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李院長也不是一點實事兒都不幹的,在他出國考察前後,有一件事,他經常記掛在心上,那就是“東海礦業學院”這不響亮的校名。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礦院各級領導就開始重視起校徽的問題,盡管校徽上寫的就是這個“該死的”名字。
平時,學校不但要求每個學生佩戴校徽,而且強調教師要起表率作用,應給青年學生做個榜樣。學校為此還發了公文,以此引起師生的高度重視。為了嚴肅校紀,有那麽一陣子,學校的相關部門如保衛處、教務處、學生處的工作人員還組成了校徽佩戴檢查小組,天天守在校門口和教學樓入口處,虎視眈眈地盯著來往師生的胸部,要發現那兒“空白”,第一次,口頭警告,第二次,口頭嚴重警告,第三次,禁止進校門。忘了,不客氣,回去取;丟了,沒話說,當場補,另外還得交兩塊錢的材料費和五塊錢的罰款。
經過一番折騰,在礦院的活動範圍內,還真是處處可見那三厘米長一厘米寬的紅底黑字和白底紅字的小牌牌,教工戴紅的,學生戴白的。盡管大部分礦院人在佩戴校徽上漸趨認真,但每個人似乎都對這個小牌子有一種本能的心理排斥。
隻要不在校內活動,如上街辦事或離校出差,教師們大都不會忘記摘掉這個小玩意兒;學生在放假踏上回鄉的征程時,也決不會讓這個小長條陪伴著自己,以免在火車、汽車上讓外校學生對自己側目相看;甚至校級幹部也有同樣的虛榮心,他們受邀外出參加各種慶典活動時,總是“忘記”戴上這個最能說明自己來頭的標誌。
東海礦業學院,這帶著一個“礦”字的校名,是全校師生的一塊心病。尤其是采礦係和選礦係的師生們,總感覺自己的專業低人一頭,恨不得一夜之間就將頭上的“老采”、“老選”的帽子丟進太平洋。徐爽他們的機械係全稱是“礦山機械工程係”,他們對待自己的係名總是化繁為簡,簡稱“機械係”。所有這些,就是後來全院上下熱切盼望改名的深厚的群眾基礎。
在各地院校,由中專改大專,由大專升學院,由學院轉大學,並伴隨著校名更改的滾滾浪潮中,礦院也參與其中,成為一朵不起眼的小浪花。
1992年底,李院長就開始琢磨怎樣將學院名稱中的“礦”字去掉了。從國外考察回來後,他召開了幾個會議。學校領導班子在這個問題上,意見出奇地一致。他們一連打了三個報告到省裏,要求將“東海礦業學院”改稱“東海工業學院”,並曆陳改名的好處,及沿用舊名的弊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誰看了那報告都會怦然心動。在當時的大背景下,哪有不批準之道理?再說,礦業也是工業嗎,也差不離。沒用多長時間,上級就批準了礦院的“更名方案”。
那天,礦院的大門口,上演了一出“新校名揭幕”的輕喜劇。鑼鼓喧天,彩旗招展,還有兩個充氣大娃娃矗立在大門兩側,揮著玉袖,一會兒俯身,一會兒昂首,扭起了秧歌。來了不少佳賓,佩戴著紅花,笑語聲聲,熱烈祝賀礦院變身成為“工院”。
李院長首先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感言,意猶未盡又大談起更改校名的劃時代意義,接著,教工代表學生代表輪流發言,之後,便由校長親自剪彩了。兩名穿著紅衣紅裙的校花,一人抻著一段大紅綢子的一端,文靜甜美地站立在人群中間,就等著院長那一剪子了。
許多路過礦院門口的行人,有的好奇地停下腳步,有的閘住自行車的車軲轆,舉目向礦院門口張望,想搞清楚這人頭攢動,熱鬧非凡的場麵是怎麽回事兒。當得知叫了幾十年的“礦院”已脫胎換骨為“工院”時,他們臉上寫滿了失落。要知道,在東海人心中,“礦院”叫起來是多麽順當和親切耶!那是一個美好的記憶,一段陪伴著他們成長的曆史,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礦石情結。這個新校名聽起來那樣生澀!
不管路人怎樣看,礦院人該怎麽做還得怎麽做。是的,改自己的名,讓別人嘰咕去吧!很快,礦院關起門來又對現有的幾個係名進行了相應地調整:徐爽的礦山機械係改稱“機械工程係”,地質係並入采礦係後改叫“建築工程係”, 選礦係則變成了“化學工程係”。總之,帶“礦”字的一個不留,統統“殺”掉。按李院長的話說“真是大快人心”。
這工業學院的名兒還沒叫熱乎,工院人又不滿意了。工科學院?沒有理科,少了一條腿嘛,不完美。理科有啥了不起的?能辦工科,就能辦理科。於是,又在最短的時間內,像變戲法似的,建了數理係,生物係,信息係,接著,報告一打,上級考察,醞釀一段時間,東海理工學院的招牌又出來了。
糟糕的是,“東海理工學院”的牌子掛出來僅三天,就發生了一樁連李昌鈺也難破的疑案:南大門牌子上的“理”被人挖掉了,而代之以“民”,變成了“東海民工學院”。學院及時發現了這一“階級鬥爭新動向”,還心驚肉跳地報了案,很快,來了一幫穿藍製服的,又是拍照,又是筆錄,忙乎了半天,最後,也沒挖出隱藏很深的“階級敵人”。
但這絲毫不降低領導們更改校名的熱情,礦院改校名可以說是前赴後繼,繼往開來。李院長走了,來了朱院長。朱院長的氣魄更大,他實在不滿意“學院”二字,他的理想是將學院鼓搗成大學。
這個難度就大多了。為了改大學,學院煞費苦心籌建了五個新係:經貿係,海洋係,外文係,中文係,測繪係。朱院長說,我在任的第一個目標是建設“東海理工大學”,第二個目標才真正到位了,那叫“東海大學”,屬於綜合性大學。
朱院長還特別為改校名一事召集了幾次校長辦公會議,並召開了兩次職工代表大會,讓大家集思廣益,為未來“新礦院”的響亮的名字獻計獻策,準確定位。
朱院長在各種會上侃侃而談,特別強調更改校名的重大意義,而且,還能舉出一些活生生的例子表明“改校名”是一種國際上流行的趨勢。他說,早在二十年代,人家美國的“南卡羅來納州”(應該是口誤,把北卡說成南卡了)達勒姆的三一學院就改名為杜克大學,現在赫赫有名的杜克大學那真是家喻戶曉。杜克是誰呢?就是一個富豪,給那個學校捐了4000萬美元。說到這兒,老朱還幽了一默:別說4000萬美元,誰要能捐400萬元人民幣,我就打報告以你的名字來給學校命名。我,朱大同,是沒這個能力了。
盡管礦院已將“礦”字改掉了,但當年任副院長如今已經扶正的朱大同還是時不時在各種場合,回憶往昔帶著“礦”字辦學的艱辛。他在全院師生代表大會上慷慨激昂地說,校名改與不改,決不是個小問題,它關係到學校的生存與發展。想當年,咱們礦院的校名,讓不少人望而卻步,別說招生會遇到困難,就是招聘人才也會遭遇難堪。
大家可能不知道,前些年,我們看重的兩名人才,都是碩士研究生,一個來自湖南,一個來自西北。湖南的是學機械的,來我們學校考察,沒說幾句話就問,你們學校主要是“建礦山,挖礦井”吧?下礦井的機會多嗎?還說,他的一位中學同學是學礦井建設的,畢業後分配在一所煤炭學院教書,一次帶學生下礦井搞認識實習,不幸遇到井下塌方,砸得下肢癱瘓了。這個人才,就這樣被我們的校名嚇跑了。那個西北的是學數學的高才生,他的問題更滑稽,他說:你們不是開礦挖煤的嗎?用不著什麽高深的數學吧?我擔心到你們學校來沒有用武之地。
當然,他們對我們的專業存有某些偏見,他們的認識並不正確全麵。但我們不能改變人家頭腦中某些固有的東西,我們能做的就是給我們的校名來個改頭換麵,讓它以全新的麵貌出現在世人麵前。其實,教師不好招聘,還不是最重要的,畢竟不少有識之士,還是來到了我們學校,在這裏深深紮下了根。最要命的是,礦院的招牌嚇退了不少考生。
現在,高等教育的競爭日益激烈,說實在的,已經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學生報考學校時,首先在腦子裏反映的就是學校的校名。有人把改校名看成是投機取巧,是商業行為,自視清高地遠遠避之,我看大可不必。是商業行為又怎樣?本來嘛,學生就是我們最重要的顧客,如果我們失去學生,就會失去市場,最後就沒有了立錐之地。你清高,喝西北風去吧!
台下不少人,用一種奇異的目光,凝視著“其言豪也,其行壯也”的朱大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