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家人的歡喜當上了副市長的澤文倒沒有那麽慶幸,作為一個一直在搞實業的中層領導,他很清楚煤城如今的工作並不好做,而且是一年比一年難做,為什麽呢?因為市裏的單一支柱產業“煤礦”這幾年越來越往下坡路上走了。煤城因煤炭而輝煌的日子眼看著就要過去了。
從前這裏曾是新中國最早建立的能源工業基地之一,“一五”時期,國家一百五十六個重點項目中就有四個能源項目放在了煤城,想想看,這個沙漠邊上的東北小城當年是多麽的風光!因為有煤,電廠自然就跟著建起來了,當年煤城電廠在全國也是數得上的,很多中央重點培養的幹部都曾到煤城電廠工作鍛煉過,後來有一位離開煤城後步步高升,最後甚至躋身於中央領導班子,這電廠的地位可見一斑,所以煤城也被人叫做“煤電之都”。
一個礦務局,一個電廠撐起了煤城的全部生計,靠的都是一樣東西——“地下的煤”。煤城從建國初就因為地下的礦藏被國家定向為“單一的能源型城市”,那時國家正在進行基礎的工業建設,急需能源原材料,所以並沒有給這個城市綜合發展的機會,煤城也不負眾望,這幾十年來為國家源源不斷地輸出了無數的煤炭,據說用來運煤的火車和卡車加起來可以繞地球四圈了!
這樣了不起的成就讓各級領導,也讓普通的煤城人全都沉浸在“北方煤都”的輝煌裏,以為煤城可以一直這樣走下去,那地下的礦藏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殊不知一個單靠輸出能源過日子的城市是沒有未來的,因為所有的煤礦開采都是要走“開發,建設,發展,萎縮,報廢”這條路,單靠地下的煤吃飯,這個飯碗很難捧上一輩子,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末期,煤城的礦山開始出現萎縮,而一旦到了無法開采的時候,那麽煤城就將麵臨全麵地衰敗,所以在此之前產業轉型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煤城之前的那位老市委書記是個明白人,他曾在四年前就給中央寫信道出了煤城的困境,同時表達了煤城領導班子尋求出路的迫切心情,所以這次換屆省裏就把原來撫遠鋼廠黨委書記馬天生調到煤城當新的一把手。
馬天生是撫遠有名的改革明星,撫遠鋼廠在他的手裏進行了多次重組,大膽砍掉了很多臃腫的機構,在工人中還推行了競爭上崗,多勞多得的政策,據說他這樣一辦為鋼廠大大節省了生產成本還提高了效益,獲得了省裏領導的表揚,馬天生也被迅速樹了典型,成為了全省改革派的領頭人物。現在省裏把他派到煤城來主持工作,應該說是用心良苦,也算是為煤城的改革注入新的力量。
馬書記到任後先對煤城的現狀作了一番調研,之後剩下的卻隻有苦笑,礦上的問題多如牛毛,亂象叢生,讓人根本無從下手,不管從哪裏探進去都像是陷進了沼澤地裏,根本就拔不出來。基本可以說煤城的采礦業已經走到了盡頭,如今就在崩潰的邊緣上,要不是前幾年上一屆領導班子不停地進京去找中央那些曾經在煤城工作過的領導要政策,要錢,礦物局其實在早幾年就已經完蛋了。而這些人之所以能從中央要回特殊照顧煤城的政策,一是仗著煤城從前幾十年給國家做過大貢獻,現在被掏空了,國家不能不管;二就是那些從煤城出去的幹部多少卻不過當年的老情分,老麵子,確實在中央替煤城說了話,這才換來了煤城這五六年的安穩。
可是要飯吃總不是長久之計,更何況現在這飯也是越來越不好要了,東北這一片都是當年的重工業基地,像煤城這樣的單一能源型城市還有好幾個,現在都是瀕臨破產,個個張嘴等著國家給救濟,這讓中央也是相當苦惱,所以現在就駁回各地的哭訴,讓他們都回本地區去自己想辦法進行產業轉型,改革嘛,就得打碎大鍋飯,自力更生,自求發展。
馬天生如今頂著改革明星的光環到煤城接手的便是這樣一個爛攤子。了解完這些具體情況後他也是一籌莫展,煤城現在麵臨的問題就不是他一個市級領導能解決的問題!不過馬天生這個人骨子裏有股不肯認輸的桀驁,膽子又大,敢於投機,所以如今他思量算計了一陣子後,最終決定要到上麵去捅破一層天!
這時正值國家召開全國七屆人大會議,馬天生抓住機會聯合了一百多位代表集體向中央反映了煤炭城市的集中問題,提出了《關於解決煤炭城市問題的議案》。這個議案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議案把全國四百多個資源型城市麵臨的困境揭示了出來,別的不說,僅采煤所造成的采空區和塌陷區就已經成為各個基層政府無法解決的問題,馬書記在報告中還細心地附上了《煤城采煤沉陷區分布圖》,那上麵縱橫交錯的十三個沉陷區標誌令人觸目驚心,據說那些地帶經常發生陷人,陷車,甚至陷房子的事故!這些事故給煤城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上十億的經濟損失,當然更嚴重威脅了人民的生命安全。
而這還隻是礦區問題的冰山一角,實際上當煤礦無法再進行開采時,勞動力的安置問題才是大問題,在這種單一靠礦山的城市裏,礦工不能下井采煤了,他們幾乎無以為生,政府也找不到別的產業來讓他們重新就業,到那時就像澤文說的那樣,成千上萬的礦工和他們的家庭由誰來養活?這些問題不解決,是要出大事情的!
這個聯合議案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重視,後來還專門責成省裏的領導組成了人大代表視察團來到煤城考察調研。馬天生這步險棋走對了,他把煤城推到了風口浪尖上,使它最大程度地得到了國家的關注,他本人當然也因此脫穎而出,不但在上麵掛了名,更以其魄力和膽識在煤城迅速站穩了腳跟。這些都是後話。
再說澤文這邊,進了領導班子,他主要負責抓工業這一塊兒,說是工業其實在煤城基本上指的就是那些跟煤礦配套的廠子。這些工廠都是靠礦山吃飯的,澤文少不了要常常跟礦務局和各個礦的礦長打交道,這些中層領導中有很多都是他的知交故友,相互間在酒桌上都能說上幾句掏心窩子的話,所以澤文比新到任的馬天生更清楚如今煤城工業和礦務的情況,大廈將傾,澤文知道,這個城市的末路恐怕不遠了。
對此,作為主要領導的他無能為力,或者說,麵臨這樣一個從一開始就被計劃錯誤安排的城市,如今沒有人有能力起死回生。他背地裏也跟紹玉議論,那頂著改革明星光環的馬書記能在這裏有什麽作為?
紹玉不置可否,隻是說:“他一個外來的和尚,咱先聽聽他念什麽經吧。”
澤文笑了,他說:“這經不好念啊,就不說礦上還有沒有煤,單說這礦上的人,早幾年上那些大小領導心裏就都明白,礦務局快撐不下去了,既然大家都沒辦法,那還不如幹脆做絕一點,趁著礦上還能出點煤,國家還肯給救濟,這些人都玩命兒地往自己懷裏摟,現在是手裏有大權的就發大財,有小權的就發小財,而那些個沒有權的工人就偷摸兒偷些礦上的零碎東西來貼補家用,就這局麵他馬天生就是個強龍,我看也難壓服!”
紹玉歎了口氣,搖搖頭說:“誰能想到,咱煤城這個當年的亞洲第一大露天礦就這樣完了呢!那馬天生不是咱本地人,幹一屆好不好的拍拍屁股可以走人,咱們這土生土長的老煤城人才真是心裏難受呢,愧對先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