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色會（五）----黃永繁老師

文：謝盛友

在中山大學讀書的時候，二年級有一次要下課之前，時任德國語言教研室主任的章鵬高老師讓我們留下，章老師給我們介紹了黃永繁老師，說三年級開始黃老師教我們德國文學史。後來我知道，章鵬高、黃永繁都是南京大學德語專業畢業，他們都曾經是張威廉（1902－2004）的學生。我還了解到，黃永繁在南京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寫了一篇評論，發表在當時的文匯報副刊。他評論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的長篇小說《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 ，小說有一個副標題:《一個暴君的末日》(Das Ende eines Tyrannen)。小說反映十九世紀末德國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的虛偽和墮落，他們為了鞏固軍國主義統治，采用專製高壓手段，對青年一代進行奴化教育。垃圾教授對待學生猶如一個“暴君” ，瘋狂一時的垃圾教授是短命的。 

也許是那篇文章的關係，黃永繁大學還沒有畢業就被打成“右派”，一直到1980年才被摘下“右派”帽子。他從哪個“牛棚”裏出來，我並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是，我非常清楚地記得，在教授德國文學史時，有一天講到亨利希·曼，黃永繁心情很激動，他說研究問題時，一定要閱讀原著，不要看那些解釋性的文章。看看亨利希·曼的原著是怎麽寫的，看了才會有自己的理解。如果先看別人的解釋，而不是看原著的話，就容易受到別人解釋的影響，反而限製了自己的看法。

在中大讀書時我就知道，黃永繁參與翻譯Alfred Kosing的《馬克思哲學詞典》(Marxist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並校對了黃敬甫(也是我的德文老師)翻譯的《羅莎·盧森堡全集》。

黃永繁的太太在暨南大學當老師，他們家住暨南大學蘇州苑15-505。1983年畢業時我和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妻子張申華(也是黃永繁的學生)去暨大探望他，黃老親自出來開門，告別時他把我們送到暨南大學門口，他說：“盛友，我很喜歡你這個樣子，希望你今後繼續保持你自己的這個樣子。”我目送他回去，望著他的背影，心中甚慰，又敬仰，又溫暖。

1988年我坐火車來德國巴伐利亞自費留學，此前我去看望黃永繁老師，彼此對話，記憶猶新。

   我：“我們這代人在文革中長大，離開書本離開知識實在太遠了，我隻想讀書！”

   他：“文化大革命隻是耽誤你們這一代人，其實毀害人最深最久的是《進化論》。”

告別前我問他除了讀弗朗茨·卡夫卡外，還應該讀哪些書。他推薦我認真閱讀漢娜·阿倫特和卡爾·雅斯貝爾斯。帶著這些細節，我坐火車經過蒙古、蘇聯、波蘭、民主德國到達班貝格。

第二年我兒子謝於驊出生，他來信恭賀我弄璋之喜，讚揚我的邊讀邊工邊養的“三邊政策。”聖馬丁教堂的牧師親自上門輔導，希望我兒子接納天主教受洗，我回信問他如何決定。黃老師立刻回答：“那是上帝的恩典，不可拒絕。”我很感恩，兒子一路走來，都得到神的守護，成為一名物理學家一個優秀的父親，這與兒子在教堂的成長有密切關係。

1989年11月9日，屹立了28年柏林牆被推倒，此後兩德簽署政治和約，1990年德國重新統一。柏林牆倒塌的第二天我跟黃老師打電話，他激動地說：“Ein Deutschland zwei Staaten一個德國兩個國家或者一個國家兩個政府能夠實在地解決民族尊嚴問題。” 1994年我以《中國人的代價》一文榮獲台灣中央日報首獎，剪報郵寄給黃老師，他為我感到自豪之外，更欣賞的是兩個德國的基礎條約。我的法學博士論文就是研究基本條約。兩德於1972年簽署基本條約 （Grundlagenvertrag），做成3項原則：1、統一是兩個德國的曆史使命；2、東西德彼此不是外國；3、基本條約是政治及曆史行為，完成之後就要透過法律行為來完成。柏林牆倒塌了，國家為什麽沒有破碎？因為德國有牢固的國家棟梁和牢固的國家架構，還有全體德意誌人民用血肉支撐著這個架構。共同的血肉感情基礎支撐著一個牢固的構架，這個構架在德國就是“一個德國”。 

他生前我最後的一次電話，基本內容是，我告訴黃永繁老師我將永久居留德國，準備入黨參與從政。他十分表示支持，說：“基督徒就得有擔當，融入德國社會，不論寫書還是教書，都不如從政來得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