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開沅（1926年7月8日-2021年5月28日），著名曆史學家、教育家、美國奧古斯坦那學院（Augustana College）榮譽法學博士、日本創價大學與關西大學名譽博士。早年就讀於金陵大學，後長期執教華中師範大學，是享譽國際的中國辛亥革命史研究會、華中師範大學曆史研究所（現改名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的創辦人和領導。
1951年9月入華中大學(即今華中師範大學)，在曆史係先後任教員、講師、副教授、教授等職。1985年8月～1991年3月曾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2015年任武昌首義學院（原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榮譽校長。
21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跨越”發展之聲不絕於耳，且見諸聲勢浩大的行動。成績似乎令主事者陶醉，經常掛在口上的主流話語是：“2007年，我國高等教育在校生總規模超過2700萬人，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3%，成為名副其實的高等教育大國。”但這些耀眼數字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麽？所謂“跨越”發展帶給教育的是禍是福？人們的認識並不一致，甚至存在深刻分歧。2009年初，政府發布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並公開征求意見，隨即引發一場全國範圍的討論，網絡上的各種爭議更為火熱。3月2日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提出《徹底整頓高等教育十意見書》，建議：一、廢除自學考試製度；二、取消不合格的在職研究生學位；三、砍掉一半大學的博士授予資格；四、大學必須與所謂“獨立學院”脫離關係；五、讓成人教育回歸職業教育；六、停止大學辦分校；七、整頓大學的科技開發園和研究院；八、實行教授定編製；九、砍掉2/3的大學出版社和學報；十、整頓“大少爺作風”，嚴查大學財務支出。據《長江商報》“高教十症”調查結果（3月12日公布），近兩千網友投票，除第一、九兩條外，其餘8條意見均獲“7成以上的網友力挺”。當然，高教之病並非僅限這10條，而這10條也不一定都是最為嚴重之症，但這畢竟是一位資深大學校長率先響應政府號召，全麵係統地坦陳自己的批評與建議，理應給予應有的尊重與理解。我與劉道玉教授相識已久，而且都是在1980年代出任武漢地區中央直屬高校的校長。他雖然比我年輕，但在高校行政管理方麵卻比我出道早得多，而且還曾在教育部主持過重要工作。我非常敬重他對教育事業的革新精神與執著追求，對他此次提出的批評建議更深有同感。應該說，劉道玉是1980年代那批大學校長的傑出代表之一，他的意見包含著眾多師生積壓已久的共同心聲。但我不想重複列舉或補述當今高等教育的各種弊端，而寧可探索我國高教何以在錯誤的道路上走得這麽久、這麽遠，危害又這麽深！
記憶所及，1980年代的高教基本上是正常發展的，盡管體製、教學、科研等方麵的革新步履艱難。1990年代以後，“教育產業化”作為決策開始推行，主要驅動力來自比教育部更為強勢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我至今還記得若幹權威人士在報刊和電視上發表的那些夢囈或狂想，仿佛高教一經形成規模宏大的支柱產業，就可以財源滾滾，帶動國民經濟的發展。沒有經過任何民主谘詢，決策究竟有多少科學性也不得而知。——1999年就從上而下倉猝地敞開“擴招”的大門，加上此前也是從上而下促成的高校大合並，一味追求擴展辦學規模的狂熱浪潮開始形成了。中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誠然需要加速高等教育的發展，國民素質的普遍提升，也需要高等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型；但無論從哪方麵說，都不能犧牲整體質量，否則教育即令轉化成龐大的產業，也隻能視之為高成本、低效益而虛有其表的泡沫經濟。很不幸，有關部委一意孤行，並且以“跨越”一語要求高等教育勉力推行21世紀新一輪“大躍進”，大學遂成為重災區。緊接著又是在“跨越”號召下，出現彌漫全國的“升級”狂熱。中專升為大專，大專升為學院，學院升為大學，其實好多學校根本不具備升級條件。許多正規大學也不安於現有定位，甚至連“教學型與研究型”這樣的雙重身份都不滿足，一定要往“研究型綜合大學”躥升，而已經具有“研究型綜合大學”特殊身份的所謂“985”大學，又紛紛向“世界一流”狂奔——真可以說得上如癡如醉，舉國癲狂。大學內部的各係也不安於現有定位，紛紛爭先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升級”良機，於是好多係、所上升為學院，個別係還分身為幾個學院。有些研究所也不甘落後，自行提升為牌號甚大的研究院。某些“特大”大學由於下屬學院太多，校領導管不過來，又在校、院之間設立“學部”，儼然泱泱大國氣派。相形之下，原有許多係、所的地位則江河日下，往往自嘲為無非“教研室”。與過往相比，現在的大學管理機構名目繁多，層次重疊，越來越像龐大而又複雜的官僚機構，與原先標榜的“精簡、效率、效益”革新目標背道而馳。大學現在確實很忙，因為學校越辦越大，學生越來越多，教師的教學負擔也越來越重。特別是年輕教師，為了從助教升為講師，講師升為副教授，每年還要達到發表若幹論著的所謂“剛性指標”。校、院、所各級領導更忙，因為“擴招”也好“升級”也好，並無足夠的財政撥款，還得“自籌”財源彌補經費不足，於是便想方設法“創收”，乃至變相推銷形形色色的“學曆”，當然更少不了“跑部前進”，爭招生數額，爭項目經費，爭科研課題，爭學位授予點等等。而教育部及其下屬各司局又巧立名目，精心設計繁瑣的申報、評審、驗收等手續，其中僅本科教學評估一項，就把全國高校折騰得人仰馬翻……試問，在這樣勞民傷財的紛紛擾擾之中，大學領導又有多少餘閑精力用於改善管理以期實實在在地提高教學、科研水平呢？高校素質的整體下降已成為有目共睹的事實，而更為嚴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虛作假造成的誠信流失。我們現在還有大學精神嗎？今後大學精神的重建恐怕不是一兩代人的真誠努力所能完成。高教的積弊不僅年深日久而且盤根錯節，徹底整頓談何容易。從深層根源來剖析，主要問題仍在於主管教育者對教育本身缺乏正確的認知。教育的對象是人而不是物，教育者與被教育者之間需要良性的互動，而不是單向的“灌輸”、“塑造”。教育的起點與歸宿都是愛，都是人性的完善與提升。所謂“以生為本”，就是以人性為本。現今教育當局主事者把各項重大措施都名之為“工程”，實際上是忘記了人性不同於物性，學校不是工廠，教育更不同於製造業的生產流程。說到底，教育是細致的教化而不是簡單的製作。把教師比喻為“靈魂工程師”未必完全確切，但教育的根本畢竟是人格的養成，這已經是人所共知的常識。積60年高教工作的親身體驗，我總覺得教育應該是慢工細活，教師更像精心培育花木的園丁，必須按照植物的生長規律與季節的環境變化，循序漸進地從事本職工作，而最忌急於求成和揠苗助長。與其主觀武斷地通過行政命令推行一個緊接一個折騰大學師生的所謂“創新”或“跨越”，倒不如讓大學保持相對安寧的校園，也許順乎自然的“蕭規曹隨”比什麽“開辟新紀元”之類豪言壯舉更有利於高教的發展。從曆史上看，無論古今中外，成功的教育改革往往表現為漸進式積累及作為其結果的“水到渠成”。“文革”以前，多次急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不僅未能實現“教育革命”的預期目標，反而嚴重損害教育本身，特別是挫傷了眾多師生員工的積極性。這個教訓極為沉痛，但似乎早已為現今教育當局所忘卻，並且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以新的形式重蹈覆轍。現在雖然不再有人公開侈言政治掛帥的群眾運動，但是動輒以政府行為推行全國一盤棋的舉措，依然忽視教育的連續性與相對穩定性。朝令夕改，而且政出多門，讓許多大學無所適從。以前“教育革命”主要靠政治威權，現在卻主要是靠“利益驅動”，以形形色色的各類“工程”與相應的“課題”、“項目”經費促成“跨越”導向。同時，又擬訂各種繁瑣而脫離實際的指標體係與評審程序，迫使大學順從就範。如果說過去的大學是屈從於政治壓力，現今的大學則是傾倒於金錢的魔力。政界“跑官”，大學“跑點”，而且都一同“跑步（部）前（錢）進”，這已經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潛規則”。大學的墮落已經令人難以容忍，但教育當局仍然沉醉於少數追隨者的歌功頌德，至今未能深切反省，因此在錯誤道路上愈走愈遠。最近，為浙江大學所謂院士課題組“抄襲舞弊”事件，教育部也曾嚴辭痛陳要下“猛藥”，但“猛藥”似乎隻是針對大學，學術道德教育主要針對學生，真是匪夷所思！我認為，追根求源，如果現行教育體製依然原封不動，中國教育改革也隻能停留於修修補補，根本難以革除錯綜複雜的各種積弊，因為大學根本沒有自我完善的空間——而恕我直言，許多大學校長也沒有自我完善的膽識，甚至沒有自我完善的內在醒悟。因為其中有些人已經習慣於唯命是從，隨波逐流，把學校作為個人晉升之階，千方百計在“跨越”與“創一流”的虛熱中顯耀自己的政績。種種事實表明，在目前教育部這樣強勢集權的管理體製下，大學很難在教育改革中有根本的轉變。教育改革，千頭萬緒。我認為，當務之急是兩個回歸：一是回歸大學主體，一是回歸教育本性。而關鍵首先是體製改革，讓大學獨立自主地按照教育自身規律來辦好教育。我深信，大學應該把握自己的命運，大學必須自我完善，大學也能夠自我完善，大學的希望在於大學自身！
