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半球
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
1970年下半年，隻有15周歲的我被分配進無錫市動力機廠。那時恰逢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如火如荼，這種運動說到底就是給人雞蛋裏麵挑骨頭，樹立一批政治賤民加以羞辱，借以轉移人民對社會貧困的不滿。記得我們第一天上班，剛跨進廠門就大吃一驚，在道路兩旁密密麻麻地站立著兩排人牆，每個人麵向前方，90度低垂著自己的腦袋，脖子上無一例外地掛著一個長方形的大白紙牌，牌子上用毛筆寫著”反革命份子XXX“、“資本家XXX”、“右派份子XXX”、”貪汙份子XXX“、”國民黨員XXX“等罪名，林林總總的罪名有幾十種之多。在這近兩百人中，資本家這個罪名最多，約一半的人都掛著這條罪名的牌子。每天早上，這些所謂的階級敵人必須提前半小時站在工廠入口大道兩旁，向上班的廣大職工請罪。
當時無錫動力機廠是個約千餘人的機械廠，其中一大半的職工，還是剛被撤銷的原農業機械技校的師生，哪裏來的這麽多“階級敵人”？原來1956年政府將無錫市內64家私營機器作坊合併在一起，成立了公私合營動力機廠。後來不知哪一年，公私合營這四個字被拿掉了，隻剩下動力機廠，原來的那些小工廠主不但丟失了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產業，還成為所謂的階級異己份子，變成了專政的對象。1965年，政府天天擔心會打仗，將動力機廠百分之八十的人員和設備內遷重慶北陪，組建了紅岩機器廠。職工中的所謂階級敵人則留在原廠繼續監督勞動，有什麽運動來總是先拿他們開刀。
進廠的我們被分配到哪個車間，大致就是看你的階級出身。在哪個年代，隻要父母不是工人貧農革命幹部的，都屬於隻能使用，不可重用的勞動力。這些人基本被分配到機械廠最苦最累的兩個車間 - 鑄造車間和鍛造車間，我被派到鑄造車間。一起被派到鑄造車間的小夥伴裏，還有無錫原副市長的兒子。他父親在文革中被打倒，兒子隻得和我們一起揮汗翻砂。不過林彪事件之後，老幹部被重新啟用，翻砂的兒子立刻作為工農兵學員安排進了大學。這就是中國的傳統和現實，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旦失寵全家遭殃。
在鑄造車間，我被分配在有色金屬小組，專門從事銅和鋁的鑄造。十多個人的工作小組中有著兩個階級敵人，一個是人高馬大的爐工老董，因為在民國時期做過警察，於是被冠上“偽警察”的罪名；另一個是瘦弱矮小的老蕭，擔任車間雜工的他，曾在民國時期經營一家鐵器作坊。他在50年代還是政府的合作對象，到60年代漸漸變成的專政對象，不但私人財產被剝奪一空，自己也從受人尊敬的企業主成為人人可以打罵的政治賤民。經濟和政治地位的雙重打擊，讓老蕭完全喪失了精氣神，50歲出頭的人佝僂著腰，遠看就像70多歲的老人。他逢人陪著笑臉點頭哈腰，希望以自己的順從，來換取生存的空間。老蕭的舉止言行成為“苟延殘喘”這句成語的最佳現實寫照，讓人看著心酸。
蘇北難民出身的老董和老肖不同，他不僅長的身高馬大，內心有著一份死豬不怕滾水燙的強悍。每天早上在廠門口掛牌示眾完畢，回到車間他將寫著“偽警察董某某”的牌子扔到一旁，立刻神情自若地和旁人聊天，仿佛剛才彎腰掛牌人並不是他。平時老董自顧自管著那台熱氣蒸騰粉塵飛揚的焦炭爐，對任何想指使他幹額外活的同事從不假以顏色。他拉開嗓子一吼：“你來管我的爐子啊？！”總能立刻把人懟了回去。大部分人都是欺軟怕硬的，老蕭低頭彎腰，老是有人用言語和行動去欺負他：老董破罐子破摔，反而沒有人去招惹了。但是套用一句文革期間常用的話：樹欲靜而風不止，在那荒唐的年代，莫名的橫禍，還是以一種誰也想不到的方式落到了老董的頭上。
當時流行的政治口號是抓革命促生產，革命是第一位的事情。每個星期總要開幾次全廠大會，批鬥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世界革命形勢教育、推動運動深入發展 …… 現在回看那些會議，無一不是神經錯亂之人的鬧劇。但在當時政治高壓的態勢下，沒有人敢對此掉以輕心。每次開會，全廠員工將大會堂坐的滿滿當當，主席台上的人拿起話筒敲一敲，全場立刻鴉雀無聲，主持人滔滔不絕的演講常常可以持續好幾個小時。
記得那天開會是關於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運動的動員會，事件的起因始於1967年，北京外語學院成立了名為“五一六”的紅衛兵組織，他們全力抹黑周恩來，將其作為主要打倒對象。這個紅衛兵組織隨即被中央打成反革命陰謀集團，更於文革後期在全國開展深挖五一六分子的運動，藉以徹底清算造反派。無錫所在的江蘇省全省共有25萬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超過2000人死亡，文革期間每一場運動都會人為製造出無數的悲劇和冤魂。當時廠革委會主任周某某正在主席台上慷慨陳詞深挖五一六分子的重要性，突然在會堂的右後角落裏爆發出“阿嚏、阿嚏、阿嚏！“的打噴嚏聲，這三聲噴嚏可真是噴薄而出，一聲比一聲響亮。我扭頭一看，那不正是同事老董嗎，這家夥不知是鼻竇過敏，還是什麽神經缺陷，常常會情不自禁地連打噴嚏。這突如其來的噴嚏聲，不但吸引了全場的眼光，而且打斷了周某某的講話。主席台上趾高氣揚講的正歡的周某某被驚得忘了講到那裏，他滿臉漲的通紅，老羞成怒地吼道：“是誰這樣囂張？立刻給我拖出去，堅決把這種反革命氣焰打下去！”，立刻有幾個基幹民兵衝過來，將已經被嚇得魂飛魄散的老董架了出去。
當時各級領導看誰不順眼，可以立刻將其隔離審查。老董當天就被關進小黑屋，徹底喪失人生自由，同時被要求交代他破壞大會氣氛的動機、目的、以及同黨和後台，可憐的老董哪裏交代得出這些天方夜譚般的內容。於是老董作為死不悔改的老反革命，一次次被押回鑄造車間開批鬥大會。車間裏的同事人人知道老董打噴嚏的毛病，但是上級領導已經定性的事情，又有誰敢出頭去捋虎鬚？大家隻能順著上麵訂下的調調，一個個出麵揭發老董所謂的反動本質，於是老董平時桀驁不馴的言行被誇張成不滿現實抗拒政府圖謀不軌。老董平時看起來硬氣，但他到底是一個沒有文化的粗人，哪裏經曆過這般以言語殺人和牆倒眾人推的陣仗。在隔離審查第三周的一個深夜，老董上吊自殺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壯男，就這樣莫名其妙地一命嗚呼。我們的後代，和任何一個生活在正常社會裏的人，都難以想像一個社會可以淪落到如此的荒誕、絕望和陰暗、充滿了殘忍的色彩。麵對老董的死，我不知道那些落井下石的同事們會不會有一絲內疚和負罪感。事實上，讓所有的人手上都沾上血，這不就是文革發動者的初衷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