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子君
中年男人，無意識的來到英國，想用自己生活在英國的眼睛審視正在麵對的生活。或許有點片麵，但隻是自己的一家之言，歡迎評論。
那個年代在信息通訊極為不便的情況下，我們得到外界資訊的渠道主要是廣播。那時候從城市到農村，高音喇叭遍地開花，從城市的主要街道，到我們插隊的農村生產隊以致農民的家庭院落，都安裝了廣播喇叭，從大喇叭中我們得到中國乃至世界的各種訊息。我們科研站也不例外，大隊的廣播站就設在我們科研站裏，每天的大喇叭早上6.30分準時開播。那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聲音傳遞著最新的消息和政治動態，而每晚八點的“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節目”和早上六點三十分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都是發布最新新聞的時間。在我們下鄉一個多月後的12月某天，清晨6.30廣播中傳出哀樂，接著聽到了康生的死訊。但是剛剛過完七六年的元旦不久，元月八日，廣播中再次傳出哀樂，我們還沒有起床，住在大通地鋪的我們注意的聽著，猜想著又是哪位中央領導人不在了，但是當從廣播員口中說出周恩來三個字的時候，大家不約而同的驚呼起來。周總理，是周總理嗎？大家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事實是無情的，千真萬確的是周總理去世了。
其實今天的人們大概很難理解當時絕大多數老百姓對周總理的那份感情，那時在人們的心中，毛主席是領袖，某種程度上他甚至可以說是我們心中的“神”，但是周總理確是全國人民的管家總理，似乎是我們每天都能看見的人。七十年代以後，毛主席隻是會見外國的首腦，而周總理則幾乎每天都會出現在廣播中和報紙上，每個人都能感覺到周總理日理萬機的辛勞，看著日漸消瘦的總理，看到住院還在不斷接見外賓的總理，每個人都非常的敬佩和愛戴著我們的總理。盡管知道周總理住院很長時間了，也盡管知道他很久沒有露麵了，但是當聽到周總理去世的消息，每個人都是難以形容那種心中的悲傷。元月十日那天，我和另外一個知青被派往距離我們十五裏路以外的一個鎮去辦事情，那個鎮上有一個很大的工廠。到了鎮上我們看到很多人胳膊上都帶著黑紗，開始還不明白怎麽回事，後來才知道大家都是給周總理戴的黑紗。路過一個裁縫鋪，很多人在排隊，上前一看原來是人們在那裏等候踩著縫紉機的裁縫師傅做黑紗。我們也立即排隊花一塊錢做了兩個黑紗戴上了。下午回到我們科研站，恰好我們一個知青剛從省城回來，然後繪聲繪色的告訴我們在西安的市中心鍾樓和省政府所在地新城廣場，擺放了許多花圈，貼了很多悼念總理的大字報等。說的我們心潮澎湃，我和幾個知青當時就要請假回西安，但是被站領導阻止了。此時上級傳達了中央文件，要求大家化悲痛為力量，堅守工作崗位等等。過了兩天開始吊唁周總理，晚上我們跑幾裏路到公社的大院看電視新聞，電視上中央領導吊唁總理，江青沒有摘帽子，當時就有人質疑，說江青怎麽連帽子都不脫。
春節後又回到知青點，轉眼到了四月份，清明節快到了，聽說西安又開始悼念總理，很多花圈上街了，很多的大字報小字報都是悼念總理的。聽說了總理的遺言，很多所謂的“謠言”等等。但是四月五日高音喇叭卻傳來了鎮壓“天安門事件”的消息，因為此前沒有聽到過北京的信息，看到這個報道感到十分震驚，悼念周總理竟然釀成了政治事件。第二天，我父親匆匆來到我這裏，囑咐我千萬小心不要輕舉妄動參與什麽事情。我父親在六八年也是下放到這個縣的幹部，開始在農村，後來抽調到縣政府，粉碎四人幫後才又回到西安。清明後開始了追查政治謠言的活動，甚至將我傳抄的《南京知青之歌》也從本上撕下來上交了。到了六月份出現了一件我至今記憶猶新並且當時很疑惑的事情。大概從七三年開始，國家恢複了一些期刊的發行，例如《人民文學》、《大眾電影》、《航空知識》等等，其中我寫的這幾個刊物當時我是每期必買的。那年六月我回西安，幾本六月份的雜誌每份中間都加了一張毛主席的標準像。當時感覺很奇怪，很久以後才大概明白，那時毛主席已經病重，並且就不露麵，可能是當時上邊的意思，告訴大家毛主席很好。
七月初又傳來了朱德去世的消息，大家又是一陣感歎。緊接著到月底就發生了唐山大地震，根據預報似乎還有大地震發生，到處都搭建防震棚，我們也在科研站大院搭了防震棚，幸好是夏天，睡在外麵似乎也很舒服。我們還安排大家輪流值班，一旦地震發生好提醒大家。當時有一個女知青死活不願意睡在外麵的防震棚，覺得是庸人自擾，後來也似乎證明她是對的，而我們大家都是膽小鬼。九月九日那天，我們在外邊的田裏幹著農活。下午三點多，我偶爾回科研站裏取東西，忽然間遠處傳來高音喇叭的聲音，飄忽著傳來哀樂，緊接著傳來了播音員沉重的聲音，但是那是公社的高音喇叭，很遠，聽不清楚，我們科研站大隊的廣播站喇叭沒有打開。我跑回宿舍，打開我的收音機，這下聽清楚了，是毛主席去世了，我再一次被震驚。我三步並作兩步跑回勞動的地方，告訴大家，毛主席去世了，一個女知青指著我說，別胡說，我說沒有胡說，廣播中說的。這是大家誰也無心幹活了，跑回知青點，這時大隊的喇叭也打開了，我們都靜靜地站在那裏聆聽著訃告。
九月十八日，毛主席追悼大會。此前科研站讓女知青紮了一個大大的花圈，在院落的空地上設立了一個會場。可是下午快三點的時候，忽然下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大家隻好全部躲進院落後邊的房中。三點，追悼大會開始，奏哀樂，默哀的時候，大家都站了起來。可是一個平時很孬的一個知青卻不肯站起來，滿不在乎的樣子。我順勢踢了他一腳，說站起來，平常挺橫的他，此時一看大家都挺惱怒的瞪著他，啥話也不敢說，趕緊站了起來。追悼會結束的當天晚上，我和幾個知青聊天，我用我當時一點微薄的曆史知識分析，領袖去世後的權力過渡和誰將是接班人。根據蘇聯斯大林去世後的過渡人物馬林科夫的經曆，我猜測黨內會有一場權力鬥爭。這些話我記得很清楚是因為竟然沒有過多長時間，我說的那些話就應驗了，事後曾有其他知青稱讚過我當時說過那些話。國慶節後的十月九日晚，躺在床上聽著收音機。大約十一點過後，我又悄悄地調到“敵台”偷聽。我這個收音機是我父親在六四年買的，是當時上海出產的凱歌牌五管晶體管收音機，音質很好，靈敏度也不錯。我聽我父母講過，當時花了74塊人民幣買的這個收音機，花了我父親將近一個月的工資。相當於當時普通工人兩個月的工資。從此後，這個收音機成為我的心愛之物。雖然它隻有中波，但是偶然也能收聽到台灣電台或者美國之音。但是在那年的十月九日晚，卻聽到了令我萬分震驚的消息，說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被抓起來了。當時我們這些底層人民對於黨內鬥爭並不了解多少，但是關於黨內路線鬥爭的宣傳確是被經常灌輸的，十次路線鬥爭的曆史我們已經銘刻在心。但是這次在毛主席剛去世不到一個月，四人幫被捉還是讓人震驚。第二天，我把這個消息悄悄告訴我們的一個女知青，因為我與她很談得來，她是那種讀過很多書的女生。她的反應卻讓我意外，她先是睜大眼睛表示不相信，但是當聽我說是美國之音的消息後，她竟然一拍大腿，高興地跳了起來，大聲說道，太好了，太好了。她說，這幾個人壞透了。與我這幼稚的大腦比較起來，她卻似乎成熟的多。後來才知道，她的姐姐姐夫是在西安一所大學的教工。學校裏到處傳播著人們對於四人幫的厭惡，對於文革所作所為的不解，以及對鄧小平的同情。那時盡管我們還年輕，但是成年的人們有著他們自己的判斷。無論什麽事情，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自己的秤。
在那個年代裏，普通人們對於毛主席的崇敬、對於周總理的熱愛、對於鄧小平的支持以及對於四人幫的憎恨都是發自內心的真實反映，這種感情讓我們很難改變。在政治風雲的激蕩中，我們度過了踏入社會的第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