅是對自己、對家人的不負責任，也是對整個民族、整個世界的不負責任。其實像愛迪生這樣的人，從來沒有過任何高尚的目標，驅動他發明創造的更多是商業的利益，但就是這樣，也無法抹殺他對人類的巨大貢獻。因他在為自己創造價值的同時，推動了世界的進步。
人類的知識，本身是不分民族，沒有國界的。不管你是哪一個種族，哪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你為知識的添磚加瓦，都是在不同的側麵推動文明的進步。這個世界大部分的現代科學技術都產生於西方，但是最終都是澤被四海。來自於文明世界的知識，理應反哺於文明世界。這是知識傳播的終極意義。知識分子的才智，狹義的來說，屬於個人，哪怕僅僅是為家人創造更好的生活；廣義的來說，屬於全人類，哪怕它不是光芒四射。如果把自己的才智僅僅限定於服務特定的國家，特定的民族，那這種觀念跟小農社會的“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是一種狹隘的愚蠢，拙劣的短視。 為希特勒研究導彈，為金三研究核武器的科學家，算不算愛國？理論上說，也算是報效國家；殘酷點說，他們的所作所為，無異於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對人類文明產生了嚴重威脅。既沒有真正的幫助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也沒有實現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責任和擔當。如果是沒有選擇尚情有可原，有選擇的情況下你還要以愛國的名義跳入火坑，這就是不可饒恕。 如果愛因斯坦一定要報效德國，那他也許早就死在了猶太人的集中營；如果特斯拉一定要報效克羅地亞，那他也許早就湮滅在世界大戰的某個角落。玻爾、薛定諤、希拉德、漢斯貝特、霍爾寧……他們沒有為祖國服務，卻在更合適的環境和舞台上，實現了自己的才智與抱負，敬了推動了全人類的進步，反過來也讓自己的祖國和民族一樣的受益。誰敢說他們不愛國？！ 這，才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應有的見識。它在大部分時候，比我們的學識更為重要。
離它們越遠越好、越早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